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班丹是目前西藏文坛上相当活跃的一位优秀作家。他的散文清秀活泼、洒脱自若，充满生活志趣，透射着人生智慧，是西藏文坛难得的不承载文化重负的言情说志散文。他的小说创作不但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述技巧，而且从西藏民间文学中获取艺术资源，不少篇章把二者融合贯通地用于其中，非常高妙，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他的小说在地域背景的设置上，对阿里高原和古格王朝的着意凸显，是西藏当代文学的一大亮点。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从文化历史的视野审视，这是作者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艺术外化。毫无疑问，班丹的这种颇具个性的文学实践值得我们关注。
文学与人生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班丹（以下简称班）：我从1981年在校时开始用藏文尝试着写点东西，到现在算起来有30多个年头。其实我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除翻译几篇文学作品、与人合作编著《藏语敬语词典》，便将创作之地撂荒了。因此，搞创作的时间也就是20多年。真正把文学创作当一回事，比较认真地对待写作，是在我从阿里撤回拉萨（2004年）以后的事儿。老实说，阿里敲醒了我的文学之梦，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一离开狮泉河镇，一种挡不住的写作冲动、表达欲望如一堆炭火，在我心中隐隐燃烧，使得我的大脑在很长时间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起初我还是想用藏文搞创作，毕竟藏语是我的母语，是十分优秀的语种。写出我眼里的阿里、心中的阿里，写出存储于我脑子里的所有有关我的民族和故土的故事。因而，回到拉萨不久，我就在《西藏文艺》和《邦锦梅朵》上发表了部分藏文诗歌和新编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表达欲。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我用汉文创作并发表的系列散文《阿里感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就促使我又一次迷恋上了跟藏文一样富于魅力的方块字，写出了《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走进荒原》和《阳光背后是月光》（见《西藏文学》）三个中篇小说。不谦虚地说，读者反映不差，特别是《走进荒原》受到了藏族女性读者的广泛好评，还被一位喜欢这个作品的作家译成藏文，作了推介。之后又写出了一些短（中）篇小说和散文。久而久之，我被方块字牵着鼻子踽踽独行，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和精力太有限，加之我又不是专业作家，必须要遵守十分严苛的考勤制度，不能像不实行坐班制单位的工作人员那样，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同时，还要考虑身体状况，即使时间和精力允许我瞎折腾，可身体不一定支持我。所以，我意识到选择双语写作路线，还搞点文学或其它方面的翻译工作显然很不现实。于是，我采取了以汉语为主，藏文为辅的创作策略。
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的？那个时候文学在您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班：我弄文学够早的。当年在西藏民族学院上学时，我试着写起了东西。起初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酷爱）、出于对我从书本和老师的讲授中了解到的文学大师们敬仰，特别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寻根文学”、“伤痕文学”等大量文学作品及其一大批作家的喜爱（当然也不乏好奇成份）而为之的。我毕业时还没有能够确定此生的走向，有关除了本职工作，还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委实没有明确目标——搞藏学研究，譬如，研究藏族历史、藏传佛教、藏族传统文学艺术、民俗，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举棋不定，未能做出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期间，学的专业虽然是藏族语言文学，但因为在历史上藏族文学没有形成能与汉语文学或者世界文学接轨的理论体系，总也走不出《诗镜》划定的那点理论圈圈。（《诗镜》除了回答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是否还解决了文学理论所要解决的其它问题我不得而知）。所以，我对文学的学习和了解，仅囿于对一些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看个精彩，图个热闹，顺便认识一些文学大师。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可用来指导创作的文学理论。还有一点，那就是我虽为尖子生，可我所掌握的那点汉语，压根没法为我钟爱的文学创作服务。我刚毕业时，连个像样的报告、请示类的东西都写不好。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我还没有做好文学创作的充分准备，只知道文学所要完成的使命是要对人的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一切给予关照。
胡：以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算起，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发表在哪家刊物上？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
班：我的处女作藏文诗《温暖的阳光照西藏》是我19岁时写的，由《西藏日报》副刊发表。作为初学者，我不曾寄予这首诗多大的希望，纯属投石问路的尝试性“写作”。不料意外地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创作奖”二等奖（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小东西，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藏文小说处女作《走过的路程》也是1982年临近毕业时创作的，1985被收入西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文集《西藏短篇小说集》。打那以后我对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我的汉文散文处女作《牛粪·烤土豆和我》于1987年由《西藏群众文艺》发表；汉文小说处女作《酒馆里，我们闲聊》于1987年由《西藏文学》刊发。这两篇作品像是检验我的汉语功底和文学修养的试金石，证明了我可以用汉语搞创作。
