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归堂”广州湾民居建筑适应性杨益三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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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在彭晓光《广州湾地区历史建筑综述》中记载:“明末清初,湛江市赤坎、霞山两区属海边荒地,除青石砌筑的古老渡街、渡头外基本无砖木结构的建筑。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废除海禁,商船来往,闽人开始聚居此地,接踵而来的为潮汕、广府与高州人士等,赤坎逐渐成为贸易繁荣的商港城市。”由此可看出,广州湾是一个文化兼容并蓄的新兴港湾城市,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新的技术以及不同地域的民居建构思想在此相互交融、碰撞与转型,形成多元文化的建筑特色。晚清年间,广州湾沦为法租界,并由此开启了长达46年的法殖民统治时期,使得该地区民居建筑在呈现出多个地域文化民居特色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与西方殖民文化碰撞与交融,最终在广州湾大地催生出大量中西文化合璧的民居建筑。
  “四水归堂”一词起源于徽派民居建筑中的井制空间,其构成主要由四面向民居内院倾斜的屋顶围合组成,且屋脊按走向排列四条排水沟,下雨时,雨水沿水沟汇聚于四檐流下,然后落于天井下方庭院排水槽中流入阴沟,意为收阳放阴,把四面八方、东南西北之水归集,俗称“四水归堂”。
  素以天然良港与雷州半岛而闻名的广州湾,在经历了历史上数次迁海及禁海政策的影响后,于晚清年间开始繁荣稳定,并逐渐吸引众多移民迁居此地。其中以赤坎港为代表,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雷州府志》卷十三记载,清代赤坎埠已形成“商船蚁聚,懋迁者多”及“商旅攘熙,舟车辐辏”之局面。笔者在整理并分析史料文献后,认为徽文化“四水归堂”民居建构理念传播至广州湾的可能性主要有两点:晚清港湾土地开埠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清廷才宣布废除“迁界令”。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历来人多地少且耕地严重不足的内陆地区,尤其是闽浙地区,出现历史上再次移民迁徙南下。闽浙商民前往广州湾进行经贸活动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催生出建筑活动,特别是闽浙一代商人所带来了四水归堂的建筑理念。法国远东学院研究院、历史学家爱德蒙·卡希诺在1932年中写道:“广州湾有着非常特殊的殖民政策,以至于法国能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开拓出这样一片繁荣和健康的生存环境。” 特别是对于素有“漂广东、发洋财”之称的徽商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且经济普遍衰退的国家内能有这一方净土,有一个比较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徽文化“四水归堂”民居建构理念传播至广州湾创造了条件。
  杨益三旧居坐落于湛江市赤坎区泰安街十一号和十三号,由两间两层均为砖木结构的主屋与辅房相连而成,是一座典型的中国传统礼制天井式四合院民居建筑。房屋共占地278平方米,形制為二进三开间左侧带辅房,结构为岭南地区传统的砖木结构。该民居建筑深受中华传统儒家宗法伦理“左宗右社、三纲五常”所影响,主屋又为家族祠堂,二楼正厅设家坛,摆放历代祖宗灵牌,每逢年过节生辰死忌,家族后人均在此拜祭,主屋体现了杨氏家族“人神共居、祠宅合一”的家族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杨益三旧居被政府收回,被划分为农民阶级所有,其建筑包括内部装饰受到严重破坏。进入20世纪90年代,杨益三旧居被政府作为廉租房,改造为多个房间,建筑结构以及功能都有所改变,加上长期得不到有效的修缮与维护,房屋结构现已严重损坏,成为危房。如今通过多方努力,杨益三旧居主屋产权已重归杨益三曾长孙杨锦洲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已将杨益三旧居列为湛江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杨益三旧居主屋平面形制(图1)与徽州民居建筑中的“日”字形平面形制基本一致,主体建筑以“回”字形的四合院落为基本单元,并分别在主体建筑的正门之外向南加接了“凹”字形前院单元及向西加接辅助用房;且以天井为空间的组织中心,并强调中轴对称,单元之间沿轴线纵向生长, 且由于杨益三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对中国传统堪舆学和住宅的考究尤为重视,且深受其影响,以《易经》中的阴阳学为例,讲究住宅朝向坐北朝南,即“坐坎朝离”;而宅门通常设在东南角,“巽”位,是吉位,这两种现象无一不体现在徽民居建筑与杨益三旧居身上,以天井院落的下沉空间设为八卦形,喻意“除凶避灾”。
  总体来看,民居建筑的整体形制既严谨又和谐,布局呈三开间二进制加接竹筒侧屋,院落单元平整方正,“一明两暗”与“上下对堂”的空间建构体现“礼”的特征;因地制宜根据街巷宽度灵活加接辅助用房,则体现其“乐”的特征。
