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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鲜红的血液从献浆员的血管中被源源不断抽入离心机，再一点点分离成血浆时，黄大鸿看到的不是爱，而是与业绩挂钩的利益，他的心便黑了。这个身为甘肃省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的中年男人为发展更多的“血牛”，将贪婪的目光盯向了武威市的中小学生。在他的诱惑与授意下，武威市的一支由不良青年组成的恶势力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7名未成年人从学校门口、网吧、街头掳走，带至血浆站强行抽血，人均近5次。
如今，因为东窗事发，黄大鸿等7人锒铛入狱，当地警方的案情通报很简明，但已经足以令世人震惊，《新民周刊》对这起案件的再调查触及了更多黑幕。根据本刊调查，这已经不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第一次卷进强迫、诱惑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在当地部分群众的评价中，这个身份合法的血浆站历年来的作为似乎更像是一个黑站，早在6年前，武威市就破获了一起与该血浆站关联的强迫学生卖血案。
本刊的再调查还指向——沦为“血牛”的孩子远不止7人，涉案时间的跨度也远不止警方目前通报的7个月，这会不会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一起窝案？
当所有的谜团通过本刊的调查一一解开，你可以惊讶地发现，这起案件折射出的是中国单采血浆行业的整体弊病，随之一起暴露出来的还有这个行业的发展之困。
涉案血站已被吊销许可证
在我们提出一系列质疑前，首先应该感谢侦破了这起案件的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根据警方8月17日的通报，2014年5月19日，该局在侦办一起学生被抢劫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了这起强迫他人卖血案件的线索，经过调查核实，警方于6月6日立案，并先后抓获了黄大鸿、李某盛、张某忠、张某伟、张某某、齐某某、李某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案件性质的恶劣，武威市、甘肃省两级政府都将该案列为督办恶势力案件，经查明，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间，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黄大鸿为了完成采集血浆任务，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金为诱惑，授意张某某寻找献血浆者，在利益驱使下，张某某等6人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包括7名未成年人在内的10名受害人带至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后强迫卖血48次，所得10700元，被张某某等人挥霍。
公正地评判，如果不是当地警方的负责，发生在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内的罪恶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受到戕害。
但案情果真如警方通报的如此简单吗？
8月21日，警方通报4天后，《新民周刊》赴当地展开了调查，记者首先找到了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这个血浆站位于距离武威市区约15公里的武南镇，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武南镇镇政府仅一墙之隔。血浆站是一栋三层的普通建筑，一楼所有的科室都大门紧锁，就连通往后院的院门也被严防死守，院子内两只看家的土狗拉扯着铁链冲记者狂叫，听到狗吠，看门的老头从门卫室走了出来，但看到记者后赶紧又躲了进去。
根据记者目前掌控的情况，这个血浆站目前只有黄大鸿一人因涉案被抓，但其余工作人员统统不见了踪迹，二楼、三楼所有的房间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不过，一名透过窗帘向记者偷偷张望的工作人员还是不小心露出了踪迹。
两张没有盖公章的通知张贴在一楼的墙壁上，“各位献浆员，因我浆站单采血浆计算机管理系统出现故障，需彻底改造更新换代，从即日起暂停采浆。何时恢复采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是8月18日。
但记者透过玻璃门看到一楼科室内悬挂于8月16日的一个黑板通知，内容为：“今日采浆的浆员，下次采浆日期为8月30日。”
8月16日，是武威警方正式以涉嫌“强迫卖血罪”、“非法组织卖血罪”、“寻衅滋事罪”对黄大鸿等人移送检察院起诉的日子，也就是说，就在这一天，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还在采集血浆。
计算机管理系统故障显然是关门的一个幌子，实际情况是，因为违反我国血制品管理规定以及单采血浆站的管理办法，这个血浆站已经被甘肃省卫计委吊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找不到的责任主体？
武南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因铁路而兴起的大镇，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县城。兰州铁路局武威南站就在该镇，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铁路职工及家属，但这也构成了武南镇“一镇两制”的特殊管理格局，分行铁路与地方两套行政管理体系。
