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哈特教授出身贵族，从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后来长期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他曾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首席经济学家，多年参与英国央行的决策及与美联储、欧洲央行的互动。他提出的“古德哈特法则”已经进入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
　　
　　欧洲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记者:索罗斯、格林斯潘、国际清算银行总干事马尔科姆·奈特都认为此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对此你是否认同？IMF估计危机损失或将达到1万亿美元，你估计危机还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古德哈特:我不认为这次危机能够与大萧条相比。另外，在大萧条之后，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滞胀似乎给人印象更深。
　　记者:那么，请你评估一下此次次贷危机的具体影响。
　　古德哈特: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流动性枯竭。流动性不足现在已经开始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美国经济虽然可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在年内走出衰退，但是其增长动力已经由贷款和消费转为出口行业和制造业。
　　在英国和欧洲，由于周期落后于美国的原因，次贷危机的影响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在可预见的几个月里，次贷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将比美国更为严重。
　　
　　金融危機加剧通货膨胀
　　记者: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相关？
　　古德哈特:2006年以来，商品价格经历了近几年来前所未有的上涨。比如说，粮食作物的价格从那时起就进入了上涨通道。这种情势引发了大量的投机行为，从而增加了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大量需求刺激下，商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反向投机行为，即售出这些大宗商品套现的行为，也抑制了商品价格的过快上涨。
　　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进程。由于流动性降低，投机商难以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从而中止了反向投机行为。例如，几家美国谷物投机商由于难以在下一季收获前获得银行贷款而进入破产程序。
　　总之，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流动性不足，进而引发了投机商们跟风似的囤积行为。这个进程加剧了本已存在的通货膨胀。
　　
　　反周期监管无力助推金融危机
　　记者: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怎样的问题？
　　古德哈特:最核心的问题是，全球监管机构的反周期控制不力。也就是说，在几年前的繁荣年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信贷规模和方向。当时的风险定价过低。市场在一段时间后突然逆转，之后任何的补救措施都显得无力。
　　当年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机构也对此予以考察和跟踪，并多次发出了警告。美联储也早就对美国过度繁荣的房贷市场心存疑虑。
　　尽管这些机构预见到了这一风险，但是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工具以实现反周期控制的职能。目前通行的工具是巴塞尔体制，它规定了资本充足率必须要与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以防范风险，这就是所谓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和到来的时候，这一体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危机到来之前，它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
　　记者:这种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措施有何弱点？
　　古德哈特:我目前正在集中力量从事金融史的研究。我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非没有规律。事实上，金融历史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总是发生在信贷繁荣过后。对低风险、高回报的预期导致了市场繁荣。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乐观看法导致银行增加放贷，并放贷给缺乏资质的借贷人。
　　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措施没有足够的机制使得银行在繁荣时期做好储备。相反，这种措施还推动银行增加繁荣时期的信贷以应对市场繁荣进入成熟期后利润率的下降。这样，它就不是反周期的，而是同周期的了。在信贷积累了一定时间后，市场可能突然崩溃，危机就到来了。
　　记者: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改进银行监管？
　　古德哈特:我认为，应该努力将银行贷款变化率和资本充足率挂钩，以贷款变化率为标准衡量资本金要求。另外，资本金要求还应考虑相关资产价格。
　　
　　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令人深刻的滞胀时期，你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世界经济会面临滞胀么？
　　古德哈特:目前滞胀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局面将至少持续两年；与此同时，经济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记者:怎样看待世界粮食问题？你刚才谈到了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上涨。
　　古德哈特:是的，我认为当前包括粮食问题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像是一个金融问题；其中，流动性不足和美元疲软是两个重要源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供求面不起作用。例如，玉米乙醇干预了供求，对近两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很大。尤其是美国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价格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我认为，财政当局和各国的民政部门必须应对粮食这一棘手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以保证穷人的吃饭问题。货币当局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并控制汇率相对稳定。
　　
　　


　　中国需扩大内需、加速产业升级
　　记者:以你的观察，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将受何影响？
　　古德哈特: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谈到中国经济“经历着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萎缩而出现一些麻烦。当然，我认为这也许正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长期依赖出口创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的不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必须更多依赖自身的国内需求。我想，这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一些观察家的共识了。
　　记者:那么，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古德哈特:首先要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部分地来源于投资过剩、储蓄率过高。当然，我知道东亚国家都有储蓄的文化传统。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储蓄率过高恐怕还因为国民的不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退休后没有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必须扩展“社会安全网络”，让国民更多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够降低储蓄，鼓励消费。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
　　古德哈特:怎样评估海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如何管理巨额外汇储备，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执行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
　　我个人认为，美元资产在一两年内还不会成为优质资产，投资美国不是一个上佳选择。不过，鉴于中国手中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怎样处理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其中也许不光有保值方面的考虑，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
　　另外，货币政策的决策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以专业性的考虑，应当加强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力，在各国都应该提倡这一点。在中国，专业的金融问题专家很多，而且非常博学，我相信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能力。
　　最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存在的。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是对欧元却不断贬值。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对“一揽子”货币升值，这才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平相当，实现收支平衡，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准备。不过与此同时应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记者: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需要一定的准备，是需要哪些准备呢？
　　古德哈特:我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知识储备。现在，可能除了中国银行等少数银行以外，中国很多银行对外汇操作的知识还不甚完备，贸易公司的外汇操作经验也不是很多。再比如，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取消外汇管制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必须完善银行监管机制，并从内部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养。我认为，中国需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应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货币风险。这一进程可能需要在5到10年内完成。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