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恩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第一次痛哭：
　　1942年7月，周老太爷突然中风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村、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住红岩村，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红岩村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村。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做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去世了。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
　　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第三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恩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
　　“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恩来回红岩村。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恩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脚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第二次痛哭：
　　1946年的4月8日，国共谈判飞机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逝世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恩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周恩来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杨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