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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在统一的外表下隐藏了一个多元世界。这种多元性包括了简·爱对话语权的占有与伯莎·梅森话语权缺失的对立。这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这部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更加关注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而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其实质表明了男权社会和英国殖民者对女性和其他民族的歧视与偏见，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
关键词 话语权 缺失 疯女人 歧视 剥夺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层面都达到了对小说传统的超越和反叛。它看似统一，但在统一的外表下隐藏了一个多元世界。这种多元性在小说问世150多年后的今天更应包括简·爱对话语权的占有与伯莎·梅森话语权缺失的对立(opposition)。与解构主义方法(deconstruction)实质相呼应，这组话语权拥有和缺失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更加关注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而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其实质就是男权社会或英国殖民者对女性或其他民族的歧视与偏见、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
一、疯女人现象和话语权的缺失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feminism)的兴起，尤其是精神分析方法(psychoanalysis)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人们逐渐将一个沉睡多年，隐藏在“阁楼”里的女性形象清晰地揭示出来，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种“伯莎”现象，或称疯女人现象。例如，1979年，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Gubar)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现象》(TheMadwoman in the Attic)发表，她们从精神分析入手，认为“伯莎代表了女主人简·爱内心的愤怒与欲望，也代表了19世纪女作家的焦虑，是愤怒中的简·爱”(肖瓦尔特49)。
英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也注意到了疯女人现象，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为伯莎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简·爱》里的阁楼象征着父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与禁锢。
随着藏在“阁楼”里疯女人形象的揭示，人们发现与简·爱相比，伯莎丧失了话语权。
由于作者夏洛蒂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整部作品中一直是主人公简·爱发出“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兰瑟203)，发出一个敢说敢道，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的叙事声音。而伯莎一直处于沉默不语的失语状态。如果失语沉默也算一种声音，那么正是这种“沉默的声音(sound of silence)”使伯莎与简·爱形成了鲜明而尖锐的对立(opposition)。
伯莎话语权的缺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处于文本边缘，极少正面出面。在整个作品中，伯莎共出场五次。第一次出场在第十五章，时值简·爱刚与罗彻斯特熟悉起来，感到日益快活，深夜伯莎举着蜡烛，走进罗彻斯特的房间企图烧死他；第二次出场在第二十章。伯莎的兄弟来到桑菲尔德，而伯莎却刀剌前来看她的兄弟并要吸干他的血；第三次出场在第二十五章。简·爱与罗彻斯特即将结婚的前两夜，伯莎来到简·爱房间，找出婚礼所用面纱，披在自己头上，然后将之撕为两半，扔到地上用脚践踏：第四次出场在第二十六章。简·爱和罗彻斯特的婚礼被搅，罗彻斯特带众人来到阁楼，伯莎跳起来，凶狠地卡住他的脖子，用牙咬他的脸：第五次出场便是伯莎纵火烧毁桑菲尔德庄园，纵身跳入火海。
2，被定义为“疯”女人，无从自我辩解。由于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主人公简·爱被赋予了绝对的话语权，用评论家佛里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的话说“这个相貌平常、身体弱小的女家庭教师凌驾于作品之上，无处不在”(兰瑟202)。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居高临下，绝对可以在她、罗彻斯特和伯莎的婚姻三角关系中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辩解。同样，拥有话语权的罗彻斯特总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辩护和开拓，伯莎的形象正是通过他的一面之辞呈现给读者的。在罗彻斯特眼中，伯莎的智力与“侏儒一样”；她是一个“魔鬼(monster)”、“荡妇”、“怪兽”。而被视为“魔鬼”、“怪兽”的“疯女人”伯莎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作为“疯女人”，她不能有正常的思维，不能有语言，有的只能是女妖麦杜萨(Medusa)式的可怕的笑声(laughter of Medusa)。因此，伯莎的任何声音都被罗彻斯特们(包括简·爱)解读为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并且毫无意义的。她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她是缺席和缄默的(absentand silent)的，她只能被言说，被塑造，被控诉。在简·爱、罗彻斯特和她的婚恋三角中，唯独她没有申辩的权利，甚至可怜到连自己的身份定位也要通过弟弟理查·梅森(RichardMason)之口来完成。