  杨益三旧居是一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礼制民居建筑,集家族祠堂与居住空间于一身,与徽地区重视“人本乎祖、物本乎天”的儒家宗法思想一脉相承;其左侧设辅助用房,是对祠宅以外居住功能的补充,包括有客厅、厢房、厨房、洗澡房及厕所。从步入主屋设在东南角的“广式三件套”后,右侧斜窄楼梯可上。“凹”字形加接前院单元二层,左转经过法式圆拱门后便进入前院一层空间,前院空间西侧为厢房,南侧为照壁,照壁上刻有“福”字石头浮雕,寓意吉祥平安;前院空间北侧便是进入主屋的正门,步入正门后便进入前厅堂,前厅堂东西两侧各为次厢房,往里走,经过一排广式满洲窗隔扇后,便进入民居空间的组织中心——天井院落空间,其两侧为副厅,西侧副厅靠墙一侧有木作楼梯可登上二层,楼梯下方有一双开门用于连接辅助用房。从天井庭院再往里走便是主屋最为讲究和严格的正厅堂,厅堂东西两侧各为主厢房,主厅堂主要为宴席待客之用,其家具布局以厅中轴线为基准,板壁前放长条案,两边配花几一对,条案前置一张八仙方桌,左右两边各配太师椅,东西两侧靠墙处各设四张仙枝椅,椅与椅之间设茶几,家具整体采用成组成套的对称方式摆放,使得厅堂整体显得格外庄重与高贵。
  杨益三旧居细部装饰(图2)主要以砖雕、石雕、木雕、灰塑与壁画为主,工艺做法及题材基本与雷州半岛本土文化相吻合,但也融合了外来文化的色彩。一是木雕艺术,主要分布在建筑构件及镂空木格栅上,如用于分隔前厅堂与天井空间的满洲窗隔扇、彩色玻璃,并结合了岭南传统工艺进行改良,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装饰性语言,且逐渐受到新兴的富商阶层所喜爱,也逐渐成为岭南民居建筑中的标志性符号。木雕选题均为山水、花卉与人物画等,窗扇裙板区域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画面使用了木雕艺术,描绘了近处的竹林与远处的青山绿水,两者之间交相辉映,而窗扇绦环板区域则为一兰花植物雕刻,这两种题材的选择搭配彰显了商贾阶层其认同且追求的人品刚直与高洁之价值取向,正如苏轼所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广式满洲窗扇共8门,以两套不同纹样但题材相同的窗扇两两组合。而位于广式满洲窗上方的镂空木格栅则以一木雕图案为基本单元,通过几何图形相互连接,寓意吉祥如意并起到室内通风与装饰的作用。   杨益三旧居通风系统(图3)是根据岭南地域性气候特点适应性,增加了室内的楼井通风功能,这与徽地区民居天井功能一样,除此功能还作为内部空间进行通风换气,且根据气温的变化交替作用。风压通风,即通过建筑内部空间的尺度差异而造成的空气密度不均,产生相邻空间的压力差以达到通风目的;而热压通风则是通过建筑内部空间上下的温度差异所造成的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原理将内部空间的热空气抽出,达到建筑内部空间的自然通风及换气目的。
  杨益三旧居坐北朝南的坐落方位,其天井是连接房間、厅堂与廊道的纽带,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形成自然通风系统。由于岭南夏季多为东南风,使得天井形制多为方形,且为了达到最佳的遮阳效果,其主屋天井开口较小,但这也造成了建筑一层主厅堂空间的采光不足问题,因此,其二层楼井的设置不仅解决了此问题,且提升了主屋在极端炎热天气下仍能保持较高的热压通风效率,这是徽民居建构思想在不同地域对其作出适应性调整的体现。其次,井制空间高而深的设计也增加了上下层之间的温度差,使得热压通风始终能保持最高的效率运作。而辅助用房则借助了类似广府民居中竹筒屋的通风原理,利用长而深的廊道其冷巷通风的原理将建筑外部空气吸入,并分别从建筑中部的天井及尾部的后天井将热空气抽出,也形成了一套高效的自然通风系统。这两套自然高效的通风策略使杨益三旧居常年均能保持高效通风,形成了一个适宜的人居环境,体现了其与徽地区均注重道家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哲学观。
  广州湾“四水归堂”建构理念起源于徽地区,由于广州湾晚清时期所享受的特殊土地政策以及法殖民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殖民政策,广州湾的经济贸易水平一度繁荣鼎盛,吸引了众多包括徽商在内的海内外商人聚集此地,并把徽民居的建构理念带来了广州湾,其后在岭南“道”的地域适应性的合理基础上,经历了一系列文化交融与形式重构后,徽民居以一种更多元的姿态展现在广州湾的大地上,并成了广州湾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讯作者:谢东
  基金项目:1.湛江市科技学院创新训练项目:《广州湾传统民居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CJXYDCYB11;2.湛江市哲社科项目:《湛江“广州湾”(1898-1945年)时期赤坎历史建筑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ZJ19YB18;3.广东省攀登杯项目:《湛江“广州湾”(1898-1945年)时期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pdjh2020b0365。
  作者单位:1.湛江科技学院;2.岭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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