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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9年建国60年,中国初步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大国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小康社会的转变。按现有增长趋势,中国未来10年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人均GDP可达到8000—10000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2008年世行标准)。随着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奋进,在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国际化等因素交互作用下,以东部沿海为重心的外延式扩张的空间规模收益递增将逐年衰减;发展中的诸多老问题、新矛盾将挑战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宏观管理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创造性破坏”下,全球经济处于大调整之中,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长的不稳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都对中国经济构成了重大影响。
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10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和结构调整的敏感期。在经济增长惯性及政府干预下,中国仍能维持一定时期的较高增长态势,但如果在此期间仍是“有量无质”的简单重复,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并未实现成功调整,将不断加剧矛盾和风险的累积,最终使得经济增长难以维系,不仅可持续性出现困难,甚至会受到“停滞”性的挑战。因此,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一、2012年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进行国家分类标准的计算,依据动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球各国或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又可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按2009年的最新标准,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976—385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3856—1190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人均国民收入>1190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
我国在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0美元,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761美元的标准,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10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较快,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我国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940美元,接近了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1)。
为了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我们可以基于世界银行相关国家和我国1987—2008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21年来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以进一步估计出我国跨越中高收入区间下限的大致时间。公式为:
计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平均增长率为3.32%,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66%。再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推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2012年为4390美元,我国为4570美元,届时我国将跨越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2)。
如果做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假定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9%和8%的情况下,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分别为4502、4461和4420美元,都会超过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只有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7.2%、或中高收入国家出现异常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的时间才会有所延迟。
二、国际视野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一般都会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可持续方式保持较长期有效率的高速增长。由于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前所运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政府干预在新的政治经济动态条件下是不能被简单重复运用的,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调整发展战略,来应对工业化扩张和经济高增长所累积的长期供需不平衡、增长结构失调、环境污染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它新矛盾。
第二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垄断、寻租、腐败以及过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都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甚至危及政权,国际间新兴工业国家此类的教训屡见不鲜。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制定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时,要清楚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潜在危害发生,管理好高增长可能带来的脆弱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及各类危机;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或是驻足不前、无所作为,或是过度恐惧而错失发展良机。
第四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干预似乎是一个常态,尤其在东亚实现增长奇迹中政府的角色更为突出,许多后进国家都比较成功地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等达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很突出,“父爱主义”观念下的政府积极干预、动员、补贴、担保和救援等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民众产生政府是无所不能的错觉,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长此以往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缺乏竞争和创新能力,缺乏自我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因此难以为继。
在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自不必说,其余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完成了从中等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真正实现了经济追赶。但亚洲“四小龙”相对经济规模都比较小,其经验对于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来说并不具有可以完全照搬的借鉴意义。后发的大国如拉美国家虽然在二战后不长时间内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区间,但此后却难以为继,人均GDP长期在3000—8000美元之间徘徊,迄今尚不能实现向10000美元的冲刺和跨越。实际上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成了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一种宿命的“魔咒”了。世界银行资料比较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发展格局(如图2),其中的三个箭头上、下两端分别代表了东亚5个高收入国家、拉美8国、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人均收入上、下限,其中拉美8国和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停留了较长时间了。中国当前的增长路径刚达到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下限水平,离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诸多挑战却已经开始显现。
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
随着2008年9月以后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变成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并向实体经济逐步蔓延,世界各国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直至目前,这场危机的阴霾仍未消散,其深远影响更是未知之谜。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之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机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二战以后的25年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5%。而从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结束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世界一度出现了困扰他们多年的“经济滞胀”,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只有3%左右。从进入新世纪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9.11之后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全球经济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2%,而2004—2007年的增长又接近5%(4.91%)。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在进行调整,2010年的增长水平如能达到3%,不过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滞胀期的水平。尽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潜在增长率(或趋势增长率)都会下降1—2个百分点。鉴于二者增速绝对水平的差异,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降0.5—1个百分点,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经济体,其增速可能会下降1.5—2个百分点,如此态势可能会维持一段时期。