然而，“疯狂”是逐渐形成的、而且“疯狂”与否也是主观性的判断。“疯狂”与伯莎的话语缺失互为表现。其实质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同时也是白人殖民者对殖民地民族的种族歧视、偏见及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
二、还原“疯”女人
伯莎的形象向来就不是独立的，自小说《简·爱》问世以来，伯莎总被用来作为简·爱身上疯狂与危险的载体。如前所述，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她是“愤怒中的简·爱”(肖瓦尔特49)；乔·刘易斯(Joe Lewis)也将伯莎指认为简·爱“欲望的化身”(刘易斯110)。然而，伯莎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作者夏洛蒂剥夺她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试想，如果我们赋予了伯莎话语权，那么她所言说的事实必定与罗彻斯特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从简·里斯1966年小说《藻海无边》(The Wide SargassoSea)中得到印证。正是里斯从一个受压抑女性的角度解读了伯莎沉默的声音，为现当代读者塑造、还原了疯女人伯莎真实的一面，让读者了解到伯莎不仅真名叫安托奈特·考思维(Antoinette Cosway)，后随继父更名为安托奈特·梅森(AntoinetteMason)，而且还让读者了解到伯莎／安托奈特还是一个有血有肉、倍受压迫的普通人。
依据《藻海无边》，伯莎／安托奈特与简·爱在性格、命运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俩人既独立又相依。就其生活而言，俩人都经历了童年期、求学期、婚前期和婚后期四个重要阶段，俩人间的对立表现、贯穿了她们生活的每一阶段。
1，在童年期，简·爱敢于反抗，反抗里德(Reed)，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很怯懦，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属于黑人，还是白人，受欺负后一声不吭。
2，在学校，简·爱敢向海伦(Helen)发表对待不公的观点，主 张若是斯克拉奇(Scratch)小姐再用藤条打人，就应该当她的面把藤条掰断，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对同学的威胁不敢反抗，只能逃跑到母亲身边寻求庇护。
3，在婚前，简·爱敢于维护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离开自己心爱的人，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屈于命运，尽管她对罗彻斯特一点也不了解，但最后只能被动接受，同意嫁给他。
4，婚后两人命运也不相同，简·爱婚后幸福，认为罗彻斯特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伯莎，安托奈特婚后却被罗彻斯特关进“阁楼”，而且一关就是10年，最后变成了“疯女人”。
这样，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客观上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简·爱》的解读、颠覆了对罗彻斯特这一人物的解读。具体而言，读者了解到，原来伯莎不再是什么“他者(other／other race)，不是什么“疯女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正常思维、倍受欺凌，尤其倍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弱女子”。里斯对伯莎形象的这种再创造让读者看清了罗彻斯特殖民者的嘴脸，颠覆了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价值体系的认知。
即便传统解读上，若按弗洛伊德(Freud)理论，认为伯莎(安托奈特)是简·爱内心的另一面(the otherself of Jane)，说她代表了简·爱内心疯狂的“本我(fd)”，那么里斯的这种创新还像桑菲尔德的大火一样，烧毁(颠覆)了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因为妇女不再是“疯狂的魔鬼(魔鬼已被烧死)”，而是一个与男性平等的“胜利者”。总之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颠覆了英国殖民价值体系，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女人应有的地位，即女人不再是“他者”，不再是“第二性(secondsex)”，更不是什么“疯狂的魔鬼”，而她们和男人一样，是平等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简要分析了小说《简·爱》的多元性，认为藏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同简·爱一样，也是独立的。她在性格命运方面与简·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简·爱对话语权的占有与“疯”女人伯莎话语权的缺失间的对立。夏洛蒂剥夺伯莎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实质反映了白人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偏见，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也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对妇女话语权的剥夺。同时，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重新塑造、还原了“疯”女人伯莎／安托奈特的形象，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正常思维、倍受欺凌(尤其受不幸婚姻折磨、摧残)的“弱女子”。里斯的这种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颠覆了人们对作品《简·爱》的传统解读，颠覆了英帝国殖民价值体系，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女性与男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平等地位。
