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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我追随莫江白、王诚、周志方等同志,参加了广西忻城县首举义旗的高楼游击队。此前半年,我由柳州疏散而来,经莫江白安排,担任县城“表证中心学校”教导主任。
以后,我又从高楼辗转来到嘉仁游击队,不久便参与了驱赶屯桃日军哨所的夜袭之役。游击队得知日敌将撤离县城,退至柳迁公路沿线的大塘和思练。两个主力游击队火速进军,一边先期收复县城,迅速处决了几个“维持会”头目,一边又飞骑联络。仅仅二三天时间,游击队就会集了全县13个大队的人马,再加上近邻的宜山、都安各来一个大队。每队少说也有五六十枝步枪,还拥有从敌军手里缴获的轻重机枪,一时声势鼎盛。
趁着这个机缘,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大家树起了“广西第一游击司令部”的旗号,下设参谋、政务、政工、军需等部。这个特设的政务部,便是用来取代原县政府的。政工部公推王诚负责,莫江白则兼任高楼、加仁两个主力队的指导员,周志方和我则是政工部的主干。大家夜以继日,搞内外宣传,筹措如何使松散的武装队伍正规化。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wxcq/wxcq200511/wxcq20051108-5-l.jpg)
受降仪式
就在司令部成立不久,大塘前线传来了一份捷报:抓住了一名日俘。适巧莫江白他们都在司令部。大家商定,一要善待日俘,争取感化;二要以参谋长为主审(前国中童军教练),由我具体配合。等那个日俘押解到,我们就按步骤进行,先不忙查问详情,而是将其安置在一处静室,并把诚兄从柳州秘密弄来的“在华日军反战同盟”等许多宣传品拿给他观看。早晚三餐,则由我这个“陪审官”亲自送去,以示优待。事也凑巧,前些天司令部又把前县长王某委派的“代县长”黄人震押解进看守所。沦陷期间,黄某带着一部分“县自卫队”留守东崮,高楼等游击队多次主动联系,都吝给一枪一弹,所以这次就给了他一个“消极抗日”的罪名。经我们了解,黄某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在日本经商的经历,懂得一些日语,正好为我们所用。此时黄某赎罪心切,确也尽心帮我们翻译。大约5天以后,日俘就向我主动索要纸笔,显露出极其真诚的神色,自愿回答我们写在书面上的各种提问。
原来他叫高田睦夫,家住静冈县清水市,1923年出身于贫苦家庭。虽为独子,他仍然被天皇的“大红书状”所征,当了一名基层士兵。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多张告白书中,毫不掩饰地坦陈了其祖国已经彻头彻尾地跌进了“日暮途穷”的深渊,从其陈述中还可知日本已陷入了全国性的“粮荒”。接下去,他还说到天皇已下令放弃日本三岛,举国迁来我国东北的“图谋”。高田宣称军营里已经哀歌四起,日军在广西且战且走,穷途已至。在书写期间,高田多次号啕大哭。尽管为文字的水平所限,他没有写出认同反战的话语,但诚兄提供的那些小册子无疑是起到催化作用的。审讯过程中,王、莫等几位都去见过高田,还让我带他来办公之处,让他知道我们完全信任了他的真诚悔悟。
不久,高田再一次恳求帮助我们工作。得到允许后,他先试着搞油印,打着赤膊,极其使劲,往往弄得浑身油汗。我们又让他多次书写反战标语,然后拿去大塘沿线张贴。稍有空,高田又主动去搞卫生。到了傍晚,仍然由我负责带他去街上散步。慑于群众仇恨的眼色,他终是俯首疾行,好久才恢复常态。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司令部作出决议,打算追击由大塘、思练撤离的日军,打往柳州去。不料形势突变,风闻那个王某已“告”了“忻城树起了红旗”的“状”,汤恩伯部队即将前来“清剿”。莫、王等同志早已料到有此变局,为了谋求“缓冲”,最后同意了将高田先一步送去张发奎所部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由我起草俘获高田的经过,并着重叙述其接受感化的种种表现。起程这一天,我们多备了几份菜肴为其送行,还叮嘱护送的游击队员好好护卫。大出意料的高田得知就里后,对着我们又一次放声大哭,临行前还写上清水市老家的地址,恭送给我留念。我清楚地记得,这应当是1945年5月间的事情。由我专职参与感化高田的这段不平凡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弹指一挥,40年居然快将过去,1982年我和被我们感化的日俘高田睦夫,居然又恢复了通讯,这时距离中日复交也快10年了。期间,我多次回溯当年往事,深感自己也有借此开展“人民外交”的义务,曾多次写信给相关单位代为查询,可是均无结果。