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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海飞小说创作,比较常见的角度有“70后”作家、諜战、历史叙事等。海飞是有着明确写作方向的作家,也是作品影视化比较成功的编剧。小说家和编剧的双重身份,为理解海飞提供了多元视角。《麻雀》《惊蛰》《唐山海》等作品获得了广泛关注,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饱含家国之念、江湖侠义和美好性情。新作《江南役》,叙事舒展灵动,情感表达也更立体丰富。大时代风云变幻、王权之争、江湖恩怨,在海飞笔下,主调是金庸式的家国大义,“副歌”部分更接近古龙的快意江湖。
读海飞小说有如漫步画廊,江南水墨气息弥漫,黑白墨色里是亮烈的生死,几乎每一部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家国和个人身份认同之间穿行,谍战波云诡谲,武侠惊心动魄,对人性的考验永远箭在弦上,就算是荡气回肠的情爱故事,也被牺牲和大义打磨得边缘锋利。他喜欢拷问,又留下自由开阔的空间,一段又一段歧路,一个接一个悬念,藏在无尽的虚构热情和探究历史谜团的热切渴望之中。打开渐渐褪色的历史,重现时光深埋的色彩,就像考古发掘,机关重重,锈迹斑斑,还原历史与重塑历史的过程,也是我们打量海飞内心秩序的过程。如何讲述历史?历史是一个空间性装置,还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作家选择后现代主义戏说,还是现实主义正说?着力点在历史,还是借古喻今?修饰历史,还是复原历史?这些疑问,关乎写作者的史观,也可见作家的审美偏好。在跨文化语境和跨媒介视阈下,审视海飞小说中的历史,虚构与真实像一面多棱镜,严肃庄正的是家国大义,侠肝义胆的是个人性情。
一、家国与江湖:他见
虚构的历史风景里,有写作者基本的文化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被称为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的言情武侠,同样承载这些。只不过通常我们认为,张恨水、李碧华也好,金庸、梁羽生、古龙、徐皓峰也好,都把历史作为故事背景讲述江湖恩怨和爱恨情仇;而不是为了通过乱世悲欢、江湖纷争来探究或反思历史。这些历史无论是整体真实、局部虚构,还是完全虚化只给出一个时间轮廓,都不影响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读者也完全不会去苛求小说中的历史真实。海飞小说中的历史,有公共话语,也有个人情怀。抗战、抗倭,都是国族叙事,从军经历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信念;而个人性情则表现为自由伦理。历史具有文本性,书写过程也是复现历史的过程,历史空间中,既凸显王朝更迭、革命战争,也包容芸芸众生的世俗情感,庙堂、广场和江湖,君王、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在历史大潮中缠绕在一起。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海飞的写作有着类型文学的消费性和娱乐性;从文学自身看,这些作品同样表达了海飞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自觉的小说审美追求。
《江南役》的历史背景是明朝那些事,而且是我们熟悉的万历年间。小说以锦衣卫北斗门掌门人田小七受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委派,到杭州钱塘火器局取赵士真刚刚完成的《神器谱或问》为叙事起点。同行的三兄弟屠夫刘一刀、卖女人香粉的唐胭脂、善于挖地道的土拨枪枪身怀绝技,兄弟情深。杭州城一派秋日盛景,阻挡不了田小七兄弟卷入儿童失踪案、赵士真被绑架案,以及案中案太子争夺战。倭寇计划利用六和塔竣工庆典埋藏火药暗算皇帝,田小七兄弟与赵刻心携手,追踪赵士真和《神器谱或问》,解救被绑架的孩子,保护皇帝,与倭寇展开生死之战。青砖白墙、桂花飘香的杭州城,杀机隐隐,血雨腥风。除田小七和赵刻心这两位男女主,小说还塑造了亦正亦邪的陈留下,忠勇善战又为情所困的甘左严,投诚日本又无限追悔的薛武林,玩物丧志又暗藏心机的巡抚刘元霖,以及心狠手辣的余船海、阿部、灯盏等倭寇形象。小说主线是围绕赵士真和《神器谱或问》展开的抗倭之战,是家国情;副线是破解儿童失踪案以及背后的太子争夺战,是忠义情;辅线是田小七和刘一刀、唐胭脂、土拨枪枪、吉祥,以及赵刻心并肩战斗,是兄弟情和儿女情。
小说开篇交代人物、时间和地点等几个关键要素,田小七、万历皇帝、宝通快马、杭州城,为即将展开的叙事奠定了基调。小说故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这七天之间(七天应该是有意设定),章节也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穿插了田小七、薛武林、甘左严、阿部等人的回忆。总体上,叙事开合有度,像一把折扇,折起来严丝合缝,展开可以看到里面摇曳生姿、错落有致的风景。因为海飞的锦衣卫系列,我又重新读了一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明朝、锦衣卫、江湖侠客、日本武士,这些设定与我们熟悉的武侠小说有共性,题材还是海飞喜欢的谍战。沿着历史线索,处理历史图像,当代人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明史学者的研究、石悦的文学创作、武侠小说的演绎,出发点不同,大明朝的面貌也有差异。历史,是不能主动说话的。史学家研究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和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研究历史规律和秩序;小说家虚构历史,精雕细刻历史的局部和细节,现实白描,浪漫传奇,都是书写,既抚慰了现实焦虑,顺带满足大众的历史好奇心。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变成抽象理念,也不会变成武侠小说。把现实和历史黏合起来,不是日常生活,小说家试图抓住历史的门把手,哲学家渴望创造万能钥匙,无论是感性的虚构,还是理性的深思,这种力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人类社会改变不了已经存在的历史,历史以自身边界划定了被讲述的可能。
