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欧美国家隆重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来反思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一战不但夺去了1600万军民的性命，而且还重创了欧洲文明，摧残了欧洲大陆。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场景，中国前外长李肇星特地前往法国努瓦耶勒市，凭吊安葬在诺莱特华工墓园的884名一战华工。当年，15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参与了英法盟军的抗德战争，其中有近万名华工客死异国他乡。关于华工赴欧的这段历史往事，国内不少文章都有表述，但大多强调华工的悲惨处境以及英法对他们的残忍虐待。实际上，华工赴欧的壮举绝非只为养家糊口或充当炮灰，他们在战争中的献身精神及其所做贡献，值得我们后辈追忆、颂扬和深思。
　　以工代兵：百年前中国政府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创新
　　1914年8月一战爆发，为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按说战场在欧洲大陆，不关中国人的事，但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战事一开始，就表现出参战的积极性和热情，甚至于向英法政府表态欲派50万中国军队到欧洲助战。协约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一度阻止中国派兵出战，但又希望中国可助一臂之力，最终在1916年8月出现了中国招募华工赴欧协助英法抗德的历史性一幕。北洋政府当时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欧洲大战？为什么采取“以工代兵”的谋略？今天该怎样理解百年前中国政府作出的外交决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以引进德国炮舰为傲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大清帝国被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打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毁灭中华文明、强迫割地赔款再度激起国人愤慨，唤醒振兴中华的良知。在一战爆发前的20年里，大批仁人志士从思想上意识到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政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感悟到“穷则思变、变则通”的革命道理，决心向西方学习、变革维新、救国救民。正是在大动荡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政治动力。在这20年里，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迎来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曙光；中国经历了从农历到公历、从马褂长袍到西装革履的转变，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吐故纳新的思想革命。一大批社会精英主动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去留学，去寻求真理和救国之道，他们立志要让在1912年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国主动融入西方社会，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赢得西方列强的尊重和自己的话语权。这些因素正是北洋政府介入一战的历史大背景。
　　一战的爆发也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并且给了北洋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良机。当时的政治精英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政府出兵参战，他们深入研究了战争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命运的影响，强调参战可以使英法等西方列强重视中国的存在，真正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获得的治外法权及租界特权。为此，他们推动北洋政府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三度向英法政府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抗击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争。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中国政府的表态遭到日本的再三反对。日本外相声称“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战后和平会议之资格”；英国政府最初也表示不想让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从表面上看，仿佛日本和英国都只是不愿带中国玩。实则不然，他们不带中国玩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意看到一个“东亚病夫”通过参战提升国际地位，进而威胁到他们在华获得的巨大不平等特权。日本正是在战时趁火打劫，攫取了德国在山东半岛和青岛原有的管辖特权等权益。
　　时至1916年夏，随着欧洲战事的升级，特别是交战双方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索姆河战役的打响，英法政府开始转变态度，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但由于老牌殖民帝国的心态作祟，它们要求中国采取变通之道，派遣大批劳工赴欧洲协助协约国，主要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面对英法态度的转变，梁士诒早就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在今天看来，这个方略堪称百年前中国精英智囊的一大外交战略，也是中国政府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外交创新。梁士诒“以工代兵”方略既能让协约国接受，又暗含大智慧。他指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虽然他的设想有些理想化色彩，如中国政府在战后可享有与英法列强同等之权利，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以工代兵的谋略在当时不失为中国外交地最佳选择。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15万劳工奔赴西欧战场，还有约5万劳工在东线战场协助俄罗斯，在一战史上写下了华工光彩照人的一页。
　　工蚁炮灰：欧战华工军团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功绩
　　如果我们把参加一战的华工放到百年前中国政府融入西方社会、谋求国家利益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解读，就不会得出华工赴欧仅仅充当“工蚁炮灰”的片面观点。诚然，华工在当时应募的动机主要还是养家糊口和求得生计，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起敬。
　　从1916年5月中法政府签订招募华工赴欧洲战场时起，在短短两年中，有数万华工通过设在山东英租界威海卫的“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被招募，他们分批陆续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和比利时战场。据史料记载，英法在华招募劳工有一套严格的招募及管理机制，以确保被招募者身体健康、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以英国为例，华工在应聘时先接受英方的体检，被认可后要与英国政府签订三年的“打工”合同，里面明确其责任和权利。随后，他们要在华工集中营接受英方的必要培训，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大、中学学生的军训。
　　华工编队按照英军的军事编制，有班、排、连、营四级，约500人组成一个劳工营，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戴有一个打着号码的“铜镯”。出国前，英国政府发给每个劳工一些工钱，让他们交给家里。到欧洲后，按照华工所定等级（翻译、工头及普通工人等）发放月薪。普通华工被要求每天工作10小时，报酬为五法郎。因伤致残或阵亡、死亡的华工，本人或家属也会得到一定的补偿金。
　　战争期间，英法大约在华招募了15万劳工，俄罗斯也在华北招募了五万人。赴欧洲西线的华工，近10万人被分配到英国，四万人被分配到法国，还有一万人被派给后来参战的美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事战地后勤工作，包括维修道路和营房、挖战壕、运输物资、救护伤员、掩埋尸体、服务军工等。尽管华工伤亡惨重，但是多数华工还是得以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战后于1919年秋相继被遣返回国。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在未回国的三万人中，有近两万人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尸骸，埋葬在69个欧洲公墓中。其余一万余华工留在法国工作、生活，成为客居法国的第一代华人。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英法两国对待华工总体是奴役、驱使，但客观上说华工毕竟不像19世纪英法在殖民地的黑奴，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们在战争中不畏牺牲、吃苦受累的精神，也是英法当局所钦佩的。法国元帅福煦曾经评价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要说对待华工的差别，英国政府要严厉苛刻些。相比之下，法国管理华工要宽松些，待遇也较好，行动自由得多。因而战后才会有一批华工选择留下来，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
　　总体观之，欧战华工军团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或贬低的，他们对一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其一，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制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
　　（王平贞为解放军后勤学院后勤政工系教授；赵俊杰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