2007年3月，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经机构转制后组建，当年6月通过了省卫生厅的转制验收，根据组建时的资料，这个血浆站有职工1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3人，中专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人，全站18名职工全部取得了全国采供血机构人员上岗证。
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解释，采浆站虽与镇政府一墙之隔，但并不受武南镇及铁路局管辖。梁兴东抱怨，隔壁采浆站的丑闻给武南镇带来了被动，很多人都质疑武南镇政府对血浆站过往的违法违规行为置若罔闻。
“实际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梁兴东回忆，他只见过血浆站站长一次面，那是因为血浆站的供水管道经过镇政府，因为水量小，找到武南镇镇政府开过一次协调会，如果硬要扯武南镇政府与血浆站的关系，那也就是一根水管的关系了。
事实上，就连武南镇的很多居民一直以来都搞不清楚这个单采血浆站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很多人将其与无偿献血中心混为一谈。
我国血液采集有两种途径——一般血站与单采血浆站。我国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规划血液中心，市级城市可以规划中心血站，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都属于一般血站，其血浆来源是公众无偿献血，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公益路線，采集的血液也只能用于临床输血。
而单采血浆站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径，单采血浆站由血制品企业开设，我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原料血浆采集的价格标准和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因此单采血浆按照规定可以给浆员一定的报酬，美其名曰“营养费”，尽管很多人避讳“卖血”这个词，但到单采血浆站献血也可以这么理解。 至今很多地区仍在为二十多年前的旧账埋单。教训就在眼前，并非有意危言耸听。记者调查获悉，同属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一对一”血站的甘肃省陇西单采血浆站早在2006年也曾出过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当时，300袋180000克血浆被陇西单采血浆站的站长焦凤琴非法倒卖。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问题——23名医务人员，12人没有任何上岗资格证书，其中包括2名在册的吸毒人员；采血人员因为缺乏基本操作常识造成血浆污染；从乙肝患者身上抽取血浆，再输回患者体内；公开以低价采集低蛋白等不合格血浆，采用混浆的方式向兰州公司输送不合格血浆；克扣献血者营养费用，私设“小金库”给医务人员发放福利……
焦凤琴说由于单位制定了每位职工每月要完成30袋采浆任务的指标，一些职工私自将亲戚带到采浆站，不经过化验就进行采浆，然后和正常采浆者的血浆混合到一起入库。
如今管理同样混乱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既然能让孩子变“血牛”，谁敢保证就不出其他的问题？
“一浆难求”下的利益驱动
《新民周刊》的调查显示，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发生强迫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不能因为商业性以及出现这样那样的丑闻，就断然否定血浆采集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与无偿献血事业一样，是一件关乎公众健康权益的大事。血浆可以用于生产人血白蛋白、凝血Ⅷ因子等多种对濒危病人有特效的血液制品，比如凝血Ⅷ因子就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但这些救命药却一药难求，以至于长期以来，假货横行、黑市价格一路暴涨，比如限价360元的人血白蛋白（10克），在一些地区黑市价格已经升至800元甚至1000元。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浆源不足，《新民周刊》统计，目前全国通过GMP认证的血液制品企业共有32家，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受制于采浆站与采浆量，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全国目前仅有20家左右的血制品企业在生产，人血白蛋白对国外依赖度超过5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每年原料血浆总量为2.65万吨，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口血浆采集量在10升/年以上，美国超过50升/年，而我国千人口血浆采集量仅约为3升/年。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年加工原料血浆能力为12000吨，全国医疗市场对血液制品生产用原料血浆的年基本需求为8000吨。但2010年，全国年采浆量仅为4180吨，只相当于需求量的50%。
本刊不完全统计，这些企业共拥有血站137家左右，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数量相对较少。
追溯历史，我国的单采血浆站曾由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经营，但“管办不分”导致管理混乱，受河南等地单采血浆站管理混乱致艾滋病毒扩散的影响，我国于2006年将单采血浆站统一改制，与政府部门脱钩，全部转制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和管理。但此后多年，浆源不足的局面一直未能改变，直接影响血液制品产量。
