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资源治理,中国的角色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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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为资源而焦虑将是21世纪人类生活的主题,如果将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不管表面上有多少花里胡哨的因果故事,骨子里的原因肯定是资源争夺引起的。”不管未来会不会真的发生资源战争,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源是所有国家的命门。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大幅下降,世界资源市场剧烈波动,现有的资源治理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在被发达国家主导了70多年的全球资源格局中,中国人应该代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贡献什么样的智慧、勇气、经验与担当?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该如何实现一个速度渐缓但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2016年4月6日,本刊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研究员魏际刚,请他为大家“解密”中国在全球资源治理中的担当与角色。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资源治理
  《WTO经济导刊》:近些年来,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强调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的关系?
  魏际刚: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着世界链接,全球的人流、商流、物流、资金、信息、资源等都向美国汇聚,然后再从美国走向世界,它是全球的一个枢纽。但是现在从整个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可以说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双枢纽,中国的地位迅速崛起,很多产业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且影响力还在进一步扩大。比如制造业目前就是世界第一,我们有完整的制造业工业体系,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种类,525个小类是全部具有的,我们的很多产品的份额在世界上能占到50%。同时,我们在资源消耗方面,无论是能源还是矿产,中国的需求应该也是排在世界前列的。
  过去,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里是不具有话语权的,只能被动接受。中国想要成为产业大国和产业强国,成为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包括资源大国和资源强国的话,我们就要做全球规则的制定者,要有话语权。我们一是要主动地参与;二是要积极推进规则的重塑;三是要成为领先国家,要在先进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在资源的利用配置方面,以及在规则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方面争取到我们应该有的地位和角色。
  《WTO经济导刊》:今年年初国研中心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报告》,您是作者之一。这份报告有什么重要发现?
  魏际刚:中国和全球的资源市场都进入了快速的结构调整期,全球资源治理改革非常急迫和必要,而在这其中,作为一个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需要在全球资源体系、生产体系、贸易体系、研发体系以及创新体系的建设和改革中发声。再加上,国研中心近些年来更关注全球重大议题,我们既要紧扣国情又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来考虑研究,因此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在报告中研究了中国从世界各国,不同区域进口资源的侧重和特色以及中国与世界资源治理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份报告还为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十三五”期间中国参与全球资源治理的市场、流动、投资和改革四方面的一揽子建议。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首份中国与全球资源治理报告,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国际国内资源数据。
  全球资源治理应先易后难
  《WTO经济导刊》: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其中包括经济、气候、生态、政治等等。您觉得资源治理体系在全球综合治理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
  魏际刚:是的,全球治理体系非常庞大,包括经济、政治、气候、能源、资源、生态、军事等等,且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资源治理体系在这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跟经济治理(比如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全球金融的稳定制定一些规则等)还不太一样,因为资源有两个方面的特别之处:第一,资源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源的话,也不可能有中间材料,因为我们的原材料也是从资源中来的,所以资源属于制造业的前端。第二,资源治理也是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比如大家谈到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等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资源里边的能源问题。将来通过规则的重塑,我们可以使得整个能源结构得到优化,能源效率得到改进,配置能源更加灵活,这一块是可以发挥到很大作用的,因为治理规则可以改变行为,行为又可以改变绩效。
  《WTO经济导刊》:目前全球资源治理处于什么阶段?下一步又该如何做?
  魏际刚:现在全球资源治理还处于寻求共识的初始阶段,因为彼此的立场、出发点,包括希望达到的目标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而要想在重要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就需要彼此交流,需要平台,需要对话。具体如何操作呢?我觉得可以先易后难,先在一些可以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比如信息交换、数据共享,人员互派或者其他一些能够达成共同目标的领域进行合作。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的发展理念就是要和世界共同成长,共享繁荣,共同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我们甚至可以去领导世界资源规则的制定和变革。
  我们也可以先达成一些倡议,比如在杭州G20峰会上,达成一些类似“杭州宣言”推动全球治理的倡议。虽然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包括我们在资源方面,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还很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率先提出一些着眼于全球人类发展的倡议,并促使全球达成共识。
  《WTO经济导刊》:互联网+是这两年的一个热词,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全球资源治理过程更好地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工具?
  魏际刚:资源领域包括能源领域一定要和新科技革命、新产业相结合。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特点就是信息网络技术同我们的生产、流通、消费、金融、生活、能源相结合。过去的能源生产供应消费是彼此分散分裂分割的,那么互联网+能源后会是什么?首先是连接;第二个是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协同,也就是供需匹配;第三,增强供给、市场开拓、资源配置等能力。互联网+能源其实是改变了游戏规则,比如以前信息是不对称的,但是在互联网+的时候,所有的能源企业都会在这个平台上,信息其实是对接的。互联网+能源对未来能源市场的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将来能源价格在互联网上进行完供需匹配之后,企业和用户方就会有更多的相互选择,这是有利于市场进步的。应该说能源互联网是对能源市场一次非常重要的推动。   应制定中长期国家资源治理战略
  《WTO经济导刊》:依您来看,中国的能源结构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魏际刚:在未来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的比重会下降,可再生能源包括清洁能源的比重会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化石能源的下降也有一个度,就是它不可能无限制下降并且下降得太快,因为就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能源禀赋来看,煤炭毕竟还是一个主体。
  但是我也在想,假如有一天当我们的技术进步,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煤炭可以在燃烧的过程中就把产生的碳捕获住并封存,这样的话煤炭就是零排放了,而这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能源结构,那时候煤炭的比重就未必要下降了,甚至碳本身就是资源,将来碳又会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又一个产业,这是有可能的。
  《WTO经济导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资源投资,同时也引来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如资源掠夺、新殖民主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言论?
  魏际刚:我觉得这种说法都是某些特定利益主体或个别主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是对中国持有的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中国与全球资源配置其实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站在全球格局来看资源市场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中国有需求,对方有供给,这种供需匹配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可以消除某些贸易壁垒。
  当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要有社会责任,要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就业,包括推动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让“一带一路”沿线同中国一起实现互利共赢,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上许多国家的生态环境还是比较敏感的,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实是应该把资源治理同环境保护、产能开发进行统筹考虑的,也就是说要既考虑经济问题,也考虑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让外界看到“一带一路”是一条让大家都走向繁荣的道路。最后,在资源投资方面,通过探讨加入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或者其他有助于提升行动透明度的计划,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生产国中发展,开展好的实践。只要中国企业让各种行为阳光化,透明化,把眼光放远,就能经得起检验。
  《WTO经济导刊》: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家针对“十三五”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那对于资源治理而言,您觉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魏际刚:“十三五”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要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以及大规模走出去。而且这里还有几个很重大的挑战摆在面前,一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去产能问题;二是产业竞争力不足,创新不足;三是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约束问题非常严重……此外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就业、失业、医疗保障、老龄化、医疗、以及地域问题、民族问题等。国家在“十三五”期间确实应该有一个总体的系统化的设计,不能碎片化地来考虑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制定2016-2030中长期资源治理战略,并将其放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来考虑、制定,这非常重要,因为资源战略就是要服务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此外,从应对环境变化、生态变化、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中国的资源治理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编辑|胡文娟 wenjuan.hu@wtogui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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