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陶行知的作品，常常引发我思考当下的职业教育问题，并且产生强烈的写作欲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解释不清楚。好在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已经替我们对“这种现象”作了剖析。比如，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金蔷薇》一书中就曾经这样说道：
许多人都知道，有些作家和诗人拥有一种巨大的创作“感染力”。
他们的散文和诗歌，即使以最小的剂量滴入你的意识之中，就可使你激动、振奋，使思想汹涌澎湃，使形象纷至沓来，感染给你一种非要把这一切遣之笔端不可的愿望。
有时你会产生一种要写作的愿望——具体要写些什么虽然还不知道，但已有了写作的兴致。正是这种情绪，诗人们称之为“神的君临”。这种时刻乃是艺术家感到莫大喜悦的时刻。如果不存在这种时刻，那么谁都不会去写作。
恰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读陶行知先生的文章，哪怕是“最小的剂量滴入‘我’的意识之中”，我都会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就想写点什么——
也正因为此，一本《陶行知教育名篇》虽然不算太厚，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比如，陶行知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一文中阐述了12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那神奇的“最小的剂量”，引发我思考，激发我写作。其中，第五个问题陶行知说的是“怎样做大众的教师”。陶行知从六个层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一是做追求真理的教师；二是做讲真话的教师；三是做驳假话的教师；四是做跟学生学的教师；五是做教你的学生做先生的教师；六是做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教师。
我边读边思考，忽然发现，这六个层面都和当下的职业教育相呼应。换言之，拿这六个层面作为对今天职校教师的要求，也是条条切脉的。如果我们职业学校的教师都能够做到“追求真理”、“讲真话”、“驳假话”、“跟学生学”、“教学生做先生”、“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那么，我们的职业教育想不做“一流”都难。当然，陶行知所说的六条标准是理想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有些“骨感”也属正常现象。然而，我认为，当下的职业教育恐怕远远不是“骨感”的问题了。
在职业教育领域，还有人谈“真理”吗？陶行知说“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每一个职校教师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属于不断长进的，还是属于“不高兴教人”的？
在职业学校的课堂上，教师们“讲真话”、“驳假话”了吗？我们是不是为了“规范”、为了“饭碗”而给真理“穿上天使的外衣，戴上魔鬼的假面具”（陶行知语）？
职校教师愿意“跟学生学”吗？我们有这个意识吗？“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陶行知语）
据我观察，目前职校教师和学生并不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教师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学生的行为，教师不理解，看不惯。于是，“有些教师甚至使用强迫的手段要学生朝着教师指定的路线走，结果是造成师生对垒，最终势不两立。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能叫学生接受你的指导吗？”（陶行知语）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职校教师天天和学生在一起，但多数教师并没有和学生的人生相遇——没有进入学生的生活，没有走进学生的心灵。对于这样的职校教师而言，学生只是自己的工作对象、管理对象。很显然，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这种格局并不是教育。陶行知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这样的天职我们尽到了吗？
读陶行知“怎样做大众的教师”的阐述，一个问题跳入我的脑海：今天，我们怎样做职校教师？由这个问题我又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于是，我重温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潜心阅读，细心体会。我发现，陶行知的如何做教师和鲁迅的如何做父亲，二者之间血脉相通，相互映照，互为表里。
比如，鲁迅先生说：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为教师，我们不是也应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体制”的闸门，引导学生到“光明的地方去”，从而让他们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吗？
鲁迅先生还说：“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对教师而言，所谓大爱精神，不就是一种“牺牲于他”的精神吗？
还有，鲁迅先生说：“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这样的观点与陶行知先生的论述不是毫无隔膜的吗？
还有，还有，鲁迅先生还说：“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在我們的眼里，职校生是“尤异于前”的。但是对此视而不见，却惯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是不是我们通常的做法呢？
今天我们怎样做职校教师？这个问题，应该由每一位职教教师作出回答。■
（责编 李晓庆）
许多人都知道，有些作家和诗人拥有一种巨大的创作“感染力”。
他们的散文和诗歌，即使以最小的剂量滴入你的意识之中，就可使你激动、振奋，使思想汹涌澎湃，使形象纷至沓来，感染给你一种非要把这一切遣之笔端不可的愿望。
有时你会产生一种要写作的愿望——具体要写些什么虽然还不知道，但已有了写作的兴致。正是这种情绪，诗人们称之为“神的君临”。这种时刻乃是艺术家感到莫大喜悦的时刻。如果不存在这种时刻，那么谁都不会去写作。
恰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读陶行知先生的文章，哪怕是“最小的剂量滴入‘我’的意识之中”，我都会感到非常“激动”。于是，就想写点什么——
也正因为此，一本《陶行知教育名篇》虽然不算太厚，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比如，陶行知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一文中阐述了12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那神奇的“最小的剂量”，引发我思考，激发我写作。其中，第五个问题陶行知说的是“怎样做大众的教师”。陶行知从六个层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一是做追求真理的教师；二是做讲真话的教师；三是做驳假话的教师；四是做跟学生学的教师；五是做教你的学生做先生的教师；六是做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教师。
我边读边思考，忽然发现，这六个层面都和当下的职业教育相呼应。换言之，拿这六个层面作为对今天职校教师的要求，也是条条切脉的。如果我们职业学校的教师都能够做到“追求真理”、“讲真话”、“驳假话”、“跟学生学”、“教学生做先生”、“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那么，我们的职业教育想不做“一流”都难。当然，陶行知所说的六条标准是理想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有些“骨感”也属正常现象。然而，我认为，当下的职业教育恐怕远远不是“骨感”的问题了。
在职业教育领域，还有人谈“真理”吗？陶行知说“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每一个职校教师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属于不断长进的，还是属于“不高兴教人”的？
在职业学校的课堂上，教师们“讲真话”、“驳假话”了吗？我们是不是为了“规范”、为了“饭碗”而给真理“穿上天使的外衣，戴上魔鬼的假面具”（陶行知语）？
职校教师愿意“跟学生学”吗？我们有这个意识吗？“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陶行知语）
据我观察，目前职校教师和学生并不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教师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学生的行为，教师不理解，看不惯。于是，“有些教师甚至使用强迫的手段要学生朝着教师指定的路线走，结果是造成师生对垒，最终势不两立。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能叫学生接受你的指导吗？”（陶行知语）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职校教师天天和学生在一起，但多数教师并没有和学生的人生相遇——没有进入学生的生活，没有走进学生的心灵。对于这样的职校教师而言，学生只是自己的工作对象、管理对象。很显然，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这种格局并不是教育。陶行知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这样的天职我们尽到了吗？
读陶行知“怎样做大众的教师”的阐述，一个问题跳入我的脑海：今天，我们怎样做职校教师？由这个问题我又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于是，我重温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潜心阅读，细心体会。我发现，陶行知的如何做教师和鲁迅的如何做父亲，二者之间血脉相通，相互映照，互为表里。
比如，鲁迅先生说：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为教师，我们不是也应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体制”的闸门，引导学生到“光明的地方去”，从而让他们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吗？
鲁迅先生还说：“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对教师而言，所谓大爱精神，不就是一种“牺牲于他”的精神吗？
还有，鲁迅先生说：“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这样的观点与陶行知先生的论述不是毫无隔膜的吗？
还有，还有，鲁迅先生还说：“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在我們的眼里，职校生是“尤异于前”的。但是对此视而不见，却惯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是不是我们通常的做法呢？
今天我们怎样做职校教师？这个问题，应该由每一位职教教师作出回答。■
（责编 李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