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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实践的要求，勇于创新，建构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与反腐倡廉辩证统一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工程，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和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三个代表”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关键词］ “三个代表” 反腐倡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历史赋予中共的崭新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三个代表”与反腐倡廉辩证统一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和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三个代表”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三个代表”是新时期的建党纲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阐明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中共党的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江泽民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1］(P520)党的作风即党风，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习、思想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1］(P519)
由于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实际上是统一的。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建设”在于“强身健体”，弘扬正气，“斗争”则在于割除毒瘤，抑制邪气。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向心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邓小平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政治交代时，特别强调要抓惩治腐败。江泽民说，“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当面对我们讲，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要首先抓反腐败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大了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2］(P96-97)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结合新的实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风建设的重要思想。围绕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二、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物质基础；先进文化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代表人民利益，赢得民心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共永葆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和政治保证，而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则无疑是对这种先进性的玷污。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实践角度看，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
其一，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违背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确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标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国共产党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着眼于以科学技术为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作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P153)而当前的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就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腐败分子滥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谋取一己或小团体的私利，严重阻碍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给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破坏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其二，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背离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文化总是随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和反作用。文化的存在具有多样性。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同一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文化。在现实多元文化格局中，必然有先进的、落后的、腐朽的。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P15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导向引领作用，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而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既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形形色色没落腐朽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其不断滋生，严重破坏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背离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其三，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阻碍了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们客观需要的满足，就是“利益”。人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满足，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各个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之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方面客观需要的满足，即物质利益；一是精神文化客观需要的满足，即精神利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所在。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P160-161)而当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独断专行等不正之风，贪污受贿、奢侈挥霍、失职渎职、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给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先进文化的前进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从而最终阻碍了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三个代表”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深入探索，构建了颇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科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正确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强调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提出要标本兼治反腐败。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理论无疑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一，科学认识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1］(P101)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首先要深入探讨现阶段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复杂成因，以对症下药，从根本上遏制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的滋长蔓延。对这一问题，江泽民从历史与现实、制度体制与思想认识等方面作出了科学、辨证的分析。
1，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1］(P102)这些形式主要有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徇私行贿、特权思想等。国家权力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中共由新中国成立前的非执政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为某些腐败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容易形成既得利益小团体。正如陈云所言：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难，现在腐败很容易。”［3］(P217)个体、私营经济在对公有制经济起着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带来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中来。
2，现实体制原因。从体制转换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两种体制的摩擦和碰撞必然产生某种无序状态。体制、法制、政策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从经济结构转换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正从农业社会迅速走向工业社会乃至知识社会。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最迅速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与腐败现象产生的“高发期”。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却尚未作出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这是产生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更具根本性、深层次的原因。腐败又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伴生物，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归根结底都是权力腐败。具体而言，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现行干部任用和管理体制严重失当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1］(P364)
第二，正确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正确分析与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出发点。
不可否认，当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有滋长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党群关系，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往今来，腐败现象“离心力”最大。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如果以权谋私，势必丧失民心。失去民心，腐败盛行，政权就保不住了。［4］(P525)二是腐败阻碍改革进程，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腐败使党的现行政策无法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一度非常猖獗的走私、护私犯罪活动即是明证。而且腐败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是造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因素。三是腐败引起道德滑坡，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政者正也”，如果领导干部台上讲反腐败，台下带头搞不正之风，必然对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容易使社会缺乏理想，思想混乱，心理失重。四是腐败践踏法制，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存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可能确立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局面，江泽民多次指出，如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有走向毁灭的危险。“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既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又要有紧迫感，抓紧工作，坚决斗争。”［2］(P99)
第三，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总体思路。江泽民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5］(P55)为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防止腐败行为产生的第一道防线。“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时刻改造主观世界。江泽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就会成为自觉的要求。
2．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是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治本之策。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落实各项法律条文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建立健全权利监督与制约机制。强化监督是防止权利滥用的关键。首先，要健全党内外的监督制度。特别是权力机关、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等的监督。其次，要扩大民主，实行政务公开。再次，要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度和法规，做到依法行使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监督的有效实施。
4．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漏洞和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改革来铲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在经济领域，要建立健全金融实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资金外逃防范制度、遗产税和捐赠税制度等。同时，还应加强对特种审计制度、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治理公职人员薪外收入等对策措施的应用研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反腐倡廉具有内在统一的辨证关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一定时期内，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从形式上将更加多样化，从手段上将更加高科技化，从领域上将更加国际化，从工作上将更加复杂化。随着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及时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反腐倡廉的理论，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钟海连
