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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 霍桑深受清教意识、超验哲学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旧的宗教文化以及超验主义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使他经常处于矛盾和彷徨中。他的代表作《红字》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红字A是其中的典型象征，它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及不同解读。在描写海斯特时，一方面描写她为追求自己幸福表现出的勇敢坚强，对旧宗教思想持不赞同的观点，但却并未表现在外在世界中，只是精神上的自由。这正是作者思想矛盾性的表现。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红字》；象征；矛盾性
作者简介：汪婷婷（1993.8-），女，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引言：
《红字》作为霍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为止，中国学界对《红字》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许多从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等角度出发的研究。李淑慧从历史角度研究《红字》的主体问题，在分析以往比较有影响力的两种观点的同时，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对《红字》浪漫主义主体进行了历史论证。[1]（P3）此外，也对象征意义及霍桑思想的矛盾性在《红字》中的体现做过研究，任晓晋等人及比较文学方向的刘慧娟、刘晓宁都在这一方向为我们阐述了他们对作品的解读。霍桑思想的矛盾性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和家庭宗教背景有关，对《红字》的解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这一写作特点。
一、霍桑思想矛盾性的成因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作《红字》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霍桑深受清教意识、超验主义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他非常擅长在作品中使用象征手法。“他注重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描述，擅长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善于挖掘潜藏于事物深处的意义。”[3]（P7）
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当地的大多数人是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霍桑从小受传统宗教文化氛围的影响。“加尔文教派中关于“原罪”、“彻底堕落”等教义强调人的“罪性”，认为罪恶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中，人生就是进行自我救赎的一段苦旅。”[3]（P9）在《红字》中，通过对海斯特·白兰和亚瑟·丁梅斯代尔犯下被世人所唾弃的“罪孽”之后的发展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人性“原罪”的看法。同时，霍桑处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新的物质文明的繁荣引起人们对旧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的反思，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由爱默生和梭罗等倡导的超验主义思潮在当时是最具代表性的。超验主义强调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人主义和自救精神。”[3]（P9）超验主义还强调精神至高无上。超验主义的观点在《红字》之中也有所反映，作品十分重视对人物心理或者说“精神”的描写。作者引导读者对传统清教主义进行反思甚至批判。但霍桑不可能彻底否定基督教存在的价值。
清教思想、超验主义哲学都是霍桑思想矛盾性形成的原因，他在思想上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反抗着清教主义传统， 抨击宗教的狭隘和以及宗教信条的虚假；另一方面却又牢牢地被这个传统束缚着， 以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来认识社会。[6] （P32）这一特点在作品《红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人物形象的矛盾描写
《红字》是霍桑最杰出的代表作。它以17世纪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讲述了海斯特·白兰，阿瑟·丁梅斯代尔和罗杰·奇灵渥斯三人间发生的恋爱悲剧。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清教对人的精神禁锢和摧残以及人们无法克制的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主要人物的形象描写中，作者运用了象征手法，并且表现出矛盾性。《红字》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首先，文章开篇就描述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而被要求在胸前佩戴红字A站到刑台接受来自众人的侮辱和嘲弄。依照当时的宗教与法律，通奸罪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深重罪孽。而她也成了“罪恶”的化身。但作者又是如何描写这位人们眼中“堕落罪孽”的女人的呢？当她从狱中迈步到围观的众人面前时，不但没有因即将到来的痛苦黯然失色，反而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显得彬彬有礼，优雅高贵。“她的性格中自有某种端庄的风韵，并不同于如今人们心目中认定的那种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即使以当年的概念来说，从来没有比海斯特·白兰此时此刻步出监狱这样更像贵妇的了。”[4]（P10）即使在如此痛苦的时刻，海斯特仍不愿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是以自己的坚强支撑自己一个人去承受，承受来自熟人和陌生人的嘲弄眼光，承受对罗杰·奇灵渥斯的愧疚，承受这将陪伴她一生的炽热得足以灼伤她的红字。她凭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养活自己和珠儿，从不乞求任何人的同情。即使他人毫不领情，她也从未吝啬过自己的帮助。作者对她的描述极尽赞扬之词，让人不禁去想，她是否真的是像人们口中所说的“罪孽深重”的女人，而那些以正直之名活着的人是否真的拥有比她更值得称赞的道德原则呢？
