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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2014年度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东道主,APEC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此次APEC会议将着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茂物目标”升级版。所谓“茂物目标”,是在20年前的1994年于印尼茂物召开的APEC峰会提出的“发达成员在2010年、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王嵎生以中国APEC高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20年前的磋商与谈判。
中国在APEC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此次APEC北京会议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未来APEC发展方向何在?中国外交战略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了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
APEC与“大家庭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APEC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王嵎生: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已经有25年历史,因为它存在巨大的多样性,能坚持合作到现在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有诸多带有战略性的成果和成就。
第一个战略性成就,是1993年APEC成员在西雅图经过紧张磋商终于达成了不断深化“大家庭精神”的承诺,在政治上引领APEC前进的方向。在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会议上,APEC领导人发表的西雅图《经济展望声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庄严承诺要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是十分理解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APEC要深化大家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同我们所讲的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是有相同之处的。
第二个战略性成就,是1994年在茂物通过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简称“茂物目标”。而且有两个时间表,发达成员要在2010年达标,发展中成员到2020年完成。这是在经济上引领APEC前进和合作的方向。后来的大阪纲领和路线图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而来的。
第三个战略性成就,是在1996年提出的“APEC方式”(APEC APPROACH)。大家庭精神在西雅图只是最后通过妥协达成协议了,但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还来不及讨论,所以中国经过进一步实践并总结经验,和其他成员商量提出了APEC方式。APEC方式主要有四条:一是承认多样性,APEC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因此存在巨大的多样性;二是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三是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各成员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开展互利合作;四是集体制定战略目标,每个成员按照自身情况制定达标路线图。当时这四条也是经过非常艰苦的磋商后才得以发表的,事后一些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成员私下跟我们说,中国提出的APEC方式真棒,这是APEC大家庭的灵魂。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再次重申了APEC方式是新时期国际合作全新的方式。
具体的成果也有很多,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深、茂物目标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关税普遍降低,环保产品、商务卡在APEC地区使用越来越普遍等等。
APEC“大家庭”的由来
中国经济报告:刚才讲到一些成果经过了大量的磋商,这其中涉及怎样的博弈?中国是如何应对的?比如APEC大家庭是怎么来的。
王嵎生: 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成立APEC,是为了打开亚洲市场。据某些专家估计,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当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目标并非仅此而已。
1993年,美国第一次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7月份,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提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目的是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有三大支柱,即以贸易自由化为基轴的经济一体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以美国价值观为标准的民主化。当时媒体将这三大支柱称为克林顿的“新太平洋主义”。可見,APEC被视为美国新太平洋主义的起点,推行“美国模式”、普及“美式价值观”和在安全上领导亚太地区。
1993年10月,以美国经济学家伯弗雷德·格斯滕(C. FRED BERGSTEN)为主席的APEC知名人士小组(EGP)炮制了一份题为《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展望报告。这个报告有两点引起了广大发展中成员的警觉:一是要建立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二是要超越乌拉圭回合。
按照规定,这份报告必须送到高官会审核,然后由高官会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向领导人报告。但实际上知名人士小组根本没送到高官会,在没有权力发表这份报告的前提下,让日本和新加坡媒体报道出去了。当时仅以私人身份参加的中国人士签字同意这个报告,并没有请示中国外交部或商务部。
后来各方就是否要建立“共同体”问题争论激烈,美国极力按照它的三大支柱推行亚太经济共同体,要把APEC中“C”代表的“合作”(CORPORATION)改成“共同体”(COMMUNITY),很多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包括中国则表示反对。正像中国领导人当时给克林顿写信时所说的,你要搞亚太经济共同体,不符合这个地区的现实,因此是不恰当的。美国看到大家反对得很强烈,决定退一步将共同体概念改成大家庭概念,即把COMMUNITY的大写“C”变成小写“c”。克林顿解释称,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同于欧洲式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以大写C开头的“经济共同体”,而是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小写c开头的一个亚太地区的大家庭似的“共同体”。
在APEC里面角斗很多,中国始终坚持的是APEC核心价值观。这是APEC从一开始中国还没参加的时候就存在的运作原则和基本精神,即奉行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合作发展。我现在把它看成是APEC自身的价值观,也是其核心价值观。而且,这一价值观有普世性,不仅对APEC适用,对全世界都具有启迪作用。
中国的贡献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对APEC做了哪些贡献?