从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以服务业技术创新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浪潮“创造性破坏”的反映。和最近一、二十年来危机发生在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这次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是美国近30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服务业扩张的负债增长—技术创新周期的阶段性重大调整。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可能在孕育新一轮的全球创新革命和经济竞赛周期。世界经济很可能从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新能源、低消耗的服务业技术创新、低碳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并很可能导致各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分野。在此历史大机遇的激烈竞赛前,如能抢占先机,就可能成为明日赢家,若错失良机,就可能被列强远远抛在后面。
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会出现一个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早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即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真正进入再平衡的调整则是在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再平衡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方式的扬弃,甚至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需要制度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都来重新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短期内还会导致增长速度的放缓。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持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难以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其产出的应有增长。对于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可能是巨大的,但亦可能具有转折性意义。
四、中国经济的现实挑战
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每30年完成一大飞跃。在1949—1978年的第一个30年,中国经济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动员型的计划经济封闭模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8%。1949—1978年年均增长6.6%,保持了相对高速。但这一增长是以经济大幅波动、出现大饥荒和社会动荡为代价的,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经济增长无法持续。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机制,引入了市场化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推进体制转型,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实现了第二个30年的再次飞跃。1978—2008年GDP年均增长9.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增长平稳,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中国现实来看,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使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长期推行国家干预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结果:(1)经济结构失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等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尽合理。(2)经济发展质量欠佳。在成功实现了数量扩张的同时,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贸易条件恶化,外资流入与国家安全等问题比较突出。(3)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方面的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就业压力、资源短缺依然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文、教、卫发展滞后,生活质量还有待改善。(4)国际冲击带来不稳定和风险。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增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2008年9月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中国经济内外环境一度变得极为严峻,经济增长率急速下滑,民工回乡潮、大学生就业难等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在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潜在隐忧更加凸显。保增长、扩内需、促民生、求稳定成为宏观政策之急。政府为此迅速进行了流动性支持、税收扶持、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产业振兴计划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使得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出现了经济向好态势。
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目标下,既定的结构调整设想不得不暂时退居二线。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质量欠佳、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一些体制性矛盾冲突激化、长期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国际冲击加剧等引发的社会经济压力,以及近来出现的“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等新问题,都正在不断挑战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不断挑战赶超型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和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适应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以空间再配置为基点的“结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在下一个30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人均GDP超10000万美元可持续发展的较发达国家行列,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调整过程或将是长期的,但战略转向的启动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已是时不我待。
(张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宏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10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和结构调整的敏感期。在经济增长惯性及政府干预下,中国仍能维持一定时期的较高增长态势,但如果在此期间仍是“有量无质”的简单重复,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并未实现成功调整,将不断加剧矛盾和风险的累积,最终使得经济增长难以维系,不仅可持续性出现困难,甚至会受到“停滞”性的挑战。因此,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一、2012年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进行国家分类标准的计算,依据动态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球各国或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又可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按2009年的最新标准,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为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976—385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在3856—1190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人均国民收入>11906美元为高收入经济体。
我国在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0美元,首次超过了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761美元的标准,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10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较快,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我国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940美元,接近了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1)。
为了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我们可以基于世界银行相关国家和我国1987—2008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21年来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以进一步估计出我国跨越中高收入区间下限的大致时间。公式为:
计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平均增长率为3.32%,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66%。再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进行推算,得出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2012年为4390美元,我国为4570美元,届时我国将跨越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见表2)。
如果做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假定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9%和8%的情况下,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分别为4502、4461和4420美元,都会超过世界银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限。只有在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7.2%、或中高收入国家出现异常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的时间才会有所延迟。
二、国际视野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一般都会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可持续方式保持较长期有效率的高速增长。由于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前所运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政府干预在新的政治经济动态条件下是不能被简单重复运用的,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调整发展战略,来应对工业化扩张和经济高增长所累积的长期供需不平衡、增长结构失调、环境污染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它新矛盾。
第二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垄断、寻租、腐败以及过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都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甚至危及政权,国际间新兴工业国家此类的教训屡见不鲜。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在制定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时,要清楚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造成不良影响的潜在危害发生,管理好高增长可能带来的脆弱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及各类危机;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或是驻足不前、无所作为,或是过度恐惧而错失发展良机。