海飞的历史虚构是诗意的,那些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娓娓道来,扣人心弦的情节背后,是他浪漫主义的诗意历史观。他把一腔英雄气与笔下的曲折故事打磨成充满江南气息的风景,强调视觉美感和矛盾冲突,融合了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苏童评价海飞小说:“《惊蛰》和他之前的一系列小说一脉相承,完成了南方语境下的民国叙事,他丰沛的想象力,令人难以想象地构建了特定年代的文学版图和虚构的特殊空间。对民国人事的挚爱,和他极具画面感的‘飞翔’的语言体系,使他的作品在小说界中成为形象鲜明的一抹亮色。”①对海飞来说,他更喜欢把虚构的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麻雀》《惊蛰》《唐山海》是现代间谍小说,谍战里有复杂的人心人性,那种隐忍的智慧和壮烈的牺牲,在他笔下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民国谍战系列之后,他把目光转向明朝万历年间,《风尘里》《江南役》《昆仑海》(尚未完稿)是新的锦衣卫三部曲。花团锦簇的历史与刀光剑影的斗争,是他迷恋的叙事方向。讲述历史故事,他用很多物证作为历史的注脚,比如绣春刀,比如欢乐坊,比如酒,还有各种江南建筑和杭州美食。那些历史缝隙里的碎屑,对他来说是一种召唤。人性复杂的反光,幽深的欲望,生死之爱,被禁锢的,被释放的,在历史之境,成为跌宕起伏的风景。历史叙事属于原乡的一种,回去是一种寻找,也是一种求证。海飞细心打磨时间的多色滤镜,飞鱼服的花纹,图案繁复,诡秘而又绮丽;绣春刀的刀锋,轻盈凛冽,阳光下反射着说不尽的江湖热血;保家卫国、宫斗、江湖纷争,刀光剑影又如诗如画,柔情百转又浩气如歌。他以带有唯美气息的虚构,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超越日常性,从一切已知的新世界中回到未知的旧世界,从实实在在的有,到不确定的空,在空无中穿越历史,仍旧落脚在实实在在的有。从这一点看,海飞与《红楼梦》的路径是反向的。历史叙事把时间变成可见的,当海飞把时间拆分成一天又一天,整齐摆放在我们面前,像镜子,又像是一张脸,时间赋予田小七等人以生命和呼吸,把抽象的历史变成有血有肉的画面,把空变成有,把历时性变成可触可感的共时性。 二、真实与虚构:我在
无恙,是海飞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期许。这个《江南役》中没有正面出场的姑娘,是田小七心心念念的灵魂故乡,隐喻了岁月和世间的平安静好。小说后记中,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田小七和赵刻心到杭州宝石山,安葬了无恙,一段刻骨铭心(赵刻心的名字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的爱就此长眠于碧水青山;陈留下姐弟祭拜了薛武林,孩子取名薛西湖,一段腥风血雨就此了结,姐弟二人应该是希望西湖长大后远离江湖恩怨,岁月静好;甘左严(春小九)和柳火火在喝酒,螺蛳炒得一绝,馒头蒸得一绝,欢乐坊依然欢乐;唐胭脂住在孤儿院,在堕落街开了香粉铺;土拨枪枪无颜再见兄弟,默默给孤儿院送炊饼;昆仑接替田小七进入锦衣卫,为家国大义而放弃个人修行。海飞说:“田小七的《风尘里》故事,正是在万历皇帝热切的期盼中发生的。田小七就是古代谍战小说谱系中的一个主人公,大明王朝的万历年间,挥起他闪亮的绣春刀。主角是田小七,他的身份来了一个大反转,从一个劫狱高手,从一个犯罪分子,突然变成了锦衣英雄,变成了国家公务人员。我对明朝万历年间的部队,也充满着好奇。比方讲神机营,比方讲鸟枪队……那时候已然有了火器。在武侠的年代,竟然有了如此发达的火器,这是令人讶异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有去表现过。鸟枪,其实就是火枪,就是步枪。当然,万历皇帝的部队还有骑兵和海军,甚至有了火炮。如果说,所有的人生都大同小异,那么所有你死我活的征战,也是大同小异。”②《江南役》与《风尘里》一脉相承,是田小七转型之后的继续成长,是田小七人生的第二次转型。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自由的天性和侠义的本性。一方面,他愿意为义牺牲,为情而死;另一方面,他也愿意为国而战,为信仰而牺牲。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海飞对于民间英雄、平凡英雄、出身底层的英雄的深刻理解。小说让读者有代入感,在田小七身上,我们看到了海飞的影子。黄庭坚有词云:“稠花乱叶,到处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匆匆,成蹊桃李。今年风雨,莫送断肠红,斜枝倚。风尘里。不带尘风气。微嗔又喜。约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如今对酒,不似那回时,书谩写,梦来空,只有相思是。”满城风絮,一地相思,或许比较接近海飞的叙事底色。
海飞笔下的英雄大都是出身民间的小人物,讲述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史、情感史和生命史,包含着个人化的风格,对大历史中个人的关注,放在生死考验的人性烈焰之中,成为叙事的内在推动力和触动人心的部分。民族家国的大历史和英雄化的小人物,特殊事件被从历史中分裂出来,在瞬间的波涛汹涌和漫长的时间水流之下,内在张力是人的自我审视。历史是笔直的还是拐弯的,主要变量可能来自某些偶然性,我们探求规律,迷恋本质,是寻求稳定感和安全感,总是试图把个人放在历史的合适位置,获得平衡。个人的伦理位置和政治身份,在《江南役》中有明确而稳定的设置:倭寇入侵,王权斗争,平民与官府,江湖正与邪,案中案;田小七的智,刘一刀的义,唐胭脂的媚,土拨枪枪的莽,吉祥的勇,赵刻心的烈,皇上的不动声色,春小九的一腔热血……海飞聚焦历史深处的人,聚焦人心深处的历史,最终想表达的是他的内心情感。
