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六点，74岁的梁光正就起床了，整整齐齐穿好衣服，催促想睡懒觉的女儿梁鸿快点起床。梁鸿为了写梁庄人在中国的书，要去采访老乡，梁光正比女儿还积极，见面的时间地点全帮着联系好了。
　　梁光正每年都会从河南来北京女儿家住一两次，最多待十来天就回去了。因为北京很无聊，除了天天看电视，没其他可做的事。但这一次，梁光正住了一个多月。
　　就像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故乡，离开梁庄20年，即使每次过年和暑假都回去，梁鸿和梁庄也早已经互相生疏。还好父亲在。梁光正带着女儿，天天在村里走家串户。这位经历过大饥荒及后来许多政治运动的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村庄史。他帮着梁鸿破解了梁庄的密码。
　　3年后，梁鸿用一年多的时间做了梁庄系列的下半部分《出梁庄记》。她顶着频繁过敏有时肿得像橡皮一样的脸，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
　　梁光正不仅在北京陪着采访，还跟着女儿去了采访时间最长的西安、青岛和内蒙古。
　　这是整个忧伤的记录过程中难得的亮色，“一种很意外的幸福”。像所有这个年龄的父子父女一样，梁鸿和父亲本有很多的矛盾和很少对话的可能。這场旅程，让父女俩“达成一种特别大的修复状态”，梁鸿说：“这是非常碰巧，非常难的，我觉得是我们彼此都给了对方一个机会，重新在这里相会，说个比较文艺的话：重新在这个地方开始。”
　　两本书让梁鸿频频获奖，也让那个普通的村庄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但梁庄的一切仍未变化。梁鸿也不知道，那个持续凋敝的村庄，以及散落在四方的梁庄子弟，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开始。

梁庄的距离

　　梁鸿离梁庄的距离是17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一个多小时汽车。
　　少女时代的梁鸿渴望离开梁庄。“但这种渴望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天天哭着喊着要走，它就在那，是每一个农村少年的自然想法，特别必然。”离开村庄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才能达到闪闪发光的3个字——“商品粮”。只有考上学才能通往这条路，而出去打工在村里人的观念里不算离开村庄，因为你还是要再回来。那时候甚至没有“打工”这个词，只叫“出去干活”。
　　大姐考上南阳医专离开村庄，她写信给梁鸿，一行字下带有着重号：“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后来，梁鸿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工作3年后，考上南阳教育学院读大专，之后通过了本科自考，再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着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2003年，她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留在北京。
　　她记得最初想要看世界的冲动。十八九岁，刚刚在小学教书一年多，攒了一点钱，梦想是看大海。她写信给福建海边当兵的同学，坐上火车跑去找他，却遇上他拉练去了。梁鸿和一起去的同学茫然无措，第二天往回走，海也没有看到，回去的路费还不够了。
　　现在的梁庄少年依然抱着相似的梦想走出家乡，但不管是进入工厂还是跟着父辈去偏僻的地方学手工艺，忙碌且无上升希望的生活，会很快碾碎梦想。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里，带着乐观的判断：“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而梁庄的故事更多是无奈和悲观。梁鸿说：“我觉得张彤禾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角度不大一样，可能她看到的更多是部分具有上升空间的、乐观的女孩，偏佼佼者一些。但每个社会都会有一般工作人员，大部分男孩和女孩还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可能一辈子如此。如果他们不具备反抗能力，他们就活该受压抑吗？应该给这部分人提供一个正常、合理的生活机会和空间。”

