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产业链重构的“中美战局”

　　全球产业链重构，比你想象中更复杂
　　“在中国从事制造业，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
　　说这话的正是被称为汽车玻璃大王的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作为最早到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曹德旺于201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建造了全球最大汽車玻璃单体工厂，该工厂也因奥巴马投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备受热议。
　　中美贸易战开始前，工资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高税收负担，以及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等，就已经抬高了中国的制造业成本。而美国本土很多的产业，例如：传统制造业的汽车制造、钢、铝冶炼等，也已经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从美国本土外移。
　　这样看，全球产业链转移和重构早已启动。而今，贸易战打乱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全球经贸秩序，中美之间打造的产业链条愈加“松动”。
　　期间，来自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的在华企业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环节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美国方面的企业，以进口电子产品和其他零部件的企业为例，贸易战当下为保盈利，也在考虑将工厂迁至关税以外的地区。
　　尽管中美谈判有最新进展，两国元首1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美国于12月15日加征关税的举措也有望推迟。但两国谈判可以“走着瞧”，企业经营却一天也不能等，加之此前已经形成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综合压力，全球产业链格局重构已成定局。
　　贸易战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寻找新国际伙伴
　　“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钢明教授开门见山地对《中外管理》说道。
　　要理解产业链重构的脉络和本质，首先要梳理中美贸易战到底谁输谁赢。
　　袁钢明分析道：贸易战到底谁输谁赢，中美两个国家衡量的方法和角度都不一样。美方评论界衡量贸易战的胜败不是看贸易本身，而是看双方的经济在贸易战打响以后到底上扬还是下跌。贸易战期间，每当特朗普有“新动作”、颁布新的法令，中国股市几乎都会首当其冲出现大幅下跌。此时，美国一些专家或者评论者就会捕风捉影地说：“中国受到了贸易战的冲击，输了。”
　　但这种判断离事情的本质相距甚远。
　　“股市下跌是贸易战打响以后一种外延性的心理冲击。而且同期比较，美国的股市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与贸易战所影响到的行业、领域并非直接关系。”袁钢明提到：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不能简单用中美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相反，中国企业在贸易战期间，产业链条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对外贸易上寻找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市场。
　　所以，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来看，中方在贸易战中打赢了。但袁钢明也补充说：我们也应该认清一个事实——贸易战影响股市，进而会影响宏观政策，乃至金融、其他产业、民营经济，甚至整个制造业。

　　美国高科技公司受到的冲击更大
　　美国方面也不能幸免！标普全球就曾警告说：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交火”后，特斯拉、德州仪器和博地能源等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比中国同行更大。其中一个潜在影响是：关税对在美国上市的工业、能源及金融企业的影响，比对中国企业更大。
　　从产业链角度看，当企业漫长的生产线经过好几个国家时，任何一环的破裂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例如：企业在产业链条上的利润获取，需要实现在产业链的后面环节。美国企业的芯片卖给中国企业后，美国高新产业的效益才能体现出来。但现实是：美国的产业链残缺不全，企业所受到的产业链制约与中国企业相比不相上下，甚至更大。从这层意义看，美国高科技公司所受到的产业链重构的冲击比中国还要大。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讲道：中美关系也会影响更多产业链关联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直至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破坏与重构。
　　袁钢明总结道：贸易战总的来说对中美造成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正如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中美贸易战下谁输谁赢一样，全球产业链重构所面临的是各种因素交错、复杂的背景。
　　这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至少持续10年
　　产业链重构一定不能倒退回过去自力更生闭关锁国的状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只能在开放和多赢中才能获得安全和保障
　　袁钢明表示：虽然美国201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下滑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要比中国有活力得多。美国的投资、消费，以及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美国在高新产业、研发密集型知识产权的投资都在10%以上，有些领域达到17%、18%，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毫无疑问，美国以高新科技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迅猛地前进。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中资源加工型产业比重最高，高新技术产业者是日用消费品产业其次。中国产业结构目前还没有进入像美国那样以精细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而是以基础原材料、传统制造业分量为重的产业结构，这是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的现状。
　　不难看出，贸易战之前，美国的研发优势和中国的制造优势两相结合，本来是产业链上中美企业最好的双赢关系，如今却反而成为产业链重构中的“切肤之痛”。 　　以“操作系统”为例，受美国禁令影响，相关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华为Mate30未能搭载GMS（谷歌移动服务），仅此一项就造成了华为新手机在海外市场销售的重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缺乏核心操作系统，乃至“缺芯之痛”，反而也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加速成长，对科研和自主创新的重视，再一次刷新了中国企业的价值观。同时寻找可以替代的供应链也成为第二选择。
　　然而这一“替代和转移”的过程无论是中国企业为减少对美依赖而进行的“替代和转移”，还是美国企业寻找对中国市场的“替代和转移”，都将是漫的长过程。需要多久，未为可知，但造成的全球}生产业格局变化，将影响深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产业链重构包括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的转移。产业链重构一般需要有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转移过程，—旦形成之后不会谁减税企业就马上向谁转移，而会相当稳定。目前看，全球产业链在重构中并没有加快向美国的转移。
　　靠“自给自足”打不赢产业链重构之战！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长期挑战，中国企业能够自给自足，是否就能化解危机？
　　“自给自足，把产业链包全了，补全了就安全了吗？不尽然！”在袁钢明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链都不是孤立的，现代产业的发展都是多国协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国形成一个产业链才是最合理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把自己的产业链全包。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并不是一种完善的产业链形式，追求自给自足，就落入了一个封闭保守或者僵化不前的状态。

