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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590.3文献标识码：A
一、锡林郭勒盟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发展目标已经确立
21世纪以来，在锡林郭勒盟建设与发展中主导趋势与主流思潮是转型、调整、开放、农牧民增收、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草原生态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等，它们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的基础与基本构架，为锡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近几年也是锡盟建国以来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多的阶段。
二、影响锡林郭勒盟草原牧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因素依然存在
（一）传统的饲养方式与规模对草原生态依然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这个矛盾目前人们已取得共识，2001年锡盟委开始起动“围封转移”战略，并通过休牧、禁牧、轮牧和实施草畜平衡责任制，使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监测数据显示：经过五年的休牧，草地的各项指标明显增长，牧草高度由2004年的12厘米增长到18厘米；每亩产草量由36公斤增长到48公斤；盖度由10%增加到36%。牧草种类也明显增多，由2004年的几种单一的牧草种类已增加到几十种，个别稀有牧草又重新出现。锡林浩特市全境的草场植被得到了有效恢复，生态环境也得到了逐步改善。”
（二）草原畜牧业与农业间产业关系衔接不紧密。
这一矛盾关系我们用“草原畜牧业——农业” 来表示。“草原畜牧业——农业”表明我盟大农业结构中南部农区主导产业农业与北部牧区的主导产业畜牧业还未形成紧密的衔接关系。这一发展模式既可以发挥全盟各地的比较优势，相互取长补短，也可以减轻庞大的饲养规模对北部天然草原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降低畜牧业生产的社会总成本。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实施这一战略的合适机遇。2004年锡盟委行署正式颁布的《草畜平衡实施细则》，却为实施“北繁南育”战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这一机遇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传统游牧文化的衰退对草原生态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进而对今天的旅游业的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
游牧文化的衰退对草原旅游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草原旅游资源三大优势是游牧文化、草原风光和游牧民族蒙古人。草原旅游业目前主要受到两种方式的影响，其一，游牧文化的衰退直接影响草原旅游业，即在旅游业中很难见到古朴、宁静、深远、浩瀚的原汁原味的“自然游牧文化”，而大量充斥的是肤浅、虚假、趋同的“人工游牧文化”。其二，如前所述，游牧文化的衰退所带来的草原生态长期恶化趋势，使草原景观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前述矛盾关系可以用来表示。
（四）草原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工作还缺乏很好的协调。
作为草原生态建设事业重要内容的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作为风沙源治理工程中重要内容的生态移民工程的经济成本、生态成本、社会成本及综合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另一方面，在“三农三牧”问题的解决途径方面，我们强调最主要是通过城镇化建设并鼓励一部分农牧业人口流向城镇来加以解决，这种人口流动是通过政府在政策上修渠筑巢，提供吸引力，而农牧民则通过对各种比较利益的选择后实现双向良性互动来完成的。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与生态移民是有区别的，二者的综合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城镇化要比生态移民更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中人口流动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安排意义会更大些，这个矛盾目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二者的矛盾我们用“生态建设——城镇化”来表示。
（五）在牧区部分地方存在扶贫或福利工程与生态建设、城镇化工作相脱节现象。
近年来在锡盟牧区大量实施通电工程、通路工程、人畜饮水工程以及自治区“千村扶贫工程”等等，惠及几乎所有牧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关怀，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在有些地区还存在这些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相脱节的情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时产生制后作用；另一方面却花费巨资给计划迁出地居民通电、通路、通水，本打算移走的牧民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又不想迁出，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无形中增加了生态建设和城镇化的成本。上述矛盾我们用“扶贫工程——生态建设——城镇化”来表示。
（六）在发展草原旅游业过程中，注重文化设施硬件建设，忽视草原文明环境软件建设。
近十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在实施发展战略过程中，呈现出投资过分倾向于硬件设施，忽视构筑草原文明环境建设的现象。旅游点、度假村、文化广场、主题公园固然重要，但有些项目脱离了真实的游牧文明和现代草原文明，脱离千百年以来游牧民族蒙古人与大草原间所形成的和谐关系这一主题，它也脱离了广大牧民群众，其并没有给广大牧民群众带来太多的实惠；而另一方面，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真正能体现游牧文化氛围的牧区社会文明亟待加强与改善。