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一样,要思考如何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但是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城市是真实的,情义是真实的,小说因此有了真实感。“上海、重庆、哈尔滨、天津、南京,这些城市的历史风俗、文化气质、生活百态,海飞都需要去熟悉、感知,这就是小说家的功夫,是他需要做功课的地方。小说写的尽管是一段虚构的故事,但是要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去搭建,人物活动的场景必须逼真,每一条路、每一间咖啡馆、每一家饭店的吃食,凡此种种都需要小说家进行翔实的考证。唯有如此,他所虚构的历史信息、他所传递的英雄精神、他所表达的爱国情怀才会被更多的读者接受。”③比起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海飞更喜欢奇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刀光剑影的江湖传奇、侠义豪情和深刻的爱情。历史叙事在现代性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现代性是反传统的,是把人从传统的土壤中拔起来,现代人不得不面对文化断裂,疏离精神母体,而历史叙事是人类对自身的迷恋,即使一段历史充满战争和暴力,在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之中,人类依然无法克服历史乡愁。本土经验的中国叙事中,游侠传统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带来的不仅是古典情结和时间幻象,还包含着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侠义伦理的现代认同。从历史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看到的是海飞对情义的理解,对人心的觸摸和对人世的体恤。
无论是影视艺术,还是类型小说,海飞的跨媒介写作,都在塑造带有个人标识的公共空间。有读者认为,通俗写作中的历史设定与真正的历史毫无关系,不过是道具和装置而已。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作为传递自己观念的载体,不同的艺术形态都可以承载创作者对历史的接受和理解,甚至是重新阐释和塑造,前面提及的武侠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都不例外。个人的话语体系,是局部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小说和影视不过是转换过的叙事系统,都可以成为通往历史的私人旅行。海飞不是史学家,他尊重人性,热爱世俗生活,对个人和家国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写作是对已逝时空的寻回,是在历史的想象中与现实重逢。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也都是时刻面临各种考验的个体,无论是家国情怀,英雄豪杰,还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为情所困的,为爱所伤的,为大义不惮于牺牲的,苟且偷生的,一直就在文学之中,被记录,被讲述。讨论小说中的历史虚构,我们更想确认其中涉及自我的真实的意识和观念。这并不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反而是普遍性的,与人生的意义和认知相关,和我们的感情世界、精神信仰相关。在历史叙事里,个体的政治身份,特定阶层的情感立场,甚至道德伦理处境,都会受到具体语境的局限,但这并不是确认历史,而是确认隐藏在历史话语和历史场景中的真实自我,尽管有些是生活化的,有些是戏剧性的。
《江南役》中的江南火器局,标志着器物层面的现代民族国家追求,是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声,这是小说的宏大叙事背景。无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叙事,大都不是连贯的链条,而是片段,是凸显出来的事件。行动是内在的推动力,每个人都在行动的选择之中。城市、革命、爱情、风俗、物象、文化,田小七和赵刻心、皇室、官府、市井小民、间谍、倭寇,各种力量的较量和博弈,宏大叙事涂层之下,深层逻辑是个体的人的抉择。锦衣卫三部曲,海飞是否试图以民间伦理和江湖道义为基础,重塑侠文化与历史秩序,暂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对个体的人的观照,对人性的思索是贯穿始终的。情爱是一条通往历史的小径,江湖传奇作为正史的背面出现,从既定的秩序中怀着隐逸之心讲述历史中的我在,海飞选择的是抒情传统,是江湖大义、理想人格和英雄气。武侠和谍战构建了叙事的多重空间和交叉小巷,为了家国,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人生中值得付出热血和牺牲的那一切,最终凝聚为一种恒久的信念。 三、历史与个人:讲述
叙事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历史究竟是被讲述的还是隐藏在叙事背后,二者之间的间离,依然构成我们今天面对历史的困境。叙事意味着历史的重新编码,叙事性与历史本质属性之间的关联,具有主观体验和阐释性,同时,叙事之中还包含着审美偏好。海飞说:“‘谍战’是重返历史的通道,也是亲近英雄的路径。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但值得全力以赴,这其中有我们值得珍重的。”④跨媒介传播重塑了人们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感知结构,历史得以更具象地呈现为故事场景和共情效应。即使人们明知道这是虚构,也愿意在身临其境的观看和阅读中,获得历史在场体验。消费性加剧了文化审美偏好,情感归属、偶像效应、题材热,包含着复杂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期待,其中既有理性的心理认同,也有非理性的情感投入。私人化历史叙事如何链接公共视阈,大众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怎样耦合,虚构历史为附加审美愉悦和经验分享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居伊·德波认为“世界已经被拍摄”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而景观本质上不过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德波强调影视塑造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对生活的异化;而社会景观的消费性导向,对当代文学生产和传播无疑有着巨大的深层影响。在消费主义领域去讨论海飞作品,他提供的影像景观被有效地嵌入时间之中,而历史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娱乐化了。
