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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摄影师的终极目标
午夜,月光幽幽地照着高黎贡的密林,我和另外几个摄影师在漆黑的公路边蹲守,期待着霜背大鼯鼠的到来。
霜背大鼯鼠,绰号“钻天鼠”,轻功了得,想要拍到它们“展翅翱翔”的曼妙身姿可不容易。离保护站不远的公路边上,有一片因为修路而“切开”的山坡,因为石壁上有大量含有盐分和矿物质的砂石,备受动物欢迎,夜深人静时周边的鼯鼠就会到这里聚会宵夜,没有雨水的晴夜是它们最爱的天气。
“呼——”,在手电射出的光柱里,一个大蝙蝠般的影子低空滑过我们头顶,静静落在对面几乎垂直的石壁上。我们几乎同时发出了按捺不住的惊叹声。只见它又跳跃着爬行了几米,紧紧抓住石壁的缝隙,小心翼翼地稳住身体;几分钟后,它开始慢慢移动,寻找舔食盐分的位置。这位侠客每次能滑翔几十至上百米远,依靠的是身体两侧的翼膜。这种飞行方式成为翼装(滑翔服)的创意灵感。 这“钻天鼠”到底是从哪儿“飞”来的呢?手电光终于在大树顶端发现了它们眼睛中反射回来的光点。原来这棵40米高的大树是它们的跳板,它们就像高台跳水那样,爬到树的最高处纵身一跃,腾空而起。
除了霜背大鼯鼠,蚘螈、树蛙等两栖类动物也是森林夜晚的主角。
我们在清朗的月色下走回驻地,这样的天气对于野外摄影师来说是一种福音。高黎贡山的雨季就要来临,没日没夜的大雨、无处不在的蚂蝗……野外工作将打破你对森林的浪漫想象。我们想抓住旱季的尾巴,追踪高黎贡的明星物种——白眉长臂猿。
三天前,我们与白眉长臂猿有过一次会面,经过一小时的森林“越野跑”,它只留给我们一个在30米高的树冠上掠过的背影。经过3天等待,当它的叫声像风一样再次穿过森林,我们循声而去。
“WU……WOO……”一连串抑扬顿挫的鸣叫声回荡在森林中,这最原始、最野性的呼唤,激起了我内心潜藏的本能愉悦,真是美妙至极!连钻带跳地穿过一片密林之后,巨树的树冠让林下变得豁然开朗。
通过长焦镜头,我发现在那片长着红色果实的地方有一只黄褐色的雌猿,一只手臂吊在树枝上,另一只手摘果子往嘴里送。定睛一看,雌猿怀里还有一只幼猿,这个场景仿若一幅完美的画。鸣叫声又在头顶上方响起,这个家庭中的雄猿出现了,它黑褐色的身体快速滑过树枝,连续的跳跃如高空杂技表演,惊叹不已的我们甚至忘了手里还有相机。追踪野生动物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放下了相机。我们一直执着于发现和记录,但这天人合一的情景才应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在一片宁静之中,我看着白眉长臂猿一家消失在森林中,这一次我没有怅然,而是满心欢喜。
自然“生意经”
老侯是百花岭汉龙村人,南人北相,细眼睛,大鼻子,有着北方人的仗义和开朗。汉龙地处高黎贡山南北走廊的中间,这里阳光总是大方地倾泻,天气清朗,不像高黎贡山别处总是雾蒙蒙的,因此得名“旱龙”,后来改为“汉龙”。
百花岭树木葱茏,有飞瀑泉水,是鸟类喜欢的聚集点。常在这里出没的鸟类中,和顺太阳鸟、中华剑嘴鹛、橙腹叶鹎等都是高黎贡山独有的。老侯小时候就在山上打鸟,“乡下人眼睛好”,什么鸟都能辨认。
1999年老侯开始当“鸟导”,2003年他接待了一对来自台湾的陈姓夫妇,两人留给他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老侯学得很用心,逐渐成为能识别400多种鸟的传奇人物。
老侯经营着15个“鸟点”——根据鸟儿会经过的“鸟路”,在它可能停留的地点做一个小水塘,每天换一次水,有时添置一些面包虫,以此吸引鸟类。这一做法是他与马来西亚、泰国的生态保护人员交流得出的经验,老侯还会模仿不同鸟类的叫声,招呼鸟儿来吃东西。建立信任的首要环节,是保证鸟点的食物新鲜可靠,因此老侯每天要派“自己人”去鸟点巡视,他们是老侯培养出的鸟导,一共27名。
早上五六点钟上山给鸟点换水,早上十点半之前、下午四点至七点是观鸟的好时候。什么鸟约莫会在什么时候经过哪里,是有规律的,老侯说得益于从小开始的观察。
跟老侯讨论山里的雉类,他告诉我,雉类生活在海拔1500米以上,估计现在要到1900米了,除了白尾梢虹雉,高黎贡山的其他雉类这里都有,只是以前见得多,现在少了。“我觉得森林武警每天都得查。最好山里能安监控,把打鸟的都抓了,你说是不是啊?”