［关键词］ “三个代表” 反腐倡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历史赋予中共的崭新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三个代表”与反腐倡廉辩证统一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和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三个代表”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三个代表”是新时期的建党纲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阐明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中共党的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江泽民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1］(P520)党的作风即党风，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习、思想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1］(P519)
由于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实际上是统一的。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建设”在于“强身健体”，弘扬正气，“斗争”则在于割除毒瘤，抑制邪气。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向心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邓小平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政治交代时，特别强调要抓惩治腐败。江泽民说，“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当面对我们讲，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要首先抓反腐败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大了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2］(P96-97)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结合新的实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风建设的重要思想。围绕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二、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物质基础；先进文化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代表人民利益，赢得民心是执政党赖以生存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共永葆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和政治保证，而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则无疑是对这种先进性的玷污。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实践角度看，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反腐倡廉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
其一，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违背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确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标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国共产党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着眼于以科学技术为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作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P153)而当前的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就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腐败分子滥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谋取一己或小团体的私利，严重阻碍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给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破坏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其二，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背离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文化总是随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和反作用。文化的存在具有多样性。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同一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文化。在现实多元文化格局中，必然有先进的、落后的、腐朽的。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P15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导向引领作用，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而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既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形形色色没落腐朽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其不断滋生，严重破坏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背离了中共“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其三，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阻碍了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们客观需要的满足，就是“利益”。人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满足，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不是各个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之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方面客观需要的满足，即物质利益；一是精神文化客观需要的满足，即精神利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所在。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P160-161)而当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独断专行等不正之风，贪污受贿、奢侈挥霍、失职渎职、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给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先进文化的前进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从而最终阻碍了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三个代表”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深入探索，构建了颇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科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正确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强调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提出要标本兼治反腐败。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理论无疑是全面推进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一，科学认识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1］(P101)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首先要深入探讨现阶段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复杂成因，以对症下药，从根本上遏制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行为的滋长蔓延。对这一问题，江泽民从历史与现实、制度体制与思想认识等方面作出了科学、辨证的分析。
1，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1］(P102)这些形式主要有官僚主义、裙带关系、徇私行贿、特权思想等。国家权力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中共由新中国成立前的非执政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为某些腐败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容易形成既得利益小团体。正如陈云所言：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难，现在腐败很容易。”［3］(P217)个体、私营经济在对公有制经济起着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带来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中来。
2，现实体制原因。从体制转换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两种体制的摩擦和碰撞必然产生某种无序状态。体制、法制、政策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从经济结构转换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正从农业社会迅速走向工业社会乃至知识社会。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最迅速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与腐败现象产生的“高发期”。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却尚未作出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这是产生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更具根本性、深层次的原因。腐败又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伴生物，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归根结底都是权力腐败。具体而言，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现行干部任用和管理体制严重失当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1］(P364)
第二，正确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正确分析与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出发点。
不可否认，当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有滋长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党群关系，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往今来，腐败现象“离心力”最大。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如果以权谋私，势必丧失民心。失去民心，腐败盛行，政权就保不住了。［4］(P525)二是腐败阻碍改革进程，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腐败使党的现行政策无法全面、准确贯彻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一度非常猖獗的走私、护私犯罪活动即是明证。而且腐败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是造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因素。三是腐败引起道德滑坡，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政者正也”，如果领导干部台上讲反腐败，台下带头搞不正之风，必然对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容易使社会缺乏理想，思想混乱，心理失重。四是腐败践踏法制，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存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可能确立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局面，江泽民多次指出，如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有走向毁灭的危险。“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既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又要有紧迫感，抓紧工作，坚决斗争。”［2］(P99)
第三，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总体思路。江泽民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5］(P55)为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防止腐败行为产生的第一道防线。“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时刻改造主观世界。江泽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就会成为自觉的要求。
2．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是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治本之策。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落实各项法律条文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建立健全权利监督与制约机制。强化监督是防止权利滥用的关键。首先，要健全党内外的监督制度。特别是权力机关、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等的监督。其次，要扩大民主，实行政务公开。再次，要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度和法规，做到依法行使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监督的有效实施。
4．深化改革，减少和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漏洞和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改革来铲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在经济领域，要建立健全金融实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资金外逃防范制度、遗产税和捐赠税制度等。同时，还应加强对特种审计制度、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治理公职人员薪外收入等对策措施的应用研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反腐倡廉具有内在统一的辨证关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一定时期内，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从形式上将更加多样化，从手段上将更加高科技化，从领域上将更加国际化，从工作上将更加复杂化。随着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及时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反腐倡廉的理论，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钟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