胡：您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有人说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为了力求准确全面地传达原作的各种审美信息，您觉得一个从事藏文作品翻译的翻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需要坚持哪些原则？就您的翻译经验而言，您认为目前如何做好藏文创作的翻译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班：翻译，的确是一种再创作。从事藏文作品翻译跟其它任何文字翻译一样，首先，要对文学翻译有敬畏之心。其次，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相应的文学语言基础，做到译著（文）语言流畅，给人以阅读的美感。第三，要懂得文学，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第四，要有娴熟的翻译技巧，不能留下翻译痕迹，做到符合译入文汉文的表达习惯。第五，要有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第六，对待翻译要有严谨的态度，既要忠于原著（文），如实再现原著（文）思想内容，但又不能被没有翻译能力，却能“指点江山”的某些“翻译理论家”琢磨出来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从西藏本土来说，文学创作的翻译不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基本属于个人或曰民间行为，没有，也很难形成一个正规的翻译队伍。就目前藏文创作翻译状况而言，首先我区的翻译力量微乎其微，作品翻译量太小，别说日本，连国内的维吾尔、蒙古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的步伐都跟不上，不值一提。第二，以什么作为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加之又没有能够作出精准鉴定的机构。第三，即使有人愿意作出牺牲，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用藏文创作的作品，但其劳动成果未必能够呈现给读者。谁给你出版经费？总不能都像平措诺杰先生那样，以贷款形式预支住房公基金出版译著吧。所以，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组织者和资金的投入。 胡：您的创作和翻译作品都获得过奖项，您认为获奖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班：获奖肯定是件好事，这多少会增强你继续创作的信心，激励你大胆地往前走。同时也会给你增加压力——你得考虑突破自己、超越过去。
胡：您觉得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二者可以互补吗？
班：就我读过的藏、汉文作品来看，西藏作家的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起点不同，受众不同，水准不同。汉语创作在艺术表现形式、叙事策略和表达方式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我这么说难免会得罪个别藏文作家）。藏汉两种不同语种创作上，尤其是在表达方面相互学习、取经的空间还很大。
文学世界
胡：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藏族作家都非常注重叙述技巧上的各种探索，先有扎西达娃、色波，后有次仁罗布。您也是一位苦心经营小说叙事技巧的作家。这种苦心体现在您的许多小说中。《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这篇小说最具代表性，您在其中尝试着运用了多种叙事方法，尤其是在人称上不停地变换，让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您认为对于一个搞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来说，叙事技巧是不是非常重要？
班：讲究叙事策略，能够强化小说的张力，增强可读性。所以，我也学着优秀作家，争取在叙事技巧上有所突破。这一愿望在《废都，河流不再宁静》《刀》《泣》《飘落的袈裟》等篇什中得到了印证。
胡：《废都，河流不再宁静》中包含了您对生命存在，男人、女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思考，这种文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它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穿透性，也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抱有过让创作超于地域限制，蕴含超越性价值的艺术目的？
班：对藏民族传统观念作出挑战，以不懈的追问，触及致命的精神痼疾，是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意旨）。我想，一个民族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要有自我觉醒觉悟的意识，直面现实，时时自省。
胡：您的小说语言很有特色，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丽。二是喜欢用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三是幽默诙谐。让我们先说说前面两个特色。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您为什么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呢？
班：小说是语言艺术，必须贴着语言去写。既如此，在小说语言方面应当有所讲究。我非常喜欢泰戈尔、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具有语言魅力的作品，更喜欢余华、阿来和莫言的小说语言。为体现文学创作民族特色，并为闯出我自己独有的语言世界，我在小说语言运用上刻意将藏文体验径直汉文化，讲究词汇形式美感、追求修饰性文风，结果做得太过火，使作品意趣的传达受到了制约——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胡：您的小说语言的第三个特色是诙谐幽默。因为与您有过几次交往，我觉得您的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与您在日常生活中用作交流的语言似乎是一致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作品的语言就是您性格特征的一种外化，换句话说，您的幽默、诙谐的性格影响了您的小说语言？
班：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是很难后天培养的。我本来是个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的“快乐王子”。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的这种性格有所收敛。尽管如此，我的小说语言还是秉承了我的性格特征。
胡：谈到您小说语言的诙谐幽默，我又一次想到了藏族民间文学，想到了阿古顿巴，您的这种语言习惯有没有受藏族民间文学语言的影响？
班：总的来讲，藏族是个以乐观豁达、诙谐幽默著称的民族。我的这种“语言习惯”难免受到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遗传基因起的作用。
胡：在思想意识上，您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陈旧落后的因素报以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是直接以否定的话语表达出来的，而是以不动声色的故事演进呈现出来的，您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与扎西达娃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态度很是相似。您如何看待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