真实事件依然有着故事属性,历史并不像写好的剧本会有完整的因果链条,更多的是偶然性和岔路口,史学家讲述历史习惯于挖掘因果和本质,而小说家不负责在强化命运感的同时,确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叙事首先是把故事讲述出来,同时也包含着对历史的判断,或者说历史意识、历史观念、历史秩序的讲述。在审美感受之外,研究者更习惯于去探究隐含的作者认同和价值选择。“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与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⑥宏大叙事意味着对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因果链条给出有说服力的表达,目的是明确一种公共立场,建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感共同体或是信仰共同体;通过戏剧性场景、环境设计和色彩深描,赋予一个时代具象的印记。《江南役》中的一枝一叶,一物一瓦,那些独特的植物、屋宇、戏台、高塔,包括民间的一衣一食,都是历史的反光镜,我们会被整体性历史所笼罩,更会被诗意的细节所吸引。例如,田小七这个人物,具有入世和出世的双重性,投入的激情和抽离的倦怠,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面,一面是耀眼的光,一面是低垂的影。海飞捕捉历史深处的光影,投射自己的理性认知和内心情感。小说有着诗性的光晕,细腻的想象力,与涌动的英雄激情构成了奇妙的和谐。温暖的日常性,叠加奇情奇景,时间轴清晰流畅,为展现每个人的内心提供了开阔的空间。
《江南役》的迷人之处,在于巧妙的情节设计、推进速度,以及悬念。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那种引而不发的情感。无恙,早已不在,又无处不在。这种隐忍的爱,从已经消失的人与事物中,不断被发掘和重现,构成活着的人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欲望和可能。很多转瞬即逝的时刻、抉择和冲突,连缀起小说叙事的情感主线。历史是被塑造的,我们可以形塑这一切,反复书写,去对抗难以克服的逝去感和虚无感;也可以抽象为一种情感,把个体的人融入到此在的生活热流之中。《江南役》把武侠小说、谍战小说、江湖传奇,写成了抒情长调,依旧是海飞式的叙事美学。在伦理层面,那些英雄热血、江湖侠义,还有儿女情长,不断接近生命的理想境界;在叙事层面,通过历史中的个人处境、一座城的命运,以及每个人的抉择在大时代中的复杂投影,重新建构故事与历史的审美纽带。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现代性不断遭遇危机,多义缠绕,破碎的,散乱的,背负着沉重历史,看起来解放了自我,其实是自我的解构。在后现代的潮水之中,困境无处不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不过是想象的诺亚方舟。《江南役》有着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兄弟五人(出家习武还俗,差不多是武侠小说男主的基本人设)在生死考验之中获得成长,重新认识自我,确证自我,海飞设计这样一个总体性框架,来兼容他心中的传奇与世俗世界,这使得《江南役》具有了成长小说的某些要素。
当代历史小说,帝王将相、后宫争斗、戏说、穿越,距离真实的历史都很遥远,不是平民眼中的历史,也不是真正的帝王家史。海飞小说倾向于民间立场,他写宫廷斗争,没有刻意表现帝王的厌倦或者暴虐,写到柳章台,语调轻松,微带嘲讽,平行视野中的庙堂和江湖成为彼此的镜像,而民间侠义始终是小说的精神主线。调侃的笔墨里浮着一层隐约的感伤,似乎本来沉默在历史的水底,被风搅动,就会漂到水面,若隐若现,与牺牲构成迥然不同又缠绕不清的双重文本。对照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系列《向延安》《旗袍》《回家》《麻雀》《惊蛰》《唐山海》《捕风者》《棋手》等,海飞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很明晰;《风尘里》和《江南役》的明朝那些故事,则多多少少有了游戏之心。田小七是和陈深、陈开来一样的民间底层小人物,机缘巧合成了大英雄。家国、情爱、生死,放置在特定历史空间,强化了普通人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意义。
海飞的小说具备很多畅销元素,比如谍战、悬疑、英雄,每一本都是好故事。然而“谍战”只是背景或外衣,民国只是常用的背景,他所关注的是历史深处的人,是人心深处的历史⑦。家国之念和个人性情无法截然区分,海飞喜欢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中那些处境、身份、性格复杂的普通人的生活和经历。小说结尾,原本身处俗世之外的吉祥,替代田小七成为锦衣衛昆仑,而田小七从此淡出,隐居江湖。或许这就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罢。海飞对时间特别敏感,江湖恩怨里有他内心沉淀的严肃的历史感,而世俗化的历史虚构,渲染为场景化、陌生化、神秘性和差异性。经由诗意讲述、市场选择、消费性参与,或许真的与历史真实不再有确切的关联,而遥望历史的姿态、触摸历史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路径、书写历史的温度,共同建构了带有海飞标签的迷人的谍战世界。
【注释】
①刘慧:《为无名英雄塑像 海飞新作〈惊蛰〉展现惊人的想象力》,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760102.
