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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是活跃在古代欧亚大陆上的一条重要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中国与西域、中亚，还沟通着中国与早期的欧洲世界，在古代这个信息交流极其不发达的时代，极东方的东汉和极西方的罗马通过丝绸之路才相互得以了解。而洛阳又是东汉的首都，在东汉与古罗马的早期交流中，具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
东汉对通往罗马的陆路探索
汉魏时期的欧洲主要处于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这一时期的中欧交通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古罗马之间。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与中西亚的贸易往来迅速发展起来，但西汉时期中国对于西域之外世界的认知止于安息（今伊朗一带），对于安息又西之地，《汉书》云：“乌弋山离国 ，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行可百馀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班固描述的乌弋山离之国即罗马，位于长安极遥远的西方，其国人口众多，兵甲雄厚，这些大体符合罗马的国情，此外对于罗马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外交关系也基本属实。
汉和帝永元年间，班超遣甘英前往大秦，甘英的使团并未抵达真正的大秦，但东汉对于西域都护以西的近东地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西亚各国的风土人情也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后汉书》载：（甘英）抵达了安息，打算跨越大海往更西探索，但安息人却告诉甘英说，这里海域宽广，如果要渡海往极西，如果顺风，要三月才能抵达，如果逆风，至少两年才能到罗马，所以若要跨海，需得备足三年口粮。不仅如此，海中还有海妖善使人思土恋慕，经常有因此死去的。甘英听闻后便放弃了继续前行的打算。安息是汉朝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将汉朝的丝与丝织品运至大秦交易，从中获取垄断的暴利。甘英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汉人必定通过安息人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欧洲大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在《后汉书》中就不会有关于罗马的一些描述了。《后汉书》云：“（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大秦国一名黎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这段记载虽然仍有不乏夸张不实之处，比如称罗马多种树蚕桑，食器为水晶等并不符合罗马的真实历史，但其大部分描述仍然反映了不少古罗马的真实情况，如汉朝人知道从安息（今伊朗）往西到海边，再渡海就能够到达罗马。而这里所说的海，应该就是指地中海。可见，尽管汉朝与罗马直接接触的企图没有成功，但依然通过安息的介绍，了解了许多有关罗马的情况。但是，东汉在甘英之后，并沒有对罗马采取进一步的探索行动，中国对欧洲的探险，也就此戛然而止，直到鸦片战争时，东方帝国再没有对西欧大陆进行过主动的直接接触。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探索的动力上，汉朝人的对外探索，更多的只是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策略。其次，在探索的形式上，汉朝人的对外探索以陆路为主，在海路却极少有人去尝试。
罗马对中国的海路探寻
罗马对中国的探索以海路为主，这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与罗马本身海洋文明的特质有关。在通往中国的陆路上，罗马不仅要遭遇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临萨珊波斯这个当时西亚最强大帝国的挑战，因此，双方通过陆路展开直接的贸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海上航行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这一不利因素减弱。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大河文明不同，罗马文明承接自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对于海外探险和商业贸易有着天生敏锐的触觉，罗马把探索东方的方向放在了海路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1世纪下半叶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远东地区往来的重要资料。《航海记》能清楚地描述罗马经印度与中国交通的主要道路，说明他们对当时中国的地理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甚至也有可能已经有零散的中国边境商人通过印度与罗马进行过贸易。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曾记载：“即便不属罗马帝政所治的地方，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强盛，见罗马人而生敬心……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定交好之约。”这里所说的赛里斯，指的就是中国（东汉）。按照佛罗鲁斯的说法，当时的中国（东汉）应该给罗马上过贡，当然，这段记载真实性很让人存疑，因为中国史书上从没有记载过派遣使臣到达罗马的事情，而且即便是派遣使臣与罗马联络，也不可能是以朝贡的方式。但佛罗鲁斯的记载也不可能空穴来风，很可能当时有汉朝商队曾与罗马的边境行省发生过贸易往来，并被记录了下来。
公元98年，图拉真即位罗马皇帝，罗马开始执行大力往东扩张的路线，先后占领了达西亚、亚美尼亚，并与帕提亚（波斯）交战，甚至攻克了帕提亚国都，并进而到达了今巴基斯坦一带，从而跨越帕提亚（波斯）的阻碍，与南亚国家开展了更深入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后汉书》对于罗马与南亚印度等国的交往亦有所述，永宁元年（公元120年），位于今缅甸的掸国向东汉进贡了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而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海上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并深入到了中国西南的内陆。
东汉时期的洛阳与欧洲
