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红旗:坚守阿里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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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出生的田红旗,凭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执着,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西藏阿里地区坚守了34年。目前,他是阿里地区工作时间最长的汉族干部
  面对绝境中死亡的威胁,他挺身而出,为一行28人开道前行;身处摄氏零下30多度的低温,他把温暖让给别人,而自己却几乎丧命;为获取证据,他冒着严寒,跳入粪池取出凶器;为寻找元凶,他不放过蛛丝马迹,在犯罪嫌疑人的刀鞘中查到血迹……
  他的名字叫田红旗。1960年出生的他,凭着一股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执着,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西藏阿里地区坚守了34年。目前,他是阿里地区工作时间最长的汉族干部。
  “我是一个老兵”
  7月31日,记者在阿里地区所在地狮泉河见到田红旗时,他回忆起自己在阿里工作34年的经历,淡淡地没有一句溢美之词。“我是一个老兵!”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后,是他爽朗无比的笑声。
  阿里地处西藏的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素有“西藏的西藏”、“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高海拔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第三极,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一位叫摩萨的诗人曾这样描述阿里:“到了阿里,就像离开人世,去往鸿蒙初开的别的星球。那儿既无历史,也无时间……”了解西藏的人,认为在西藏“躺着也是贡献”;了解阿里的人,会认为只要能待在那里,就是英雄。
  1978年10月,年仅18岁的田红旗响应保卫祖国边疆的号召,在家乡湖南省桃源县应征入伍。带着离别时父母一遍又一遍的叮嘱,这个贫穷家庭出身的少年怀揣着“脱下便装穿军装,离开家乡守边疆”的志向,来到西藏阿里军分区服役。
  第一次到阿里,他坐的是解放牌军车,从新疆叶城到阿里地区噶尔县,1067公里的路程,足足用了一周的时间。途径海拔6000多米的界山大板,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一些同行的新友退缩了,但意志顽强的他却没有叫一声苦,硬是默默地坚持到了目的地。
  1978年的阿里,还是一片茫茫戈壁,蓝天为被,黄沙为席。当年的阿里军分区就在现在的位置,但条件与现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候,没有蔬菜,一日三餐就是罐头加玉米面窝头,偶尔有白面大米和牛羊肉。长期缺乏维生素,战士们指甲塌陷,头发脱落;没有单人床,晚上一个班的战士就挤在一个大通铺上,一天的劳累下来,战士们的呼噜声奏响夜色中独特的交响曲;没有自来水,就用汽油桶到狮泉河里去拉水。冬天,每次拉水回到连队,军装上都能抖落一片冰花;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夏天,邮车每半个月来一次,带来信件、报纸和新的影片;冬天,大雪封山,有半年的时间看不到邮车的影子——每年收到的第一批家信,大部分都是亲人在半年前的叮咛和嘱托。
  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没有让田红旗畏惧。每年考核,他的射击、刺杀、爆破、投弹、架线等科目成绩都是优秀。训练之余,他还用休息时间认真学习文化课,这为他以后的文字功底打下扎实的基础。当时,为了保证食物供给,连队养了猪和羊,喂猪、放羊等苦活、累活、脏活,田红旗都抢着干。他从没有一句抱怨,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恶劣的生存生活条件,锤炼着他的意志。
  1982年,他回家探亲。入伍6年,他只休过这一次假。一进家门,他的父母和小妹都已经认不出他了。离家前的毛头小子,变得又黑又瘦,茂密的黑发渐渐稀疏,当年的稚气荡然无存。看着日思夜想的亲人,看着父母那日渐苍老的容颜,这个铁打的汉子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奔涌而出。
  1984年,田红旗转业到阿里地区旅游公司辖属的阿里饭店,协助总经理处理日常事务。勤于钻研的他总是闲不住,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对单位水电设备出现的故障都能想办法一一解决。“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做到最好”——他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87年11月,田红旗调到日土县检察院工作,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次调动,让他在阿里检察系统一干就是25年。
  从粪池里掏出证据
  1990年冬天,阿里地区发生一起特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熊某诈骗阿里地区某公司羊毛款110余万元,逃往新疆。案情重大,刻不容缓,田红旗被紧急抽调到专案组,先后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地开展侦查工作。在伊犁,一连几天,他与同事蹲守在一米多深的大雪中,一直到凌晨三点多。随后,他到乌鲁木齐打入犯罪嫌疑人内部卧底,却又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私藏枪支弹药的犯罪团伙,并协助新疆公安机关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
  1994年,时任日土县副检察长的田红旗,被调到阿里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反贪局局长。那时,阿里地区检察分院只有20多人,很多人都“身兼数职”。写材料、抓后勤这些工作都落在了田红旗的肩上。
  1995年8月24日凌晨30分许,阿里地区所在地噶尔县狮泉河镇“真意酒吧”老板在店内被罪犯用刀砍伤,被抢劫现金47200元,其妻被强奸。案发后,案犯畏罪潜逃。案发后近一个月,侦破工作毫无进展。9月16日,检察院收到一条重要线索,时任阿里地区检察分院检察长倪惠康(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紧急将田红旗抽调到专案组。
  专案组行程2600余公里,先后在新疆叶城、四川等地将4名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作案工具被他们扔到一个厕所粪池内。事隔数月,时值冬季,干警们来到指认的厕所,发现便池已经全部冻结,用铁锨根本就挖不动。这并没有让田红旗气馁,他到老百姓家中借来铁镐,忍着刺鼻的腥臭在便池里刨起来。四溅的粪渣迸得他一身、一脸。当带着刺鼻气味的刀子摆在4名犯罪嫌疑人面前时,他们放弃了最后的抵抗。经过深入调查,查明该案主犯朱某是一个在四川、贵州等十一个省市流窜作案20余起的通缉要犯。
  4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朱某被执行死刑时,绝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犯案多年,没想到竟会栽倒在小小的阿里!”
