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晖,一枚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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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所有年少成名类似,丁俊晖的故事始终披着暗黑童话的色彩,流传着偏执的力量。直到有一天,人们对传奇习以为常,却始终看不清传奇背后躲藏着的少年的脸。
  “一夜之间,大家都喜欢他。他那时刚出来,很有意思,很青涩。亨德利是斯诺克的传奇;这是一小孩,16岁,把传奇干掉了,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大家会津津乐道,俱乐部也像雨后春笋,球场都起来了。欣欣向荣。”
  对于斯诺克推广人任浩江来说,10年前的4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始终是他脑海里对丁俊晖印象最为深刻的比赛。这场球改变了这项运动在这个国度里的生存状态——它拥有着庞大的参与人群,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可。“台球厅”仿佛是不良少年的孵化器,被写入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严禁有染的“三室一厅”。
  丁俊晖从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手中接过象征王者的金色大盘子。后者也是台球爱好者,据北京市台球管理部门知情人说,在市长任上的他在业余时间会打两杆,大概每周能打三四次,每次两三个小时。
  刚过完18岁生日的丁俊晖跟领导甚至没有眼神交会。他不怯场,也不热情,脸上是孩童的冷峻,没有一点成人社交的表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两天前过生日许的愿实现了。
  比赛的分水岭在丁俊晖的一次犯规,“台球皇帝”亨德利在领先的情况下得到自由球。开球区有颗红球可以进攻,但难度大;做一杆防守,也难受。罕见地,亨德利放弃了,让丁俊晖继续打。丁毫不犹豫,duang的一杆,红球落袋。
  一夜之间,世界不一样了。
  丁俊晖在北京练球的地方位于北郊的别墅区。一街之隔是樱桃采摘园,庄园的女主人开着奔驰SUV,她叫对面的墅群“小木屋”。
  第一次在小木屋见到丁俊晖时,他正在理发,抱着手机玩游戏。脑袋象征性地上下忽闪一下,眼睛没离开屏幕,算是打了招呼。
  妆发打点完毕,丁俊晖站在球案边准备拍照,现场陷入沉默。他在等妻子Apple给他找衣服。
  为打破沉默的尴尬,我问他,6月份在无锡举行的世界杯,不涉及排名和积分,又是在职业球员的休息期,不是所有的球员愿意打,他为什么愿意打?
  “我太复杂了。”他说。一分钟前,我说他“不像白羊座的”,他对之:“那,我是黑羊座。”
  “那么多球迷……人家都盼着你出场呢。打不打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思想复杂的黑羊座球手说。
  一年之中,丁俊晖有三四个月在中国,其余的时间,他主要辗转于大不列颠。2003年,丁俊晖来到英国开始职业征程。在此之前,他最主要的教练是父亲,但严苛的监督使得小丁几乎“感觉不到(父子)这种关系”。
  “他是如何教育一个孩子的呢?——讲道理。”2005年成名后,丁俊晖出版过一本名为《一杆到底》的自述体传记,里面这样说:“他的大道理和你讲上三四个小时都不会重样。”“我觉得要是在战争年代,爸爸肯定会当政委,而不是军长和司令员。”
  父子之间甚至很少形成对话,总是父亲在说,儿子只用耳朵和等待来应对,“说到结束,我就继续练球。”
  直到有一天,丁俊晖忍不住,回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你不要说了。”声音大而且“懒洋洋的”,回荡在空旷的球房里。父亲没有说话。不久,父亲搜罗了家里仅能凑出的500英镑,把儿子送上了飞机。丁家已经卖掉了房子,承担着让孩子退学专职打球的风险。母亲做乳腺癌手术的时候,丁俊晖也不知情,还在东莞专心致志地练球。打不好球,“就是死路一条”。
  丁有踏上职业之路的资本,在2002年,他拿了8个冠军,分量最轻的是全国青少年第一。
  一到英国,丁被经纪人分去给前届世锦赛冠军——“磨王”艾伯顿当陪练,“整天赢他,我也不好意思了。”