在今后一段时期，锡盟草原旅游业能否超常规发展，将取决于草原旅游业能否适应变化了的旅游市场需求，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我们的游牧文化、草原景观和游牧民族三大特色优势，而突出特色关键是构筑牧区草原文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旅游部门、行业与企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此外，政府制定旅游业招商引资导向于草原文明建设政策也非常重要。
（七）家畜改良与地方品种基因资源保护间的矛盾。
家畜品种改良是提高畜产品产量最有效、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应从国家基因资源保护的角度上认清锡盟地方品种家畜保护的重要性。还应充分认识到随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未来畜牧业面临的激烈竞争，将最终体现在基因水平上的竞争。因此在大力推进黄牛改良的同时，加强保护地方品种资源和基因资源，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锡盟家畜改良工作体现的是地方利益，而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体现的是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还需要国家力量支持此项事业，因此我们应在制定地方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规划的同时积极争取国家资金与项目的支持。上述矛盾关系我们用“家畜改良——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来表示。
（八）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中应构筑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与草原旅游业间有机的关联机制。
目前锡盟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主要是以“京北风沙源治理工程”和“围封转移”战略为主要形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只是使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止并初步改善，还达不到五、六十年代的草原生态多样性状态，并且目前的草生态建设也仅以恢复植被为单一目标，还没有把野生动物保护与发展纳入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中。作为完整的草原生态建设，我们是否可以把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也列入 “围封转移”战略在2010年完成后的后续生态建设发展目标呢？
锡盟草原生态多样性应该是指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内多种多样的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总称。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动物和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水系、湿地、多种形态的植被等等）多样性。
目前在生态多样性方面突出的矛盾是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剧减或灭绝，其与牧区人口密度、盗猎、网围栏和草场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所带来的恶果除了生态系统物种减少以外，受害最大的是草原旅游业。
三、各种矛盾、矛盾链及矛盾网络的形成及作用机制分析
前述各种矛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矛盾链，进而形成复杂的矛盾网络。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考察这些矛盾，在矛盾网络中找出矛盾交点，我们就能够抽象出矛盾系统的分布规律，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辟之处。
我们把前述各种矛盾回归出一个矛盾网络关系图，其中“——”表示因果矛盾关系；“——”表示互为因果矛盾关系。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生态建设”和“传统游牧文化”面临的矛盾焦点最多，其次是“畜牧业生产”、“草原旅游业”、“草原生态恶化”和“草原文明”等项目。所有的矛盾因素之间都存在直接或间接连带关系，没有孤立存在的矛盾。各种矛盾一环扣一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对我们的事业产生阻碍和影响。
四、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构建多维视野下的草原文明
在前述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部调节，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外部输入与输出等三方面，寻求建立“人——生产——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系统。
（一）建立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部良性互动机制。
首先，我们应抓住贯穿于“畜牧业扩大再生产——游牧文化衰退——生态恶化”这一过程中的草场承包责任制这一关键矛盾。
第二、建议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基础上实行“草原土地银行”管理模式。
第三、建议成立游牧文明保护特区。
第四、草原生态建设事业应逐步由“物化”建设向“构筑良性机制”转变。
第五、应把城市规划的理念引入到草原牧区中，建设现代草原文明。
第六、建议把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目标列入地方发展规划，并和草原旅游业巧妙结合。
（二）加强草原牧区经济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交流。