乡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爱它？

　　2011 年，梁鸿又一次重回梁庄。初看到她，村里人仍是一脸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她打招呼。对于村子来说，她仍是陌生的存在，即使她在此地出生、成长，两三年前还回来遍访乡邻，写出那本《中国在梁庄》。“就像你投了个石子下去，石子很快不见了，涟漪泛起后也很快没有了。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他们自身没能力打破的，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打破。”
　　梁鸿记忆中的梁庄，是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是麦场上的电影，是坑塘里种满了莲藕，小伙伴手拉手蹚进水里摘最近的莲蓬，是男人女人们挤在大树下的大平台上，传着闲言碎语，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现在，曾经的大平台旁边是连绵的废墟，荒草和灌木覆盖一切。麦场、坑塘、莲藕、桑树都不见了，只剩下淌着黑色淤流的污水坑。河道里因长年挖沙暗流涌动，上百亩耕地因长年烧砖泥土尽失。
　　那个记忆中的梁庄，有美化的部分吗？梁鸿摇摇头：“那些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桃花源的梁庄。”她还写了饿死的爷爷，被批斗时打得浑身是血的父亲，还有贫穷的童年。“从来没有一个田园牧歌的乡村。我们从历史上看，只有帝王将相，农民从来没有在历史或文学史里出现过。直到元明清小说，才有市民，才有个体。所谓的田园，都是一种想象的生活。到了1950年代，农民被告知不能离开土地，因为要建构城乡二元的户籍。80年代，农民被告知要离开家里打工，因为城市需要建设者。现在被告知，上楼吧，要占地了。如果农民想留就留下，在家里面还可以生活得不错，想走就走了，这是自由的，是双向的。但显然今天农民必须得走，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抛弃他的生存环境，他不得不走。这不是一种自由，这是伪自由。”
　　日渐凋敝的梁庄也有崭新的部分，那是沿新公路修盖的一排排新房屋，高门楼，卷闸门，气派得很。它们的主人绝大多数在城市打工。他们省吃俭用盖下豪宅，一年却只能回来住一两次。 　　“你可能觉得农民怎么这么愚昧，还不如投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爱梁庄，是因为他们只有回去一条路。在我们今天这样整个社会都在普遍抛弃乡村的状态下，我觉得没有农民真的爱乡村。乡村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爱它呢？”梁鸿说：“你要知道一个人是需要找到家的感觉的，他在城里是一个漂泊的身份。在梁庄盖房子，是他的身份、他的安定、他的尊严。”