王嵎生:中国始终是APEC的一个积极成员,发挥着正能量,而且比较实事求是,积极反映APEC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愿望。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始终维护了APEC自身的价值观。这里面不应存在谁做老大谁做老二,也不能一两家大国参加进来就行了,必须要兼顾其他成员的利益。第二,中国始终坚持APEC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渠道。别的内容可以谈,但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第三,中国始终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即不仅要搞贸易投资自由化,还要搞经济技术合作,也就是现在说的创新合作。虽然经济技术合作仍然大大落后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毕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方向。还有中国倡导的APEC方式,为APEC大家庭精神注入了血和肉。
北京峰会: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本届APEC会议的主题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会议的三大议题分别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理解这个主题和怎样实现这三个目标?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峰会有何期盼?有哪些具体问题值得探讨?
王嵎生:今年会议的主题是由东道主中国主导并跟APEC成员商定的。APEC从一开始就有其基本运作原则,为什么现在提出“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是顺应时代潮流。
最近十几年以来,国际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都有了很大变化。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发展和成员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APEC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一些良好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原则,如“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平等的伙伴关系等,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有不同程度的发扬。
过去有些很难或不容易做到的,如1994年,对是否建立APEC自贸区,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特别是马来西亚与美国,分歧很大。后来有所妥协,制定了“茂物目标”,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时间表。现在情况不同了,不仅2020年前可以完成“茂物目标”,而且可能提前。为了适应APEC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年的APEC 北京峰会很可能更上一层楼,制定茂物目标升级版,或为“面向新世纪的APEC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在互联互通方面,也将加强力度、提高速度,进一步落实。
中国经济报告:亚太自贸区的构想最早由美国提出,但一路羁绊,此次会议中国主动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中国的态度为什么在变化?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嵎生: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当初中国反对,现在反而提出来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无论是这个地区,还是中国或者美国,均已不再是二三十年前的形势,世界进入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投资自由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代。随着时代诉求不同,各成员的政治倾向和主张也在变化和调整,中国现在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正当其时。当年美国做的,不符合当时该地区的实际和需要,因此是不可行的。
当然不要忘记,美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区和中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区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是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但美国是要以它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价值观)为基础,而中国所提的三大支柱跟美国三大支柱是不一样的。中国所倡导的第一个支柱是自由贸易区。要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首先得有自由贸易区。我比较倾向于中国在宏观层面要搞自由贸易区和一体化。第二个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更多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也涉及到价值链问题。第三个是创新合作,可持续增长必须有创新驱动。中国倡导这三大支柱,是为这个地区的整体发展考虑,是绝大多数APEC成员可接受的。
现在还有个问题,中国想把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定在2025年,但因为成员意见不太一致没有能够定下来。所以,我们对外的表述可以写成“面向未来的亚太自贸区”。三大支柱所确立的目标,最好有一个实现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也最好按這个方向尽快努力。
APEC与TPP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它是否会对建设亚太自贸区产生影响?
王嵎生: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层面来讲,对有些问题不宜太过追溯,比如TPP。这个时候过多谈论TPP,容易转移战略目标,冲淡APEC会议及中国的主题思想。
当年美国为实现“茂物目标”咄咄逼人,要求所有成员都要“全面和无条件”地执行,还提出要有“早期收获”。最终由于众多发展中成员反对,无果而终。后来美国自己反而落后了,本应在2010年完成“茂物目标”,但至今也没有完全做到。现在美国又要搞所谓超越WTO的TPP,其用心不言自明。美国如果真的意在“合作共赢”和“平等伙伴关系”,何不助APEC一臂之力,推动“茂物目标”向更深层次发展,使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符合APEC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这次会议期间,与TPP有关的活动,美国可能搞也可能不搞,因为在会议期间任何双边或多边的活动没有人有任何权力去干涉。中国当然不希望美国在这次会议上讨论TPP,也就此询问过美国,但他们使用了非常外交的回答,“不是不可能”(Not unlikely)。
现在国内对TPP的看法并不一致,商务部认为早参加比晚参加好,否则又像加入WTO那样,最后中国很被动;外交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我不同意商务部的意见,一方面,TPP现在八字最多才有一撇,甚至八字还没有一撇。像李侃如所说,最后可能会黄掉。另一方面,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存在美国搞好TPP了中国再想进去就很难的问题,何况美国现在没邀请,中国想进去也进不去。
中国并没有对TPP简单说“NO”,TPP谈判的某些内容同APEC自贸区的设想并不矛盾,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相辅相成。当然,美国如果硬是要把TPP搞下去,它可以自便;但如果美国逆APEC发展趋势大潮流而动,对APEC固然不利,但对其自己也未必有好处,甚至有害。所以,总的精神应该是持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中性词,中国不可能支持,也不要反对。
APEC的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报告:APEC目前有21个成员,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北,还会扩容吗?