　　他解释道：即使强如美国，也有大量电子元器件要依靠进口。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美国工厂生产的电子产品和电脑中的零部件，2016年的进口比例达到25%。美国高新制造业比较发达，但原材料环节、制造业装备环节都需要外部资源（他国）的协助。
　　但产业链条的问题，不是“你不给我支持了，我们就自己动手制造”。对中国而言，失去了美国的芯片支持，还可以在国际上找到替代，企业可以选择用日韩或者欧洲的芯片。不过如果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话，肯定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大的市场。尤其对“美国制造”来说，中国是全球遥遥领先的增长最快的市场。
　　也正因如此，各国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直面产业链不可能自给自足的隐患，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包括美国。
　　最后，袁钢明强调：全球化时代，只要正视自身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并把自己的优势做大做强，就能够获得相互依赖的主动权，或者是更有利的条件。这样状态下的产业链才能够安全。
　　但产业链重构一定不能倒退回过去自力更生、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坚持自主创新的任正非，多次公开的观点都是：“我们离不开美国。”
　　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只能在开放和多赢中，才能获得安全和保障。
　　责任编辑：李靖

“脱欧”，撇得清的“关系”脱不开的产业链

　　英国“脱欧”给全球经济，尤其是欧洲企业产业链带来的影响，正牵一发而动全身
　　随着10月31日英国“脱欧”大限临近，10月19日夜，原本是英国与欧盟间达成“脱欧协议”的日子，这一天，欧盟却收到来自英国的“延长脱欧”期限申请信。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将“脱欧”期限延长至2020年1月31日。
　　10月2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同意英国提出的延期“脱欧”申请。
　　历时6年之久的“脱欧”之路，竟然在最后的百米冲刺阶段“被搅黄”。
　　但是，“脱欧”引发的产业转移进程并未受影响。
　　今年2月，福特汽车公司就对英国政府表示，正在加紧准备将生产线转移到英国以外的区域;丰田汽车也宣布将于2021年关闭其位于英国斯温顿的汽车制造工厂;宝马则讨论把部分生产能力移至荷兰……随着车企关闭或者转移英国工厂，汽车生产供应链上的大量零部件企业也将被迫撤退或缩小业务规模。
　　2019年2月，英国企业董事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因英国“脱欧”而打算或已开始向国外转移业务的英国企业，达到29%！到10月15日，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也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企业已不仅是年初的“打算”做调整，而是已经开始普遍采取措施了：在参与调查的英国汽车工业企业里，有1/3已经进行了裁员。理由是担心“无协议脱欧”会损害商业前景。
　　英国“脱欧”给全球经济，尤其是欧洲企业产业链带来的影响，正牵一发而动全身。
　　“脱欧”后的制造业：欧洲大陆占尽优势
　　如何看待和解读英国“脱欧”对英国以及欧洲产业链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盟研究所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表示：首先，对英国经济来说，“脱欧”后短期内英国的贸易成本会上升，肯定会引发产业链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贸易依赖度比较高，连英国政府自己也深知如果无协议“脱欧”的话，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都将面临严重的衰退。
　　为什么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贸易依赖度高？这要追溯到一战后，英国开始将劳动力和资本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之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英国制造”，慢慢被“德国制造”取代。现如今，英国的主要产业精力早已不在制造业上面了。虽然也有消息称贸易摩擦、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危机正在破坏全球贸易和经济，从而冲击德国制造业，但不得不承认德国制造在产业链环节的巨大影响力和带动力。
　　记者了解到，根据Dhingra的测算，若“软脱欧”（即“有协议脱欧”）英国总貿易额将减少8%，其中与欧盟的贸易将减少22%—25%;若“硬脱欧”（即“无协议脱欧”），英国总贸易额将减少14%—15%，其中与欧盟的贸易将减少38%—44%。以上结果隐含的结论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贸易依赖在短期将下降至40%，长期将下降至30%。 　　崔洪建指出：这也和欧盟内部相对清晰的产业链分工有关系，英国的传统制造业、农业很长时间都是依赖于欧洲大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以后，英国市场的中低端产品供应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制造业领域和环节，显然欧洲大陆相比较英国更占优势。
　　“脱欧”后的金融：英国、欧陆是双输局面
　　除了涉及基本生活消费的产业外，需要关注的还有金融行业。

　　英国和欧陆，不仅要关注自己的“脱欧”难题，还要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毕竟全球化背景下，不管美国还是英国谁都可以“闹脾气”，甚至任性地切割国与国的经贸关系，但是无论怎样都脱不开产业链的制约
　　作为一个老牌金融强国，英国在金融资本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境内诞生了无数世界级金融巨头：著名的汇丰控股公司、英格兰银行、皇家苏格兰银行等都是历史在百年以上，业务遍及五大洲的金融巨头。
　　崔洪建介绍：“脱欧”之前，英国的金融优势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制造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着互补。以前在欧盟内部，伦敦发挥着金融中心的作用，“脱欧”后英国金融业很可能遭受打击，英国伦敦的金融机构自由进入欧盟市场的时代将结束，同时，英国作为全球金融机构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地位也将被动摇。而之前看重伦敦金融中心的外来金融投资（欧盟外的资源）也会考虑是不是要撤出或者转向，这样，以金融业为经济主体的英国将面临巨大压力。
　　反之对于欧盟而言，伦敦金融中心对欧洲大陆在金融上的辐射作用很大。尽管英国不是欧元区国家，却扮演了欧洲离岸金融中心的角色，重要性可想而知。
　　“很難想象失去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后，怎样将金融职能转移到其他欧洲城市。比如：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甚至是像米兰等等是否可行都存疑。试想，长期以来以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著称的德国，怎么搞金融中心？难！”崔洪建如是说。
　　“脱欧”后的高科技：英国更有话语权
　　接着看科技领域。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今天，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最强大的高科技中心，在世界上与美国、中国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同时，英国的高科技之前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欧盟资金的支持。
　　有调研显示：大概将近20%英国科技和研发资金支持来自于欧陆，而英国目前也仍是国际科技投资者在欧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过去两年，英国科技公司吸引的风投资金几乎是其余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3倍。
　　崔洪建表示：很显然，一旦“脱欧”，科研创新作为英国产业链的重要部分，无疑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但综合看，“脱欧”对英国乃至欧陆有什么影响还要看它以什么方式离开欧盟，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有协议脱欧”意味着英欧关系会有一个缓冲和过渡期，对双方乃至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影响会朝着一个“软着陆”的方向走去。如果是“无协议脱欧”，肯定会导致双方交易成本上升，对经济、产业链都将是直接的冲击。
　　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为何英国还依然一意孤行“脱欧”？在英国人看来，“脱欧”这个事情不能只算经济账，英国也有信心在短期内让经济和产业链不产生颠覆性或不可掌控的影响。
　　例如：从高科技产业角度看，英国在半导体芯片设计等部分高端制造领域，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并具有垄断地位，能源、化工、汽车、航空及生物医药等产业也具备全球竞争优势。这一点可能并不会因为“脱欧”而改变。