②海飞:《创作谈:万历年间街头英雄田小七》,《收获》微信专稿。
③④周瑞博、李瑛整理:《超越“谍战”的历史叙事》,《解放军报》2019年9月11日。
⑤[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封底。
⑥刘俐娜:《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5第1期。
⑦刘茉琳:《有些故事值得永远传唱——评海飞谍战小说》,《文艺报》2019年11月15日。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读海飞小说有如漫步画廊,江南水墨气息弥漫,黑白墨色里是亮烈的生死,几乎每一部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家国和个人身份认同之间穿行,谍战波云诡谲,武侠惊心动魄,对人性的考验永远箭在弦上,就算是荡气回肠的情爱故事,也被牺牲和大义打磨得边缘锋利。他喜欢拷问,又留下自由开阔的空间,一段又一段歧路,一个接一个悬念,藏在无尽的虚构热情和探究历史谜团的热切渴望之中。打开渐渐褪色的历史,重现时光深埋的色彩,就像考古发掘,机关重重,锈迹斑斑,还原历史与重塑历史的过程,也是我们打量海飞内心秩序的过程。如何讲述历史?历史是一个空间性装置,还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作家选择后现代主义戏说,还是现实主义正说?着力点在历史,还是借古喻今?修饰历史,还是复原历史?这些疑问,关乎写作者的史观,也可见作家的审美偏好。在跨文化语境和跨媒介视阈下,审视海飞小说中的历史,虚构与真实像一面多棱镜,严肃庄正的是家国大义,侠肝义胆的是个人性情。
一、家国与江湖:他见
虚构的历史风景里,有写作者基本的文化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被称为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的言情武侠,同样承载这些。只不过通常我们认为,张恨水、李碧华也好,金庸、梁羽生、古龙、徐皓峰也好,都把历史作为故事背景讲述江湖恩怨和爱恨情仇;而不是为了通过乱世悲欢、江湖纷争来探究或反思历史。这些历史无论是整体真实、局部虚构,还是完全虚化只给出一个时间轮廓,都不影响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读者也完全不会去苛求小说中的历史真实。海飞小说中的历史,有公共话语,也有个人情怀。抗战、抗倭,都是国族叙事,从军经历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信念;而个人性情则表现为自由伦理。历史具有文本性,书写过程也是复现历史的过程,历史空间中,既凸显王朝更迭、革命战争,也包容芸芸众生的世俗情感,庙堂、广场和江湖,君王、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在历史大潮中缠绕在一起。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海飞的写作有着类型文学的消费性和娱乐性;从文学自身看,这些作品同样表达了海飞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自觉的小说审美追求。
《江南役》的历史背景是明朝那些事,而且是我们熟悉的万历年间。小说以锦衣卫北斗门掌门人田小七受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委派,到杭州钱塘火器局取赵士真刚刚完成的《神器谱或问》为叙事起点。同行的三兄弟屠夫刘一刀、卖女人香粉的唐胭脂、善于挖地道的土拨枪枪身怀绝技,兄弟情深。杭州城一派秋日盛景,阻挡不了田小七兄弟卷入儿童失踪案、赵士真被绑架案,以及案中案太子争夺战。倭寇计划利用六和塔竣工庆典埋藏火药暗算皇帝,田小七兄弟与赵刻心携手,追踪赵士真和《神器谱或问》,解救被绑架的孩子,保护皇帝,与倭寇展开生死之战。青砖白墙、桂花飘香的杭州城,杀机隐隐,血雨腥风。除田小七和赵刻心这两位男女主,小说还塑造了亦正亦邪的陈留下,忠勇善战又为情所困的甘左严,投诚日本又无限追悔的薛武林,玩物丧志又暗藏心机的巡抚刘元霖,以及心狠手辣的余船海、阿部、灯盏等倭寇形象。小说主线是围绕赵士真和《神器谱或问》展开的抗倭之战,是家国情;副线是破解儿童失踪案以及背后的太子争夺战,是忠义情;辅线是田小七和刘一刀、唐胭脂、土拨枪枪、吉祥,以及赵刻心并肩战斗,是兄弟情和儿女情。
小说开篇交代人物、时间和地点等几个关键要素,田小七、万历皇帝、宝通快马、杭州城,为即将展开的叙事奠定了基调。小说故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这七天之间(七天应该是有意设定),章节也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穿插了田小七、薛武林、甘左严、阿部等人的回忆。总体上,叙事开合有度,像一把折扇,折起来严丝合缝,展开可以看到里面摇曳生姿、错落有致的风景。因为海飞的锦衣卫系列,我又重新读了一遍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明朝、锦衣卫、江湖侠客、日本武士,这些设定与我们熟悉的武侠小说有共性,题材还是海飞喜欢的谍战。沿着历史线索,处理历史图像,当代人如何看待那一段历史?明史学者的研究、石悦的文学创作、武侠小说的演绎,出发点不同,大明朝的面貌也有差异。历史,是不能主动说话的。史学家研究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和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研究历史规律和秩序;小说家虚构历史,精雕细刻历史的局部和细节,现实白描,浪漫传奇,都是书写,既抚慰了现实焦虑,顺带满足大众的历史好奇心。真正发生过的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变成抽象理念,也不会变成武侠小说。把现实和历史黏合起来,不是日常生活,小说家试图抓住历史的门把手,哲学家渴望创造万能钥匙,无论是感性的虚构,还是理性的深思,这种力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人类社会改变不了已经存在的历史,历史以自身边界划定了被讲述的可能。