王嵎生:首先强调一点,自1991年中国以主权国家、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加APEC后,APEC不再称其他成员为“成员国”,一律称为“经济体”或“APEC成员”。
台湾问题在APEC谅解备忘录签署时的序言中就写得很清楚:认识到中国关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都是地区经济,在这个前提下,达成以下协议。最重要的一条,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和“副部长”不得参加APEC会议。除了这个前提以外,台湾与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目前,虽然想加入APEC的很多,但暂时可能不会扩容。被接纳为成员要现有成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行。
中国经济报告:APEC是否需要对现有的机制进行一些改革?比如非约束原则与约束性目标之间的矛盾,被认为阻碍了APEC的发展。
王嵎生:严格来说,按APEC成立时的宗旨和性质,它只是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而不是具有约束性的组织或谈判场所,但它也不是一个空谈俱乐部,它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宗旨、运作原则和具体行动。
在APEC的实践中,这种运作方式往往优于一些国际组织内的投票表决或谈判。APEC所通过的各种宣言、声明、行动议程等文件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信誉约束力,发挥着引导方向的作用。但同时,它允许各成员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将APEC方式发展完善成为一种新型的、在更广范围内适用的国际合作准则,尚需APEC成员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不同成员对这一方式还存在着不同的想法,比如认为它缺乏强制性,不便于按照设想的速度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中国始终是反对的。
我刚才讲核心价值观时也提到合作发展,所以我们给APEC的定位是,APEC不是要搞成WTO那样。中国前外长钱其琛曾告诉我,APEC就是提供一个平台,不是一个谈判(Negotiation)的场所,是一个磋商(Consentation)的机构,在战略上起着引领方向的作用,这也是大家基本上都同意的。
对于APEC方式不利于目标的达成和深入的问题,首先,APEC承认巨大的多样性,因此不能一刀切,APEC自身的价值观就有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内涵。我跟美国人讲,如果强制执行,看上去很快,但欲速则不达,做不到的成员还是做不到。事实上,2010年美国应该完成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而且,发展中成员事实上都是同意APEC方式的,这种方式符合APEC“大家庭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APEC应该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取得更大的突破性发展,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王嵎生:现在有很多次区域组织(Subregional)实际上是APEC成员在推动,但不一定都是顺应APEC发展方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有APEC呈碎片化(Fragmentations)的说法。
我觉得,对APEC和所有这些次区域组织,包括东盟10+3、10+1,还有很多双边经贸组织,不要将其看成和APEC呈对立状态,而应该看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也不要企图将人家一定纳入你的轨道,应该尊重它们的选择;可以吸收它们的经验,它们也可以吸取APEC的经验,这样对APEC和次区域组织的发展都是很有益的。
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有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中美关系?
王嵎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除防范和遏制中国、加强对日本等盟国的控制以及为美国军火商开路外,也有担心在经贸投资方面“被边缘化”和图谋“占领制高点”的考虑。所以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简单理解成为了遏制中国是不确切和不全面的。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描述——“无可奈何要合作,情不自禁要遏制”。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那么密切、国际政治敏感问题那么多,美国不得不跟中国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又把中国看成是异类。布热津斯基跟我们讲,中美现在是相互依存关系,但很不舒服。我们的目的是如何把相互依存的关系变得比较舒服一点,至少不要那么不舒服。现在国内有相当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不对的,只能说在诸多领域依存关系很深。
所以,美国最终会“两面下注”,要么是合作多一些,要么是遏制多一些,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以及建立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图,就是希望美国正面下注(合作)不断增加,负面下注(遏制)不断减少。
中国经济报告:中日互为近邻,且分别为亚洲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看中日僵局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一份由日本民间智库Genron NPO和《中国日报》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逾半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难免一战。发展贸易能阻止战争吗?
