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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是著名历史文化散文作家王充闾先生推出的“人文三部曲”的第三部,2020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脉”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这样写道:“历史是精神的活动,文脉是心灵的滚动,精神与心灵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以“我们的心灵史”作为《文脉》副题的旨意了。
要追溯和展现中华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既要有开阔的视域,也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更为重要的,是中正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构建能力。阅读全书我们就会发现,充闾先生不仅具备了在浩浩荡荡之中华文脉中追溯源流的全部要件和功力,而且通过其“思、诗、史”结合的独到手法,使一些沉重的话题和冷峻的历史场景,得到诗性的阐发和描摹,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全书共分为六章四十二篇,除“序章”和“末章”外,分别是“基因:大道之行”、“自觉:性本爱丘山”、“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平淡:人有悲欢离合” 。“序章”是总论,除阐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方式方法外,也是一篇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论文。第一章至第四章,则以对群经之首《周易》的解读为开端,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特别群体的剖判,去展现中国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在选题和谋篇布局上,作者显然没有受某些传统认知体系的左右,而是选取自己比较熟悉而且同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对象去书写,这比刻意构建某种严密的逻辑体系,更能放得开而收得拢,大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气度,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和带入,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去叩問沧桑,撞击灵魂,陶冶情操,进而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深度思考。
与充闾先生既往的诸多历史文化散文相较,《文脉》更加注重了强化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以及体现深度追求。对此,充闾先生在第一篇《中华传统文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心灵;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今人的心灵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心灵,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心灵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这就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自觉,以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这些创作意图,在《文脉》中得到极好的展现,阅读其《拷问灵魂》《龙潮之会》《宦祸》《长夜先行者》等文章,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出来。如在《拷问灵魂》一文中,在介绍了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遭受奇灾惨祸后,将剑锋直指宠信李光地的康熙大帝:“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作者还不无戏谑地这样写道: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1世纪20年代,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
对一个时期以来充斥荧屏的对封建帝王的美化和吹捧,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反观其“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就自然会使读者想到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等宏大问题了。
特别是《文脉》的末章《家国天下》,最能体现作者的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
该篇开宗明义,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五个方面的重要品格和基本特点,从中推导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坚实联系及生存环境。循此,先生对多个朝代、多个历史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和研判,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
“文脉”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这样写道:“历史是精神的活动,文脉是心灵的滚动,精神与心灵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以“我们的心灵史”作为《文脉》副题的旨意了。
要追溯和展现中华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既要有开阔的视域,也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更为重要的,是中正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构建能力。阅读全书我们就会发现,充闾先生不仅具备了在浩浩荡荡之中华文脉中追溯源流的全部要件和功力,而且通过其“思、诗、史”结合的独到手法,使一些沉重的话题和冷峻的历史场景,得到诗性的阐发和描摹,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全书共分为六章四十二篇,除“序章”和“末章”外,分别是“基因:大道之行”、“自觉:性本爱丘山”、“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平淡:人有悲欢离合” 。“序章”是总论,除阐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方式方法外,也是一篇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论文。第一章至第四章,则以对群经之首《周易》的解读为开端,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特别群体的剖判,去展现中国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在选题和谋篇布局上,作者显然没有受某些传统认知体系的左右,而是选取自己比较熟悉而且同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对象去书写,这比刻意构建某种严密的逻辑体系,更能放得开而收得拢,大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气度,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和带入,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去叩問沧桑,撞击灵魂,陶冶情操,进而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深度思考。
与充闾先生既往的诸多历史文化散文相较,《文脉》更加注重了强化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以及体现深度追求。对此,充闾先生在第一篇《中华传统文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心灵;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今人的心灵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心灵,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心灵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这就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自觉,以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这些创作意图,在《文脉》中得到极好的展现,阅读其《拷问灵魂》《龙潮之会》《宦祸》《长夜先行者》等文章,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出来。如在《拷问灵魂》一文中,在介绍了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遭受奇灾惨祸后,将剑锋直指宠信李光地的康熙大帝:“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作者还不无戏谑地这样写道: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1世纪20年代,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
对一个时期以来充斥荧屏的对封建帝王的美化和吹捧,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反观其“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就自然会使读者想到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等宏大问题了。
特别是《文脉》的末章《家国天下》,最能体现作者的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
该篇开宗明义,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五个方面的重要品格和基本特点,从中推导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坚实联系及生存环境。循此,先生对多个朝代、多个历史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和研判,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