“霍桑思想的矛盾还体现在他对海丝特性格的外在表现和心理活动的巨大反差的描写中。在小说中，她只有三次在行动上进行公开的反抗。”[3]（P19）第一次是当她站在刑台上，牧师们要她说出珠儿的真正父亲时，她始终不妥协；第二次是在总督和牧师企图收回她对珠儿的抚养权时，她据理力争；最后一次是在与丁梅斯代尔夜游时会面发现他精神濒临崩溃时，她毅然决定揭露罗杰·奇灵渥斯的身份，并勇敢地劝牧师一起离开。除此之外，无论面对多么难以忍受的嘲弄与议论，海丝特始终保持沉默，仿佛在为自己道德上的“失足”赎罪，但实际上她并未真正认可自己与丁梅斯代尔所做的是违背道德的“罪孽”，她的思想中有对当时清教戒律的怀疑与不赞同。“世间的法律与她内心的法律并不吻合。”[4]（P170）作者虽然赞同她的自由思想，又未将其贯彻到底。小说中海丝特仅仅是得到了思想的自由，并未做出外在反抗。“有一点值得关注，那些拥有最勇敢的思维意识之人，对外在的清规戒律也最可以安之若素。他們是仅仅满足在思维意识层面，不曾想过付诸行动的血肉之躯。”[4]（P171） 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充分体现了霍桑思想的矛盾性，“海丝特悲剧的命运反映了霍桑对先验论极端个人主义的失望、对现实的幻灭及其对清教主义教义和思想的重新审视。”[3]（P20）
三、红字A象征的多义性
红字A作为贯穿全文的典型象征，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红字A的象征意义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作者立足点的不同而逐渐发生變化。红色字母A的第一个解读是通奸罪（Adultery）。“‘A’ 是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意味着开始 ，而按基督教的教义来说，开始即是堕落 ，是无人得以幸免的原罪。”[5]（P122）海斯特因为家庭原因不得已和身体畸形多病的罗杰·奇灵渥斯结合，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也并不幸福，在奇灵渥斯在海上失踪两年后，海斯特遇到青年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并且相爱。此后海斯特怀孕，他们的私情暴露，海斯特以通奸罪被抓且在狱中剩下女儿珠儿。在当时，教会给予犯下通奸罪且不愿说出孩子父亲的姓名的海斯特永久地在胸前佩戴红字A的惩罚，即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此人是违背了道德的不洁堕落之人，为了用来自世人的羞辱、嘲弄来折磨她。同时珠儿作为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结晶在文中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海斯特总是让她穿着红色的裙子，人们很容易将她与红字联系起来。对海斯特来说，珠儿就像有生命的红字一样，陪伴在她的身边，警示着她，也支撑着她。“她是我的幸福！同样也是我的痛苦！是珠儿让我还能活在世上！也是珠儿时刻惩罚着我！你们没有看到，她就是红字，唯一可以收获喜爱，也被赋予千万倍的能量来惩罚我的罪恶！”[4]（P96）“从这个不幸孩子的服饰中，不是已经表达了她的观点吗？这身衣服不是如此有力地警示我们那嵌入她内心的红色标记吗？”[4]（P98）红字的第一个象征意义就是通奸罪。
红字A的第二个象征意义是她的真爱——阿瑟·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海斯特在她独自抚育珠儿的七年里一直佩戴着红字，多年后她回到这个有着她重要回忆的地方，即使没有人要求，她仍然佩戴着它。“对于一个感情至上的女人而言，哪里有爱哪里才是她的天堂。所以她不愿意独自离开这个地方。”[2]（P12）她本可以离开这个让她不得不承受痛苦的地方，但是在她看来，这里就是她的家园，这里有过她的罪孽，她的悲伤和忏悔。红字给她带来痛苦，但这红字也给她一种力量支撑她坚强地活着，她对丁梅斯代尔真诚纯洁的爱意支持着她。即使在死后，他们俩的墓碑上也刻着红字。这是她向世人表达她对丁梅斯代尔的忠贞不变的爱情的证明。
红字A还有能干（Able）的象征意义，这是人们在被海斯特的善良无私渐渐感化后对红字的重新解读。“他们讲，那字母的含义为‘能干’；海斯特·白兰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可她太富能量了。”[4]（P166）人们还把红字A解读为巨大的痛苦（Agony）和天使（Angel），因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海斯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红字正是她痛苦的来源及见证。另一方面，她的无私奉献又让人觉得她就像天使一样，不求回报。
结语：
霍桑身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代，在清教意识、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想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追求完美的理想和道德，但又无法完全否定清教戒律。他思想的矛盾性在其作品《红字》中有所表现。作品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其中的典型象征红字A也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作者揭示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对海丝特追求思想自由和幸福的大无畏的精神表示赞扬，但是他无法彻底抨击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表现出其思想的矛盾性。“就霍桑本人而言，他始终在清教主义和个性解放中徘徊，处于极度矛盾之中。”[3]（P13）
参考文献：
[1]李淑惠. 《红字》浪漫主义主体的历史论证[D]. 山东大学，2008.
[2]刘慧娟. 论霍桑《红字》中的象征意义[D]. 山东大学，2013.
[3]刘晓宁. 霍桑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在《红字》中的体现[D]. 山东大学，2008.