王嵎生:我不认同中日必有一战的观点,也不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就能解决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基本矛盾。中日关系至关重要,日本应该有这个明智的认识。中日关系之所以不正常,并不是中国在为难,而是日本在二战问题上对这段侵略历史没有很好的认识。我们不能说日本人都是这样,日本有的领导人很明智,承认侵略,但问题是日本领导人出尔反尔,今天这个领导人这么说,明天那个领导人那么说,如何取信于世界。
所以,我觉得不要轻言中日必有一战,中国不会惹事,中国军队也很热爱和平,不会主动去打仗,但如果日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黄灯并不是不可以变成红灯。
中日僵局肯定会对APEC有一定的影响,日本来参加APEC会议,中国作为东道主肯定会见面握手聊几句,但是否会进行双边会谈,就要看日本的诚意了。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IMF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已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设。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王嵎生:IMF的报告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的发展确实非常快,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分量也不断增加,但不完全像IMF说的那样。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率的贡献现在已经提高到30.4%,美国才不到25%,但不能因此就讲中国现在比美国强。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地方跟美国比差多了。而且,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这本身也是有分歧的。
现在大家用惯了中国“崛起”一词,我一向强调改用“兴起”,兴起这个词是中性的,但加上不同定语后统统译成崛起是有问题的。即使中国今后在上述方面提高得更快,中国仍将对世界和平发挥更重要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始终不谋取势力范围和霸权,始终不会忘记义利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外交风格和方式表现出哪些特点和特色?中国外交战略跟以前相比是否有所变化?
王嵎生:总的来说,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外交战略上既有传承性,也有新的发展。因为时代在变迁,国际力量对比在变化,中国综合国力在提高,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习近平主席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像周边外交访问涵盖这么大范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然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义利观,这些都是新的重要举措。他对外交部说,外交也要注意创新,可以潇洒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上将更加有所作为,也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韬光养晦已经过时,应该大有作为。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增加有所作为的意识和行为。如果把韬光养晦理解为是把好的地方、强的地方掩盖起来,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歪曲,外交部对韬光养晦的解释是低调处理(Play Low Key)。过分强调韬光养晦容易右,容易无所作为;过分强调大有作为,容易左,容易引火烧身。韬光养晦是有前提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并不是卧薪尝胆,而是为了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没有特定的敌人,永远不谋求霸權和势力范围。
中国在APEC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此次APEC北京会议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未来APEC发展方向何在?中国外交战略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了中国前APEC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
APEC与“大家庭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APEC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王嵎生: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已经有25年历史,因为它存在巨大的多样性,能坚持合作到现在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有诸多带有战略性的成果和成就。
第一个战略性成就,是1993年APEC成员在西雅图经过紧张磋商终于达成了不断深化“大家庭精神”的承诺,在政治上引领APEC前进的方向。在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会议上,APEC领导人发表的西雅图《经济展望声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庄严承诺要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说实话当时我并不是十分理解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APEC要深化大家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同我们所讲的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是有相同之处的。
第二个战略性成就,是1994年在茂物通过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简称“茂物目标”。而且有两个时间表,发达成员要在2010年达标,发展中成员到2020年完成。这是在经济上引领APEC前进和合作的方向。后来的大阪纲领和路线图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而来的。
第三个战略性成就,是在1996年提出的“APEC方式”(APEC APPROACH)。大家庭精神在西雅图只是最后通过妥协达成协议了,但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还来不及讨论,所以中国经过进一步实践并总结经验,和其他成员商量提出了APEC方式。APEC方式主要有四条:一是承认多样性,APEC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因此存在巨大的多样性;二是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三是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各成员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开展互利合作;四是集体制定战略目标,每个成员按照自身情况制定达标路线图。当时这四条也是经过非常艰苦的磋商后才得以发表的,事后一些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成员私下跟我们说,中国提出的APEC方式真棒,这是APEC大家庭的灵魂。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再次重申了APEC方式是新时期国际合作全新的方式。
具体的成果也有很多,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深、茂物目标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关税普遍降低,环保产品、商务卡在APEC地区使用越来越普遍等等。
APEC“大家庭”的由来
中国经济报告:刚才讲到一些成果经过了大量的磋商,这其中涉及怎样的博弈?中国是如何应对的?比如APEC大家庭是怎么来的。
王嵎生: 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成立APEC,是为了打开亚洲市场。据某些专家估计,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当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目标并非仅此而已。
1993年,美国第一次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7月份,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提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目的是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有三大支柱,即以贸易自由化为基轴的经济一体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以美国价值观为标准的民主化。当时媒体将这三大支柱称为克林顿的“新太平洋主义”。可見,APEC被视为美国新太平洋主义的起点,推行“美国模式”、普及“美式价值观”和在安全上领导亚太地区。
