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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露萍，四川崇庆县人，原名余硕卿，1921年出生在北平。她是战斗在敌人虎穴中的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由党派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秘密党小组。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白公馆、息烽监狱，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24岁。
奔赴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革命圣地延安吸引着千百万爱国青年。此时，正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的余硕卿和一些爱国青年为避开校方的注意，她们分头转学，余硕卿转到蜀华读高中，暗中作好奔赴延安的准备。她曾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未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余硕卿等人要求去延安的愿望得到中共地下党车耀先的支持和帮助。车耀先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学联，把余硕卿、周玉斌和她们的同学李隆蔚、刘革非等人送往延安。1937年秋末冬初，余硕卿等成渝两地的10名男女青年学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他们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到西安后，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递交了成都学联的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出了十几个口试题，其中一个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我连死都不怕，还伯苦吗？”
为了需要，此时她改名叫黎琳，在八路军办事处保护下，于1938年2月3日顺利抵达延安。
张露萍旧照
黎琳一到延安，就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学习、劳动和新的生活中。她在陕北公学14队集训3个月后，于5月12日转到抗大3大队5队学习。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她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我先在陕北公学，后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大姐已调晋西北，隆蔚、革非和我在一起。这儿空气新鲜，和你那里比，真有天地之别。在学习中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非常愉快，我信心满怀。生活上是要艰苦一点，但艰苦能磨练人的意志。”后来她又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我们除了学习以外，还参加劳动。”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八路军百战百胜。这儿是我们训练了多年的边区，也就是根据地，这儿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有组织的，都能打仗，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八路军和边区的同胞们会保护你们的孩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八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深入虎穴
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身着浅咖啡色薄绒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是紧绷绷的丝袜，穿一双半高跟皮鞋，手上还拿一件黑丝绒大衣，在成都穿街过巷，到朝阳学院找老同学杨梦萍。
杨梦萍惊奇地问：“你怎么如此打扮？”
黎琳说：“不这么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
她回家住了3天，谢绝了亲人的婉留，她说：“要光明磊落，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清醒的头脑，要为自由而斗争。”离家时，她给亲人留下了一张镶在五角星里面的半身像，在照片背面她这样写道：“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字里行间，表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的追求。
1939年11月，黎琳由成都到重庆，很快同设在市中区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周公馆）接上了关系。组织上派黎琳来重庆，改名张露萍，扮作由上海来的张蔚林之妹，开展秘密工作。南方局给张露萍的任务是：一是领导军统局电讯处张蔚林、冯传庆等五、六个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二是将张、冯等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三是若有可能，在军统局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张蔚林当时是军统局四处一科负责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一次，他在值班时，不慎把一只真空管烧坏，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应发生这种事故，萧茂如认为他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把张蔚林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张蔚林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经组织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如果逃跑会完全暴露，反而影响大局。最后决定叫他买个真空管赔上，并迅速返回去。
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又到他的住地搜查，找到了一个名册，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萧茂如当即打电话向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报告了上述情况，董益三刚挂上电话，张蔚林就跑来要求面见处长。张蔚林是这位副处长的得意门生，过去很受他的器重。可是这次他却对张蔚林说：“事到如今，我无法帮助你了。”随即写了张条子，派两个卫兵，将张蔚林押送局本部交毛人凤处理。
当晚，军统局便派人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逮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了他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可是，冯传庆于深夜过江后，也不幸被捕。
奔赴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革命圣地延安吸引着千百万爱国青年。此时，正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的余硕卿和一些爱国青年为避开校方的注意，她们分头转学，余硕卿转到蜀华读高中，暗中作好奔赴延安的准备。她曾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未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余硕卿等人要求去延安的愿望得到中共地下党车耀先的支持和帮助。车耀先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学联，把余硕卿、周玉斌和她们的同学李隆蔚、刘革非等人送往延安。1937年秋末冬初，余硕卿等成渝两地的10名男女青年学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他们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到西安后，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递交了成都学联的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出了十几个口试题，其中一个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我连死都不怕，还伯苦吗？”
为了需要，此时她改名叫黎琳，在八路军办事处保护下，于1938年2月3日顺利抵达延安。
黎琳一到延安，就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学习、劳动和新的生活中。她在陕北公学14队集训3个月后，于5月12日转到抗大3大队5队学习。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她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我先在陕北公学，后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大姐已调晋西北，隆蔚、革非和我在一起。这儿空气新鲜，和你那里比，真有天地之别。在学习中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非常愉快，我信心满怀。生活上是要艰苦一点，但艰苦能磨练人的意志。”后来她又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我们除了学习以外，还参加劳动。”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八路军百战百胜。这儿是我们训练了多年的边区，也就是根据地，这儿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有组织的，都能打仗，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八路军和边区的同胞们会保护你们的孩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八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深入虎穴
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身着浅咖啡色薄绒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是紧绷绷的丝袜，穿一双半高跟皮鞋，手上还拿一件黑丝绒大衣，在成都穿街过巷，到朝阳学院找老同学杨梦萍。
杨梦萍惊奇地问：“你怎么如此打扮？”
黎琳说：“不这么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
她回家住了3天，谢绝了亲人的婉留，她说：“要光明磊落，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清醒的头脑，要为自由而斗争。”离家时，她给亲人留下了一张镶在五角星里面的半身像，在照片背面她这样写道：“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字里行间，表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的追求。
1939年11月，黎琳由成都到重庆，很快同设在市中区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周公馆）接上了关系。组织上派黎琳来重庆，改名张露萍，扮作由上海来的张蔚林之妹，开展秘密工作。南方局给张露萍的任务是：一是领导军统局电讯处张蔚林、冯传庆等五、六个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二是将张、冯等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三是若有可能，在军统局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张蔚林当时是军统局四处一科负责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一次，他在值班时，不慎把一只真空管烧坏，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应发生这种事故，萧茂如认为他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把张蔚林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张蔚林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经组织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如果逃跑会完全暴露，反而影响大局。最后决定叫他买个真空管赔上，并迅速返回去。
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又到他的住地搜查，找到了一个名册，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萧茂如当即打电话向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报告了上述情况，董益三刚挂上电话，张蔚林就跑来要求面见处长。张蔚林是这位副处长的得意门生，过去很受他的器重。可是这次他却对张蔚林说：“事到如今，我无法帮助你了。”随即写了张条子，派两个卫兵，将张蔚林押送局本部交毛人凤处理。
当晚，军统局便派人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逮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了他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可是，冯传庆于深夜过江后，也不幸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