海飞的历史虚构是诗意的,那些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娓娓道来,扣人心弦的情节背后,是他浪漫主义的诗意历史观。他把一腔英雄气与笔下的曲折故事打磨成充满江南气息的风景,强调视觉美感和矛盾冲突,融合了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苏童评价海飞小说:“《惊蛰》和他之前的一系列小说一脉相承,完成了南方语境下的民国叙事,他丰沛的想象力,令人难以想象地构建了特定年代的文学版图和虚构的特殊空间。对民国人事的挚爱,和他极具画面感的‘飞翔’的语言体系,使他的作品在小说界中成为形象鲜明的一抹亮色。”①对海飞来说,他更喜欢把虚构的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麻雀》《惊蛰》《唐山海》是现代间谍小说,谍战里有复杂的人心人性,那种隐忍的智慧和壮烈的牺牲,在他笔下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民国谍战系列之后,他把目光转向明朝万历年间,《风尘里》《江南役》《昆仑海》(尚未完稿)是新的锦衣卫三部曲。花团锦簇的历史与刀光剑影的斗争,是他迷恋的叙事方向。讲述历史故事,他用很多物证作为历史的注脚,比如绣春刀,比如欢乐坊,比如酒,还有各种江南建筑和杭州美食。那些历史缝隙里的碎屑,对他来说是一种召唤。人性复杂的反光,幽深的欲望,生死之爱,被禁锢的,被释放的,在历史之境,成为跌宕起伏的风景。历史叙事属于原乡的一种,回去是一种寻找,也是一种求证。海飞细心打磨时间的多色滤镜,飞鱼服的花纹,图案繁复,诡秘而又绮丽;绣春刀的刀锋,轻盈凛冽,阳光下反射着说不尽的江湖热血;保家卫国、宫斗、江湖纷争,刀光剑影又如诗如画,柔情百转又浩气如歌。他以带有唯美气息的虚构,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超越日常性,从一切已知的新世界中回到未知的旧世界,从实实在在的有,到不确定的空,在空无中穿越历史,仍旧落脚在实实在在的有。从这一点看,海飞与《红楼梦》的路径是反向的。历史叙事把时间变成可见的,当海飞把时间拆分成一天又一天,整齐摆放在我们面前,像镜子,又像是一张脸,时间赋予田小七等人以生命和呼吸,把抽象的历史变成有血有肉的画面,把空变成有,把历时性变成可触可感的共时性。 二、真实与虚构:我在
无恙,是海飞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期许。这个《江南役》中没有正面出场的姑娘,是田小七心心念念的灵魂故乡,隐喻了岁月和世间的平安静好。小说后记中,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田小七和赵刻心到杭州宝石山,安葬了无恙,一段刻骨铭心(赵刻心的名字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的爱就此长眠于碧水青山;陈留下姐弟祭拜了薛武林,孩子取名薛西湖,一段腥风血雨就此了结,姐弟二人应该是希望西湖长大后远离江湖恩怨,岁月静好;甘左严(春小九)和柳火火在喝酒,螺蛳炒得一绝,馒头蒸得一绝,欢乐坊依然欢乐;唐胭脂住在孤儿院,在堕落街开了香粉铺;土拨枪枪无颜再见兄弟,默默给孤儿院送炊饼;昆仑接替田小七进入锦衣卫,为家国大义而放弃个人修行。海飞说:“田小七的《风尘里》故事,正是在万历皇帝热切的期盼中发生的。田小七就是古代谍战小说谱系中的一个主人公,大明王朝的万历年间,挥起他闪亮的绣春刀。主角是田小七,他的身份来了一个大反转,从一个劫狱高手,从一个犯罪分子,突然变成了锦衣英雄,变成了国家公务人员。我对明朝万历年间的部队,也充满着好奇。比方讲神机营,比方讲鸟枪队……那时候已然有了火器。在武侠的年代,竟然有了如此发达的火器,这是令人讶异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有去表现过。鸟枪,其实就是火枪,就是步枪。当然,万历皇帝的部队还有骑兵和海军,甚至有了火炮。如果说,所有的人生都大同小异,那么所有你死我活的征战,也是大同小异。”②《江南役》与《风尘里》一脉相承,是田小七转型之后的继续成长,是田小七人生的第二次转型。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自由的天性和侠义的本性。一方面,他愿意为义牺牲,为情而死;另一方面,他也愿意为国而战,为信仰而牺牲。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海飞对于民间英雄、平凡英雄、出身底层的英雄的深刻理解。小说让读者有代入感,在田小七身上,我们看到了海飞的影子。黄庭坚有词云:“稠花乱叶,到处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匆匆,成蹊桃李。今年风雨,莫送断肠红,斜枝倚。风尘里。不带尘风气。微嗔又喜。约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如今对酒,不似那回时,书谩写,梦来空,只有相思是。”满城风絮,一地相思,或许比较接近海飞的叙事底色。
海飞笔下的英雄大都是出身民间的小人物,讲述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史、情感史和生命史,包含着个人化的风格,对大历史中个人的关注,放在生死考验的人性烈焰之中,成为叙事的内在推动力和触动人心的部分。民族家国的大历史和英雄化的小人物,特殊事件被从历史中分裂出来,在瞬间的波涛汹涌和漫长的时间水流之下,内在张力是人的自我审视。历史是笔直的还是拐弯的,主要变量可能来自某些偶然性,我们探求规律,迷恋本质,是寻求稳定感和安全感,总是试图把个人放在历史的合适位置,获得平衡。个人的伦理位置和政治身份,在《江南役》中有明确而稳定的设置:倭寇入侵,王权斗争,平民与官府,江湖正与邪,案中案;田小七的智,刘一刀的义,唐胭脂的媚,土拨枪枪的莽,吉祥的勇,赵刻心的烈,皇上的不动声色,春小九的一腔热血……海飞聚焦历史深处的人,聚焦人心深处的历史,最终想表达的是他的内心情感。