1993年10月,以美国经济学家伯弗雷德·格斯滕(C. FRED BERGSTEN)为主席的APEC知名人士小组(EGP)炮制了一份题为《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展望报告。这个报告有两点引起了广大发展中成员的警觉:一是要建立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二是要超越乌拉圭回合。
按照规定,这份报告必须送到高官会审核,然后由高官会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向领导人报告。但实际上知名人士小组根本没送到高官会,在没有权力发表这份报告的前提下,让日本和新加坡媒体报道出去了。当时仅以私人身份参加的中国人士签字同意这个报告,并没有请示中国外交部或商务部。
后来各方就是否要建立“共同体”问题争论激烈,美国极力按照它的三大支柱推行亚太经济共同体,要把APEC中“C”代表的“合作”(CORPORATION)改成“共同体”(COMMUNITY),很多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包括中国则表示反对。正像中国领导人当时给克林顿写信时所说的,你要搞亚太经济共同体,不符合这个地区的现实,因此是不恰当的。美国看到大家反对得很强烈,决定退一步将共同体概念改成大家庭概念,即把COMMUNITY的大写“C”变成小写“c”。克林顿解释称,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同于欧洲式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以大写C开头的“经济共同体”,而是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小写c开头的一个亚太地区的大家庭似的“共同体”。
在APEC里面角斗很多,中国始终坚持的是APEC核心价值观。这是APEC从一开始中国还没参加的时候就存在的运作原则和基本精神,即奉行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合作发展。我现在把它看成是APEC自身的价值观,也是其核心价值观。而且,这一价值观有普世性,不仅对APEC适用,对全世界都具有启迪作用。
中国的贡献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对APEC做了哪些贡献?
王嵎生:中国始终是APEC的一个积极成员,发挥着正能量,而且比较实事求是,积极反映APEC广大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愿望。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始终维护了APEC自身的价值观。这里面不应存在谁做老大谁做老二,也不能一两家大国参加进来就行了,必须要兼顾其他成员的利益。第二,中国始终坚持APEC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渠道。别的内容可以谈,但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第三,中国始终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即不仅要搞贸易投资自由化,还要搞经济技术合作,也就是现在说的创新合作。虽然经济技术合作仍然大大落后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毕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方向。还有中国倡导的APEC方式,为APEC大家庭精神注入了血和肉。
北京峰会: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中国经济报告:本届APEC会议的主题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会议的三大议题分别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理解这个主题和怎样实现这三个目标?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峰会有何期盼?有哪些具体问题值得探讨?
王嵎生:今年会议的主题是由东道主中国主导并跟APEC成员商定的。APEC从一开始就有其基本运作原则,为什么现在提出“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是顺应时代潮流。
最近十几年以来,国际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都有了很大变化。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发展和成员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APEC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一些良好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原则,如“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平等的伙伴关系等,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有不同程度的发扬。
过去有些很难或不容易做到的,如1994年,对是否建立APEC自贸区,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之间,特别是马来西亚与美国,分歧很大。后来有所妥协,制定了“茂物目标”,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时间表。现在情况不同了,不仅2020年前可以完成“茂物目标”,而且可能提前。为了适应APEC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年的APEC 北京峰会很可能更上一层楼,制定茂物目标升级版,或为“面向新世纪的APEC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在互联互通方面,也将加强力度、提高速度,进一步落实。
中国经济报告:亚太自贸区的构想最早由美国提出,但一路羁绊,此次会议中国主动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中国的态度为什么在变化?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嵎生: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当初中国反对,现在反而提出来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无论是这个地区,还是中国或者美国,均已不再是二三十年前的形势,世界进入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投资自由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代。随着时代诉求不同,各成员的政治倾向和主张也在变化和调整,中国现在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正当其时。当年美国做的,不符合当时该地区的实际和需要,因此是不可行的。
当然不要忘记,美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区和中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区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是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但美国是要以它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价值观)为基础,而中国所提的三大支柱跟美国三大支柱是不一样的。中国所倡导的第一个支柱是自由贸易区。要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首先得有自由贸易区。我比较倾向于中国在宏观层面要搞自由贸易区和一体化。第二个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更多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也涉及到价值链问题。第三个是创新合作,可持续增长必须有创新驱动。中国倡导这三大支柱,是为这个地区的整体发展考虑,是绝大多数APEC成员可接受的。
现在还有个问题,中国想把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定在2025年,但因为成员意见不太一致没有能够定下来。所以,我们对外的表述可以写成“面向未来的亚太自贸区”。三大支柱所确立的目标,最好有一个实现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也最好按這个方向尽快努力。
APEC与TPP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看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它是否会对建设亚太自贸区产生影响?