  职业比赛的狰狞面目渐渐显露出来。中国丁准度惊人,进攻力旺盛,赶上状态好,碰到超一流选手,也有机会赢。但,“准度(高)也只能赢人家一局。”即便对手准度略逊,单杆得分也就三四十,可架不住“战术得当”,“通过一杆防守,获得机会再上来,这样的选手非常多。这也是丁刚去英国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的防守跟不上。前一年拿了冠军,一去英国就输,心里都快崩溃了。”丁的好友任浩江说,“这就是职业比赛。”
  1998年,任浩江结识丁俊晖。他在自己任职的台球城组织过当地球手挑战丁俊晖的擂台赛。一周时间,丁未尝败绩。90年代末期的中国南方之窗,台球运动发展的前沿阵地,流传着少年的传奇。
  在英国苦旅的丁俊晖每天给任浩江打越洋电话,每次差不多两个小时,很少谈球,更爱做没边儿的憧憬:将来,能买个房子;将来,环游世界。
  职业赛场上的丁俊晖倒像是到了世界尽头。他依然刻苦而专注地训练,“不会乱打一颗球”。任浩江说,“小孩都有叛逆期。他特别想要一些东西,也特别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他没有别的释放的窗口,只能靠赢球去解压。”
  任浩江知道这位小自己14岁的神童球手,性格执着,“宁折不弯”。从昂贵的电话费里,任浩江感受到了一个孩子的需要,他飞到英国,陪丁俊晖度过了两个赛季。
  他们形影不离,摸索着在职业赛底层跋涉。
  资格赛的场地在威尔士的一个海边度假村,位置偏僻,平日人流稀疏,只有周末才有游客光顾。在比赛日,选手们经过一楼的超市,来到二楼的娱乐中心,进入休息室,那里可以打电子游戏、玩飞镖,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快比赛了,裁判会过来叫。如果是打正赛的资格赛,那么他们将面对8张球台。除了球员带来的亲戚朋友,没有别人来看。很多选手都是一个人,罗伯逊、墨菲,大家都这么孤独少言地擦肩而过。本·沃特森(如今世界排名二十几位)走到哪,他妈妈就跟到哪。
  任浩江对丁俊晖也差不多,“我往那一坐,就相当于(丁的)主场了。”
  丁太想赢了。输球就哭,打得不好当场就把球杆扔了。
  “对胜利的渴望确实是比一般球手要强很多。他就是把自己看成冠军。”任浩江说,“他对想要的东西,还是有点‘我想要’、‘我必须要’(的执拗),比较强烈,他把台球这事当作攻克一个碉堡似的——‘我要把这个山头拿下来’、‘我必须要拿下来’。”丁俊晖说,“对手每打进一杆,就在你心窝里扎一个针一样。”   起初,任浩江还会记录一些技术数据,两人赛后交流,慢慢就少了,“教练还是(应该)在心理层面(帮助球员)”,“我帮过他一段,但是有限,……更多还是想赢。每场比赛开始了,给他加油(的话)是‘干死他’。那时候都不太懂,像打一场仗似的,其实不对。”
  可以帮丁俊晖排解的,是电子游戏、《天龙八部》、周星驰,以及重新回到球台上练球。
  任浩江带了两大本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全书》,反复阅读,划线,旁批,读到金句还要念给丁俊晖听。30岁的任浩江讲得眉飞色舞:成功的若干法则,包括积极的心态、永葆进取心、积极的潜意识……16岁的丁俊晖早就睡着了。
  为了拍照去邻居家借椅子的Apple回来了,给丁俊晖挑好上镜的衣服。两盏摄影灯打亮,摄影师举起相机,丁俊晖的笑容起了变化。刚刚那个跟我说“黑羊”的歪嘴傻笑,投入到电子产品元素中,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物叫“嘴角上扬弧度的公众人物职业标准”。妻子打趣他:最佩服他这一点,粉丝一过来合影,一秒钟换脸。
  在Apple回来之前,我们尝试让丁俊晖先选件休闲装拍几张照片,他坚持等待,不要自己决定。
  “你可以翻我最早的照片,穿得都可丑啦。”讨到老婆之后,丁在英国的经纪人对于他的衣着舒了一口气:起码都是“正常品牌”了。
  在遇到Apple之前,“给我什么衣服我就穿。”在丁做宾语的句子里,他对身边人的指代,要么只是个“他们”,要么干脆没有主语。以前决定他穿什么的主要是经纪公司或者父亲。他八九个小时泡在球房,“不见人”,“怎么舒服就怎么穿”,不想在穿戴上浪费一颗脑细胞。打开他的衣橱,赤橙黄绿青蓝紫,几乎都是同家经纪公司旗下的其他品牌送的衣服,颜色艳丽,对着装者的气质要求极为挑剔。更要命的是,有一些根本不是丁的码数。
  “他那时候已经是明星了啊!”知道这事的丁的朋友感到不可思议。
