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就在三星“太子”李在镕行贿朴槿惠亲信崔顺实一案的审理进入第二周之际，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突然发表声明：应本案主审法官李永勋自己的要求，将更换庭审负责人。稍早前，一位在野党议员曝料称：法官李永勋的岳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与崔顺实的家族过从甚密，包括金钱往来。尽管李永勋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舆论压力下只好申请回避。
　　而在九年前，三星会长李健熙策划巨额非法股票交易一案被调查时，曾任三星电子会社法务顾问的退休检察官金勇澈就明确指称：三星集团秘密行贿基金的受益方已然遍布政治、司法、税务、传媒各界，根本不能指望对案件有完全公正的裁决。该案果然以李健熙获得总统特赦、大部分指控被推翻而收场。
　　经营范围铺张、家族色彩突出、与政府关联密切，构成了公众对韩国财阀企业的一般印象。而朴槿惠“亲信门”调查中曝光的财务和司法黑幕，则使韩国式政商关系的阴暗面暴露得愈加充分。
　　卷入“亲信门”案件的三星、现代、LG等八大财阀，无一不是在朴槿惠之父朴正熙当政时期获得突破式发展的。政府以政策和金融资源，扶植少数寡头企业，换取后者的现金输送和出口业绩；财阀则借重政府的关税壁垒，维持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并使企业控制权在创始人家族的成员中世袭罔替。久而久之，政商之间形成捆绑关系，以牺牲公平和效率为代价，形成既得利益不受挑战的格局。
　　然而与“汉江奇迹”时代大企业和国民经济同步正向发展的趋势不同，在八大财阀的总资产超过韩国全年经济产出的2/3的2017年，韩国GDP增速已下滑至不足3%，家庭债务总额高企，出口贸易额持续下滑……财阀不倒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显著大于其能创造的财富。对新的韩国领导人来说，这才是真正需要正视的挑战：倘若“汉江模式”的剩余价值已经耗尽，需要做何种改革才能给社会和经济注入新活力？
　　“民营国助”：
　　财阀与政府共赢的时光
　　大部分韩国财阀企业的发家史并不长。独立之初的韩国，几乎不具备任何重工业基础，而在经历朝鲜战争之后，囊中羞涩的政府必须进一步依赖民营企业。1953—1961年，政府曾经将价值超过17亿美元的美援棉花、小麦、建材和机械设备，低价出售给私营企业。三星、SK等公司皆有染指，为业务扩张打下了基础。
　　在1961年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时，私营大企业支配全国消费品生产的格局已经形成。同时，因为朝鲜半岛始终处在战端重开的阴影下，欧美资本对韩国市场缺乏兴趣，韩国民企自身的格局短板也逐渐暴露。朴正熙最初曾寄望于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因此对三星、现代等财阀巨头作出了程度不等的压制，在航空、钢铁等行业创建了一批国有企业，并以高利率和强制储蓄等手段吸纳民间资金。但到1965年为止，此种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依然大过积极影响。
　　其后，朴正熙政权以对日关系正常化和介入越南战争作为外部凭靠，大规模推进“民营国助”事业。韩国银行业开始以事实上的负利率，向本国民营企业提供借贷，但在产业倾向上，完全以政府规划的出口导向作为凭据。例如三星集团被重点导向半导体行业、基建和军工，现代、大宇两集团进入造船和汽车工业，SK集团承接石化业务，韩进集团则接手了正在“去国有化”的民航和交通业。政府以本土市场的准垄断地位作为交换，引导财阀巨头为国家出口创汇。
　　在“民营国助”的驱动下，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夜，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这一“汉江奇迹”无疑是财阀企业与首尔当局互惠互利的结果。
　　政商“捆绑式共生”
　　但是，韩国式政商关系间的共生关系并不总是和风细雨，更多时候还充斥着斗争、政策绑架和暗中拆台。
　　三星财阀与朴正熙政权之间的博弈，便是一部漫长的政商恩怨史。从1961年朴正熙上台时开始，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就通过巨额政治献金输送，换取政府对三星旗下的制糖、化肥等产业的保护。但在1966年，意图扶植新企业SK集团进入化纤和纺织部门（均系三星财阀的传统优势行业）的朴正熙，以三星旗下的第一制糖会社“秘密走私糖精原料”为突破口，逼迫李秉喆将刚刚建成的蔚山化肥厂“捐献”给国家，并对第一制糖会社征收严苛的罚金。
