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认为，欧洲从中国的迅速崛起中，所得远大于所失。欧盟中那些久经世故、充满创新精神的企业正在打入中国市场，尤其是德国这样的世界级工业强国，正在不断满足中国日益膨胀的对于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的需求。法国与意大利的奢侈品制造商们，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富裕阶层提供高品质的名牌产品。
　　我相信，不论是在提升产品安全体系的透明度方面，还是在完备性方面，特别是在将自身的高安全标准传导至中国方面，身处中国的那些西方制造业者都能够切实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从欧洲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全球经济应当如何治理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确是一种挑战。全球经济治理的架构与规则都需要进行修正，以反映出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新平衡，这些大型经济体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那些重要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这也在警醒着欧洲必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自身在21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仍能繁荣。
　　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恰恰揭示了部分欧洲国家竞争力低下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这同时也在提醒着欧洲必须将自身融入全球经济，这意味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排斥中国，或是摆脱中国，因为中国的利益与我们自身的利益休戚与共、紧密相连。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中国与全球化毫无二致。两者的主流都是负面的，给既有的稳定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而这种改变速度之快、变化之巨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到焦虑与不安。
　　此外，欧洲人有时以零和博弈看待全球化，尤其是当他们既面临就业方面的不安全感，又看到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而身边的少数人却拥有巨额收入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更加难以平复。如果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经济体正在崛起，他们会下结论说，这种崛起以牺牲西方的就业与繁荣为代价。如果用我们偏爱的一句老话来说，那就是，东方正在兴盛，那么西方一定正在衰败。而这一点，正是印度贸易谈判代表卡马尔·纳斯经常用来取笑我的。
　　从中欧关系中选取的大多数经济证据表明，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成立。在21世纪前五年，欧盟的就业数量依旧处于净增长状态，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给欧洲工业所带来的竞争最剧烈的时候，这种就业净增长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中国，而不能反过来归罪于中国。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只会变得更加巨大，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革故鼎新的主要激励来源。
　　因此，并无理由认为一个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绝无可能，而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将是其中主要的、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之一。但在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紧张局面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面对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能量的国家时，西方的焦虑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更何况，这个国家往往无法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在面对西方经济体耗费了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时究竟意欲何为。
　　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耐心倾听西方关于中国应该肩负起与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与体量相匹配的“责任”这一建议。忠言虽然逆耳，却是切中肯綮。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或假装事不关己。中国作出的完全加入一个国际贸易与集体安全体系的决策将会决定这个体系究竟具有多大效力，甚或，这个体系究竟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的决策者们经常指出，巨大的内部变动以及丧失稳定的风险才是他们最优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忧心之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他人也并非无聊的看客，正如勃兰特·罗素在近一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环境，都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是否继续保持连续增长，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经济上的以及环境上的深远影响。
　　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经历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其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与骄傲，另一方面是对巨大的社会与环境变迁的清醒认识。中国的决策者们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十分正确的。中国就像是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的海峡的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