[4]纳撒尼尔·霍桑著.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M]. 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10-171.
[5]任晓晋，魏玲. 《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1）： 122.
[6]王啸. 谈《红字》中红字“A”的象征意义[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2010， （1）： 32.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红字》；象征；矛盾性
作者简介：汪婷婷（1993.8-），女，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引言：
《红字》作为霍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为止，中国学界对《红字》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许多从文化批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等角度出发的研究。李淑慧从历史角度研究《红字》的主体问题，在分析以往比较有影响力的两种观点的同时，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对《红字》浪漫主义主体进行了历史论证。[1]（P3）此外，也对象征意义及霍桑思想的矛盾性在《红字》中的体现做过研究，任晓晋等人及比较文学方向的刘慧娟、刘晓宁都在这一方向为我们阐述了他们对作品的解读。霍桑思想的矛盾性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和家庭宗教背景有关，对《红字》的解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这一写作特点。
一、霍桑思想矛盾性的成因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代表作《红字》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霍桑深受清教意识、超验主义哲学、神秘主义的影响，他非常擅长在作品中使用象征手法。“他注重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描述，擅长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善于挖掘潜藏于事物深处的意义。”[3]（P7）
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当地的大多数人是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霍桑从小受传统宗教文化氛围的影响。“加尔文教派中关于“原罪”、“彻底堕落”等教义强调人的“罪性”，认为罪恶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中，人生就是进行自我救赎的一段苦旅。”[3]（P9）在《红字》中，通过对海斯特·白兰和亚瑟·丁梅斯代尔犯下被世人所唾弃的“罪孽”之后的发展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人性“原罪”的看法。同时，霍桑处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新的物质文明的繁荣引起人们对旧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的反思，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由爱默生和梭罗等倡导的超验主义思潮在当时是最具代表性的。超验主义强调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人主义和自救精神。”[3]（P9）超验主义还强调精神至高无上。超验主义的观点在《红字》之中也有所反映，作品十分重视对人物心理或者说“精神”的描写。作者引导读者对传统清教主义进行反思甚至批判。但霍桑不可能彻底否定基督教存在的价值。
清教思想、超验主义哲学都是霍桑思想矛盾性形成的原因，他在思想上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反抗着清教主义传统， 抨击宗教的狭隘和以及宗教信条的虚假；另一方面却又牢牢地被这个传统束缚着， 以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来认识社会。[6] （P32）这一特点在作品《红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人物形象的矛盾描写
《红字》是霍桑最杰出的代表作。它以17世纪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讲述了海斯特·白兰，阿瑟·丁梅斯代尔和罗杰·奇灵渥斯三人间发生的恋爱悲剧。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清教对人的精神禁锢和摧残以及人们无法克制的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主要人物的形象描写中，作者运用了象征手法，并且表现出矛盾性。《红字》中表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首先，文章开篇就描述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而被要求在胸前佩戴红字A站到刑台接受来自众人的侮辱和嘲弄。依照当时的宗教与法律，通奸罪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深重罪孽。而她也成了“罪恶”的化身。但作者又是如何描写这位人们眼中“堕落罪孽”的女人的呢？当她从狱中迈步到围观的众人面前时，不但没有因即将到来的痛苦黯然失色，反而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显得彬彬有礼，优雅高贵。“她的性格中自有某种端庄的风韵，并不同于如今人们心目中认定的那种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即使以当年的概念来说，从来没有比海斯特·白兰此时此刻步出监狱这样更像贵妇的了。”[4]（P10）即使在如此痛苦的时刻，海斯特仍不愿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是以自己的坚强支撑自己一个人去承受，承受来自熟人和陌生人的嘲弄眼光，承受对罗杰·奇灵渥斯的愧疚，承受这将陪伴她一生的炽热得足以灼伤她的红字。她凭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养活自己和珠儿，从不乞求任何人的同情。即使他人毫不领情，她也从未吝啬过自己的帮助。作者对她的描述极尽赞扬之词，让人不禁去想，她是否真的是像人们口中所说的“罪孽深重”的女人，而那些以正直之名活着的人是否真的拥有比她更值得称赞的道德原则呢？
