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而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联系。先是爱，在我们年轻的心里，那是一块梦的土地，就像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那部小说的名字——《地上的光明》；接着是由爱转恨，我们都读过日本左派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珍宝岛的枪声中感受“苏修”这个“北极熊”强横的身影；后来恨又转为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红星陨落，一朝瓦解。在我们心中，每当想起这个国家，不禁百感交集。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７日，就在十月革命节７１周年那一天，我出国访学来到莫斯科。那天晚上，我站在红场上，看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想起小时候唱的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宫古城墙”，心中真有无限遐思。刚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有两件事情让我感慨不已。那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苏联的一切都像隔着一层雾，透着一种神秘。我往国内发信报平安，到报亭买邮票。我问看报亭的老太太往国外寄信邮资是多少，她问我往哪个国家寄，我反问她：“这有什么区别吗？”她回答说：“往资本主义国家寄是５０戈比，往社会主义国家寄只要５戈比。”我又问：“往中国寄信，要贴多少钱的邮票呢？”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那是社会主义国家，贴５戈比的就行了。”啊哈，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我们这是来到社会主义的“老家”了。另一件事发生在我住的大学生宾馆，第一次吃饭，我和几个同学看见饭厅就进，感觉里面简直就是联合国，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吃的是自助餐，也没有人收费。当时，我们十分诧异，难道这里像我们大跃进时一样，吃饭不要钱吗？一天后见到使馆的同志一问，才知道搞错了，原来那里是专门给亚非拉第三世界穷国的学生开设的免费食堂。当时的苏联，街上到处贴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庆祝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胜利召开”的红色大标语；一对对新人在列宁纪念碑前或烈士墓前献花；进到大学的课堂，一位哲学教师正讲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的哲学党性原则。还有低廉的、超稳定的物价，无人售票的公交车辆，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社会主义的列车似乎还是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行进……
　　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后，却觉得有点不对了。“愤怒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演讲，“愤怒”全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身上，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苏维埃人却欢声雷动；电视里每天晚上都在播当年的一桩桩冤假错案，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等等，不是厘清历史，而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我亲耳听乌克兰人对我说“俄罗斯人正在奴役我们”，乌克兰必须争取解放。生活并不如意，食品和日用品极端匮乏，又小又酸的苹果一摆出来，立即排成长队；中国的羽绒服、雪地鞋都成了抢手货，而商店仓库里积压的鞋子却多达上千万双；官方美元对卢布的汇率是四比一，黑市上却倒过来，是一比九。
　　这真是巨大的时空倒错。我想起作家王蒙在《访苏心潮》里说的话：“到苏联访问是灵魂的冒险。”而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信仰的拷问、灵魂的拷问。我们不能不反思，这就是我们曾经魂牵梦绕的苏联吗？就是那个歌里所唱的“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光明之域吗？在那里度过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一直在想，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本身就是历史之谜，人类要想走向未来，非解开这个谜不可。新年晚上，当戈尔巴乔夫在电视台发表新年祝词时，我们几个留学人员坐在一起，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觉得这个国家要出事。
　　１９５７年，我十七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时反右刚过。学校要搞教改，为制定新教学方案，系里拿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方案供我们讨论。那是六年制的计划，光数理课程就有七八门，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门课是“感光器官生理学”，想来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实证科学基础，以便深刻理解反映论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系当然没有那么庞大的课程规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们所学的专业课程的观点，基本未出苏联主流哲学的窠臼。老实说，苏联米丁之流搞的那一套死条条，根本不能在我这个敏感少年的心中激起哪怕一点点热情，当时我最提不起兴头的就是所谓“原理”课。也许正因如此，在我们心中苏联哲学差不多就是繁琐僵化的代名词。我一直有个疑问：苏联有那么多极有学问的大哲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独创性的思考吗？
　　来到苏联后，方才知道，原来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有一批所谓“６０年代人”，是苏联哲学中的“反叛”，而且他们恰恰是从科学哲学切入，用哲学语言为改革鸣锣开道。特别是凯德洛夫、科普宁和伊里因科夫这“三驾马车”，所提出的科学认识论观点颇多未发之覆，与西方科学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意思的是，这批人并不跟着西方跑，而是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传统，令人耳目一新。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５日，我在哈尔科夫大学买到什维列夫的《科学认识分析》，此书刚刚出版，我兴趣盎然地读了全书，完全扭转了以前对苏联哲学以偏概全的片面看法。一个民族的智者为探求真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这是理性的长征，理性在跋涉，我肃然起敬。
　　苏联哲学改革派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哲学本身重新认识。哲学是爱智慧，这个老生常谈其实本身就饱含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愚蠢也并非一概源于无知。苏联哲学的“６０年代人”冲破了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规律”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戒律，把哲学看作是启迪智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很幸运，我在乌克兰邂逅了伊万·扎哈罗维奇·采赫米斯特罗教授，和他就ＥＰＲ悖论与量子相关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合著了《新整体论》一书，使我尝到了跨文化交往的乐趣。他使我这个异国游子获得了家园之感，也使我亲身感受到真理性的知识是无国界的。每当他以极强烈的好奇心就老子哲学向我发问时，听到会心处，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发着光，常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动。哲学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常常想：哲学是否也应当和实证科学一样保护发现的优先权？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亚里士多德“个别就是一般”的命题说成是自己首先提出的吧！在读苏联科学哲学那些充满睿智的文本时，我总有一种感叹——我们有时当作新发现来讨论的一些主题，人家早就研究过了，那些文献白纸黑字，赫然摆在那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搞重复劳动，一再从头做起，这岂非大悖于学术规范？总之，从那时起我就想系统地介绍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至少要让国人知道，在我们的一个伟大邻国那里，有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是值得开掘的。科学无国界。我曾片段地读过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惭愧得很，由于学力不逮，并未真的读懂。但钱先生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眼光，却使我大为叹服。我常想，如果能有钱先生的学术水平，开展东西方科学哲学的比较研究，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在自己的这项研究中，也稍微做了一点这方面的尝试，东施效颦，只能说是虽不能之，心向往之。
　　苏联解体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形势大变，很多问题必须重新反思，而且大量档案解密，对一些历史事件也应当另做评价，所以，我的一项开始于十五年前的工作于是耽搁下来。近几年尘埃落定，我觉得对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了，在朋友们的催促下，终于鼓足勇气，完成了《跋涉的理性》。截稿之际，转首四顾，不免也有些微伤感，学术界的浮躁对纯粹科学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太大的干扰。当时代艰苦时，文以载道，文化人立德立功立言，甚至不惜以身相殉；方今盛世，市场勃兴，食利主义原则进入学术而使斯文扫地。１９世纪末，恩格斯有感于德国工业化后哲学的衰落，说：“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真是慨乎言之。
　　文学家孙犁说：“彩云散了，记忆中仍是彩云；莺歌远了，记忆中仍是莺歌。”生活的这一阶段已经永远逝去，但它却是美好的，我为此而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