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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世界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同步的一轮复苏，周期性因素和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全球贸易增速超过全球经济增速。然而，就此判断全球贸易增长步入新的繁荣周期仍为时尚早，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没有改变，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与不确定，以及2018年新年伊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全面升级，进一步加剧爆发“全球贸易战”风险的可能性。预计2018年及未来数年，全球贸易复苏可持续性与增长幅度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发展将迎来持续性竞争性挑战，步入“结构性冲突期”。
2017年全球最突出特征恐怕是金融危机十年来，得益于全球需求回暖，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投资开支增加，以及欧洲多国选举波澜不惊，极右翼势力暂时得到遏制等因素，金融危机期间破坏的贸易关系得以修复，全球经济与贸易实现了同步性、共振性、普遍性复苏，开始摆脱2008—2016年贸易增加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Slow Trade”的“休克状态”。从复苏力度看，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5.1%，增长率创下了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同比新高，如果刨除2011年后报复性增长因素之外，这一增速则为2007年三季度以来时隔10年最高增速；从复苏范围看，根据WTO统计，2017年，在WTO成员国中，出口同比正增长的有62个国家，占比为87.3%；进口同比正增长的有60个国家，占比为89.6%。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罕见实现同步复苏。从区域上看，亚洲、北美复苏势头强劲，实现大约6.4%和4.2%增长，成为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拉动性力量。
驱动本轮全球贸易强势复苏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本轮全球贸易复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存在哪些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是否能就此判断全球贸易将重现2002—2007年的贸易繁荣周期？
首先，中美是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两大引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取代这些年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动能的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回馈效应带动全球贸易增速反弹。根据IMF 预测，2017 年全球GDP 增速为3.5%，其中中美GDP 增速达6.7%（实际增长6.9%）和2.1%，分别拉动全球GDP 增长1.0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共计贡献全球增速43.8%。在中美共同推动下，消费品需求、资本品需求得以复苏。中美等国进口显著回升推动资源型国家出口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范围扩大，电子零配件与制造业设备相关贸易流量大幅增加，成为本轮贸易增速反弹的主要贡献因素。
其次，亚洲区域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可以划分为三大价值链板块：北美、欧洲与亚洲地区，每个地区都已形成区域价值链，各区域之间又形成密切的洲际价值链关系。亚太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循环中发挥了枢纽和节点作用，由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地位，全球贸易复苏得以新一轮启动。根据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布的《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亚洲对本轮全球贸易回升贡献最大，拉动了2017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的5.4%，远高于欧盟和北美的1.9%和1.5%。
第三，全球制造业的整体性扩张与结构性变化。由于全球新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及产业化正逐步渗入到各国生产端和供给侧，形成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全球工业投资与制造业复苏也大大提升了全球制成品和中间品贸易增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制造业同比达到3.2%的增速，为2011年以来新高，主要是以下原因促成：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自动化、机器人和数字产品等先进制造业正在全球稳步扩张。新技术的发展和行业自动化发展趋势正促进全球制造业总产量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二季度，全球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率实现了同比增长5.3%，扩张幅度更为显著；中等技术制造业增长约为2%；低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3%。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增长高于低科技产业，反映了世界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WTO 2017年报告显示，近两年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推动全球贸易结构转型，运输、物流、分销及数字技术等为货物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设施，跨境服务有效协调跨境生产成为提升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第四，被忽視的基于统计因素的“基期效应”原因。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低至1.3%，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因此，2017年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低基数效应是当前贸易看似强劲复苏的一个被忽视因素。综合来看，尽管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但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高基数对2018 年增速造成压力。WTO发布最新一期报告显示，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为102.2，虽高于100荣枯线的趋势水平，但较8月数值回落0.4，显示全球贸易在2017年四季度仍将保持温和增长，增速将有所放缓。从构成WTOI的分项指标看，出口订单指数、国际航空货运量指数、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分别为101.9、106.7、102.3，增速有所下降，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幅度未来或将趋缓。
（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主阵地从WTO多边贸易体系转向区域贸易协定（RTAs）
在WTO多边贸易框架裹足不前大背景下，全球区域性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然而，这些双边、小多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规则不一、交叉重叠、过度竞争，尽管可能带来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但从长远看，却导致更大范围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全球自由贸易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碎片化风险，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协作。除了刚刚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缩小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之外，欧盟几乎与其所有邻国签有双边互惠贸易协定。而近期又在积极推进欧盟与北美自贸区（NAFTA）、欧盟与东盟、欧盟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FTA谈判，因此各类RTA大大割裂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联系。从全球贸易增量来看，并未获得更多的“净收益”。 （二）国际贸易规则难以适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贸易形态发展