目前，草原牧区经济社会系统内，面临最大的矛盾是牧区人口密度过大，由于草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土壤、植被等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仅依靠前述系统内部调剂也是解决不了人口活动对草原生态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加强与系统外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必须向系统外部转移人口，向系统内部注入资金。其中系统内部调整是基础，与系统外部交流是关键。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生态建设作为一个地区综合发展中基本之策，其强调的只是为人们提供优良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农牧业结构调整也只是大农业领域里的资源优化组合过程，其更多的表现为解决农牧民温饱及向小康过渡的基本手段。要想实现一个地区的富裕，没有发达的工商业是行不通的。
（三）从更大的系统——国家注入物质、能量和信息是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整体升级的必要条件。
保护草原生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当代世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思想在锡盟的具体实践。可待续发展的思想也包含着为了实现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再生产同步发展，人们必须放弃过去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在锡盟的实践中，会出现为恢复生态效益而使畜牧业生产总量萎缩的情况，这就会大量出现牧民收入下降和地区性返贫现象。此外，为减轻牧民负担而取消牧业税，也使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仅这两项损失锡盟五年以来累计额达十数亿元以上。这些损失在经济学上应视为生态建设事业的机会成本，即由于追求生态效益而使畜牧业产业造成损失。而生态建设事业的总成本还不只这些机会成本，其中，更多的成本支出是那些直接用于生态建设事业上的费用。所有这些费用与损失广大牧民是负担不起的。对于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几乎没有什么工商业基础的锡盟来讲如何承担这些费用与损失，用什么资金启动工业经济和实现城镇化呢？这就必须有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上述目标很难实现。因此，从生态安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巩固边疆的利益出发，还需要从国家这一更大的系统注入资金，这是实现草原牧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结束语
在草原牧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网络与互动关系，表面上看如同一堆乱麻，其实只要我们抽象出各种因素间相互制约关系和矛盾所在，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系统工程论的思想，在重点强调各因素间的巧妙联系的基础上努力采取配套措施，追求循环效应或一举多得效应，如同锡盟南部农区目前正在推广的“四位一体”生产模式中养畜、沼气、肥料与种植等之间的巧妙结合，我们还是可以归结出一个好的发展思路并能够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整体。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农牧处）
一、锡林郭勒盟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架和发展目标已经确立
21世纪以来，在锡林郭勒盟建设与发展中主导趋势与主流思潮是转型、调整、开放、农牧民增收、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草原生态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等，它们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的基础与基本构架，为锡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证明近几年也是锡盟建国以来发展最快、取得成绩最多的阶段。
二、影响锡林郭勒盟草原牧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因素依然存在
（一）传统的饲养方式与规模对草原生态依然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这个矛盾目前人们已取得共识，2001年锡盟委开始起动“围封转移”战略，并通过休牧、禁牧、轮牧和实施草畜平衡责任制，使草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监测数据显示：经过五年的休牧，草地的各项指标明显增长，牧草高度由2004年的12厘米增长到18厘米；每亩产草量由36公斤增长到48公斤；盖度由10%增加到36%。牧草种类也明显增多，由2004年的几种单一的牧草种类已增加到几十种，个别稀有牧草又重新出现。锡林浩特市全境的草场植被得到了有效恢复，生态环境也得到了逐步改善。”
（二）草原畜牧业与农业间产业关系衔接不紧密。
这一矛盾关系我们用“草原畜牧业——农业” 来表示。“草原畜牧业——农业”表明我盟大农业结构中南部农区主导产业农业与北部牧区的主导产业畜牧业还未形成紧密的衔接关系。这一发展模式既可以发挥全盟各地的比较优势，相互取长补短，也可以减轻庞大的饲养规模对北部天然草原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降低畜牧业生产的社会总成本。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实施这一战略的合适机遇。2004年锡盟委行署正式颁布的《草畜平衡实施细则》，却为实施“北繁南育”战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这一机遇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传统游牧文化的衰退对草原生态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进而对今天的旅游业的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