　　“事实上，英国这几年一直在做努力，防止了‘脱欧’公投以后出现所谓的英国经济悬崖式下滑，包括英国央行也有预防措施，所以这几年的英国经济比大家想象得要平稳。‘脱欧’对英国、对欧盟，甚至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不会发生过于剧烈的波动。”崔洪建总结说。
　　美、中、澳、加、日，都是英国在寻找的“替补”
　　毫无疑问，不管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欧陆和英国之间原本完整的产业链条一定会因此调整。换句话说，英国和欧陆之间的产业链互补，是否能在“分手”后找到替代？这是当务之急。
　　2019年夏天，英国首相约翰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法国会晤，讨论英国“脱欧”、国际和双边贸易等议题。早前也有报道透露了英国政府期待与美国达成“脱欧”后时代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意向。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外交行动，其实也可以看出英国打算脱离欧盟后积极寻找下一个“伙伴”。
　　“美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国，如果以后英国直接从美国进口商品的话，其实它的成本并不比现在从欧盟进口要高。”崔洪建指出。英国现在一方面通过和欧盟达成它能接受的协议，来尽量避免短期内成本上涨过快。同时英国也在考虑去欧洲以外的市场找“替补”，以此来维持相对稳定的产业和供应链条，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除了美国，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这些主要的市场和出口国都是英国要去谈自贸协议的优先对象。尤其是中国，现在英国和中国都希望能实现产业优势互补。以英国所擅长的金融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市场，与中国开放货物贸易和制成品的市场优势互相合作。
　　中英双方的一个潜在机会——北部振兴计划
　　此外，崔洪建还提到对中英双方的一个潜在机会——北部振兴计划。英国北部振兴计划（Northern Powerhouse）由英国前任财长乔治·奥斯本提出，旨在将英格兰北部地区打造成与伦敦并驾齐驱的第二个经济中心。四年前，英国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团，也表示了希望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和合作机会。 　　但潜在的问题在于：中英双方自贸谈判什么时候谈？怎么谈？就北部振兴计划如何推进合作？这些都是动态变化的。
　　总之，政策环境上看，崔洪建表示：未来英国离开欧盟后，短时间内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对欧洲以外的市场需求都会增大，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政策会宽松，欧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英国因为迫于形势则会越来越开放，这对于英欧之外的国家都是新的机会。
　　但崔洪建也提醒说：拿英国和欧陆比，亲英，面对的是新机遇和8000万人的市场;而亲欧，面临的是5亿人的市场。所以，所谓的新机会也并不是简单的利好或利空，而是一场比较复杂的考量。
　　中国企业要密切关注欧洲政策变化
　　面对现在的欧陆和英国，中国企业也要有新的心态和准备。
　　崔洪建建议：中国企业要摆脱之前“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老观念。英国“脱欧”也是一种政治变化，中国企业要更多关注欧洲各国，包括英国的政策形势变化。毕竟这是一个调整期，产业链也面临着调整再分配。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已有的所谓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或者在欧洲当地的布局，是不是和欧洲各国现有政治变化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就要调整。否则，由欧洲政治变化带来的风险，产生的成本的提升和其他经济损失，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很现实的。
　　此外，这样的局势更要求中国企业扎实地做好“两化”：国际化和本土化，怎么和欧洲当地的价值观和文化对接，这个问题可能更突出。
　　最后，崔洪建提到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中美关系。欧洲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因为有了全球化，有了全球化配置的产业链，欧洲企业才能实现降本增利。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论是英国还是欧陆，也同样面临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产业链影响，这是一个很现实、很直接，对欧盟来说也是很要命的问题。
　　崔洪建提到最近去德国出访，德國人透露了他们现在对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关切和紧张。比如：德国几个汽车厂商的SUV车型大都在美国生产，然后销往中国市场。“如果以后中美真的闹得不可开交的话，德国厂商的SUV在美国造了以后怎么出口到中国呢？这就是活生生的供应链问题。”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面前，英国和欧陆并不可能长期“隔岸观火”，如果英国两边“都不得罪”，那它就要考虑建立两套平行的供应链了，这对它意味着什么？成本！这些都是英国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这么看，英国和欧陆，不仅要关注自己的“脱欧”难题，还要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毕竟全球化背景下，不管美国还是英国，谁都可以“闹脾气”，甚至任性地切割国与国的经贸关系。但是，无论怎样都脱不开产业链的制约。
　　责任编辑：李靖