细分导致浆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改制后，一些原先将单采血浆站视为三产的地区嫌“卖血”的名声不好听，开始视单采血浆站为形象包袱，贵州省就因此在2011年关闭了19家单采血浆站中的15家，而贵州省此前曾供应了全国30%左右的血浆。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浆员的主体，但现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导致浆员青黄不接。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批复，“单采血浆站采用机采方法采集的原料血浆（单采血浆）每500毫升的中准价格暂定为200元，由你们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但十多年前，农民卖一次血浆收入200元可以抵上一个月收入，十多年后的今天，营养补贴依然是200元，尽管有些血站还附送体检、小礼品，但明显不具吸引力。
浆源不足导致发展受制，但血制品市场仍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以2011年为例，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且近几年保持20%的增速。记者调查发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连续7年进入甘肃省纳税百强。
采浆能力成了血制品企业的命脉。2011年12月，卫生部陈竺部长提出了制订实施血液制品的“倍增”计划。力争“十二五”期间血液制品供应量比“十一五”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国内的血制品企业也开始了浆源竞备，以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隸属的国药中生公司为例，2012年5月，国药中生总裁、党委副书记杨晓明在一次公司血源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国药中生要实现血液制品领域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半壁江山，乃至上市、挺进全球500强，支撑点就在原料血浆。
国药中生当年共有4家血液制品企业，40家浆站，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杨晓明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要确保平均每个浆站每年采浆量增长不低于1吨；每个血液制品企业每年增加新设置浆站1个。
2013年2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召开了2013年单采血浆工作部署会议，根据国药中生2013年血浆“倍增”计划制定的血浆采集任务，下达了2013年单采血浆年度及月度计划，各单采血浆站负责人签订了任务书。
根据《新民周刊》的调查，采取设立指标的做法在该公司的一些血站比较普遍。浆站经营者迫于考核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增加浆员，然而浆源不足的局面显然不是一日可以改变的。
激进的扩张冲动最终给管理带来了挑战，也给像黄大鸿这般的“血虫”们以机会。
如今，因为东窗事发，黄大鸿等7人锒铛入狱，当地警方的案情通报很简明，但已经足以令世人震惊，《新民周刊》对这起案件的再调查触及了更多黑幕。根据本刊调查，这已经不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第一次卷进强迫、诱惑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在当地部分群众的评价中，这个身份合法的血浆站历年来的作为似乎更像是一个黑站，早在6年前，武威市就破获了一起与该血浆站关联的强迫学生卖血案。
本刊的再调查还指向——沦为“血牛”的孩子远不止7人，涉案时间的跨度也远不止警方目前通报的7个月，这会不会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一起窝案？
当所有的谜团通过本刊的调查一一解开，你可以惊讶地发现，这起案件折射出的是中国单采血浆行业的整体弊病，随之一起暴露出来的还有这个行业的发展之困。
涉案血站已被吊销许可证
在我们提出一系列质疑前，首先应该感谢侦破了这起案件的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根据警方8月17日的通报，2014年5月19日，该局在侦办一起学生被抢劫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了这起强迫他人卖血案件的线索，经过调查核实，警方于6月6日立案，并先后抓获了黄大鸿、李某盛、张某忠、张某伟、张某某、齐某某、李某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案件性质的恶劣，武威市、甘肃省两级政府都将该案列为督办恶势力案件，经查明，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间，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黄大鸿为了完成采集血浆任务，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金为诱惑，授意张某某寻找献血浆者，在利益驱使下，张某某等6人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包括7名未成年人在内的10名受害人带至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后强迫卖血48次，所得10700元，被张某某等人挥霍。
公正地评判，如果不是当地警方的负责，发生在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内的罪恶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受到戕害。