罗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在东汉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洛阳，因此洛阳在中欧交流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官方派遣的出使欧洲的行为即是发生在以洛阳为都的东汉时期，东汉时期，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西海”，后被“安息西界船人”劝回，这是汉朝时期中国人到达最远的地方。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通过海路首次到达中国，并抵达了中国当时的国都洛阳，这是大秦与东汉王朝第一次直接交往。《后汉书》云：“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日南即今越南，所贸货物以南亚特产为主，说明罗马是经印度洋浮海跨越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罗马经由印度开辟了前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之后洛阳在魏晋南北朝相继为都，罗马使臣商人往来不断。这是中国与罗马交往最多的时期，是丝路起点与终点的对话。 无论是海上丝路还是陆上丝路，既是沟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对于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而言，中国产丝绸、铁器等物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输出国外，深受罗马等国居民的欢迎;同时，也有众多来自古地中海和西亚的商品也随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对中华文明产生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汉至北魏时期东西方经贸往来过程中，有不少罗马金币流入了中国，这些都已经获得了大量考古证据的支持。比如洛阳邙山出土的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金币;洛阳市郊出土的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洛阳南郊出土的福卡斯金币;洛阳市郊出土的赫拉克利乌斯金币。众所周知，货币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罗马金币在洛阳的不断发现不但印证了丝绸之路当年的繁华，而且也为研究洛阳与罗马帝国的交往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物证。
毋容置疑，汉魏时期的洛阳见证了罗马使节对于中原王朝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见证了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欧洲地中海的过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国内外对于洛阳在古丝绸之路中的地位，特别是洛阳在东汉与古罗马交流往来中的地位，依然存在不少错误的认知，在当代欧洲人的視野里，东汉时期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发生在洛阳与罗马之间，而是发生在西安与罗马之间。法国人让-诺埃尔·罗伯特在其所著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中即描述：“本书描述了一群勇敢的罗马商人，在公元166年，以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为寻找他们梦想中的丝绸之国，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最终抵达汉王朝国都——长安（今西安）。这是一段充满冒险、离奇而艰辛的历程”。这种明显的史实错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汉代中国的看法，他们对中国汉朝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缺乏足够的了解，除此之外，国内对于丝绸之路也缺乏准确而全面的宣传，这也进一步造成了国内外的误解。
东汉时期中国与罗马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此，洛阳应该努力活化与古罗马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叫响东汉与古罗马交流的文化名片。2014年，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作为丝绸之路申遗的三处遗产点，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洛阳应该以此为契机，多措并举活化“丝绸之路中罗马元素”，并以“互联网+”为平台，将这些洛阳文化中的罗马元素，以及相应的文物资源，展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游客面前，让国内外游客真正认识洛阳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真正了解洛阳在汉朝与古罗马交通中的作用，从而提升古丝绸之路遗产旅游的层次，进而改善洛阳的国际旅游形象。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东汉对通往罗马的陆路探索
汉魏时期的欧洲主要处于罗马帝国的掌控之下，这一时期的中欧交通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古罗马之间。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与中西亚的贸易往来迅速发展起来，但西汉时期中国对于西域之外世界的认知止于安息（今伊朗一带），对于安息又西之地，《汉书》云：“乌弋山离国 ，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行可百馀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班固描述的乌弋山离之国即罗马，位于长安极遥远的西方，其国人口众多，兵甲雄厚，这些大体符合罗马的国情，此外对于罗马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外交关系也基本属实。
汉和帝永元年间，班超遣甘英前往大秦，甘英的使团并未抵达真正的大秦，但东汉对于西域都护以西的近东地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西亚各国的风土人情也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后汉书》载：（甘英）抵达了安息，打算跨越大海往更西探索，但安息人却告诉甘英说，这里海域宽广，如果要渡海往极西，如果顺风，要三月才能抵达，如果逆风，至少两年才能到罗马，所以若要跨海，需得备足三年口粮。不仅如此，海中还有海妖善使人思土恋慕，经常有因此死去的。甘英听闻后便放弃了继续前行的打算。安息是汉朝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将汉朝的丝与丝织品运至大秦交易，从中获取垄断的暴利。甘英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汉人必定通过安息人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欧洲大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在《后汉书》中就不会有关于罗马的一些描述了。《后汉书》云：“（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大秦国一名黎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这段记载虽然仍有不乏夸张不实之处，比如称罗马多种树蚕桑，食器为水晶等并不符合罗马的真实历史，但其大部分描述仍然反映了不少古罗马的真实情况，如汉朝人知道从安息（今伊朗）往西到海边，再渡海就能够到达罗马。而这里所说的海，应该就是指地中海。可见，尽管汉朝与罗马直接接触的企图没有成功，但依然通过安息的介绍，了解了许多有关罗马的情况。但是，东汉在甘英之后，并沒有对罗马采取进一步的探索行动，中国对欧洲的探险，也就此戛然而止，直到鸦片战争时，东方帝国再没有对西欧大陆进行过主动的直接接触。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探索的动力上，汉朝人的对外探索，更多的只是一种外交和军事上的策略。其次，在探索的形式上，汉朝人的对外探索以陆路为主，在海路却极少有人去尝试。
罗马对中国的海路探寻
