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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一次地处在了十字路口，基辛格的担忧也并非杞人之忧。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因此到了一个再审视、再思考、再调整的时刻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对中美建交作出积极贡献的基辛格在《华邮》上撰文，呼吁“美中两国应尽力避免‘新冷战’”。基辛格何出此言，他是杞人忧天吗？
如果我们对中美关系过往数十年的发展作一回顾，即“鉴往”，也许我们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目前及未来的走向得到一些启示性的观察，即“知来”。由鉴往到知来，基辛格之言恐非杞人之忧也。
就从1971年前后谈起吧。四十年前的美国，正处于战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继续对中国采取围堵与遏制呢？还是要改变历史，联中遏苏？在基辛格的出谋划策下，美国尼克松总统选择了后者。
整个197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的主基调就是这种全球战略思维，几乎没有其他成分，这也是美国当时亲华派压倒反华派的最大逻辑。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也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使得美国企业对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开始产生憧憬，甚至逐渐尝到甜头。美国的“中国政策”因此在遏苏的战略需求外，又多增添了一个商业利益的成分，亲华派继续压倒反华派。
1989年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中国政策出现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遏苏的战略需求顿时降低；另一方面，反华派的人权诉求明显升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就开始进入到“遏制”与“交往”的政策困境之中，时而遏制，时而交往“做生意”，时而既遏制又交往。亲华、反华势力经常互为消长，但总的说来，还是生意派略占上风。美国更期待及促成中国加入世贸，以实现更大的商业利益。
果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大企业先后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巨大商业利益，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通用等等，也因此成为影响美国“中国政策”亲华势力的最大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经贸互补结构，也即是中国出口便宜商品，美国进口便宜商品；中国储蓄，挹注美国消费。互有两得，皆大欢喜。应该说，这还是中美关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另一宏观经济利益。
因此，如果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做一检视，就可以归纳出三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全球战略关系，也就是当时（1970到1980年代）的“G2”矛盾，这个“G2”，指的是美与苏，美国欲以中来遏苏；（2）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3）美国众多大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三个因素不同时存在，但其正负相抵，总结果是让亲华势力基本上压过反华势力，中美关系时有起伏，但大体上，在平稳中前进。
以此“鉴往”，有利“知来”。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这10年来，全球发展形势特别是中美形势消长之间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照着影响过去40年美国“中国政策”的三大因素，可以看到：
（一）一个新“G2”的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美国对于如何面对及处理它与中国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举棋不定的战略困境之中，这为中美关系增添了明显的不确定因素。
（二）中美之间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已导致中美乃至全球之间的经济失衡，难以为继，甚至成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摩擦的源头。
（三）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商业竞争，因为竞争环境的差异，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埋怨与不耐烦，这使得一向亲华的利益集团似乎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态度变化，甚至已出现想通过美国政治力量诱迫中国“二度入世”的说法。
由此观之，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一次地处在了十字路口，基辛格的担忧也并非杞人之忧。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因此到了一个再审视、再思考、再调整的时刻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对中美建交作出积极贡献的基辛格在《华邮》上撰文，呼吁“美中两国应尽力避免‘新冷战’”。基辛格何出此言，他是杞人忧天吗？
如果我们对中美关系过往数十年的发展作一回顾，即“鉴往”，也许我们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目前及未来的走向得到一些启示性的观察，即“知来”。由鉴往到知来，基辛格之言恐非杞人之忧也。
就从1971年前后谈起吧。四十年前的美国，正处于战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继续对中国采取围堵与遏制呢？还是要改变历史，联中遏苏？在基辛格的出谋划策下，美国尼克松总统选择了后者。
整个197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的主基调就是这种全球战略思维，几乎没有其他成分，这也是美国当时亲华派压倒反华派的最大逻辑。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也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使得美国企业对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开始产生憧憬，甚至逐渐尝到甜头。美国的“中国政策”因此在遏苏的战略需求外，又多增添了一个商业利益的成分，亲华派继续压倒反华派。
1989年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中国政策出现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遏苏的战略需求顿时降低；另一方面，反华派的人权诉求明显升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就开始进入到“遏制”与“交往”的政策困境之中，时而遏制，时而交往“做生意”，时而既遏制又交往。亲华、反华势力经常互为消长，但总的说来，还是生意派略占上风。美国更期待及促成中国加入世贸，以实现更大的商业利益。
果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大企业先后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巨大商业利益，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通用等等，也因此成为影响美国“中国政策”亲华势力的最大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经贸互补结构，也即是中国出口便宜商品，美国进口便宜商品；中国储蓄，挹注美国消费。互有两得，皆大欢喜。应该说，这还是中美关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另一宏观经济利益。
因此，如果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做一检视，就可以归纳出三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全球战略关系，也就是当时（1970到1980年代）的“G2”矛盾，这个“G2”，指的是美与苏，美国欲以中来遏苏；（2）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3）美国众多大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三个因素不同时存在，但其正负相抵，总结果是让亲华势力基本上压过反华势力，中美关系时有起伏，但大体上，在平稳中前进。
以此“鉴往”，有利“知来”。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这10年来，全球发展形势特别是中美形势消长之间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照着影响过去40年美国“中国政策”的三大因素，可以看到：
（一）一个新“G2”的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美国对于如何面对及处理它与中国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举棋不定的战略困境之中，这为中美关系增添了明显的不确定因素。
（二）中美之间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已导致中美乃至全球之间的经济失衡，难以为继，甚至成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摩擦的源头。
（三）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商业竞争，因为竞争环境的差异，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埋怨与不耐烦，这使得一向亲华的利益集团似乎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态度变化，甚至已出现想通过美国政治力量诱迫中国“二度入世”的说法。
由此观之，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一次地处在了十字路口，基辛格的担忧也并非杞人之忧。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因此到了一个再审视、再思考、再调整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