  对艳丽的喜好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到上街,他都会抓起一件件荧光棒颜色的衣服,Apple说“每次一看到我脑袋就疼”。丁现在的经纪人觉得,这是早年“赠品”的阴影。听到这话,丁就嘎嘎地笑起来,说不是。
  身边人总结丁喜好的那些衣服,都是“童装的颜色”,别人觉得穿不出去,他却穿得特别开心。甚至只要是买新衣服,“他就幸福感爆棚”,“跟我们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是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他,他说小时候没啥新衣服,他现在穿新衣服就很高兴,穿一次高兴一次,不管他压力再多,他都这样,就很奇怪。”
  “小孩子喜好问十万个为什么,小晖也喜欢问。”丁的团队成员说。他以前对钱没概念,如数交给父母。结婚后独立的意识明显增强,对钱“略微有概念”,问的问题“比以前高级一点”。有一次,朋友们在他面前聊娱乐圈的收入,比如某某拍一集电视剧70万。
  “以前大家都不在小晖面前聊这种成人的话题,利益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好像觉得他长大了。”
  丁认真地算了一下,一集70万,如果一部电视剧40集,那就是两三千万,“天啊,为什么能赚那么多钱!”
  丁产生了些情绪波动。身边人怕他心理不平衡,躁起来影响比赛状态,便想法开导他,调动起那些准确的不准确的历史故事:“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阮玲玉、胡蝶,多有名啊!可是代表着民国出征的那些人嘛,是坐轮船去比赛的。你看你现在比他好很多了。”“我们不要横向地比较。”“本来你小时候选这个职业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因为喜欢。”丁“嗯嗯”的,旁人便知道他听进去了。
  “他也挺听劝,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孩。如果以前身边的人能将这样简单的道理给他讲一讲,他就会听话。”
  丁身边的人试图解释早期的乖戾不是他的本性,那是恐惧;现在的“成熟”也不是他的全部,还有疑虑。
  “从小就很封闭,所以有时候外面对我的不好的言论,对我产生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就感觉很恶毒。我接触的人本身就不多,从小8个小时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一天说不上一句话。我小时候的想法也比较单纯。你去骂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恶人。”丁已经能够耐心地解释,他曾经对世界产生些许恶意的由来。
  成长对于丁俊晖来说,是在别人有限的辅助下,认知外界的过程。父亲是权威,带他进入斯诺克的一方世界;任浩江等友人,是他青春期的陪伴;婚姻让他开启了他人生中对“自我”更为切身的认知,现在身边的非台球界的朋友也成为他观察世界的窗口。他的成长就像一枚松果,幼芽发出,包上鳞片;球果发育,鳞片闭合;球果成熟,鳞片张开,但那层层叠叠的栅栏似的鳞片并不会完全消失。
  “他对别人都有一种壳,他不信任包括对最亲近的人,他也属于又信任又喜欢,又有点略带防备,他这种防备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丁的朋友说。
  即便是丁团队里他最信任的人,也承认,在相处的最初几年,“特别小心”,“不乱说话,不乱做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到耳朵里,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做的不对,我当场从来不吭声的,我就憋,这个事情可不是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问题,一憋能憋三五天,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我在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找那种情景,然后把这句话带进来,跟他分析,你这样说这样想是不对的。……尽量不让他情绪有波浪,不让他对我产生问号。”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很成熟了,不需要再刻意去引导他了。……我发现我再想把我认为有用的东西倒给他,好像倒不出来了。我也就这点水平。在我眼里就当他是成熟了。”