　　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又在“言论统废合”（舆论管制）的名义下，强行将三星旗下的东洋放送会社（有独立的电台和有线电视网络）并入国营的KBS，同时还封闭了三星系另一媒体《中央日报》下属的多份子刊物。三星集团随后被迫向全斗焕行贿上千亿韩元，以换取新总统的认可和政治庇护。
　　固定化的政治献金输送，更是成为维系政商共同体的常用润滑剂。在全斗焕、卢泰愚两位总统任职期间，三星、现代等五大财阀家族，须在每年的中秋和元旦向政府支付20亿到30亿韩元不等的“账户外捐款”，同时还要在扶贫、绿化、兴办国际性文体活动等公共事业中，作出金钱“捐献”。民主化之后，向国会主要政党领袖赠送活动费，变成了另一种潜规则。
　　1997年大選前夕，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通过其妻兄洪锡炫，分别向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和新政治国民会议候选人金大中，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待卢武铉上台后，长期在三星集团任职的洪锡炫，竟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尽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三星集团长期向政治家及其亲信行贿，但直到今年初李在镕被捕为止，三代三星掌门人从未因司法审判遭遇过牢狱之灾。若非2016年岁末的“亲信门”舆论反响过于激烈，类似三星李氏、乐天辛氏这样的财阀家族核心成员，绝不至于出现在被告席上。这也是政商“捆绑式共生”的缩影之一。
　　财阀经济的“穷途”
　　导致李在镕获罪的2015年第一毛织并购案，折射出的是韩国式财阀经济的另一阴暗面：尽管财阀世家旗下的大部分子公司已经成为公开上市企业，甚至半数以上的股权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创始人家族往往只需在上游控股企业中占据不到5%的股权，就可以环环相扣地“撬动”下游资产规模达数百万亿韩元的大公司。
　　在股权连环架构中，子公司的董事会不仅密布着创始人家族的多年亲信和直系成员，而且在经营决策中并不起核心作用，而是听命于直属于财阀“家长”的秘书室。
　　而财阀的“家长”们，为了完成集团控制权在家族男性成员中的世袭迭代，同时避免支付高额税金，往往会通过复杂的并购和拆分交易来完成股权转移，为此不惜贿赂政府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为了完成第一毛织会社对三星物产的并购，增加自己在上游企业中的股权份额，李在镕付出了430亿韩元的贿金，却不曾创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效益。
　　这正是财阀世家面临的最现实考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飞速扩张，大部分财阀企业已经成为经营方向定型、雇员规模臃肿的巨头，效率难再提升，同时却须应对最高决策者代际更替的问题。创始人家族的第一、第二代成员年事已高，需要向下一辈的男性成员移交控制权，但随着监管法条的完善，过于丛林主义的行事方法（例如掏空子公司资金、设置匿名账户等）已经为时代所不容。而创始家族既不愿放弃旗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又不愿依法缴纳税款或继承费用，便只有求助于传统的灰色政商关系，竭力利用监管体系中存在的寻租空间。
　　在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取所需的韩国政商两界，尚可以在天时地利的护佑下，以“民营国助”的模式创造经济奇迹，掩盖政商勾连的负面影响。而在2017年的今天，韩国控制经济命脉的财阀巨头则坐困于高昂的债务和管理成本，在全球级别的经济竞争中渐趋落后。“汉江奇迹”不再，社会活力流失，这对韩国来说恐怕是比朝鲜核危机更加深刻和严峻的难题。
　　（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7期 图：新华社/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