你会回到梁庄吗？

　　梁磊的老婆去年从深圳回到梁庄生孩子。梁磊的妈妈从打工的西安回家，和儿媳妇一起照顾孩子。这让梁鸿特别意外。
　　30岁的梁磊是重点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完全城市化的年轻人，梁鸿以为他能跳出梁庄人父母和孩子总是分离的命运，但他失败了。
　　上学不再那么能带来向上流动的空间了，想着都害怕：“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看起来大家都纷纷融入了城市，但很少能有人进入城市的上层或者中层。”
　　梁磊在深圳每月挣五六千元，与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合租两室一厅。妹妹去找他时，只能住在客厅里。
　　孩子大一点后，梁磊的老婆会再出来工作，孩子留在梁庄给老人带。带到几岁呢？没人想好这个问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青岛的电镀厂，是梁鸿最想去又迟疑怕去的地方。她童年最好的伙伴、堂弟小柱28岁那年喷血死亡，被怀疑是在电镀厂打工中毒。
　　只踏进电镀车间一小会儿，梁鸿就像鼻腔、口腔里被塞满各种湿金属，堵到几乎窒息。小柱去世后，堂叔梁光亮依在這里打工。他知道接触那种叫“氰化物”的东西就是慢性自杀，可依然在这儿干了十多年，工资不过涨到每月两千多块。因为资历深，老板给了他一项特权，可以带着儿子打工。偌大的厂区里只有他能带着孩子。
　　许多人问：“为什么他还敢留下？”梁鸿说：“这么问其实都是外部视角，对农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外出打工，来到一个地方就这样生活了。一开始去西安蹬三轮车就蹬下去了，去内蒙古校油泵也就干下去了。他们很少有其他的选择机会。”
　　今年，梁光亮还是离开了电镀厂，因为他们的儿子长大该上学了。
　　梁鸿几乎询问了每一个被访问的老乡：你会回到梁庄吗？答案各种各样。梁鸿自己的答案写在了书的最后一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面对记者，梁鸿的父亲会自动切换到可能是电视上潜移默化的接受采访状态，冒出些宏大句子：“这事对国家有益。”“让城市了解乡村。”梁鸿在边上哈哈大笑：“咦！老头可有觉悟了。”
　　梁鸿8岁的儿子放学回家了。5年前，母亲带他回到梁庄，要下火车时，他指着地面说“脏”，哭着不愿意下车。等到离开时，他已经习惯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挖泥、捉蚂蚁，满脸通红跑来向妈妈要水喝，健康茁壮的样子。
　　现在问他：“你喜欢梁庄吗？”他说：“有点旧了，原来我没去过的时候应该很好看。”
　　再问：“你会想回梁庄玩吗？”他想一想，咧嘴一乐：“想穿越时空回去玩，穿回妈妈找到爸爸的时候。”这个梁庄的下一代，已经远离梁庄。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梁鸿：如果从吃饭穿衣的角度说还算正常吧，但从大的角度说，可能今天每个人都无法达到满意的状态，都在一种普遍的焦虑中，包括对外在的焦虑，对自我内心境况不满，甚至是很大的一种沮丧状态。我对我的内心始终是不满意的，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种精神状态和精神空间。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梁鸿：说成就其实太大了，只是做了一点事情。最大的可以分享的就是要随心而作。这四五年来我一直在做梁庄这个系列的写作，我一直都是在跟随我内心的一种要求，没有出于特别功利的考虑。但最终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甚至超过了你想要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梁鸿：他们所经历的可能要比我们艰辛得多。可能我们和父辈在精神交流上不在同一个时空里面，但和父辈之间，只要你是有共同的生存体验和精神体验，你们之间就必然有一种触动点。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在同回梁庄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一种新的沟通，我通过他的经历来完成了我的某种精神的追寻。对于我们的父辈，如果我们用倾听的态度，可能会发现很多能沟通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梁鸿：可能有很多层面不吐不快。比如说我研究梁庄，研究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研究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我最想说的话是，特别希望我们能把农民，把进城的农民作为一个人来体会，他有情感、有要求，是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痛感的人。我们现在恰恰是把农民和农民工风景化，把他们抽象成某种符号。其实他们不一定是悲情的，农民来到城市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他想寻找自己的幸福，无论在哪个时代，他都是可以这样奔走的。但如果奔走是一种普遍的失落，或者说他付出了特别多，仅仅得到一点钱，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来走近、来体会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这也是我写《出梁庄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梁鸿：我从事的是两个领域，一个是学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的关系研究。其实我写梁庄也有这样一个理论思考，就是我特别希望能够把乡土中国这样一个概念的原生的东西探讨出来。另外一个领域是所谓的非虚构写作。我觉得梁庄是私人的、个人史的梁庄，但同时可能也是一个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村庄。以后我可能会重新以这样那样的创作形式来表达我的一种理解思考。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70后的最大问题在于创造力在哪里？70后作家写得都非常棒，比如徐泽臣、鲁敏，但一直找不到个人的突破点。这个创造力不是说他文字不好、对社会的认知不够强，而是说他一直缺少自我的标识，就是你的内在空间在哪里，你对社会的独特观察在哪里，当然也包括你对这个社会的勇敢的承担能力。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公共话题的某种回避，或者某种发声，都带着病态的方式，过于发声的可能过于情绪化，过于不发声的可能过于不学术或者过于学术化。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梁鸿：首先声明，我觉得我自己是最不具备领袖气质的一个人，特别胆小、懦弱、不坚定。我一直害怕那种具有领导气质的人，因为我觉得那种坚定强势的人对生活是确定无疑的，我很害怕这种确定无疑。所以我真是不太清楚我最钦佩哪一种人。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梁鸿：我觉得这三者应该是一体的，但如果说你从某个角度来突破的话，我想个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自由是一種心灵的宽阔度。这需要我们去抵抗自己的懦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梁鸿：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书，好像没有哪本对我影响最大。如果说回到最初接受文学的那个时刻，16岁那年我读《安娜·卡列尼娜》，今天我还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当时那种感觉。那种爱情的宽阔、那种人性的犹疑和黑暗以及那种巨大的热情，对我影响非常大。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梁鸿：我最怕这样的问题。幸福是一个特别具体的话题，比如说我今天吃到一碗我爱吃的饭，读了一本特别想读的书，我幸福，但是如果把幸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生精神状况来说，我不敢说我幸福。
　　我觉得不安是一个特别大的铺在你心里的隐隐的背景，这不单是对我们社会体制、食品安全等等的不安，更多在于你不知道你的生活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不知道我们的经验、情感和思想来自哪里。即使我们反对、批判这个制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制度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作为学者，我特别希望能把一个问题尽可能地搞清楚。比如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一开始可能还具有某种包容性，晚清时期知识分子谈乡土谈的是自治、民主、教育、方言如何转化，很多地方都在搞乡村自治。什么时候乡土中国开始变成一个前现代的、肿瘤式的、必须割掉的一个存在呢？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跟现代性相悖的词语？所以我想把这个话题说清楚，这就是我能够心安的地方。
　　3年前，梁鸿以一部《中国在梁庄》横空出世，让一个普通的河南乡村为人所知；3年后，她以《出梁庄记》再次让中国关注梁庄，这一次聚焦的是远离乡土走进都市的梁庄游子。她想寻找乡土中国的原生根基，她想弄清楚，晚清知识分子谈论和实践的自治、民主、教育的乡土中国，怎么变成了前现代的、肿瘤式的、必须得割掉的一个存在。梁庄是梁鸿的故乡，她有着发自心底最深沉的爱和悲悯，可她的文字又是如此自然而平静，真实的梁庄变迁和一个个鲜活的梁庄人就这样慢慢流淌，让读者无可抵挡。这就是梁鸿，梁庄的观察、倾听和记录者，她用文字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描出了一幅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