直到1982年秋,一个偶然机缘,友人吴老师介绍认识正来杭州探亲的日本人吉田辰彦君,经其回国后凭着我仅记得的“静冈县高田睦夫”7个字,向厚生省查询,终于很快有了着落,原来当时日本早已电脑化。吉田先回信告知高田确实仍健在,并居清水务农。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久违37年高田的信。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突然收到您的信,真是令人惊讶啊,我从什么地方写起好呢,简直茫无头绪。啊!总算您我俱健在,这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事情啊!过去的那个时节,真是多承您的照顾,就像处在地狱里遇到了菩萨。我经常在老妻面前说这段生活,确是多多亏了您的照顾。”
接下来,信中叙述了他的情况:除种水稻以外,又种植经营柑桔、茶叶、蔬菜等。有两子一女,早已婚配,还有了5个孙辈。遗憾的是目前正处于农业不景气时代,生活过得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封难得的来信。翻译好后,我当即寄给了中共忻城县党史办。
此后,我与高田持续通讯了9个年头,细检保存下来的信札,彼此间一年还不到2封。我这边,是自学日语的成绩不佳,写一封回信要费去好多精力。高田呢,据其自述,干农活再加上电脑化的影响,疏远了笔墨,本来文化就不高,不能顺畅地表达一些见解,加之此后又遭遇丧妻之痛,所以每来信多叙些家常。但他也屡屡提到受美国柑桔等倾销之苦,向政府游行请愿而均无结果。还述说日本多年来从大米起许多农产品总被大量进口,由此宣泄了他的怨愤和殷忧。对于我国每次到静冈巡展他都邀朋前往,透露出对中国真挚的友谊。
到了1994年,几乎一年多收不到高田的信了。我正待再找到吉田查探。一天,忽然信箱里又冒出来自清水的日文信。疑心参半之余,读到的竟是其长子驰根的来信。原来高田因高血压中风瘫痪而住院,经过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终于因并发症而病逝。此信还附有高田生前由家人扶持坐上轮椅的相片。最后一段,其长子郑重地询问我与高田交往的经过。我就在回信中坦述高田当年被俘并很快接受感化,站上“反战”立场的往事。
我哪里知晓,盼望中的回音,竟然从此杳如黄鹤,从此断绝了我们的音闻!这就逐渐让我领悟到战后的日本,右翼的影响愈发成了气候,“武远长久”的迷信,正被有计划地在老百姓的脑海中催生、复活。难怪当年高田要一再隐瞒往事,只告诉老妻而不向儿孙透露。
以后,我又从高楼辗转来到嘉仁游击队,不久便参与了驱赶屯桃日军哨所的夜袭之役。游击队得知日敌将撤离县城,退至柳迁公路沿线的大塘和思练。两个主力游击队火速进军,一边先期收复县城,迅速处决了几个“维持会”头目,一边又飞骑联络。仅仅二三天时间,游击队就会集了全县13个大队的人马,再加上近邻的宜山、都安各来一个大队。每队少说也有五六十枝步枪,还拥有从敌军手里缴获的轻重机枪,一时声势鼎盛。
趁着这个机缘,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大家树起了“广西第一游击司令部”的旗号,下设参谋、政务、政工、军需等部。这个特设的政务部,便是用来取代原县政府的。政工部公推王诚负责,莫江白则兼任高楼、加仁两个主力队的指导员,周志方和我则是政工部的主干。大家夜以继日,搞内外宣传,筹措如何使松散的武装队伍正规化。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wxcq/wxcq200511/wxcq20051108-5-l.jpg)
受降仪式
就在司令部成立不久,大塘前线传来了一份捷报:抓住了一名日俘。适巧莫江白他们都在司令部。大家商定,一要善待日俘,争取感化;二要以参谋长为主审(前国中童军教练),由我具体配合。等那个日俘押解到,我们就按步骤进行,先不忙查问详情,而是将其安置在一处静室,并把诚兄从柳州秘密弄来的“在华日军反战同盟”等许多宣传品拿给他观看。早晚三餐,则由我这个“陪审官”亲自送去,以示优待。事也凑巧,前些天司令部又把前县长王某委派的“代县长”黄人震押解进看守所。沦陷期间,黄某带着一部分“县自卫队”留守东崮,高楼等游击队多次主动联系,都吝给一枪一弹,所以这次就给了他一个“消极抗日”的罪名。经我们了解,黄某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在日本经商的经历,懂得一些日语,正好为我们所用。此时黄某赎罪心切,确也尽心帮我们翻译。大约5天以后,日俘就向我主动索要纸笔,显露出极其真诚的神色,自愿回答我们写在书面上的各种提问。