日韩相恨相杀中国如何发挥“磁吸效应”？

　　日韩是亚洲科技竞争高地，这个高地的构筑也基于日韩两国的长期互相协同，而日韩政治交恶撕裂了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产业链协同，也将通过产业链，把负效应传导给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相关领域
　　近期，60年罕见强台风“海贝思”登陆日本，据日媒报道，日本多家超市货物被一扫而空，唯独韩国泡面无人问津，而这也被视为当前日韩关系紧张的缩影。
　　此前，从2019年8月7日起，日本安倍政府就公布：将韩国移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原本韩国是日本贸易“白名单”上唯一的亚洲国家，这回也成了第一个被移除的国家。日本此举即意味着不再视韩国为“友好国家”。
　　出于反制，韩国也同样采取了“拉黑”措施，并于9月份生效。并且，韩国针对日本的“限制出口”向WTO提起了诉讼。由此，日、韩关系开始进人_个冷冻、对立时期。之后，日本政府又于9月27日批准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在“安保合作”章节中，将韩国的排名由2018年的第2位降至第4位。此举象征日本将韩国的国防合作盟友地位再一次降级，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发展到2019年10月，原本10月11日双方为化解矛盾，举行了第一次双边协商，结果依旧不欢而散。
　　日韩民间的对抗也在增强，随着韩国飞往日本的航班不断取消，去日本旅游的韩国游客人数骤减。同样，日本去韩国的旅游者人数也在骤减。两国旅游者，尤其韩国旅游者大批转向到中国旅游。
　　在企业投资方面，两国间的企业投资也在大幅减少，资金转而投向了中国、东南亚……政治的角逐直接影响经济的动荡。日韩这两个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都有举足轻重地位国家关系持续交恶，已经导致东北亚商业环境的恶化，而且对东亚的产业链架构造成相当程度的波及。
　　日韩水火不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应该说，日本对美国真是有样学样。此次日本对韩国的“断供”手法，与美国之前将中国华为作为打击对象的做法，如出一辙，同样都是对科技尖端产业进行打击，首当其冲的也都是韩国半导体产业。
　　7月1日，日本宣布对韩国加强显示面板和半导体芯片所需的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矛头瞄准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三星电子和世界排名第三的SK海力士。
　　要知道，韩国有约60%的高纯度氟化氢（对半导体材料生产至关重要）、91.9%的光刻胶，以及93.7%的氟化聚酰亚胺均来自于日本企业。但在日本加强出口管制之后，日韩两国半导体厂商以后无法再顺利地合作。
　　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试算，日本的管制措施将造成韩国GDP下降2.2%。
　　而韩国被日本剔除出“白名单”，也意味着除食品、木材等商品外，几乎所有产业的1100多种产品对日出口将受影响。包括各种高科技材料、电子元器件、IT设备、工具机械等。因此，日本此举也被外界比喻为掐住了韩国科技企业的“喉咙”。 　　不得不说，虽然韩国在全球高新技术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正是这种“外部依赖”给了日本乘虚而入的机会，也为如今韩国遭受日本贸易管制导致的大损失埋下了伏笔。

　　未来，推进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一方面拥有庞大需求带来的“订单话语权”，可以影响日韩产业链;另一方面作为诸多高端领域的领跑者，也将影响日韩产业链，从而成为修复日韩产业链战略合作的“新中轴”
　　当然，损失并非单方面的，日方加强对韩出口管控也将波及日本本身。公开数据显示：9月日本乘用車在韩国销量下降60%，韩国进口日本汽车份额从15.9%下降到5.5%;韩国9月日制啤酒进口额仅为6000美元！实质上是暂停了进口;而数码相机、高尔夫、药品等商品进口同比2018年也减少了约20%—50%。
　　如此看来，日韩关系的恶化，正在倒逼两国经济、产业链走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
　　美日韩“铁三角”不稳，东亚格局生变
　　原来日韩两国也出现过大的矛盾，但绝大部分都被美国从中调停，甚至直接“喊停”，但今年发生了什么？
　　对特朗普治国政策稍有了解的就知道：这届美国政府并不愿意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维持美国盟友体系。
　　另外，虽然人们都知道美日韩同盟是“铁三角”同盟关系，日韩拥有共同的盟国美国，但双方并未相互结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式体系。如今美日韩铁三角关系出现破裂，短期看美国没多大损失，但从长远看，长此以往，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将大大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也会有边缘化趋势。
　　行业声音比较认可的是，缺乏第三国尤其是美国的协调，日韩关系短期内是不大可能回归正常的。而对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委员、《供应链为王》一书作者杨达卿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谈道：日韩在无线通信、芯片、汽车等诸多产业领域的产业链协同较深，但日韩之间地缘政治复杂，当美国作为合作战略中轴时，日韩产业链还能比较稳定。而当前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原则下，美国作为美日韩战略合作的中轴和基石作用正在坍塌，这或让日韩之间的政治交恶更深更广地影响了产业链合作。
　　杨达卿进一步谈道：日韩是亚洲科技竞争高地，这个高地的构筑也基于日韩两国的长期互相协同，而日韩政治交恶撕裂了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产业链协同，也将通过产业链，把负效应传导给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相关领域。比如：韩国存储器和面板生产受阻，将波及下游客户，包括中国的华为、OPPO、vivo，日本的索尼，以及美国的苹果。
　　所以，即便是中国有望获得渔翁之利，但也同样面临要承受日韩大战带来的负面效应。
　　下一步，如果日韩关系持续恶化，不仅给东亚经贸格局带来不确定性，也将殃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全球性数字产业链转型，中国已现“磁吸效应”
　　显然，日韩贸易摩擦不仅使韩国深受其害，也打击了日本出口企业，同时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影响，全球相关产业价值链也将大概率重新洗牌。
　　实际上，全球产业链已经在向数字化产业链演变，在演变过程中，顺应数字产业链新规则，并拥有需求侧优势或占据供给侧优势的国家及区域或将先胜。
　　其中，中国、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因为有更庞大的需求基础和应用场景，必然凭借需求侧优势吸附全球资源集聚。
　　杨达卿告诉《中外管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首倡并推进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价值观，更符合扁平化的数字产业链世界所需要的价值观。中国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数字产业链做支撑，也将为数字产业链提供土壤，而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的美国所秉持的单边主义，及其构筑的链主至上的传统产业链，将被逐渐摒弃。同时，中国拥有目前全球最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和最丰富、最开放的数字产业链试验场，必然吸引全球各类优势生产要素集聚中国，形成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磁吸效应”。
　　未来，推进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一方面拥有庞大需求带来的“订单话语权”，可以影响日韩产业链;另—方面作为诸多高端领域的领跑者，也将影响日韩产业链，从而成为修复日韩产业链战略合作的“新中轴”。
　　“齿轮效应”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日韩相争，中国得利。短期来看，中国的确可以迎来一些转单利好。事实上，目前看日韩两国也都很默契地瞄准了中国的科技市场，尤其日本对韩国“断供”，给中国产品进入韩国市场提供了机会。比如：韩国三星等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求替代厂家，而且已经正式将中国氟化氢材料纳入生产线。部分日本供应商也在想办法规避管制，意图将中国当做中转站，以实现向韩国半导体企业出口原材料。
　　杨达卿表示：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全球产业链合作，因为更深入更精细，形成相互咬合互动的“齿轮效应”，无视商业规则的政治操作，不只是造成相互的伤害，还可能带来自身部分产业齿轮的逆转。
　　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是动态发展的，日本单方面阻断供给韩国的产业链，虽然给韩国造成短期阵痛，但随着韩方企业在全球与新合作伙伴，形成新的齿轮互动，日本的行为就会沦为产业链上的“自杀性袭击”。因为没有韩国企业高端需求侧的拉动，日本在半导体供给侧的持续升级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在日韩交恶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环境下，新的经济局势正在形成，两国若想实现互惠，指望强大对手施舍一个最惠国待遇白名单，终究是靠不住的。
　　杨达卿认为：中国企业要占据数字产业链高地，要秉持符合大势的义利观。因为产业链合作最终目的是“降本、增效、提质”，其实现路径要靠“整体协同、全局优化”。而要推进产业链上下游整体协同，一是要靠义的驱动。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恃强凌弱，做了错误的示范，不仅失守了义的高地，而且被日本错误效仿。二是靠利的驱动。中国企业要坚持利他主义，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推进产业链协同。 　　责任编辑：朱冬