罗马对中国的探索以海路为主，这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与罗马本身海洋文明的特质有关。在通往中国的陆路上，罗马不仅要遭遇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临萨珊波斯这个当时西亚最强大帝国的挑战，因此，双方通过陆路展开直接的贸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海上航行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将这一不利因素减弱。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大河文明不同，罗马文明承接自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对于海外探险和商业贸易有着天生敏锐的触觉，罗马把探索东方的方向放在了海路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1世纪下半叶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远东地区往来的重要资料。《航海记》能清楚地描述罗马经印度与中国交通的主要道路，说明他们对当时中国的地理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甚至也有可能已经有零散的中国边境商人通过印度与罗马进行过贸易。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曾记载：“即便不属罗马帝政所治的地方，亦皆知罗马国之光荣强盛，见罗马人而生敬心……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定交好之约。”这里所说的赛里斯，指的就是中国（东汉）。按照佛罗鲁斯的说法，当时的中国（东汉）应该给罗马上过贡，当然，这段记载真实性很让人存疑，因为中国史书上从没有记载过派遣使臣到达罗马的事情，而且即便是派遣使臣与罗马联络，也不可能是以朝贡的方式。但佛罗鲁斯的记载也不可能空穴来风，很可能当时有汉朝商队曾与罗马的边境行省发生过贸易往来，并被记录了下来。
公元98年，图拉真即位罗马皇帝，罗马开始执行大力往东扩张的路线，先后占领了达西亚、亚美尼亚，并与帕提亚（波斯）交战，甚至攻克了帕提亚国都，并进而到达了今巴基斯坦一带，从而跨越帕提亚（波斯）的阻碍，与南亚国家开展了更深入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后汉书》对于罗马与南亚印度等国的交往亦有所述，永宁元年（公元120年），位于今缅甸的掸国向东汉进贡了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而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海上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并深入到了中国西南的内陆。
东汉时期的洛阳与欧洲
罗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在东汉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在洛阳，因此洛阳在中欧交流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官方派遣的出使欧洲的行为即是发生在以洛阳为都的东汉时期，东汉时期，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西海”，后被“安息西界船人”劝回，这是汉朝时期中国人到达最远的地方。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通过海路首次到达中国，并抵达了中国当时的国都洛阳，这是大秦与东汉王朝第一次直接交往。《后汉书》云：“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日南即今越南，所贸货物以南亚特产为主，说明罗马是经印度洋浮海跨越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罗马经由印度开辟了前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之后洛阳在魏晋南北朝相继为都，罗马使臣商人往来不断。这是中国与罗马交往最多的时期，是丝路起点与终点的对话。 无论是海上丝路还是陆上丝路，既是沟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对于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而言，中国产丝绸、铁器等物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输出国外，深受罗马等国居民的欢迎;同时，也有众多来自古地中海和西亚的商品也随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对中华文明产生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汉至北魏时期东西方经贸往来过程中，有不少罗马金币流入了中国，这些都已经获得了大量考古证据的支持。比如洛阳邙山出土的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金币;洛阳市郊出土的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洛阳南郊出土的福卡斯金币;洛阳市郊出土的赫拉克利乌斯金币。众所周知，货币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罗马金币在洛阳的不断发现不但印证了丝绸之路当年的繁华，而且也为研究洛阳与罗马帝国的交往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物证。
毋容置疑，汉魏时期的洛阳见证了罗马使节对于中原王朝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见证了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欧洲地中海的过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国内外对于洛阳在古丝绸之路中的地位，特别是洛阳在东汉与古罗马交流往来中的地位，依然存在不少错误的认知，在当代欧洲人的視野里，东汉时期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发生在洛阳与罗马之间，而是发生在西安与罗马之间。法国人让-诺埃尔·罗伯特在其所著的《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中即描述：“本书描述了一群勇敢的罗马商人，在公元166年，以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为寻找他们梦想中的丝绸之国，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最终抵达汉王朝国都——长安（今西安）。这是一段充满冒险、离奇而艰辛的历程”。这种明显的史实错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汉代中国的看法，他们对中国汉朝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缺乏足够的了解，除此之外，国内对于丝绸之路也缺乏准确而全面的宣传，这也进一步造成了国内外的误解。
东汉时期中国与罗马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此，洛阳应该努力活化与古罗马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叫响东汉与古罗马交流的文化名片。2014年，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作为丝绸之路申遗的三处遗产点，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洛阳应该以此为契机，多措并举活化“丝绸之路中罗马元素”，并以“互联网+”为平台，将这些洛阳文化中的罗马元素，以及相应的文物资源，展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游客面前，让国内外游客真正认识洛阳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真正了解洛阳在汉朝与古罗马交通中的作用，从而提升古丝绸之路遗产旅游的层次，进而改善洛阳的国际旅游形象。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