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一样,要思考如何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但是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城市是真实的,情义是真实的,小说因此有了真实感。“上海、重庆、哈尔滨、天津、南京,这些城市的历史风俗、文化气质、生活百态,海飞都需要去熟悉、感知,这就是小说家的功夫,是他需要做功课的地方。小说写的尽管是一段虚构的故事,但是要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去搭建,人物活动的场景必须逼真,每一条路、每一间咖啡馆、每一家饭店的吃食,凡此种种都需要小说家进行翔实的考证。唯有如此,他所虚构的历史信息、他所传递的英雄精神、他所表达的爱国情怀才会被更多的读者接受。”③比起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海飞更喜欢奇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刀光剑影的江湖传奇、侠义豪情和深刻的爱情。历史叙事在现代性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现代性是反传统的,是把人从传统的土壤中拔起来,现代人不得不面对文化断裂,疏离精神母体,而历史叙事是人类对自身的迷恋,即使一段历史充满战争和暴力,在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之中,人类依然无法克服历史乡愁。本土经验的中国叙事中,游侠传统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带来的不仅是古典情结和时间幻象,还包含着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侠义伦理的现代认同。从历史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看到的是海飞对情义的理解,对人心的觸摸和对人世的体恤。
无论是影视艺术,还是类型小说,海飞的跨媒介写作,都在塑造带有个人标识的公共空间。有读者认为,通俗写作中的历史设定与真正的历史毫无关系,不过是道具和装置而已。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作为传递自己观念的载体,不同的艺术形态都可以承载创作者对历史的接受和理解,甚至是重新阐释和塑造,前面提及的武侠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都不例外。个人的话语体系,是局部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小说和影视不过是转换过的叙事系统,都可以成为通往历史的私人旅行。海飞不是史学家,他尊重人性,热爱世俗生活,对个人和家国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写作是对已逝时空的寻回,是在历史的想象中与现实重逢。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也都是时刻面临各种考验的个体,无论是家国情怀,英雄豪杰,还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为情所困的,为爱所伤的,为大义不惮于牺牲的,苟且偷生的,一直就在文学之中,被记录,被讲述。讨论小说中的历史虚构,我们更想确认其中涉及自我的真实的意识和观念。这并不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反而是普遍性的,与人生的意义和认知相关,和我们的感情世界、精神信仰相关。在历史叙事里,个体的政治身份,特定阶层的情感立场,甚至道德伦理处境,都会受到具体语境的局限,但这并不是确认历史,而是确认隐藏在历史话语和历史场景中的真实自我,尽管有些是生活化的,有些是戏剧性的。
《江南役》中的江南火器局,标志着器物层面的现代民族国家追求,是近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声,这是小说的宏大叙事背景。无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叙事,大都不是连贯的链条,而是片段,是凸显出来的事件。行动是内在的推动力,每个人都在行动的选择之中。城市、革命、爱情、风俗、物象、文化,田小七和赵刻心、皇室、官府、市井小民、间谍、倭寇,各种力量的较量和博弈,宏大叙事涂层之下,深层逻辑是个体的人的抉择。锦衣卫三部曲,海飞是否试图以民间伦理和江湖道义为基础,重塑侠文化与历史秩序,暂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对个体的人的观照,对人性的思索是贯穿始终的。情爱是一条通往历史的小径,江湖传奇作为正史的背面出现,从既定的秩序中怀着隐逸之心讲述历史中的我在,海飞选择的是抒情传统,是江湖大义、理想人格和英雄气。武侠和谍战构建了叙事的多重空间和交叉小巷,为了家国,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人生中值得付出热血和牺牲的那一切,最终凝聚为一种恒久的信念。 三、历史与个人:讲述
叙事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历史究竟是被讲述的还是隐藏在叙事背后,二者之间的间离,依然构成我们今天面对历史的困境。叙事意味着历史的重新编码,叙事性与历史本质属性之间的关联,具有主观体验和阐释性,同时,叙事之中还包含着审美偏好。海飞说:“‘谍战’是重返历史的通道,也是亲近英雄的路径。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但值得全力以赴,这其中有我们值得珍重的。”④跨媒介传播重塑了人们的接受方式和审美感知结构,历史得以更具象地呈现为故事场景和共情效应。即使人们明知道这是虚构,也愿意在身临其境的观看和阅读中,获得历史在场体验。消费性加剧了文化审美偏好,情感归属、偶像效应、题材热,包含着复杂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期待,其中既有理性的心理认同,也有非理性的情感投入。私人化历史叙事如何链接公共视阈,大众审美与主流意识形态怎样耦合,虚构历史为附加审美愉悦和经验分享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居伊·德波认为“世界已经被拍摄”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观,而景观本质上不过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德波强调影视塑造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对生活的异化;而社会景观的消费性导向,对当代文学生产和传播无疑有着巨大的深层影响。在消费主义领域去讨论海飞作品,他提供的影像景观被有效地嵌入时间之中,而历史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娱乐化了。
