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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成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主要问题在哪儿?我简单说说我的判断，比较集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居民收入内部的分配状况怎么样。单纯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高了还是低了，说明不了整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在居民收入的内部分配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居民收入分配内部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除了2004年发生口径调整外，之前和之后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把1990年-2008年这18年间变动趋势加在一起算，扣除其中的口径变动因素后，下降幅度大约是10个百分点。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计算劳动者报酬。其中农民的收入中既有劳动报酬，又有土地和资本的回报，个体经营者收入中也有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报酬，统计上分不开。我做了一些计算，给这些报酬设定不同的权重，做了一个敏感性分析。经过这样一些调整之后，几种不同的算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明显下降的。
住户调查数据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遗漏高收入居民收入的问题。但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我认为它的遗漏是有限的，它遗漏的主要是非劳动收入。换一个角度说，在居民收入中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等。我们目前城镇就业人数超过3亿人，几项基本社会保障只覆盖了其中的1.3亿到1.7亿人。没有被覆盖的人群，恰恰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他们收入水平更低，工作更不稳定，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把他们覆盖进来，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教育方面的政府资金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偏向于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偏向于大城市。从能享受至Ⅱ公共服务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大量没有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也包括进居民收入，那么居民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也许并不低。但问题在于灰色收入并不是在居民中平均分配的，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灰色收入，而且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政府和企业占比是否过高?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收入占比可能不算高。但问题在于政府收入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政府收入，更多的是用在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自身消费。
政府这些年的支出也不少，花了很多钱，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必要的，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各地政府也花了很多没用的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如果这些公共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首先解决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那收入分配状况要远比目前状况好得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革解决政府职能问题，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这里还涉及到调整初次分配和调整再分配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还是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再分配上面。我对政府过多干预初次分配有一个担心，比如对私营企业下命令说你明天把工资再提高20％，他可能说我受不了，企业要亏损，要垮台了，还可能会减少就业。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而国有企业有很多集中在垄断性行业，这样一来的话，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真要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就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包括政府怎么保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至少不要让一部分人工资收入过低，也包括建立劳资谈判、工资协商机制，这些方面的问题政府其实是可以推动的，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但是工资协商机制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方面的推进有赖于其他一系列改革的进展。而当前，一些再分配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我更多强调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外也涉及到如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
一般认为，就是打破垄断，加强竞争。这在有些部门可以做到，有些部门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像石油，如果石油行业实行完全竞争，谁想开石油公司都可以开，谁想抽油就可以抽，那么干会造成极大的资源破坏。所以这些部门实际上是天然垄断部门，而天然垄断部门的收益怎么分配?我认为是需要通过再分配手段，政府把这个钱拿过来用于公共服务。
再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的问题。这些国有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垄断行业经营的，它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垄断利润，我觉得这钱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怎样调整收入再分配关系，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居民收入内部的分配状况怎么样。单纯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高了还是低了，说明不了整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在居民收入的内部分配状况是怎么样的。
从居民收入分配内部来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除了2004年发生口径调整外，之前和之后变动趋势都是下降的，把1990年-2008年这18年间变动趋势加在一起算，扣除其中的口径变动因素后，下降幅度大约是10个百分点。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计算劳动者报酬。其中农民的收入中既有劳动报酬，又有土地和资本的回报，个体经营者收入中也有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报酬，统计上分不开。我做了一些计算，给这些报酬设定不同的权重，做了一个敏感性分析。经过这样一些调整之后，几种不同的算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明显下降的。
住户调查数据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遗漏高收入居民收入的问题。但是在劳动报酬方面，我认为它的遗漏是有限的，它遗漏的主要是非劳动收入。换一个角度说，在居民收入中间，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等。我们目前城镇就业人数超过3亿人，几项基本社会保障只覆盖了其中的1.3亿到1.7亿人。没有被覆盖的人群，恰恰是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他们收入水平更低，工作更不稳定，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把他们覆盖进来，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公共服务的分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教育方面的政府资金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偏向于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偏向于大城市。从能享受至Ⅱ公共服务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大量没有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也包括进居民收入，那么居民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也许并不低。但问题在于灰色收入并不是在居民中平均分配的，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灰色收入，而且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政府和企业占比是否过高?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收入占比可能不算高。但问题在于政府收入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政府收入，更多的是用在投资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自身消费。
政府这些年的支出也不少，花了很多钱，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必要的，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各地政府也花了很多没用的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如果这些公共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首先解决当前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那收入分配状况要远比目前状况好得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革解决政府职能问题，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提供服务，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这里还涉及到调整初次分配和调整再分配的关系问题，我个人还是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再分配上面。我对政府过多干预初次分配有一个担心，比如对私营企业下命令说你明天把工资再提高20％，他可能说我受不了，企业要亏损，要垮台了，还可能会减少就业。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而国有企业有很多集中在垄断性行业，这样一来的话，反而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真要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就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包括政府怎么保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至少不要让一部分人工资收入过低，也包括建立劳资谈判、工资协商机制，这些方面的问题政府其实是可以推动的，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但是工资协商机制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方面的推进有赖于其他一系列改革的进展。而当前，一些再分配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我更多强调的是再分配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外也涉及到如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
一般认为，就是打破垄断，加强竞争。这在有些部门可以做到，有些部门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像石油，如果石油行业实行完全竞争，谁想开石油公司都可以开，谁想抽油就可以抽，那么干会造成极大的资源破坏。所以这些部门实际上是天然垄断部门，而天然垄断部门的收益怎么分配?我认为是需要通过再分配手段，政府把这个钱拿过来用于公共服务。
再一个方面是国有企业利润分红的问题。这些国有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垄断行业经营的，它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垄断利润，我觉得这钱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怎样调整收入再分配关系，这是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