当鸟导,老侯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动作要轻,不能惊吓到鸟,以及绝对不说出鸟巢的位置。当鸟导这些年,老侯家的生活不错,“你对鸟好,鸟也对你好”,这是人与自然可以共赢的朴素说法吧。
高黎贡山接纳了许多来这里过渡的鸟类,老侯接待过一群追踪鸟类足迹而来的澳大利亚鸟友,对他们很是敬佩:“你想想,就为了一群鸟。”
高黎贡山有很多人与鸟之间的传奇故事,声名远播的是那个“昂贵4秒钟”——英国观鸟爱好者詹姆士·古德哈特一生看过6000多种鸟,他慕名前来高黎贡看白尾梢虹雉,前两次都未能如愿,第三次,白尾梢虹雉停留了短短4秒钟,算算行程成本,相当于每一秒花掉4000多元,但那4秒钟的惊艳让他无憾。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香港观鸟协会的张浩辉和剑嘴鹛。剑嘴鹛最后出现在人们视野是20世纪80年代,随后17年不见踪迹,一次,张浩辉意外发现一群剑嘴鹛在空中飞翔,细细一数,居然有17只,真是奇迹。
傈僳族先民的智慧
社区共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正在高黎贡保护区周边的一个村委会里进行。一项提议引发了讨论——保护区代表建议村民不要上山砍树,但不同意见像波浪一样荡来荡去,村长站起来,两只手向下按了按让大家冷静:“保护区是想保护山嘛。”他又转向保护区代表,面露难色:“但是大家要烧柴火。没有柴火,怎么做饭哩?”一语中的,共管委员会的成员——保护区代表、村民、政府人员等都不言语。后来有人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以电代柴,给村民家庭配置电磁炉代替薪柴做饭,由此产生的电费由政府贴补,村民交一小部分即可。会议还决定,给开荒的地方种上树,优化环境。
“共管委员会”的创意来自荷兰,1995年创立,目前已覆盖保护区外围1.5公里范围内的村子。它带动了许多环境保护与村民利益共赢的项目,实践着“教会人们与自然相处比圈地保护更重要”的道理。
这个洋委员会有趣实用,不过高黎贡的先民有更诗意的做法。过去,当地的傈僳族人有打猎的习惯:立秋后围山,先祭祀山神,祈求“开山”,然后布置兽扣;第二天检查战果,如果没有捕到猎物,过15天再去祭祀;如果这一次还是没有收获,则是山神动怒的表示,不宜狩猎;如果开山,傈僳族人会把猎到的第一只猎物做上标记放生,等再次猎到这只动物时就“封山”。前高黎贡保护区保山管理局局长艾怀森做保护工作将近20年,他说这种做法很有科学道理,就拿“封山条约”来说,它符合“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不能超过环境容纳量一半”的原理。 傈僳族人热爱大山,因为“山神”不仅给予他们生活的资源,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看来,尽管时代变了面目,我们还是得遥望先民原始的、敬畏自然的智慧。
从高黎贡山到爱丁堡植物园
高黎贡山特有植物极为丰富。在4303种和变种的种子植物中,有1116种是中国特有种,379种是云南特有种,434种是高黎贡山特有种,如香花杜鹃、黄杜鹃、翘首杜鹃、双花蔷薇等。
19世纪,一些外国学者来到高黎贡山考察、采集标本,其中考察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是英国爱丁堡植物园的乔治·福里斯特。他先后组织了7次大规模的考察和采集,采集植物标本达30000多号、100000多份,并于1919年发现、命名了大树杜鹃。乔治·福里斯特为爱丁堡植物园引进了1000多种活植物,其中包括250多种杜鹃花,使爱丁堡植物园成为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