越南，会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看上去越南在走中国过去的发展之路，可中国经济特征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的市场容量、科研实力和产品的多元化、“全制造”产业链，以及国际影响力，都是越南完全无法比的
　　每亩地8美分！
　　这是2008年、2009年那个时期，外资在越南投资建厂、建立工业园区时，一些当地政府给的报价，可见越南对外资的“渴望”。这样的福利也着实令很多企业和机构对越南这片土地充满期待。
　　而2019年，中美貿易战再次升级，加征关税给相关行业带来的冲击也是压倒性的，很多企业为求生存，也考虑寻找“缓冲地带”。而有些外资企业也开始撤出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越南。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在全球制造业的迁移史上有4次：20世纪初，美国接棒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炙手可热的国家。195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西方眼中的“亚洲工厂”。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超越了日本。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则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今天，随着欧美、日韩等国家越来越多地将产业转移到越南，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越来越对越南刮目相看。
　　越南真的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越南招商引资有四大优势
　　“10年前我曾与深圳一些知名集团、深圳工业总会等前往越南岘港，开发中国经济区，‘8美分1亩地’的时代，正是企业遇到的机遇期。”科特勒咨询集团（KMG）全球合伙人、中国区总裁曹虎对《中外管理》谈到越南对全球企业的吸引力。
　　第一，越南有非常好的全球贸易界面，通俗地说，就是它有很多深水港越南国土狭长、近海岸线的地形特征，创造了它在全球贸易的地理优势。
　　第二，越南也在经历改革开放，而且越南历来重视教育，像岘港这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就分布着6所大学。
　　第三，越南的人口结构对发展制造业有优势，几乎半数人口是30岁以下人群，年轻人占比超过50%以上，也就意味着巨大劳动力市场。这是当前诸多工业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以及中国都不具备的。以上这些突出的优势，长期来看越南未来会成为繁荣的消费市场。
　　第四，越南在独特的关税和全球贸易政策当中形成了价格洼地
　　越南是全球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越南和东盟，越南和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和日本，越南和美国之间，有很多贸易协议，获得大量出口贸易优惠。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全球性加工制造企业会去越南寻求“新生”的原因。一是关税优惠，二是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便宜，三是坚持改革开放，四是全球贸易运输方便。
　　越南政府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相当积极主动的，使得连年经济增长态势看好。越南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越南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7.08%，略高于中国。
　　不过，曹虎也补充道：虽然越南政府、当地商业圈层非常欢迎外来投资，而且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外来资本带来先进技术、前沿理念、优秀人才。但不得不说越南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心态是比较复杂和谨慎的，越南—方面欢迎中国企业，但同时又很关注中国的投资领域和技术输出情况，这也是中国企业需要冷静思考的地方。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贸易战一旦结束，很多中国企业会撤回中国。”
　　越南的劣势，却会给企业造成致命伤
　　正如优势的明显和诱人，在越南投资建厂的劣势，也同样让很多企业如鲠在喉。
　　“在那边设厂和成立办事处整个流程下来不是很难，全部手续办完用了大概三个月时间，但现在越南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因为当地厂房的租金已经跟中国大陆差不多了。”受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的影响，以纺织制造为主的地平线控股集团，自2018年开始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越南。地平线控股集团开发部总监张寒冬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描述了自己亲自带队开发建厂的切实感受。
　　她表示：去考察之前，了解到越南当地对纺织企业会有税收方面的优惠。并且一些欧美大牌零售商也在越南设有办事处，无疑让市场营销更加顺畅，让企业又添了几分长期发展的信心。但实际运营后发现，这些政策优势和企业福利的吸引力，逐渐被越南的“短板”所替代。
　　“最大的缺陷就是越南当地供应链、产业链不健全，以及人员效率低下。”张寒冬直言不讳。
　　以家纺行业为例，由于没有配套的产业链，当地缺乏大型织厂、染厂。因为缺织厂，所以生产所需的绝大部分面料需要从中国运过去。又因为缺染厂，虽然缝制环节可以在越南完成，但越南当地缺乏专业的染料兑色、调色人才，更没有管染料配方的人才。所以织布、染布等环节都只能在中国完成。甚至包装的纸箱都得依赖早前入驻的中国台湾企业。这样一来成本自然没什么优势。
　　人工效率，又是另一硬伤。张寒冬介绍：国内同等岗位的加工窗帘流水线的工人，薪资大概是8000元人民币，每天可以做出200件产品，越南本地虽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薪酬雇佣到工人，但实际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只有20件。有时遇到紧急任务，企业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越南的工会进行协商，才能让本地工人同意2小时时长的加班。这样一对比，平均在每一片窗帘上投入的人工成本其实和国内是差不多的，甚至更高。 　　对此问题，曹虎也补充说：很多产业是需要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和长期的工业实践来支撑，而越南本地的职业教育体系相对落后，这恰是越南目前不具备的。
　　而且，越南没有形成完善的大装备、大化工，以及信息产品的供应链，导致适合本地生产的优势产品类别比较少，优势产品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短、劳动力低廉、简单加工、密集型的产业里。这导致当地生产的大都属于相对中低端的产品，没有能力生产产业链比较长的产品，比如：整车制造、大型医疗器械，复杂的化工设备等。
　　另外，由于本土金融业不发达，导致在当地融资很难。加之本土消费能力不行，只能严重依赖出口，一旦全球贸易或出口政策有动荡，对越南企业的影响将比较大。
　　“像日本优衣库只是在越南加工之后，运到全球卖，对他们来说越南是个加工基地，不是重点市场。”曹虎用简单的例子做了解释。
　　越南胜任“世界工厂”几无可能
　　不仅是对中国企业，对全球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产业链转移到越南的做法也受到诟病。
　　据《纽约时报》报道：虽然一些美企考虑将生产迁出中国，转移到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来避开关税。但是在这些国家，美国企业面临一些不利条件，如交通不便，以及劳动力经验不足，很多问题反而证明了中国制造的不可或缺。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起步很早，但—直没有真的做深、做透。现在在越南投资的主体是日本企业最多，其次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以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然后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
　　“越南制造永远不可能变成下一个中国制造，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正是多年深谙东南亚的商业实践，让曹虎更加坚信他的观点。
　　他分析道：很多人无非是看到了越南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以及对越南的全球加工中心地位的确认。但看上去越南在走中国过去的发展之路，可中国经济特征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的市场容量、科研实力和产品的多元化、“全制造”产业链，以及国际影响力，都是越南完全无法比的。所以，应正确定位越南：从全球视角看来，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全球加工基地，也是全球加工贸易出口基地，这才是越南优势的核心。
　　如此，定论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为时过早。
　　而中美贸易战只是在加速这个过程，没有中美贸易战，越南也会发展成这样。因为大量受人力资本降低而驱动的简单加工业，比如：塑料产业、简单汽车零配件加工业，服装产业的缝制环节等，这些最容易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类似于“全球游牧”的产业，率先转移到了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甚至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都是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
　　应理性地看待中国部分企业迁移至越南的现象，因为这是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的自然结果。
　　曹虎建议：对中国企业来说，要做全球市场，尤其要做东盟市场，越南是必经之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有更系统、更深入的长期战略性投资计划。而不是抱着短期的机会主义去投资。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全球，进入东盟市场，发展‘一带一路’產业，必须要将机会性驱动心态，转变成战略性心态。”
　　张寒冬也表示：从成为世界工厂的角度看，越南要代替中国不大可能，至少3-5年内绝对实现不了，除非在多重因素和条件下，有更多中国企业转移到越南去，带领越南整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贸易战一旦结束，很多中国企业会撤回中国。”
　　责任编辑：李靖