但案情果真如警方通报的如此简单吗？
8月21日，警方通报4天后，《新民周刊》赴当地展开了调查，记者首先找到了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这个血浆站位于距离武威市区约15公里的武南镇，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武南镇镇政府仅一墙之隔。血浆站是一栋三层的普通建筑，一楼所有的科室都大门紧锁，就连通往后院的院门也被严防死守，院子内两只看家的土狗拉扯着铁链冲记者狂叫，听到狗吠，看门的老头从门卫室走了出来，但看到记者后赶紧又躲了进去。
根据记者目前掌控的情况，这个血浆站目前只有黄大鸿一人因涉案被抓，但其余工作人员统统不见了踪迹，二楼、三楼所有的房间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不过，一名透过窗帘向记者偷偷张望的工作人员还是不小心露出了踪迹。
两张没有盖公章的通知张贴在一楼的墙壁上，“各位献浆员，因我浆站单采血浆计算机管理系统出现故障，需彻底改造更新换代，从即日起暂停采浆。何时恢复采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是8月18日。
但记者透过玻璃门看到一楼科室内悬挂于8月16日的一个黑板通知，内容为：“今日采浆的浆员，下次采浆日期为8月30日。”
8月16日，是武威警方正式以涉嫌“强迫卖血罪”、“非法组织卖血罪”、“寻衅滋事罪”对黄大鸿等人移送检察院起诉的日子，也就是说，就在这一天，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还在采集血浆。
计算机管理系统故障显然是关门的一个幌子，实际情况是，因为违反我国血制品管理规定以及单采血浆站的管理办法，这个血浆站已经被甘肃省卫计委吊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找不到的责任主体？
武南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因铁路而兴起的大镇，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县城。兰州铁路局武威南站就在该镇，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铁路职工及家属，但这也构成了武南镇“一镇两制”的特殊管理格局，分行铁路与地方两套行政管理体系。
2007年3月，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经机构转制后组建，当年6月通过了省卫生厅的转制验收，根据组建时的资料，这个血浆站有职工1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3人，中专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人，全站18名职工全部取得了全国采供血机构人员上岗证。
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解释，采浆站虽与镇政府一墙之隔，但并不受武南镇及铁路局管辖。梁兴东抱怨，隔壁采浆站的丑闻给武南镇带来了被动，很多人都质疑武南镇政府对血浆站过往的违法违规行为置若罔闻。
“实际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梁兴东回忆，他只见过血浆站站长一次面，那是因为血浆站的供水管道经过镇政府，因为水量小，找到武南镇镇政府开过一次协调会，如果硬要扯武南镇政府与血浆站的关系，那也就是一根水管的关系了。
事实上，就连武南镇的很多居民一直以来都搞不清楚这个单采血浆站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很多人将其与无偿献血中心混为一谈。
我国血液采集有两种途径——一般血站与单采血浆站。我国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规划血液中心，市级城市可以规划中心血站，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都属于一般血站，其血浆来源是公众无偿献血，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公益路線，采集的血液也只能用于临床输血。
而单采血浆站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径，单采血浆站由血制品企业开设，我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原料血浆采集的价格标准和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因此单采血浆按照规定可以给浆员一定的报酬，美其名曰“营养费”，尽管很多人避讳“卖血”这个词，但到单采血浆站献血也可以这么理解。 至今很多地区仍在为二十多年前的旧账埋单。教训就在眼前，并非有意危言耸听。记者调查获悉，同属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一对一”血站的甘肃省陇西单采血浆站早在2006年也曾出过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当时，300袋180000克血浆被陇西单采血浆站的站长焦凤琴非法倒卖。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问题——23名医务人员，12人没有任何上岗资格证书，其中包括2名在册的吸毒人员；采血人员因为缺乏基本操作常识造成血浆污染；从乙肝患者身上抽取血浆，再输回患者体内；公开以低价采集低蛋白等不合格血浆，采用混浆的方式向兰州公司输送不合格血浆；克扣献血者营养费用，私设“小金库”给医务人员发放福利……
焦凤琴说由于单位制定了每位职工每月要完成30袋采浆任务的指标，一些职工私自将亲戚带到采浆站，不经过化验就进行采浆，然后和正常采浆者的血浆混合到一起入库。
如今管理同样混乱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既然能让孩子变“血牛”，谁敢保证就不出其他的问题？
“一浆难求”下的利益驱动