真实事件依然有着故事属性,历史并不像写好的剧本会有完整的因果链条,更多的是偶然性和岔路口,史学家讲述历史习惯于挖掘因果和本质,而小说家不负责在强化命运感的同时,确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叙事首先是把故事讲述出来,同时也包含着对历史的判断,或者说历史意识、历史观念、历史秩序的讲述。在审美感受之外,研究者更习惯于去探究隐含的作者认同和价值选择。“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与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与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认识紧密相连,隐含着使某种世界观神化、权威化、合法化的本质。“由于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可争论的世界观权威化。”⑥宏大叙事意味着对一个较长时间段的因果链条给出有说服力的表达,目的是明确一种公共立场,建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感共同体或是信仰共同体;通过戏剧性场景、环境设计和色彩深描,赋予一个时代具象的印记。《江南役》中的一枝一叶,一物一瓦,那些独特的植物、屋宇、戏台、高塔,包括民间的一衣一食,都是历史的反光镜,我们会被整体性历史所笼罩,更会被诗意的细节所吸引。例如,田小七这个人物,具有入世和出世的双重性,投入的激情和抽离的倦怠,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面,一面是耀眼的光,一面是低垂的影。海飞捕捉历史深处的光影,投射自己的理性认知和内心情感。小说有着诗性的光晕,细腻的想象力,与涌动的英雄激情构成了奇妙的和谐。温暖的日常性,叠加奇情奇景,时间轴清晰流畅,为展现每个人的内心提供了开阔的空间。
《江南役》的迷人之处,在于巧妙的情节设计、推进速度,以及悬念。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那种引而不发的情感。无恙,早已不在,又无处不在。这种隐忍的爱,从已经消失的人与事物中,不断被发掘和重现,构成活着的人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欲望和可能。很多转瞬即逝的时刻、抉择和冲突,连缀起小说叙事的情感主线。历史是被塑造的,我们可以形塑这一切,反复书写,去对抗难以克服的逝去感和虚无感;也可以抽象为一种情感,把个体的人融入到此在的生活热流之中。《江南役》把武侠小说、谍战小说、江湖传奇,写成了抒情长调,依旧是海飞式的叙事美学。在伦理层面,那些英雄热血、江湖侠义,还有儿女情长,不断接近生命的理想境界;在叙事层面,通过历史中的个人处境、一座城的命运,以及每个人的抉择在大时代中的复杂投影,重新建构故事与历史的审美纽带。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现代性不断遭遇危机,多义缠绕,破碎的,散乱的,背负着沉重历史,看起来解放了自我,其实是自我的解构。在后现代的潮水之中,困境无处不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不过是想象的诺亚方舟。《江南役》有着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兄弟五人(出家习武还俗,差不多是武侠小说男主的基本人设)在生死考验之中获得成长,重新认识自我,确证自我,海飞设计这样一个总体性框架,来兼容他心中的传奇与世俗世界,这使得《江南役》具有了成长小说的某些要素。
当代历史小说,帝王将相、后宫争斗、戏说、穿越,距离真实的历史都很遥远,不是平民眼中的历史,也不是真正的帝王家史。海飞小说倾向于民间立场,他写宫廷斗争,没有刻意表现帝王的厌倦或者暴虐,写到柳章台,语调轻松,微带嘲讽,平行视野中的庙堂和江湖成为彼此的镜像,而民间侠义始终是小说的精神主线。调侃的笔墨里浮着一层隐约的感伤,似乎本来沉默在历史的水底,被风搅动,就会漂到水面,若隐若现,与牺牲构成迥然不同又缠绕不清的双重文本。对照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系列《向延安》《旗袍》《回家》《麻雀》《惊蛰》《唐山海》《捕风者》《棋手》等,海飞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很明晰;《风尘里》和《江南役》的明朝那些故事,则多多少少有了游戏之心。田小七是和陈深、陈开来一样的民间底层小人物,机缘巧合成了大英雄。家国、情爱、生死,放置在特定历史空间,强化了普通人在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意义。
海飞的小说具备很多畅销元素,比如谍战、悬疑、英雄,每一本都是好故事。然而“谍战”只是背景或外衣,民国只是常用的背景,他所关注的是历史深处的人,是人心深处的历史⑦。家国之念和个人性情无法截然区分,海飞喜欢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中那些处境、身份、性格复杂的普通人的生活和经历。小说结尾,原本身处俗世之外的吉祥,替代田小七成为锦衣衛昆仑,而田小七从此淡出,隐居江湖。或许这就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罢。海飞对时间特别敏感,江湖恩怨里有他内心沉淀的严肃的历史感,而世俗化的历史虚构,渲染为场景化、陌生化、神秘性和差异性。经由诗意讲述、市场选择、消费性参与,或许真的与历史真实不再有确切的关联,而遥望历史的姿态、触摸历史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路径、书写历史的温度,共同建构了带有海飞标签的迷人的谍战世界。
【注释】
①刘慧:《为无名英雄塑像 海飞新作〈惊蛰〉展现惊人的想象力》,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760102.
②海飞:《创作谈:万历年间街头英雄田小七》,《收获》微信专稿。
③④周瑞博、李瑛整理:《超越“谍战”的历史叙事》,《解放军报》2019年9月11日。
⑤[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封底。
⑥刘俐娜:《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5第1期。
⑦刘茉琳:《有些故事值得永远传唱——评海飞谍战小说》,《文艺报》2019年11月15日。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