全球贸易混战，已明朗的三大趋势！

　　曾经严重倾向于发达经济体的全球贸易地图，正在被重新绘制;曾经以满足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全球产业链，也在调整新目标;曾经居于次位的“服务贸易”，正在逐步成为跨国贸易的新价值高地
　　随着全球化进程速度加快、影响范围拓宽，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频繁，国际贸易争端不断上演。2018年美国宣布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美双方你来我往数轮交锋后协商还在继续，贸易战成了持久战。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历经3任首相数次谈判，几经周折却依然面临变数。2019年7月以来，日韩贸易冲突持续升级，摩擦迅速蔓延至各个领域，恶化的双边关系短期内似乎没有改善的可能。
　　全球贸易局势越发紧张，贸易政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预测。如今，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成为国际化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国际贸易的竞争已从技术、资本的比拼，扩展到对产业链的控制。从全球采购到近岸采购，从出口为主到内需发力，全球产业链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之下，处于全球产业链世界中的企业该何去何从？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市场中，新的价值高地又在哪里？
　　趋势一：生产和消费的“区域化”重构全球贸易地图
　　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全球的产业链正在逐步重构，而这对生产环节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成本上升。
　　国际供应链巨头LLamasoft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按照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来计算，美国服装行业采购成本将增加23%，制造成本将增加43%，但近岸采购可将平均生产周期从19天减少到14天，最终总成本将增加11%。在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行业，即使只有部分元件改为近岸采购，也会使制造成本上升28%。在汽车行业，制造成本将增加21%，虽然采购成本、库存和物流成本会大幅削减，但是总体成本依然会增加近4%。
　　其实早在特朗普提出加征关税之前，全球价值链条就已经发生了转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通过分析全球主要行业发展规律，发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17个主要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持续“收缩”——向“近岸采购”和“国内消费”转型。 　　麦肯锡公司的劳动经济学家
　　SusanLund表示：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主要的消费市场附近进行近岸采购。因为它们正在追求更快的产品上市速度，并改善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性和可见性，而这一目标在供应商遍布全球的情况下很难实现。过长和过于复杂的供应链，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翻山跨海的全球供应链无法应对当今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供应链必须变得更敏捷、弹性和可持续发展。所以，供应链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本地化。
　　福特首席供应链主管Hau Thai Tang就表示：福特既有完善的全球供应链，也有很大比例的本地采购。他认为，随着美洲、欧洲，以及东南亚和中国三个中心辐射网络愈加完善，将会出现更大的区域化趋势。
　　与生产端区域化相对应的是消费端的区域化。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2013-018年间，全球区域内商品贸易份额增加T2.7%，尤其在欧盟国家和亚洲这一现象最为明显，而其中最大的增量市场就是中国。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用于出口，但到2017年出口份额下降到9%。虽然，这种转变的成因复杂，但总体而言中国正在逐步调整国内消费。