王嵎生: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层面来讲,对有些问题不宜太过追溯,比如TPP。这个时候过多谈论TPP,容易转移战略目标,冲淡APEC会议及中国的主题思想。
当年美国为实现“茂物目标”咄咄逼人,要求所有成员都要“全面和无条件”地执行,还提出要有“早期收获”。最终由于众多发展中成员反对,无果而终。后来美国自己反而落后了,本应在2010年完成“茂物目标”,但至今也没有完全做到。现在美国又要搞所谓超越WTO的TPP,其用心不言自明。美国如果真的意在“合作共赢”和“平等伙伴关系”,何不助APEC一臂之力,推动“茂物目标”向更深层次发展,使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符合APEC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这次会议期间,与TPP有关的活动,美国可能搞也可能不搞,因为在会议期间任何双边或多边的活动没有人有任何权力去干涉。中国当然不希望美国在这次会议上讨论TPP,也就此询问过美国,但他们使用了非常外交的回答,“不是不可能”(Not unlikely)。
现在国内对TPP的看法并不一致,商务部认为早参加比晚参加好,否则又像加入WTO那样,最后中国很被动;外交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我不同意商务部的意见,一方面,TPP现在八字最多才有一撇,甚至八字还没有一撇。像李侃如所说,最后可能会黄掉。另一方面,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存在美国搞好TPP了中国再想进去就很难的问题,何况美国现在没邀请,中国想进去也进不去。
中国并没有对TPP简单说“NO”,TPP谈判的某些内容同APEC自贸区的设想并不矛盾,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相辅相成。当然,美国如果硬是要把TPP搞下去,它可以自便;但如果美国逆APEC发展趋势大潮流而动,对APEC固然不利,但对其自己也未必有好处,甚至有害。所以,总的精神应该是持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中性词,中国不可能支持,也不要反对。
APEC的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报告:APEC目前有21个成员,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北,还会扩容吗?
王嵎生:首先强调一点,自1991年中国以主权国家、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加APEC后,APEC不再称其他成员为“成员国”,一律称为“经济体”或“APEC成员”。
台湾问题在APEC谅解备忘录签署时的序言中就写得很清楚:认识到中国关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都是地区经济,在这个前提下,达成以下协议。最重要的一条,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和“副部长”不得参加APEC会议。除了这个前提以外,台湾与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目前,虽然想加入APEC的很多,但暂时可能不会扩容。被接纳为成员要现有成员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行。
中国经济报告:APEC是否需要对现有的机制进行一些改革?比如非约束原则与约束性目标之间的矛盾,被认为阻碍了APEC的发展。
王嵎生:严格来说,按APEC成立时的宗旨和性质,它只是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官方论坛,而不是具有约束性的组织或谈判场所,但它也不是一个空谈俱乐部,它有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宗旨、运作原则和具体行动。
在APEC的实践中,这种运作方式往往优于一些国际组织内的投票表决或谈判。APEC所通过的各种宣言、声明、行动议程等文件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信誉约束力,发挥着引导方向的作用。但同时,它允许各成员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将APEC方式发展完善成为一种新型的、在更广范围内适用的国际合作准则,尚需APEC成员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不同成员对这一方式还存在着不同的想法,比如认为它缺乏强制性,不便于按照设想的速度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中国始终是反对的。
我刚才讲核心价值观时也提到合作发展,所以我们给APEC的定位是,APEC不是要搞成WTO那样。中国前外长钱其琛曾告诉我,APEC就是提供一个平台,不是一个谈判(Negotiation)的场所,是一个磋商(Consentation)的机构,在战略上起着引领方向的作用,这也是大家基本上都同意的。
对于APEC方式不利于目标的达成和深入的问题,首先,APEC承认巨大的多样性,因此不能一刀切,APEC自身的价值观就有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内涵。我跟美国人讲,如果强制执行,看上去很快,但欲速则不达,做不到的成员还是做不到。事实上,2010年美国应该完成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而且,发展中成员事实上都是同意APEC方式的,这种方式符合APEC“大家庭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APEC应该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取得更大的突破性发展,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王嵎生:现在有很多次区域组织(Subregional)实际上是APEC成员在推动,但不一定都是顺应APEC发展方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有APEC呈碎片化(Fragmentations)的说法。
我觉得,对APEC和所有这些次区域组织,包括东盟10+3、10+1,还有很多双边经贸组织,不要将其看成和APEC呈对立状态,而应该看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也不要企图将人家一定纳入你的轨道,应该尊重它们的选择;可以吸收它们的经验,它们也可以吸取APEC的经验,这样对APEC和次区域组织的发展都是很有益的。
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有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中美关系?
