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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参战纠纷发生以后，孙中山就一直坚持接近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希望得到德国的政治、军事和技术援助；巴黎和会以后，孙中山的亲德政策与亲苏政策相联结，形成了“中德苏联盟”的构想，亲德和亲苏政策是一体推进的，其政策来源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认为受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压迫的民族应该通过中德苏三国联合来抵抗英美强权，孙中山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政策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基础；尽管孙中山及其广州政府并没有与德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联俄政策也因为他的逝世而最终放弃，但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这种中德苏合作的政策总是时隐时现地贯穿于中国政治家的认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