  1998年5月,来自德国和匈牙利的两名女学生结伴从新疆叶城搭乘货车到阿里旅游,中途道路受阻。休息时,两名女学生遭货车司机强奸。货车司机一到阿里就逃之夭夭,两名外国女学生哭着跑到派出所报了案。被害人是外国公民,如不及时破案将会造成重大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两位外国女学生的签证还有20天就要到期。案情重大,田红旗受命率员介入侦查。   两名被害人不懂汉语。田红旗长时间自学英语,当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与她们进行沟通。从对话中他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基本特征,然后立刻组织专案组在阿里地区展开拉网式搜查。不到一个小时,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带到了两名被害人面前。这起强奸案,从破案到判决,一共用了10天时间。
  刀鞘里的血迹
  2003年9月23日,一起在阿里地区影响较大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摆在了他的面前:2003年3月13日晚,兰某、陆某同詹某(死者)在阿里地区“锦州歌舞厅”发生口角,期间詹某打了陆某一个耳光,兰某便打电话找人。随后,聂某、兰某、张某和王某等4人都带着凶器到了锦州舞厅,围着詹某殴打,直至詹某倒地,其在送往医院抢救时死亡。法医鉴定结论为:詹某系被他人用锐器刺伤腹部主动脉,失血性休克死亡。
  2003年6月23日,阿里地区公安处将该案移送分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中,指认犯罪嫌疑人兰某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元凶,但证据不充分,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缺少关键的物证。
  由于案情重大,阿里地区检察分院两次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但是,由于案件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被害人死亡的事实始终处于模糊状态。
  面对一尺有余的案卷材料,时任阿里地区检察分院副检察长的田红旗加班加点阅卷,查找疑点。死者身上的致命伤是刀伤,且只有一处。最大的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想瞒天过海,存有侥幸心理而企图抵赖到底。同时,案发现场有多人围观,说明当时凶手的位置很隐蔽,而且离死者很近。
  田红旗果断决定进行侦查实验,让犯罪嫌疑人现身。在得到检察长的同意后,2003年9月25日,阿里地区检察机关的第一个侦查实验,在田红旗的带领下开始了。8个小时的侦查实验的结论是:从犯王某供述的事实与现场演示不合。根据尸检鉴定,被害人身上除了头部被铁管击伤外,只有一处刀伤,而且在左腰部。按王某供述,其与被害人中间被一张约两尺多宽的茶几隔离,但他人证实,被害人左前方的持刀者只有王某。王某显然有重大嫌疑。
  这时,“刀鞘”,在田红旗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他立即指示办案人员:“马上细查王某的刀鞘”。经检查,王某的刀鞘内有血迹。田红旗嘱咐干警:“立即通知公安机关进行DNA鉴定”。
  第二天大早,田红旗立即组织办案人员对王某进行突击审讯。审讯中,基于侦查实验找出的破绽,田红旗的提问步步紧逼:“你当时的位置在哪里?”“你的刀鞘里为什么有血迹?”……在侦查实验后,王某即将溃乱的心理防线此刻彻底崩溃了。
  2003年10月16日,公安部门传来消息:经DNA鉴定,刀鞘内的血迹与被害人血迹完全相符。至此,主要物证一锤定音, “3·13”故意伤害致死案事实终于还原真相。
  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5年1月18日,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在拉萨召开全区检察长工作会议。当时,阿里地区检察分院检察长次仁旺堆正在内地出差,田红旗受托到拉萨参加会议。接到参会通知,田红旗立即与相关人员起程,赶往拉萨。
  刚从阿里出发时,天灰蒙蒙一片,零星飘着雪花。随着离地区越来越远,风越刮越大,雪也越下越大。距门士乡大约30公里的地方,风雪交加,路面颠簸,驾驶员一个不慎,将车翻到路边的沟里,所幸车内人员没有大碍。
  没有救援车辆,他们只好暂时将车留在原处,拦下一辆大货车,向门士乡行进。大货车的驾驶室内座位有限,田红旗把其他人强行安顿在驾驶室内,自己却坐到敞篷的车厢里。