王嵎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除防范和遏制中国、加强对日本等盟国的控制以及为美国军火商开路外,也有担心在经贸投资方面“被边缘化”和图谋“占领制高点”的考虑。所以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简单理解成为了遏制中国是不确切和不全面的。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描述——“无可奈何要合作,情不自禁要遏制”。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那么密切、国际政治敏感问题那么多,美国不得不跟中国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又把中国看成是异类。布热津斯基跟我们讲,中美现在是相互依存关系,但很不舒服。我们的目的是如何把相互依存的关系变得比较舒服一点,至少不要那么不舒服。现在国内有相当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不对的,只能说在诸多领域依存关系很深。
所以,美国最终会“两面下注”,要么是合作多一些,要么是遏制多一些,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以及建立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意图,就是希望美国正面下注(合作)不断增加,负面下注(遏制)不断减少。
中国经济报告:中日互为近邻,且分别为亚洲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看中日僵局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一份由日本民间智库Genron NPO和《中国日报》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逾半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难免一战。发展贸易能阻止战争吗?
王嵎生:我不认同中日必有一战的观点,也不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就能解决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基本矛盾。中日关系至关重要,日本应该有这个明智的认识。中日关系之所以不正常,并不是中国在为难,而是日本在二战问题上对这段侵略历史没有很好的认识。我们不能说日本人都是这样,日本有的领导人很明智,承认侵略,但问题是日本领导人出尔反尔,今天这个领导人这么说,明天那个领导人那么说,如何取信于世界。
所以,我觉得不要轻言中日必有一战,中国不会惹事,中国军队也很热爱和平,不会主动去打仗,但如果日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黄灯并不是不可以变成红灯。
中日僵局肯定会对APEC有一定的影响,日本来参加APEC会议,中国作为东道主肯定会见面握手聊几句,但是否会进行双边会谈,就要看日本的诚意了。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IMF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已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建设。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王嵎生:IMF的报告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的发展确实非常快,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在国际经济合作上的分量也不断增加,但不完全像IMF说的那样。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率的贡献现在已经提高到30.4%,美国才不到25%,但不能因此就讲中国现在比美国强。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地方跟美国比差多了。而且,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GDP,这本身也是有分歧的。
现在大家用惯了中国“崛起”一词,我一向强调改用“兴起”,兴起这个词是中性的,但加上不同定语后统统译成崛起是有问题的。即使中国今后在上述方面提高得更快,中国仍将对世界和平发挥更重要和更为积极的作用,始终不谋取势力范围和霸权,始终不会忘记义利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外交风格和方式表现出哪些特点和特色?中国外交战略跟以前相比是否有所变化?
王嵎生:总的来说,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外交战略上既有传承性,也有新的发展。因为时代在变迁,国际力量对比在变化,中国综合国力在提高,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习近平主席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像周边外交访问涵盖这么大范围,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然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义利观,这些都是新的重要举措。他对外交部说,外交也要注意创新,可以潇洒一点。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上将更加有所作为,也应该更加有所作为。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韬光养晦已经过时,应该大有作为。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增加有所作为的意识和行为。如果把韬光养晦理解为是把好的地方、强的地方掩盖起来,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歪曲,外交部对韬光养晦的解释是低调处理(Play Low Key)。过分强调韬光养晦容易右,容易无所作为;过分强调大有作为,容易左,容易引火烧身。韬光养晦是有前提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并不是卧薪尝胆,而是为了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没有特定的敌人,永远不谋求霸權和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