游牧文化的衰退对草原旅游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草原旅游资源三大优势是游牧文化、草原风光和游牧民族蒙古人。草原旅游业目前主要受到两种方式的影响，其一，游牧文化的衰退直接影响草原旅游业，即在旅游业中很难见到古朴、宁静、深远、浩瀚的原汁原味的“自然游牧文化”，而大量充斥的是肤浅、虚假、趋同的“人工游牧文化”。其二，如前所述，游牧文化的衰退所带来的草原生态长期恶化趋势，使草原景观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前述矛盾关系可以用来表示。
（四）草原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工作还缺乏很好的协调。
作为草原生态建设事业重要内容的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作为风沙源治理工程中重要内容的生态移民工程的经济成本、生态成本、社会成本及综合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另一方面，在“三农三牧”问题的解决途径方面，我们强调最主要是通过城镇化建设并鼓励一部分农牧业人口流向城镇来加以解决，这种人口流动是通过政府在政策上修渠筑巢，提供吸引力，而农牧民则通过对各种比较利益的选择后实现双向良性互动来完成的。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与生态移民是有区别的，二者的综合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城镇化要比生态移民更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中人口流动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安排意义会更大些，这个矛盾目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二者的矛盾我们用“生态建设——城镇化”来表示。
（五）在牧区部分地方存在扶贫或福利工程与生态建设、城镇化工作相脱节现象。
近年来在锡盟牧区大量实施通电工程、通路工程、人畜饮水工程以及自治区“千村扶贫工程”等等，惠及几乎所有牧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关怀，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在有些地区还存在这些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相脱节的情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时产生制后作用；另一方面却花费巨资给计划迁出地居民通电、通路、通水，本打算移走的牧民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又不想迁出，出现两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无形中增加了生态建设和城镇化的成本。上述矛盾我们用“扶贫工程——生态建设——城镇化”来表示。
（六）在发展草原旅游业过程中，注重文化设施硬件建设，忽视草原文明环境软件建设。
近十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在实施发展战略过程中，呈现出投资过分倾向于硬件设施，忽视构筑草原文明环境建设的现象。旅游点、度假村、文化广场、主题公园固然重要，但有些项目脱离了真实的游牧文明和现代草原文明，脱离千百年以来游牧民族蒙古人与大草原间所形成的和谐关系这一主题，它也脱离了广大牧民群众，其并没有给广大牧民群众带来太多的实惠；而另一方面，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真正能体现游牧文化氛围的牧区社会文明亟待加强与改善。
在今后一段时期，锡盟草原旅游业能否超常规发展，将取决于草原旅游业能否适应变化了的旅游市场需求，取决于能否充分发挥我们的游牧文化、草原景观和游牧民族三大特色优势，而突出特色关键是构筑牧区草原文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旅游部门、行业与企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此外，政府制定旅游业招商引资导向于草原文明建设政策也非常重要。
（七）家畜改良与地方品种基因资源保护间的矛盾。
家畜品种改良是提高畜产品产量最有效、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应从国家基因资源保护的角度上认清锡盟地方品种家畜保护的重要性。还应充分认识到随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未来畜牧业面临的激烈竞争，将最终体现在基因水平上的竞争。因此在大力推进黄牛改良的同时，加强保护地方品种资源和基因资源，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锡盟家畜改良工作体现的是地方利益，而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体现的是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还需要国家力量支持此项事业，因此我们应在制定地方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规划的同时积极争取国家资金与项目的支持。上述矛盾关系我们用“家畜改良——品种与基因资源保护”来表示。
（八）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中应构筑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与草原旅游业间有机的关联机制。
目前锡盟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主要是以“京北风沙源治理工程”和“围封转移”战略为主要形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只是使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止并初步改善，还达不到五、六十年代的草原生态多样性状态，并且目前的草生态建设也仅以恢复植被为单一目标，还没有把野生动物保护与发展纳入草原生态建设事业中。作为完整的草原生态建设，我们是否可以把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也列入 “围封转移”战略在2010年完成后的后续生态建设发展目标呢？
锡盟草原生态多样性应该是指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内多种多样的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总称。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动物和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水系、湿地、多种形态的植被等等）多样性。