第四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干预似乎是一个常态,尤其在东亚实现增长奇迹中政府的角色更为突出,许多后进国家都比较成功地通过集中资源和实施扭曲性政策等达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目的。但其负面影响也很突出,“父爱主义”观念下的政府积极干预、动员、补贴、担保和救援等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民众产生政府是无所不能的错觉,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长此以往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缺乏竞争和创新能力,缺乏自我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因此难以为继。
在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自不必说,其余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完成了从中等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真正实现了经济追赶。但亚洲“四小龙”相对经济规模都比较小,其经验对于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来说并不具有可以完全照搬的借鉴意义。后发的大国如拉美国家虽然在二战后不长时间内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区间,但此后却难以为继,人均GDP长期在3000—8000美元之间徘徊,迄今尚不能实现向10000美元的冲刺和跨越。实际上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成了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一种宿命的“魔咒”了。世界银行资料比较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发展格局(如图2),其中的三个箭头上、下两端分别代表了东亚5个高收入国家、拉美8国、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人均收入上、下限,其中拉美8国和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停留了较长时间了。中国当前的增长路径刚达到东亚5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下限水平,离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诸多挑战却已经开始显现。
三、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
随着2008年9月以后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演变成发达国家的金融海啸,并向实体经济逐步蔓延,世界各国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直至目前,这场危机的阴霾仍未消散,其深远影响更是未知之谜。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之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机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二战以后的25年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5%。而从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基本结束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世界一度出现了困扰他们多年的“经济滞胀”,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只有3%左右。从进入新世纪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9.11之后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全球经济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2%,而2004—2007年的增长又接近5%(4.91%)。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在进行调整,2010年的增长水平如能达到3%,不过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滞胀期的水平。尽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潜在增长率(或趋势增长率)都会下降1—2个百分点。鉴于二者增速绝对水平的差异,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降0.5—1个百分点,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经济体,其增速可能会下降1.5—2个百分点,如此态势可能会维持一段时期。
从经济长波和创新周期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以服务业技术创新为标志的技术革命浪潮“创造性破坏”的反映。和最近一、二十年来危机发生在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这次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是美国近30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服务业扩张的负债增长—技术创新周期的阶段性重大调整。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可能在孕育新一轮的全球创新革命和经济竞赛周期。世界经济很可能从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技术创新时代逐步转向新能源、低消耗的服务业技术创新、低碳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并很可能导致各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分野。在此历史大机遇的激烈竞赛前,如能抢占先机,就可能成为明日赢家,若错失良机,就可能被列强远远抛在后面。
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会出现一个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早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即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真正进入再平衡的调整则是在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再平衡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方式的扬弃,甚至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需要制度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都来重新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短期内还会导致增长速度的放缓。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持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难以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其产出的应有增长。对于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可能是巨大的,但亦可能具有转折性意义。
四、中国经济的现实挑战
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每30年完成一大飞跃。在1949—1978年的第一个30年,中国经济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动员型的计划经济封闭模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8%。1949—1978年年均增长6.6%,保持了相对高速。但这一增长是以经济大幅波动、出现大饥荒和社会动荡为代价的,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经济增长无法持续。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机制,引入了市场化改革,实施对外开放,推进体制转型,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实现了第二个30年的再次飞跃。1978—2008年GDP年均增长9.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增长平稳,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从中国现实来看,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使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长期推行国家干预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结果:(1)经济结构失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出口和进口、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等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尽合理。(2)经济发展质量欠佳。在成功实现了数量扩张的同时,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贸易条件恶化,外资流入与国家安全等问题比较突出。(3)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方面的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就业压力、资源短缺依然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文、教、卫发展滞后,生活质量还有待改善。(4)国际冲击带来不稳定和风险。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增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2008年9月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中国经济内外环境一度变得极为严峻,经济增长率急速下滑,民工回乡潮、大学生就业难等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压力。在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需、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潜在隐忧更加凸显。保增长、扩内需、促民生、求稳定成为宏观政策之急。政府为此迅速进行了流动性支持、税收扶持、大规模公共投资计划、产业振兴计划等一揽子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使得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出现了经济向好态势。
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目标下,既定的结构调整设想不得不暂时退居二线。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质量欠佳、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一些体制性矛盾冲突激化、长期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过大、国际冲击加剧等引发的社会经济压力,以及近来出现的“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等新问题,都正在不断挑战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不断挑战赶超型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和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适应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以空间再配置为基点的“结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在下一个30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人均GDP超10000万美元可持续发展的较发达国家行列,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调整过程或将是长期的,但战略转向的启动和相应的政策调整已是时不我待。
(张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宏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