《新民周刊》的调查显示，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发生强迫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不能因为商业性以及出现这样那样的丑闻，就断然否定血浆采集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与无偿献血事业一样，是一件关乎公众健康权益的大事。血浆可以用于生产人血白蛋白、凝血Ⅷ因子等多种对濒危病人有特效的血液制品，比如凝血Ⅷ因子就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但这些救命药却一药难求，以至于长期以来，假货横行、黑市价格一路暴涨，比如限价360元的人血白蛋白（10克），在一些地区黑市价格已经升至800元甚至1000元。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浆源不足，《新民周刊》统计，目前全国通过GMP认证的血液制品企业共有32家，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受制于采浆站与采浆量，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全国目前仅有20家左右的血制品企业在生产，人血白蛋白对国外依赖度超过5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每年原料血浆总量为2.65万吨，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口血浆采集量在10升/年以上，美国超过50升/年，而我国千人口血浆采集量仅约为3升/年。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年加工原料血浆能力为12000吨，全国医疗市场对血液制品生产用原料血浆的年基本需求为8000吨。但2010年，全国年采浆量仅为4180吨，只相当于需求量的50%。
本刊不完全统计，这些企业共拥有血站137家左右，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数量相对较少。
追溯历史，我国的单采血浆站曾由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经营，但“管办不分”导致管理混乱，受河南等地单采血浆站管理混乱致艾滋病毒扩散的影响，我国于2006年将单采血浆站统一改制，与政府部门脱钩，全部转制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和管理。但此后多年，浆源不足的局面一直未能改变，直接影响血液制品产量。
细分导致浆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改制后，一些原先将单采血浆站视为三产的地区嫌“卖血”的名声不好听，开始视单采血浆站为形象包袱，贵州省就因此在2011年关闭了19家单采血浆站中的15家，而贵州省此前曾供应了全国30%左右的血浆。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浆员的主体，但现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导致浆员青黄不接。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批复，“单采血浆站采用机采方法采集的原料血浆（单采血浆）每500毫升的中准价格暂定为200元，由你们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但十多年前，农民卖一次血浆收入200元可以抵上一个月收入，十多年后的今天，营养补贴依然是200元，尽管有些血站还附送体检、小礼品，但明显不具吸引力。
浆源不足导致发展受制，但血制品市场仍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以2011年为例，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且近几年保持20%的增速。记者调查发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连续7年进入甘肃省纳税百强。
采浆能力成了血制品企业的命脉。2011年12月，卫生部陈竺部长提出了制订实施血液制品的“倍增”计划。力争“十二五”期间血液制品供应量比“十一五”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国内的血制品企业也开始了浆源竞备，以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隸属的国药中生公司为例，2012年5月，国药中生总裁、党委副书记杨晓明在一次公司血源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国药中生要实现血液制品领域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半壁江山，乃至上市、挺进全球500强，支撑点就在原料血浆。
国药中生当年共有4家血液制品企业，40家浆站，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杨晓明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要确保平均每个浆站每年采浆量增长不低于1吨；每个血液制品企业每年增加新设置浆站1个。
2013年2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召开了2013年单采血浆工作部署会议，根据国药中生2013年血浆“倍增”计划制定的血浆采集任务，下达了2013年单采血浆年度及月度计划，各单采血浆站负责人签订了任务书。
根据《新民周刊》的调查，采取设立指标的做法在该公司的一些血站比较普遍。浆站经营者迫于考核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增加浆员，然而浆源不足的局面显然不是一日可以改变的。
激进的扩张冲动最终给管理带来了挑战，也给像黄大鸿这般的“血虫”们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