班：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是在激烈的冲突和摩擦中，以渐进式演进的方式慢慢完成的。这种过程本身给人的阵痛感有时十分强烈。老实说，新的文化观念并不一定优于旧的文化观念。问题是要看哪种文化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升和民族的成长。
责任编辑：佘学先
文学与人生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班丹（以下简称班）：我从1981年在校时开始用藏文尝试着写点东西，到现在算起来有30多个年头。其实我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除翻译几篇文学作品、与人合作编著《藏语敬语词典》，便将创作之地撂荒了。因此，搞创作的时间也就是20多年。真正把文学创作当一回事，比较认真地对待写作，是在我从阿里撤回拉萨（2004年）以后的事儿。老实说，阿里敲醒了我的文学之梦，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一离开狮泉河镇，一种挡不住的写作冲动、表达欲望如一堆炭火，在我心中隐隐燃烧，使得我的大脑在很长时间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起初我还是想用藏文搞创作，毕竟藏语是我的母语，是十分优秀的语种。写出我眼里的阿里、心中的阿里，写出存储于我脑子里的所有有关我的民族和故土的故事。因而，回到拉萨不久，我就在《西藏文艺》和《邦锦梅朵》上发表了部分藏文诗歌和新编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表达欲。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我用汉文创作并发表的系列散文《阿里感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就促使我又一次迷恋上了跟藏文一样富于魅力的方块字，写出了《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走进荒原》和《阳光背后是月光》（见《西藏文学》）三个中篇小说。不谦虚地说，读者反映不差，特别是《走进荒原》受到了藏族女性读者的广泛好评，还被一位喜欢这个作品的作家译成藏文，作了推介。之后又写出了一些短（中）篇小说和散文。久而久之，我被方块字牵着鼻子踽踽独行，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和精力太有限，加之我又不是专业作家，必须要遵守十分严苛的考勤制度，不能像不实行坐班制单位的工作人员那样，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同时，还要考虑身体状况，即使时间和精力允许我瞎折腾，可身体不一定支持我。所以，我意识到选择双语写作路线，还搞点文学或其它方面的翻译工作显然很不现实。于是，我采取了以汉语为主，藏文为辅的创作策略。
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的？那个时候文学在您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班：我弄文学够早的。当年在西藏民族学院上学时，我试着写起了东西。起初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酷爱）、出于对我从书本和老师的讲授中了解到的文学大师们敬仰，特别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寻根文学”、“伤痕文学”等大量文学作品及其一大批作家的喜爱（当然也不乏好奇成份）而为之的。我毕业时还没有能够确定此生的走向，有关除了本职工作，还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委实没有明确目标——搞藏学研究，譬如，研究藏族历史、藏传佛教、藏族传统文学艺术、民俗，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举棋不定，未能做出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期间，学的专业虽然是藏族语言文学，但因为在历史上藏族文学没有形成能与汉语文学或者世界文学接轨的理论体系，总也走不出《诗镜》划定的那点理论圈圈。（《诗镜》除了回答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是否还解决了文学理论所要解决的其它问题我不得而知）。所以，我对文学的学习和了解，仅囿于对一些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看个精彩，图个热闹，顺便认识一些文学大师。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可用来指导创作的文学理论。还有一点，那就是我虽为尖子生，可我所掌握的那点汉语，压根没法为我钟爱的文学创作服务。我刚毕业时，连个像样的报告、请示类的东西都写不好。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我还没有做好文学创作的充分准备，只知道文学所要完成的使命是要对人的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一切给予关照。
胡：以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算起，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发表在哪家刊物上？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
班：我的处女作藏文诗《温暖的阳光照西藏》是我19岁时写的，由《西藏日报》副刊发表。作为初学者，我不曾寄予这首诗多大的希望，纯属投石问路的尝试性“写作”。不料意外地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创作奖”二等奖（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小东西，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藏文小说处女作《走过的路程》也是1982年临近毕业时创作的，1985被收入西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文集《西藏短篇小说集》。打那以后我对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我的汉文散文处女作《牛粪·烤土豆和我》于1987年由《西藏群众文艺》发表；汉文小说处女作《酒馆里，我们闲聊》于1987年由《西藏文学》刊发。这两篇作品像是检验我的汉语功底和文学修养的试金石，证明了我可以用汉语搞创作。