  接近零下30度的低温,迎着扑面而来的大雪,田红旗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好几次,同事连拉带劝想让田红旗坐到驾驶室里,但田红旗硬是坚持坐在车厢里。货车的司机感动地对驾驶室里的干警说:“遇到这么好的领导,真是你们的福气。”
  30公里的路程,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到达门士乡时,田红旗的全身都是白色的,眉毛和头发都结上了一层薄冰。为了不在路上耽误太多时间,他顾不上在火炉边稍微暖和一下快要被冻僵的身体,立即与噶尔县检察院联系,通知他们派人前来救援。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的车被成功拖了出来,救援人员把车开了到门士乡。田红旗让司机仔细检查一下车况,确认没有问题后,一行4人又马不停蹄地出发了。
  当晚,他们赶到了海拔近5000米的19道班,在公路养护站落脚。公路养护站里没有床,只在地上铺着一层毡垫,还有几床薄薄的被子。由于之前受到冰冻,田红旗患了重感冒。凌晨两点多时,他已近于昏迷。养护站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他的病情不断加重。第二天清晨,他昏迷了过去。随行的同事们吓坏了,他们流着眼泪,呼喊着他的名字。田红旗在昏迷中醒了,张了张嘴,但嗓子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手指着东方的动作,大家知道,这时只能尽快往拉萨赶。
  又经过一天多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拉萨。一到拉萨,同事们立刻把田红旗送到了医院抢救。经过紧急治疗,他的意识逐渐清醒,但还是说不出话来。经诊断,田红旗因患重感冒而引发了严重的肺水肿。
  田红旗心急如焚,因为第二天的全区检察长会议上,他要进行交流发言。为了保证第二天能够正常参加会议,他不顾大家的劝阻,请求医生加大用药剂量,增加用药次数。一开始,医生坚决不同意,但在田红旗恳切的请求下,医生终于被他敬业的精神所感动,在正常剂量的基础上,尝试着一点点加大剂量,增加输液次数。
  在输入超过正常两倍的药量后,田红旗的嗓子终于能发出一点声音了。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第二天清早,他已经能够发出声音了,尽管声音还很沙哑。
  在全区检察长会议上,轮到田红旗发言时,他右手拿着发言材料,左手却握着一把纸巾,他不时地用纸巾擦摸着鼻子。平时声音洪亮的他,此刻却低沉、沙哑。大家事先都听说了他的遭遇,都静静地聆听着他的发言,大家似乎从他的发言中聆听到了他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类似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在他的身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2010年6月10日,阿里日土县班公湖发生重大沉船事故,11名内地游客乘坐的游船在行驶到湖中心时突然漏水下沉。这次事故夺去了6条鲜活的生命。
  6月11日,阿里地委任命当时正在普兰县检察工作的田红旗为地区联合调查组成员,立即赶赴事发现场。接到命令,田红旗没有丝毫犹豫,放下还没来得及吃的早饭,驱车500余公里,直奔日土县班公湖。
  田红旗在日土县检察院的配合下,对“6·10”事件的整个经过以及事发原因等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第二天调查完毕后,田红旗搭乘日土县县长的越野车从事发地点返回日土县城。车行至距离县城约2公里时,由于路面沙土卷起的沙尘致视线受阻,汽车与迎面使来的一辆旅游车相撞。
  闷雷般的轰鸣过后,田红旗的右腿已经不能动了。头脑一直清醒的他不顾自己的伤势,指挥其他人抢救另外两名受伤较重的人员。随后,田红旗和两名名伤员被救护车紧急送到地区医院治疗。领导担心他会有内伤,让他到内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他却笑着说:“一开始以为左臂和右小腿断了,现在发现就是破点皮流点血,打打针吃吃药就没事了,要抓紧把那两个同志送到内地治疗。”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对他的采访临近结束,田红旗颇为感慨地说:“从小就经常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没想到我如今就站在这片土地上,而且一站就是34年,还成了驻守阿里地区时间最长的汉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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