  第二次见到丁俊晖,我们带去了摄像机。在“小木屋”别墅区的一家画廊,我们聊到他两三年的低谷期,也聊到他近两年过山车一般的成绩。在镜头外,Apple忍不住掉眼泪。
  2013到2014赛季,丁俊晖五连冠,被认为最有望在本赛季捅破世锦赛冠军这层窗户纸。结果,第一轮就输了。
  “看他比赛我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咱们觉得人之常情,因为运动员就剩下输和赢了嘛,其实生活中没有别的了,这个东西我还是承受得起的。”Apple说,“不知道为什么(世锦赛后)我就一下受不了了,趴床上哭。他看我哭,他躺床上也哭了,那是我见他这么多年,他头一回哭。”   那次比赛,是父亲第一次去英国看望丁俊晖。丁父安慰小两口:这有什么的,输就输了呗。故意轻描淡写。
  一输就打不住,中国丁连续6场比赛“一轮游”,Apple内心几近崩溃,跑到寺庙里找人倾诉,做心理按摩。但她惊奇地发现,丁仍然充满斗志,“别让我状态好,等我状态好的时候我照样赢回来。”
  所有人都说,丁对待输赢的心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任浩江至今还记得,2007年一次比赛,丁俊晖对多特大比分4比0落后,第5局一上来,丁单杆打到73分(已经超分)时,偏有一记黑球走多了,没进。丁紧接着又捅了一杆。“这属于严重犯规。他一下就崩(溃)了。”
  “他一直都是跟自己较劲。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达不到的时候特别着急。他老想做得异常的完美,练习的时候他输了都会非常不开心。……那时他也会偶尔跟我说,今天打了几杆过百,很兴奋。就是……说白了,有点像球痴了。”
  2003年,丁俊晖飞去苏格兰打比赛,托运的球杆在途中断掉,他用了一年才找到顺手的球杆,“找到它就像找到了依靠。”


  少年丁俊晖的安全感来源与常人不同。拼命赢球才能换来一点安心。
  “我不是去了英国以后才有这种到处漂的感觉,从小就是这种感觉。……我特别希望有个地方能够让我安定下来。”画廊的窗外下着今年夏天常见的雨,不太像正常的北京城的脾气,倒像是英格兰的性子。
  “他经常说,他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了,就是我也有家了,我要买房子,我要生孩子,就是老百姓这一套。原来他连这个都没有得到过。这就是安全感。”丁的团队成员说。
  “以前在家里我自己就是个小孩,……你就随便想想‘我以后要自己出来独立一下’。现在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概念,有目标——我每年打那么多比赛,我得给自己挣多少钱,我得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这也解决了他在低谷期的两三年中,动机乏力的问题。低迷期他想过逃离,希望比赛推迟。他给自己放了个假,人生第一次出门旅行。当他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不需要思考斯诺克时,开心不已。
  他开始明白,生活不止有一方球台和22颗球,赢也不是生活的目的,幸福才是;赢是获得幸福的其中一个手段。
  “打完比赛,输了赢了都会回到自己的家,我觉得很轻松,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丁说。
  “由一种非正常生活状态进入到正常生活状态了。”他的朋友评价现在的他。
  2015年世锦赛,丁俊晖四分之一决赛时输给了特鲁姆普。任浩江却特别喜欢这场球,他看到了一个球手解除了“球痴”的紧张感,“任何时候从没有过——没有一点儿为他担心。看他这种表情,太能反映心理。心态、打法、比赛投入程度都是百分之百的,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太好了。完美。对手打得好,小特比他见到的任何时候的小特都厉害;(丁)自己的准度不够了,如果他有原来那么准,他可能会赢。”年过40的任浩江已经跨过了对拿破仑·希尔的话知易行难的青涩困境,他对打球的理解也在丰富:“小孩有可能一颗球没打好就哭了。实际上可以放长远看——一个职业生涯嘛。即使是职业生涯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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