中间产品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体商品货物贸易的2/3。但与此相悖的是，目前国际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对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形成了较大的不兼容性。此外，较高的贸易摩擦成本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对全球价值链贸易是极大的损害。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更大程度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
（三）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与重构的大周期还未完全结束
一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将持续。不过，传统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与贸易循环模式大为松动。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杠杆收缩和国内储蓄投资结构调整，工业部门“重返制造业”导致消费驱动的国家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而从中国转型看，中国出口贸易减少了对中间零部件需求，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可以判断，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可能趋于放缓。
另一方面，上世纪末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模块网络处于大规模展开和深化过程，但近年来，这一模块化和全球产业布局趋于完成，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动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导致制造业投资回流。近期，特朗普新税改有望开启全球竞争性改革，税改方案中的“属地征税”和“一次性税收优惠”原则也将对推动美国资本回流及对海外资本留存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对其他国家贸易竞争进一步施压。
（四）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仍将严重威胁全球贸易复苏进程
预计未来十余年中贸易保护仍将呈现加强趋势：一是贸易保护强度将全面升级。根据最新全球贸易预警报告（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统计，G20经济体2008年以来，已有7027种歧视性干预措施。最易受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的部门包括金属、机械和化工。农业部门也受到了更大影响，从而殃及高度依赖农业生产和出口的低收入国家。其它主要措施則包括反倾销条例、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制、出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等。特朗普政府成立1年多来，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全面升级，不仅加紧实施“反补贴”“反倾销”“337”等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301”条款“2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试图对贸易对手征收“互惠税”等非常规性贸易保护措施也同步实施。围绕纠偏中美贸易不平衡引发贸易冲突与摩擦形势则更趋严峻。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向投资领域扩散。联合国贸发组织《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应呼吁各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空间与审查程序的透明度及公正性方面作出恰当的平衡。2016年，全球约有近60个国家地区，五分之一新出台政策引入投资限制，滥用国安审查成为助推全球保护主义升级的关键障碍，其中欧美投资审查制度更为严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国家安全审查报告显示，美国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空前严苛，审查案件数量创历史记录。近期，美国白宫正在考虑针对中国设立“对等投资制度”，并可能实施行业投资禁令。除美国之外，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对通过欧洲成立壳公司实现的“内部收购”加强严苛审查。
三是中美贸易冲突焦点转向更深层次的产业领域。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更凸显中美之间竞争冲突远大于合作，中美“竞合关系”进入新阶段。特朗普对华进攻型贸易政策开始趋向中国产业政策、投资领域和市场开放。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预计，特朗普政府正在从传统商业领域着手解决长期影响美国竞争地位的问题，其核心将指向中国产业政策。例如，特朗普政府从“中国制造2025”入手，对于中国在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器械、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众多技术领域的政策予以了极大关注。因此，“301调查”真正目标正是“中国制造2025”。
而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指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动升级产业基础，这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有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中国多个部门联合推动实施的这一产业战略容易导致与其贸易伙伴间产生紧张局势，尤其是补贴、对低效国企持续支持、对外国企业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不利于市场运作。贸易战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当年随着日本产业结构演变，引发美日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化工业演化至高新技术产业。预计随着中国产业由中低端逐步向高端迈进，以及全球新一轮高科技竞争全面开启，包括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间结构性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四是全球范围内爆发贸易战的风险日趋加大。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8贸易政策议程暨2017年度报告》重申“美国优先”，并强调了五大政策支柱，支柱内容包括：支持国家安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重新协定贸易协议；强化执行美国国内贸易法案；改变现有的WRO多边贸易体制，并着重表示要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阻止中国破坏真正的市场竞争”。近期，美国计划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10%的关税，设置进口配额等措施。钢铁铝贸易战似乎只是个“引爆点”。特朗普挑起关税战，欧盟“以牙还牙”，考虑对铝和钢材进口征收“保障性”关税，以及对等报复性措施。一旦特朗普征收高额关税，全球其他市场一旦采取同样行动，保护本国市场，不可避免拉开全球贸易战序幕。