胡：您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有人说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为了力求准确全面地传达原作的各种审美信息，您觉得一个从事藏文作品翻译的翻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需要坚持哪些原则？就您的翻译经验而言，您认为目前如何做好藏文创作的翻译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班：翻译，的确是一种再创作。从事藏文作品翻译跟其它任何文字翻译一样，首先，要对文学翻译有敬畏之心。其次，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相应的文学语言基础，做到译著（文）语言流畅，给人以阅读的美感。第三，要懂得文学，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第四，要有娴熟的翻译技巧，不能留下翻译痕迹，做到符合译入文汉文的表达习惯。第五，要有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第六，对待翻译要有严谨的态度，既要忠于原著（文），如实再现原著（文）思想内容，但又不能被没有翻译能力，却能“指点江山”的某些“翻译理论家”琢磨出来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从西藏本土来说，文学创作的翻译不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基本属于个人或曰民间行为，没有，也很难形成一个正规的翻译队伍。就目前藏文创作翻译状况而言，首先我区的翻译力量微乎其微，作品翻译量太小，别说日本，连国内的维吾尔、蒙古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的步伐都跟不上，不值一提。第二，以什么作为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加之又没有能够作出精准鉴定的机构。第三，即使有人愿意作出牺牲，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用藏文创作的作品，但其劳动成果未必能够呈现给读者。谁给你出版经费？总不能都像平措诺杰先生那样，以贷款形式预支住房公基金出版译著吧。所以，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组织者和资金的投入。 胡：您的创作和翻译作品都获得过奖项，您认为获奖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班：获奖肯定是件好事，这多少会增强你继续创作的信心，激励你大胆地往前走。同时也会给你增加压力——你得考虑突破自己、超越过去。
胡：您觉得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二者可以互补吗？
班：就我读过的藏、汉文作品来看，西藏作家的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起点不同，受众不同，水准不同。汉语创作在艺术表现形式、叙事策略和表达方式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我这么说难免会得罪个别藏文作家）。藏汉两种不同语种创作上，尤其是在表达方面相互学习、取经的空间还很大。
文学世界
胡：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藏族作家都非常注重叙述技巧上的各种探索，先有扎西达娃、色波，后有次仁罗布。您也是一位苦心经营小说叙事技巧的作家。这种苦心体现在您的许多小说中。《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这篇小说最具代表性，您在其中尝试着运用了多种叙事方法，尤其是在人称上不停地变换，让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您认为对于一个搞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来说，叙事技巧是不是非常重要？
班：讲究叙事策略，能够强化小说的张力，增强可读性。所以，我也学着优秀作家，争取在叙事技巧上有所突破。这一愿望在《废都，河流不再宁静》《刀》《泣》《飘落的袈裟》等篇什中得到了印证。
胡：《废都，河流不再宁静》中包含了您对生命存在，男人、女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思考，这种文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它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穿透性，也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抱有过让创作超于地域限制，蕴含超越性价值的艺术目的？
班：对藏民族传统观念作出挑战，以不懈的追问，触及致命的精神痼疾，是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意旨）。我想，一个民族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要有自我觉醒觉悟的意识，直面现实，时时自省。
胡：您的小说语言很有特色，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丽。二是喜欢用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三是幽默诙谐。让我们先说说前面两个特色。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您为什么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呢？
班：小说是语言艺术，必须贴着语言去写。既如此，在小说语言方面应当有所讲究。我非常喜欢泰戈尔、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具有语言魅力的作品，更喜欢余华、阿来和莫言的小说语言。为体现文学创作民族特色，并为闯出我自己独有的语言世界，我在小说语言运用上刻意将藏文体验径直汉文化，讲究词汇形式美感、追求修饰性文风，结果做得太过火，使作品意趣的传达受到了制约——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胡：您的小说语言的第三个特色是诙谐幽默。因为与您有过几次交往，我觉得您的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与您在日常生活中用作交流的语言似乎是一致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作品的语言就是您性格特征的一种外化，换句话说，您的幽默、诙谐的性格影响了您的小说语言？
班：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是很难后天培养的。我本来是个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的“快乐王子”。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的这种性格有所收敛。尽管如此，我的小说语言还是秉承了我的性格特征。
胡：谈到您小说语言的诙谐幽默，我又一次想到了藏族民间文学，想到了阿古顿巴，您的这种语言习惯有没有受藏族民间文学语言的影响？
班：总的来讲，藏族是个以乐观豁达、诙谐幽默著称的民族。我的这种“语言习惯”难免受到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遗传基因起的作用。
胡：在思想意识上，您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陈旧落后的因素报以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是直接以否定的话语表达出来的，而是以不动声色的故事演进呈现出来的，您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与扎西达娃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态度很是相似。您如何看待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
班：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是在激烈的冲突和摩擦中，以渐进式演进的方式慢慢完成的。这种过程本身给人的阵痛感有时十分强烈。老实说，新的文化观念并不一定优于旧的文化观念。问题是要看哪种文化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升和民族的成长。
责任编辑：佘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