目前在生态多样性方面突出的矛盾是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剧减或灭绝，其与牧区人口密度、盗猎、网围栏和草场承包责任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所带来的恶果除了生态系统物种减少以外，受害最大的是草原旅游业。
三、各种矛盾、矛盾链及矛盾网络的形成及作用机制分析
前述各种矛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矛盾链，进而形成复杂的矛盾网络。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考察这些矛盾，在矛盾网络中找出矛盾交点，我们就能够抽象出矛盾系统的分布规律，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精辟之处。
我们把前述各种矛盾回归出一个矛盾网络关系图，其中“——”表示因果矛盾关系；“——”表示互为因果矛盾关系。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生态建设”和“传统游牧文化”面临的矛盾焦点最多，其次是“畜牧业生产”、“草原旅游业”、“草原生态恶化”和“草原文明”等项目。所有的矛盾因素之间都存在直接或间接连带关系，没有孤立存在的矛盾。各种矛盾一环扣一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对我们的事业产生阻碍和影响。
四、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构建多维视野下的草原文明
在前述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部调节，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外部输入与输出等三方面，寻求建立“人——生产——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系统。
（一）建立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部良性互动机制。
首先，我们应抓住贯穿于“畜牧业扩大再生产——游牧文化衰退——生态恶化”这一过程中的草场承包责任制这一关键矛盾。
第二、建议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基础上实行“草原土地银行”管理模式。
第三、建议成立游牧文明保护特区。
第四、草原生态建设事业应逐步由“物化”建设向“构筑良性机制”转变。
第五、应把城市规划的理念引入到草原牧区中，建设现代草原文明。
第六、建议把恢复草原生态多样性目标列入地方发展规划，并和草原旅游业巧妙结合。
（二）加强草原牧区经济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交流。
目前，草原牧区经济社会系统内，面临最大的矛盾是牧区人口密度过大，由于草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土壤、植被等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仅依靠前述系统内部调剂也是解决不了人口活动对草原生态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加强与系统外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必须向系统外部转移人口，向系统内部注入资金。其中系统内部调整是基础，与系统外部交流是关键。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生态建设作为一个地区综合发展中基本之策，其强调的只是为人们提供优良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农牧业结构调整也只是大农业领域里的资源优化组合过程，其更多的表现为解决农牧民温饱及向小康过渡的基本手段。要想实现一个地区的富裕，没有发达的工商业是行不通的。
（三）从更大的系统——国家注入物质、能量和信息是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整体升级的必要条件。
保护草原生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当代世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思想在锡盟的具体实践。可待续发展的思想也包含着为了实现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再生产同步发展，人们必须放弃过去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在锡盟的实践中，会出现为恢复生态效益而使畜牧业生产总量萎缩的情况，这就会大量出现牧民收入下降和地区性返贫现象。此外，为减轻牧民负担而取消牧业税，也使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仅这两项损失锡盟五年以来累计额达十数亿元以上。这些损失在经济学上应视为生态建设事业的机会成本，即由于追求生态效益而使畜牧业产业造成损失。而生态建设事业的总成本还不只这些机会成本，其中，更多的成本支出是那些直接用于生态建设事业上的费用。所有这些费用与损失广大牧民是负担不起的。对于一个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几乎没有什么工商业基础的锡盟来讲如何承担这些费用与损失，用什么资金启动工业经济和实现城镇化呢？这就必须有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上述目标很难实现。因此，从生态安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巩固边疆的利益出发，还需要从国家这一更大的系统注入资金，这是实现草原牧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结束语
在草原牧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网络与互动关系，表面上看如同一堆乱麻，其实只要我们抽象出各种因素间相互制约关系和矛盾所在，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系统工程论的思想，在重点强调各因素间的巧妙联系的基础上努力采取配套措施，追求循环效应或一举多得效应，如同锡盟南部农区目前正在推广的“四位一体”生产模式中养畜、沼气、肥料与种植等之间的巧妙结合，我们还是可以归结出一个好的发展思路并能够建立起一个有序的整体。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农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