关键词 话语权 缺失 疯女人 歧视 剥夺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层面都达到了对小说传统的超越和反叛。它看似统一，但在统一的外表下隐藏了一个多元世界。这种多元性在小说问世150多年后的今天更应包括简·爱对话语权的占有与伯莎·梅森话语权缺失的对立(opposition)。与解构主义方法(deconstruction)实质相呼应，这组话语权拥有和缺失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更加关注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而疯女人话语权的缺失其实质就是男权社会或英国殖民者对女性或其他民族的歧视与偏见、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
一、疯女人现象和话语权的缺失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feminism)的兴起，尤其是精神分析方法(psychoanalysis)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人们逐渐将一个沉睡多年，隐藏在“阁楼”里的女性形象清晰地揭示出来，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种“伯莎”现象，或称疯女人现象。例如，1979年，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Gubar)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现象》(TheMadwoman in the Attic)发表，她们从精神分析入手，认为“伯莎代表了女主人简·爱内心的愤怒与欲望，也代表了19世纪女作家的焦虑，是愤怒中的简·爱”(肖瓦尔特49)。
英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也注意到了疯女人现象，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为伯莎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简·爱》里的阁楼象征着父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与禁锢。
随着藏在“阁楼”里疯女人形象的揭示，人们发现与简·爱相比，伯莎丧失了话语权。
由于作者夏洛蒂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整部作品中一直是主人公简·爱发出“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兰瑟203)，发出一个敢说敢道，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的叙事声音。而伯莎一直处于沉默不语的失语状态。如果失语沉默也算一种声音，那么正是这种“沉默的声音(sound of silence)”使伯莎与简·爱形成了鲜明而尖锐的对立(opposition)。
伯莎话语权的缺失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处于文本边缘，极少正面出面。在整个作品中，伯莎共出场五次。第一次出场在第十五章，时值简·爱刚与罗彻斯特熟悉起来，感到日益快活，深夜伯莎举着蜡烛，走进罗彻斯特的房间企图烧死他；第二次出场在第二十章。伯莎的兄弟来到桑菲尔德，而伯莎却刀剌前来看她的兄弟并要吸干他的血；第三次出场在第二十五章。简·爱与罗彻斯特即将结婚的前两夜，伯莎来到简·爱房间，找出婚礼所用面纱，披在自己头上，然后将之撕为两半，扔到地上用脚践踏：第四次出场在第二十六章。简·爱和罗彻斯特的婚礼被搅，罗彻斯特带众人来到阁楼，伯莎跳起来，凶狠地卡住他的脖子，用牙咬他的脸：第五次出场便是伯莎纵火烧毁桑菲尔德庄园，纵身跳入火海。
2，被定义为“疯”女人，无从自我辩解。由于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主人公简·爱被赋予了绝对的话语权，用评论家佛里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的话说“这个相貌平常、身体弱小的女家庭教师凌驾于作品之上，无处不在”(兰瑟202)。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居高临下，绝对可以在她、罗彻斯特和伯莎的婚姻三角关系中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辩解。同样，拥有话语权的罗彻斯特总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辩护和开拓，伯莎的形象正是通过他的一面之辞呈现给读者的。在罗彻斯特眼中，伯莎的智力与“侏儒一样”；她是一个“魔鬼(monster)”、“荡妇”、“怪兽”。而被视为“魔鬼”、“怪兽”的“疯女人”伯莎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作为“疯女人”，她不能有正常的思维，不能有语言，有的只能是女妖麦杜萨(Medusa)式的可怕的笑声(laughter of Medusa)。因此，伯莎的任何声音都被罗彻斯特们(包括简·爱)解读为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并且毫无意义的。她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她是缺席和缄默的(absentand silent)的，她只能被言说，被塑造，被控诉。在简·爱、罗彻斯特和她的婚恋三角中，唯独她没有申辩的权利，甚至可怜到连自己的身份定位也要通过弟弟理查·梅森(RichardMason)之口来完成。