　　综合以上三大趋势，全球贸易最强劲的新趋势：企业基于“区域供应链”，提供面向“亚洲市场”的产品，尤其是“服务贸易”
　　不仅在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力日益耀眼。2002年印度服装总产量的35%用于出口，但随着印度消费能力的增强，到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7%。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消费量的一半以上。传统的商品生产国，未来它们生产的商品会越来越多地留在国内消费。这必将继续加深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和改造，曾经严重倾向于发达经济体的全球贸易地图正在被重新绘制。
　　趋势二：“亚洲世纪”开启，中国是全球消费增长引擎
　　“亚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体，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网络的升级，最有可能推动并塑造全球化的下一阶段。”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KevinSneaderail此认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2/3的制成品。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贸易目标，要从瞄准发达国家转到面向发展中国家。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显示：以平均购买力计算，2000年亚洲占全球GDP的32%，到201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2%，并且，预计到2040年有望达到约52%。相比之下，欧洲从26%下降到22%，北美zL25%下降到18%。自2000年以来，亚洲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已从25%上升到33%;占有资本从13%上升到23%;申请专利份额从52%上升到65%。贸易、资本、知识产权、人才等方面的积累，为亚洲获得国际市场话语权奠定了基础，学者Parag Khanna断言“亚洲世纪”已经开始。
　　而消费升级、产业链日趋完善和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这三大因素，正在推动亚洲形成“内部供应链”。首先就是中国正在逐步升级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正好承接了从中国转移出的产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7年，越南制造业占其国内GDP份额从16%增加到22%，孟加拉国从16%上升到22%。随着各国工业体系日渐成熟，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不断加深。它们逐渐超越了简单地将进口产品组装成最终商品阶段，进入到整合生产阶段。例如：在纺织品和服装产业中，多个生产阶段跨越了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多个国家，最终完成生产。
　　亚洲制造业的发展和兴盛，也带来了一批根植于工业化网络的“崛起城市”，这些新兴工业城市充满活力和消费需求。从1995年到2017年，发达经济体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从20%上升到29%。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2万亿美元。对于许多西方品牌来说，深耕亚太地区市场已经是头等战略要务，这也是世界经济重心真正转移的体现。

　　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全球消费市场贡献巨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家庭消费仅占全球家庭消费的10%，但在2010年至2016年，38%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来自中国。此外，在包括汽车和手机在内的很多消费类别中，中国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份额达到或超过了30%。
　　中国迅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为国际企业提供了巨大机会。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中，跨国公司有极高的渗透率。2017年，在主要的十大消费品类中，跨国公司的平均普及率为40%，而在美国仅为26%。在美容和个人护理方面，跨国公司的渗透率高达73%。虽然世界贸易动荡变化，但中国仍是跨国公司不得不重视的巨大市场。
　　趋势三：“服务贸易”是跨国贸易新高地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勞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在过去10年间不断降低。在很多产业链中，最大的价值来自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售后服务，实际商品制造所产生的价值份额在不断下降。甚至产生了很多只专注于开发商品，将实际生产外包的“虚拟制造”公司。
　　未来，跨国贸易新的价值高地在哪里？答案是服务贸易。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7年，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60%以上。尤其在IT服务、通信、知识产权等领域，增长速度达到商品贸易增速的2 3倍。然而，在传统计算体系下，服务的价值并未完全展现。因为“服务创造的价值，大约只是商品贸易创造价值的1/3”。但麦肯锡公司的劳动经济学家Susan Lund认为：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将数据引入生产，商品和服务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服务的价值将会越来越被重视。 　　“维基百科上有超过4000万篇免费文章;全球用户可以免费观看超过10亿小时的YouTube视频内容;每月有数十亿人使用Facebook和Gmail。虽然没有明码标价，但这些服务无疑会为用户创造价值。”Susan Lund谈道，目前这些服务并未计人贸易数据，但在下一个全球化时代，类似的服务将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
　　与服务贸易类似的还有品牌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会向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输出包括品牌设计、软件、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其他知识产权。但这些有巨大价值的无形资产，往往游离于价值体系无法定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这些未被计算的价值高达每年8.3万亿美元，而且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加。
　　综合以上三大趋势，全球贸易最强劲的新趋势是这样：企业基于“区域供应链”，提供面向“亚洲市场”的产品，尤其是“服务贸易”。鉴于此，企业更需要明确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适时调整运营战略，思考如何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更大价值。责任编辑：朱冬