回顾全球贸易战历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贸易战加深了当时的全球经济衰退。展望2018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WTO 预计，2018 年全球商品及货物贸易量增长3.2%。然而，鉴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边际效应递减，新一轮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化解全球过剩产能，以及一些大国转向内向型、进攻型贸易战略而引发的全球贸易战风险加速上升等因素将对全球经济及贸易发展带来持续挑战。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一、全球贸易打破“休克状态”实现金融危机以来强势复苏
2017年全球最突出特征恐怕是金融危机十年来，得益于全球需求回暖，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投资开支增加，以及欧洲多国选举波澜不惊，极右翼势力暂时得到遏制等因素，金融危机期间破坏的贸易关系得以修复，全球经济与贸易实现了同步性、共振性、普遍性复苏，开始摆脱2008—2016年贸易增加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Slow Trade”的“休克状态”。从复苏力度看，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5.1%，增长率创下了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同比新高，如果刨除2011年后报复性增长因素之外，这一增速则为2007年三季度以来时隔10年最高增速；从复苏范围看，根据WTO统计，2017年，在WTO成员国中，出口同比正增长的有62个国家，占比为87.3%；进口同比正增长的有60个国家，占比为89.6%。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罕见实现同步复苏。从区域上看，亚洲、北美复苏势头强劲，实现大约6.4%和4.2%增长，成为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拉动性力量。
二、判断全球贸易步入新的“繁荣增长周期”为时尚早
驱动本轮全球贸易强势复苏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本轮全球贸易复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存在哪些影响全球贸易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是否能就此判断全球贸易将重现2002—2007年的贸易繁荣周期？
首先，中美是本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两大引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取代这些年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动能的提升，通过宏观经济回馈效应带动全球贸易增速反弹。根据IMF 预测，2017 年全球GDP 增速为3.5%，其中中美GDP 增速达6.7%（实际增长6.9%）和2.1%，分别拉动全球GDP 增长1.0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共计贡献全球增速43.8%。在中美共同推动下，消费品需求、资本品需求得以复苏。中美等国进口显著回升推动资源型国家出口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联系范围扩大，电子零配件与制造业设备相关贸易流量大幅增加，成为本轮贸易增速反弹的主要贡献因素。
其次，亚洲区域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可以划分为三大价值链板块：北美、欧洲与亚洲地区，每个地区都已形成区域价值链，各区域之间又形成密切的洲际价值链关系。亚太价值链是全球贸易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也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循环中发挥了枢纽和节点作用，由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地位，全球贸易复苏得以新一轮启动。根据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布的《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亚洲对本轮全球贸易回升贡献最大，拉动了2017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的5.4%，远高于欧盟和北美的1.9%和1.5%。
第三，全球制造业的整体性扩张与结构性变化。由于全球新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及产业化正逐步渗入到各国生产端和供给侧，形成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全球工业投资与制造业复苏也大大提升了全球制成品和中间品贸易增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制造业同比达到3.2%的增速，为2011年以来新高，主要是以下原因促成：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自动化、机器人和数字产品等先进制造业正在全球稳步扩张。新技术的发展和行业自动化发展趋势正促进全球制造业总产量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二季度，全球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率实现了同比增长5.3%，扩张幅度更为显著；中等技术制造业增长约为2%；低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3%。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增长高于低科技产业，反映了世界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WTO 2017年报告显示，近两年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推动全球贸易结构转型，运输、物流、分销及数字技术等为货物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设施，跨境服务有效协调跨境生产成为提升制造业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第四，被忽視的基于统计因素的“基期效应”原因。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低至1.3%，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因此，2017年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低基数效应是当前贸易看似强劲复苏的一个被忽视因素。综合来看，尽管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但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高基数对2018 年增速造成压力。WTO发布最新一期报告显示，全球贸易景气指数（WTOI）为102.2，虽高于100荣枯线的趋势水平，但较8月数值回落0.4，显示全球贸易在2017年四季度仍将保持温和增长，增速将有所放缓。从构成WTOI的分项指标看，出口订单指数、国际航空货运量指数、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分别为101.9、106.7、102.3，增速有所下降，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幅度未来或将趋缓。
三、未来数年全球贸易增长恐将迎来持续竞争性挑战
（一）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主阵地从WTO多边贸易体系转向区域贸易协定（RTAs）
在WTO多边贸易框架裹足不前大背景下，全球区域性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目前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然而，这些双边、小多边和多边自贸协定规则不一、交叉重叠、过度竞争，尽管可能带来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但从长远看，却导致更大范围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全球自由贸易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碎片化风险，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协作。除了刚刚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缩小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之外，欧盟几乎与其所有邻国签有双边互惠贸易协定。而近期又在积极推进欧盟与北美自贸区（NAFTA）、欧盟与东盟、欧盟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FTA谈判，因此各类RTA大大割裂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联系。从全球贸易增量来看，并未获得更多的“净收益”。 （二）国际贸易规则难以适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贸易形态发展