然而，“疯狂”是逐渐形成的、而且“疯狂”与否也是主观性的判断。“疯狂”与伯莎的话语缺失互为表现。其实质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同时也是白人殖民者对殖民地民族的种族歧视、偏见及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
二、还原“疯”女人
伯莎的形象向来就不是独立的，自小说《简·爱》问世以来，伯莎总被用来作为简·爱身上疯狂与危险的载体。如前所述，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她是“愤怒中的简·爱”(肖瓦尔特49)；乔·刘易斯(Joe Lewis)也将伯莎指认为简·爱“欲望的化身”(刘易斯110)。然而，伯莎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作者夏洛蒂剥夺她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试想，如果我们赋予了伯莎话语权，那么她所言说的事实必定与罗彻斯特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从简·里斯1966年小说《藻海无边》(The Wide SargassoSea)中得到印证。正是里斯从一个受压抑女性的角度解读了伯莎沉默的声音，为现当代读者塑造、还原了疯女人伯莎真实的一面，让读者了解到伯莎不仅真名叫安托奈特·考思维(Antoinette Cosway)，后随继父更名为安托奈特·梅森(AntoinetteMason)，而且还让读者了解到伯莎／安托奈特还是一个有血有肉、倍受压迫的普通人。
依据《藻海无边》，伯莎／安托奈特与简·爱在性格、命运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俩人既独立又相依。就其生活而言，俩人都经历了童年期、求学期、婚前期和婚后期四个重要阶段，俩人间的对立表现、贯穿了她们生活的每一阶段。
1，在童年期，简·爱敢于反抗，反抗里德(Reed)，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很怯懦，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属于黑人，还是白人，受欺负后一声不吭。
2，在学校，简·爱敢向海伦(Helen)发表对待不公的观点，主 张若是斯克拉奇(Scratch)小姐再用藤条打人，就应该当她的面把藤条掰断，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对同学的威胁不敢反抗，只能逃跑到母亲身边寻求庇护。
3，在婚前，简·爱敢于维护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离开自己心爱的人，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屈于命运，尽管她对罗彻斯特一点也不了解，但最后只能被动接受，同意嫁给他。
4，婚后两人命运也不相同，简·爱婚后幸福，认为罗彻斯特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伯莎，安托奈特婚后却被罗彻斯特关进“阁楼”，而且一关就是10年，最后变成了“疯女人”。
这样，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客观上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简·爱》的解读、颠覆了对罗彻斯特这一人物的解读。具体而言，读者了解到，原来伯莎不再是什么“他者(other／other race)，不是什么“疯女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正常思维、倍受欺凌，尤其倍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弱女子”。里斯对伯莎形象的这种再创造让读者看清了罗彻斯特殖民者的嘴脸，颠覆了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价值体系的认知。
即便传统解读上，若按弗洛伊德(Freud)理论，认为伯莎(安托奈特)是简·爱内心的另一面(the otherself of Jane)，说她代表了简·爱内心疯狂的“本我(fd)”，那么里斯的这种创新还像桑菲尔德的大火一样，烧毁(颠覆)了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因为妇女不再是“疯狂的魔鬼(魔鬼已被烧死)”，而是一个与男性平等的“胜利者”。总之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颠覆了英国殖民价值体系，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女人应有的地位，即女人不再是“他者”，不再是“第二性(secondsex)”，更不是什么“疯狂的魔鬼”，而她们和男人一样，是平等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简要分析了小说《简·爱》的多元性，认为藏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同简·爱一样，也是独立的。她在性格命运方面与简·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简·爱对话语权的占有与“疯”女人伯莎话语权的缺失间的对立。夏洛蒂剥夺伯莎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实质反映了白人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偏见，对他们话语权的剥夺，也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对妇女话语权的剥夺。同时，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重新塑造、还原了“疯”女人伯莎／安托奈特的形象，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正常思维、倍受欺凌(尤其受不幸婚姻折磨、摧残)的“弱女子”。里斯的这种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颠覆了人们对作品《简·爱》的传统解读，颠覆了英帝国殖民价值体系，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女性与男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