全球产业链重构：“混甜”不是深渊，而是阶梯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早已开始，但随着中美、美欧、英国与欧洲本土，以及日本与韩国的经贸矛盾都爆发出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有了各自“难念的经”，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进入了加速阶段。
　　不管是各主要经济体的“板块碰撞”，还是全球产业链的多极化“板块分裂”，以及世界从传统产业链向数字产业链的“板块升级”，每一个变化都不可避免地给全球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带来大小不一的“震级”和持续不断的冲击。
　　树欲静而风不止，警惕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风险，是绝对绕不开的一道坎。
　　为此，《中外管理》专访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稹（音：zhēn），为我们剖析全球产业链转移带给中国制造企业的危与机。
　　中国哪些产业受冲击更大？
　　《中外管理》：从近年来的国际形势看，全球_产业链格局必然会加快重构过程，中国哪些产业受到的冲击和改变会更大？
　　周禛：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电子、机械等高科技类企业。
　　首先，不可否认，美国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封锁和限制，对于需要从国外进口核心零部件的芯片、半导体行业冲击较大;其次，单从受加征关税对企业的影响来看，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会直接受到影响;再者，生产化学制品、轻工纺织的行业，出口也都会有下降;此外，像中国汽车业，特别是豪华车刹车片生产企业、橡胶轮胎企业也受波及。但我认为这个冲击对美国更大一些，因为我们做零部件出口，而美国更多是做整车集成。当然，汽车产业并不仅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也有经济周期、市场周期的影响。
　　天冷不能怪环境，“过冬”还得靠自己
　　《中外管理》：怎样理性看待这些产业面临的风险？
　　周禛：产业转移的风险固然存在，但整体是可控的，因此要对市场有信心。
　　另外，更要辩证地看待全球产业链的变化。这些变化里既有被动接受的因素，也有产业主动更新换代的因素。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不断和制造业融合，由此产生了新模式、新业态，会对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产生外力推动。
　　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行业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自身竞争力下降或是产业迭代等因素，也会调整自身的生产布局，也有可能导致产业链调整和转移。我国制造业正在转型升级，要向高品质、高质量发展转型，那么一些中低端的产业自然就会转移到其他区域和国家，这是一个合理的变化。
　　《中外管理》：这是不是意味着，正在从事低端制造的产业将面临更大冲击，更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型？
　　周禛：那些竞争力不强、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中小企业，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就更大。
　　我对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做调研时发现，对于那些议价能力很强的实力型企业，面对关税提高的情况，能够与上下游供应链的友商通过协商来共同承担这部分成本。同时，危机意识较强的企业，能更加从容地面对危机。比如：华为有自己的备胎计划，它们可以开辟新的市场。
　　说到底，产业链到底会不会遭遇风险，面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怎么样，其实最终还是要看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只要是有能力的制造企业，面对行业严寒，还是应该扛下去，通过抱团取暖、产业升级、转移市场或开拓新市场等各种方式去“过冬”。
　　要重视“工程师红利”这个历史机遇
　　《中外管理》：目前，与中国利益最相关的中美贸易战带给产业链怎样的影响？有哪些风险是当务之急需要防范的？
　　周稹：从行业数据看，在贸易方面，2019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总额下降，但得益于东南亚、欧盟、非洲等出口市场的增长，我国整体出口总额不降反增，并且欧盟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我國对外出口主要地区;从投资方面看，2019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3%，东盟、欧盟对华投资大幅提高。
　　尽管我国人口红利在消失，
　　但是工程师红利却日益显现，
　　比如：人工智能、
　　软件开发这类人才，
　　我们有大量的储备，
　　不会比印度或
　　劳动力廉价的区域竞争力弱，
　　所以中国企业应该
　　重视技术人才优势的积累，
　　释放历史性的工程师红利
　　在产业转移方面，我们应理性地认识到：产业转移趋势在中美经贸战前已经出现，中美经贸摩擦是加速器而并非主因，但应警惕美国通过对贸易、投资的打压，将我国排除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圈层。 　　《中外管理》：中国的产业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从制造到“智造”的升级阶段？
　　周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这幾年“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但中国整体的产业链还没有提升到“智造”这个程度。
　　所以，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首先还是要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积累和提升，要补齐产业链的短版，要防止其他经济体“卡脖子”的问题。
　　其次，尽管我国人口红利在消失，但是工程师红利却日益显现，比如：人工智能、软件开发这类人才，我们有大量的储备，不会比印度或劳动力廉价的区域竞争力弱，所以中国企业应该重视技术人才优势的积累，释放历史性的工程师红利。
　　虽然面对挑战，但中国依然不缺“蓝海”
　　《中外管理》：从全球产业链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产业链的转型有没有一个周期性？在这种周期性里中国企业有哪些机遇？
　　周禛：由于现在的中美贸易谈判、英国脱欧等还未“尘埃落定”，所以这个转型周期还不好判断。
　　但很明确的是：中国整体来讲，大的政策环境很好，保持了高质量的开放形势，营商环境也在不断完善。因此，在艰难时期还是要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能力，以及中国市场的独特优势，化危为机。
　　事实上，哪个国家离了中国这个量级的市场，都会蒙受很大损失。而且，我们的市场自身也有很大潜力尚待挖掘。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带来的产品升级，就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中外管理》：当下有哪些积极的宏观政策，在为中国制造企业创造发展机会？
　　周禛：目前中国制造业确实有很多好的政策。比如：深化增值税改革，加大了制造业减费降税力度。继2018年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之后，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目前制造业等行业的16%税率，已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10%税率，已降至9%。
　　为了更好地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加强外商对我们投资的信心，政府都在努力地予以政策推动。比如：今年7月30日施行的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制造业领域基本上全面开放了，汽车行业也在逐步开放，2020年取消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还有《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发布实施，这些都是在欢迎外商来中国投资。
　　还是之前说的那句话：产业转移的风险固然存在，但是整体可控，要对中国市场有信心！
　　责任编辑：朱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