“霍桑思想的矛盾还体现在他对海丝特性格的外在表现和心理活动的巨大反差的描写中。在小说中，她只有三次在行动上进行公开的反抗。”[3]（P19）第一次是当她站在刑台上，牧师们要她说出珠儿的真正父亲时，她始终不妥协；第二次是在总督和牧师企图收回她对珠儿的抚养权时，她据理力争；最后一次是在与丁梅斯代尔夜游时会面发现他精神濒临崩溃时，她毅然决定揭露罗杰·奇灵渥斯的身份，并勇敢地劝牧师一起离开。除此之外，无论面对多么难以忍受的嘲弄与议论，海丝特始终保持沉默，仿佛在为自己道德上的“失足”赎罪，但实际上她并未真正认可自己与丁梅斯代尔所做的是违背道德的“罪孽”，她的思想中有对当时清教戒律的怀疑与不赞同。“世间的法律与她内心的法律并不吻合。”[4]（P170）作者虽然赞同她的自由思想，又未将其贯彻到底。小说中海丝特仅仅是得到了思想的自由，并未做出外在反抗。“有一点值得关注，那些拥有最勇敢的思维意识之人，对外在的清规戒律也最可以安之若素。他們是仅仅满足在思维意识层面，不曾想过付诸行动的血肉之躯。”[4]（P171） 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充分体现了霍桑思想的矛盾性，“海丝特悲剧的命运反映了霍桑对先验论极端个人主义的失望、对现实的幻灭及其对清教主义教义和思想的重新审视。”[3]（P20）
三、红字A象征的多义性
红字A作为贯穿全文的典型象征，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红字A的象征意义也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作者立足点的不同而逐渐发生變化。红色字母A的第一个解读是通奸罪（Adultery）。“‘A’ 是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意味着开始 ，而按基督教的教义来说，开始即是堕落 ，是无人得以幸免的原罪。”[5]（P122）海斯特因为家庭原因不得已和身体畸形多病的罗杰·奇灵渥斯结合，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也并不幸福，在奇灵渥斯在海上失踪两年后，海斯特遇到青年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并且相爱。此后海斯特怀孕，他们的私情暴露，海斯特以通奸罪被抓且在狱中剩下女儿珠儿。在当时，教会给予犯下通奸罪且不愿说出孩子父亲的姓名的海斯特永久地在胸前佩戴红字A的惩罚，即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此人是违背了道德的不洁堕落之人，为了用来自世人的羞辱、嘲弄来折磨她。同时珠儿作为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结晶在文中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海斯特总是让她穿着红色的裙子，人们很容易将她与红字联系起来。对海斯特来说，珠儿就像有生命的红字一样，陪伴在她的身边，警示着她，也支撑着她。“她是我的幸福！同样也是我的痛苦！是珠儿让我还能活在世上！也是珠儿时刻惩罚着我！你们没有看到，她就是红字，唯一可以收获喜爱，也被赋予千万倍的能量来惩罚我的罪恶！”[4]（P96）“从这个不幸孩子的服饰中，不是已经表达了她的观点吗？这身衣服不是如此有力地警示我们那嵌入她内心的红色标记吗？”[4]（P98）红字的第一个象征意义就是通奸罪。
红字A的第二个象征意义是她的真爱——阿瑟·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海斯特在她独自抚育珠儿的七年里一直佩戴着红字，多年后她回到这个有着她重要回忆的地方，即使没有人要求，她仍然佩戴着它。“对于一个感情至上的女人而言，哪里有爱哪里才是她的天堂。所以她不愿意独自离开这个地方。”[2]（P12）她本可以离开这个让她不得不承受痛苦的地方，但是在她看来，这里就是她的家园，这里有过她的罪孽，她的悲伤和忏悔。红字给她带来痛苦，但这红字也给她一种力量支撑她坚强地活着，她对丁梅斯代尔真诚纯洁的爱意支持着她。即使在死后，他们俩的墓碑上也刻着红字。这是她向世人表达她对丁梅斯代尔的忠贞不变的爱情的证明。
红字A还有能干（Able）的象征意义，这是人们在被海斯特的善良无私渐渐感化后对红字的重新解读。“他们讲，那字母的含义为‘能干’；海斯特·白兰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可她太富能量了。”[4]（P166）人们还把红字A解读为巨大的痛苦（Agony）和天使（Angel），因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海斯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红字正是她痛苦的来源及见证。另一方面，她的无私奉献又让人觉得她就像天使一样，不求回报。
结语：
霍桑身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代，在清教意识、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想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追求完美的理想和道德，但又无法完全否定清教戒律。他思想的矛盾性在其作品《红字》中有所表现。作品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其中的典型象征红字A也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作者揭示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对海丝特追求思想自由和幸福的大无畏的精神表示赞扬，但是他无法彻底抨击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表现出其思想的矛盾性。“就霍桑本人而言，他始终在清教主义和个性解放中徘徊，处于极度矛盾之中。”[3]（P13）
参考文献：
[1]李淑惠. 《红字》浪漫主义主体的历史论证[D]. 山东大学，2008.
[2]刘慧娟. 论霍桑《红字》中的象征意义[D]. 山东大学，2013.
[3]刘晓宁. 霍桑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在《红字》中的体现[D]. 山东大学，2008.
[4]纳撒尼尔·霍桑著.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译[M]. 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10-171.
[5]任晓晋，魏玲. 《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1）： 122.
[6]王啸. 谈《红字》中红字“A”的象征意义[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2010， （1）：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