中间产品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体商品货物贸易的2/3。但与此相悖的是，目前国际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对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形成了较大的不兼容性。此外，较高的贸易摩擦成本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对全球价值链贸易是极大的损害。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更大程度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
（三）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与重构的大周期还未完全结束
一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将持续。不过，传统由“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与贸易循环模式大为松动。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杠杆收缩和国内储蓄投资结构调整，工业部门“重返制造业”导致消费驱动的国家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而从中国转型看，中国出口贸易减少了对中间零部件需求，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可以判断，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可能趋于放缓。
另一方面，上世纪末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模块网络处于大规模展开和深化过程，但近年来，这一模块化和全球产业布局趋于完成，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动跨国公司回归本土导致制造业投资回流。近期，特朗普新税改有望开启全球竞争性改革，税改方案中的“属地征税”和“一次性税收优惠”原则也将对推动美国资本回流及对海外资本留存产生影响，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对其他国家贸易竞争进一步施压。
（四）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仍将严重威胁全球贸易复苏进程
预计未来十余年中贸易保护仍将呈现加强趋势：一是贸易保护强度将全面升级。根据最新全球贸易预警报告（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统计，G20经济体2008年以来，已有7027种歧视性干预措施。最易受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的部门包括金属、机械和化工。农业部门也受到了更大影响，从而殃及高度依赖农业生产和出口的低收入国家。其它主要措施則包括反倾销条例、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制、出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等。特朗普政府成立1年多来，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全面升级，不仅加紧实施“反补贴”“反倾销”“337”等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301”条款“2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试图对贸易对手征收“互惠税”等非常规性贸易保护措施也同步实施。围绕纠偏中美贸易不平衡引发贸易冲突与摩擦形势则更趋严峻。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向投资领域扩散。联合国贸发组织《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应呼吁各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空间与审查程序的透明度及公正性方面作出恰当的平衡。2016年，全球约有近60个国家地区，五分之一新出台政策引入投资限制，滥用国安审查成为助推全球保护主义升级的关键障碍，其中欧美投资审查制度更为严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国家安全审查报告显示，美国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空前严苛，审查案件数量创历史记录。近期，美国白宫正在考虑针对中国设立“对等投资制度”，并可能实施行业投资禁令。除美国之外，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对通过欧洲成立壳公司实现的“内部收购”加强严苛审查。
三是中美贸易冲突焦点转向更深层次的产业领域。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更凸显中美之间竞争冲突远大于合作，中美“竞合关系”进入新阶段。特朗普对华进攻型贸易政策开始趋向中国产业政策、投资领域和市场开放。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预计，特朗普政府正在从传统商业领域着手解决长期影响美国竞争地位的问题，其核心将指向中国产业政策。例如，特朗普政府从“中国制造2025”入手，对于中国在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器械、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众多技术领域的政策予以了极大关注。因此，“301调查”真正目标正是“中国制造2025”。
而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指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推动升级产业基础，这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有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中国多个部门联合推动实施的这一产业战略容易导致与其贸易伙伴间产生紧张局势，尤其是补贴、对低效国企持续支持、对外国企业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不利于市场运作。贸易战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当年随着日本产业结构演变，引发美日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化工业演化至高新技术产业。预计随着中国产业由中低端逐步向高端迈进，以及全球新一轮高科技竞争全面开启，包括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间结构性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四是全球范围内爆发贸易战的风险日趋加大。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8贸易政策议程暨2017年度报告》重申“美国优先”，并强调了五大政策支柱，支柱内容包括：支持国家安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重新协定贸易协议；强化执行美国国内贸易法案；改变现有的WRO多边贸易体制，并着重表示要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阻止中国破坏真正的市场竞争”。近期，美国计划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征收10%的关税，设置进口配额等措施。钢铁铝贸易战似乎只是个“引爆点”。特朗普挑起关税战，欧盟“以牙还牙”，考虑对铝和钢材进口征收“保障性”关税，以及对等报复性措施。一旦特朗普征收高额关税，全球其他市场一旦采取同样行动，保护本国市场，不可避免拉开全球贸易战序幕。
回顾全球贸易战历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贸易战加深了当时的全球经济衰退。展望2018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是支撑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条件，WTO 预计，2018 年全球商品及货物贸易量增长3.2%。然而，鉴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边际效应递减，新一轮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化解全球过剩产能，以及一些大国转向内向型、进攻型贸易战略而引发的全球贸易战风险加速上升等因素将对全球经济及贸易发展带来持续挑战。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