原来他叫高田睦夫,家住静冈县清水市,1923年出身于贫苦家庭。虽为独子,他仍然被天皇的“大红书状”所征,当了一名基层士兵。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多张告白书中,毫不掩饰地坦陈了其祖国已经彻头彻尾地跌进了“日暮途穷”的深渊,从其陈述中还可知日本已陷入了全国性的“粮荒”。接下去,他还说到天皇已下令放弃日本三岛,举国迁来我国东北的“图谋”。高田宣称军营里已经哀歌四起,日军在广西且战且走,穷途已至。在书写期间,高田多次号啕大哭。尽管为文字的水平所限,他没有写出认同反战的话语,但诚兄提供的那些小册子无疑是起到催化作用的。审讯过程中,王、莫等几位都去见过高田,还让我带他来办公之处,让他知道我们完全信任了他的真诚悔悟。
不久,高田再一次恳求帮助我们工作。得到允许后,他先试着搞油印,打着赤膊,极其使劲,往往弄得浑身油汗。我们又让他多次书写反战标语,然后拿去大塘沿线张贴。稍有空,高田又主动去搞卫生。到了傍晚,仍然由我负责带他去街上散步。慑于群众仇恨的眼色,他终是俯首疾行,好久才恢复常态。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司令部作出决议,打算追击由大塘、思练撤离的日军,打往柳州去。不料形势突变,风闻那个王某已“告”了“忻城树起了红旗”的“状”,汤恩伯部队即将前来“清剿”。莫、王等同志早已料到有此变局,为了谋求“缓冲”,最后同意了将高田先一步送去张发奎所部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由我起草俘获高田的经过,并着重叙述其接受感化的种种表现。起程这一天,我们多备了几份菜肴为其送行,还叮嘱护送的游击队员好好护卫。大出意料的高田得知就里后,对着我们又一次放声大哭,临行前还写上清水市老家的地址,恭送给我留念。我清楚地记得,这应当是1945年5月间的事情。由我专职参与感化高田的这段不平凡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弹指一挥,40年居然快将过去,1982年我和被我们感化的日俘高田睦夫,居然又恢复了通讯,这时距离中日复交也快10年了。期间,我多次回溯当年往事,深感自己也有借此开展“人民外交”的义务,曾多次写信给相关单位代为查询,可是均无结果。直到1982年秋,一个偶然机缘,友人吴老师介绍认识正来杭州探亲的日本人吉田辰彦君,经其回国后凭着我仅记得的“静冈县高田睦夫”7个字,向厚生省查询,终于很快有了着落,原来当时日本早已电脑化。吉田先回信告知高田确实仍健在,并居清水务农。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久违37年高田的信。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突然收到您的信,真是令人惊讶啊,我从什么地方写起好呢,简直茫无头绪。啊!总算您我俱健在,这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事情啊!过去的那个时节,真是多承您的照顾,就像处在地狱里遇到了菩萨。我经常在老妻面前说这段生活,确是多多亏了您的照顾。”
接下来,信中叙述了他的情况:除种水稻以外,又种植经营柑桔、茶叶、蔬菜等。有两子一女,早已婚配,还有了5个孙辈。遗憾的是目前正处于农业不景气时代,生活过得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封难得的来信。翻译好后,我当即寄给了中共忻城县党史办。
此后,我与高田持续通讯了9个年头,细检保存下来的信札,彼此间一年还不到2封。我这边,是自学日语的成绩不佳,写一封回信要费去好多精力。高田呢,据其自述,干农活再加上电脑化的影响,疏远了笔墨,本来文化就不高,不能顺畅地表达一些见解,加之此后又遭遇丧妻之痛,所以每来信多叙些家常。但他也屡屡提到受美国柑桔等倾销之苦,向政府游行请愿而均无结果。还述说日本多年来从大米起许多农产品总被大量进口,由此宣泄了他的怨愤和殷忧。对于我国每次到静冈巡展他都邀朋前往,透露出对中国真挚的友谊。
到了1994年,几乎一年多收不到高田的信了。我正待再找到吉田查探。一天,忽然信箱里又冒出来自清水的日文信。疑心参半之余,读到的竟是其长子驰根的来信。原来高田因高血压中风瘫痪而住院,经过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终于因并发症而病逝。此信还附有高田生前由家人扶持坐上轮椅的相片。最后一段,其长子郑重地询问我与高田交往的经过。我就在回信中坦述高田当年被俘并很快接受感化,站上“反战”立场的往事。
我哪里知晓,盼望中的回音,竟然从此杳如黄鹤,从此断绝了我们的音闻!这就逐渐让我领悟到战后的日本,右翼的影响愈发成了气候,“武远长久”的迷信,正被有计划地在老百姓的脑海中催生、复活。难怪当年高田要一再隐瞒往事,只告诉老妻而不向儿孙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