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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5周年的光辉历程。在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向党的95周年华诞献的一份厚礼。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95年历史中，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难曲折中勇敢前行，终于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九十年》第三章集中反映了这10年的历史。
党在失败中顽强站起，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争斗之后达成妥协，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实现合流。对此，《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控制的政党。它在对外方面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而对社会主义苏联采取敌视政策，并于1927年12月宣布对苏绝交；在对内方面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一党专政。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国民党建立了达200万人的庞大军队；实行特务政治；强化乡村统治，推行保甲制度；查禁进步书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中国仍需要继续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九十年》第三章科学证明了国民党政权的非法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一大批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对此，《九十年》第三章鲜明地点出了党当时面临的两个问题：“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九十年》第三章援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继续战斗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勇敢地站起来，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新战斗。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此前后，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九十年》第三章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并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上山打游击。”这段话，以浅显的道理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毛泽东为什么由一介书生成为伟大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然而，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党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也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八七会议前后党领导的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受到挫折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陆续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此以后，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就连在了一起，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胆寒的部队。这时，在其他地方，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转移到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这时，“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艰苦探索，开辟中国式革命道路
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大革命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了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探索出来的。《九十年》第三章，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说明毛泽东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九十年》第三章引用了邓小平这样一段话：“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综上所述，《九十年》第三章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取得局部地区执政经验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九十年》第三章除了对上述等方面的建设进行论述外，还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廉政建设进行了重点论述。
苏维埃政权是劳苦工农大众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这个规定，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1934年初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审计监督制度。新成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财政预决算审查、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财政收支检查、节省运动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十年》第三章还告诉读者：在领导根据地进行各项建设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养成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于中央根据地的民歌，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赞誉。
《九十年》第三章认为：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在长征中实现伟大转折，开创革命新局面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严重破坏，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峻考验。
由于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中央红军在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后，部队受到惨重损失。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么，如何看待党犯的错误？如何理解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九十年》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面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这段话，对于读者正确认识中共党史的主流、主线，正确看待党历史上犯的错误、遭受的挫折是有启发的。
1936年，以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九十年》第三章以列表的形式告诉读者，参加长征的有四路红军：红一方面（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按照当时行政区划，红军长征分别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14个省份；按照现今行政区划，分别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的里程达到了6.5万余里。这样，是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认识长征伟大意义的。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开创了革命新局面，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来，长征精神是红军长征研究的热点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九十年》第三章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将党中央关于长征精神的内涵、作用的新提法写入其中。这对于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激发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是有重要作用的。
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捍衛者。
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政府实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致使在短短4个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占领地。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还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力量。《九十年》第三章还告诉读者：“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5年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达甘陕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年的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要求抗日的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开始兴起。《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当时客观形势要求把各种抗日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历史任务担当了起来，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立即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前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充分表现了对蒋介石不计前嫌，团结抗日的诚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电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赞同。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围绕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党的历史，是为了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经历了两次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其严峻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这样，“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95年历史中，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难曲折中勇敢前行，终于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九十年》第三章集中反映了这10年的历史。
党在失败中顽强站起，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争斗之后达成妥协，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实现合流。对此，《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控制的政党。它在对外方面背弃孙中山反帝、联俄的主张，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而对社会主义苏联采取敌视政策，并于1927年12月宣布对苏绝交；在对内方面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一党专政。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国民党建立了达200万人的庞大军队；实行特务政治；强化乡村统治，推行保甲制度；查禁进步书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中国仍需要继续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九十年》第三章科学证明了国民党政权的非法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一大批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对此，《九十年》第三章鲜明地点出了党当时面临的两个问题：“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九十年》第三章援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继续战斗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勇敢地站起来，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新战斗。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此前后，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九十年》第三章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并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上山打游击。”这段话，以浅显的道理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毛泽东为什么由一介书生成为伟大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然而，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党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也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八七会议前后党领导的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结果失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受到挫折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陆续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此以后，朱德、毛泽东的名字就连在了一起，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是令国民党军胆寒的部队。这时，在其他地方，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转移到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建立红军，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这时，“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艰苦探索，开辟中国式革命道路
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大革命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为了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探索出来的。《九十年》第三章，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说明毛泽东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九十年》第三章引用了邓小平这样一段话：“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综上所述，《九十年》第三章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取得局部地区执政经验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九十年》第三章除了对上述等方面的建设进行论述外，还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廉政建设进行了重点论述。
苏维埃政权是劳苦工农大众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这个规定，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1934年初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审计监督制度。新成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财政预决算审查、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财政收支检查、节省运动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十年》第三章还告诉读者：在领导根据地进行各项建设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养成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流传于中央根据地的民歌，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赞誉。
《九十年》第三章认为：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在长征中实现伟大转折，开创革命新局面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严重破坏，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峻考验。
由于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中旬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中央红军在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后，部队受到惨重损失。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么，如何看待党犯的错误？如何理解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九十年》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面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这段话，对于读者正确认识中共党史的主流、主线，正确看待党历史上犯的错误、遭受的挫折是有启发的。
1936年，以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九十年》第三章以列表的形式告诉读者，参加长征的有四路红军：红一方面（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按照当时行政区划，红军长征分别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14个省份；按照现今行政区划，分别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的里程达到了6.5万余里。这样，是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认识长征伟大意义的。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开创了革命新局面，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来，长征精神是红军长征研究的热点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九十年》第三章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将党中央关于长征精神的内涵、作用的新提法写入其中。这对于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激发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是有重要作用的。
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捍衛者。
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政府实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致使在短短4个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占领地。
《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还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力量。《九十年》第三章还告诉读者：“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5年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达甘陕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年的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要求抗日的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开始兴起。《九十年》第三章告诉读者，当时客观形势要求把各种抗日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历史任务担当了起来，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立即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前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充分表现了对蒋介石不计前嫌，团结抗日的诚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电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和赞同。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围绕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党的历史，是为了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经历了两次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其严峻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这样，“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