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年来，我们一直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社会生活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旧的东西被人们抛弃了。许多旧的价值观念被新的价值观念所代替。曾经被当作圣物的一些东西，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彩，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这场变化的内容之丰富，足够历史家们写出多卷本的巨著。这里只谈这场变化的一个很小的侧面，就是廉价品的没落。
本文所说的廉价品，不是物美价廉的商品。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不会没落的，因为它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强大的竞争能力。
必然没落的廉价品，是骗人的劣等商品。它用“廉价”来吸引人，结果并不廉价。
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大概都见过这种都市风光：有的商店门口挂出大幅标语，那上面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大廉价！”“大牺牲！”“本店货物一律五折！”有的老板还从马戏团请来一个化妆成小丑的乐队，洋鼓洋号，又吹又打，吸引一群小孩子挤在门前，好不热闹。
廉价有一点效力，确实能招徕顾客。不过，渐渐地也就失效了。因为凡是廉价品，大半不是好货。而那折扣，往往也是虚伪的：把价值一元的劣等货物，标价二元二角，然后打个五折，实售一元一角，不但没有“大牺牲”，还多赚一角。至于大吹大擂的乐队，那工钱自然也是摊在顾客身上。这种廉价生意，当然是一槌子买卖。上过当的，下次就不来了。因此，它的没落是必然的。
不过本文所说的，也不是这种廉价品，因为解放后已经不再有这种骗人的廉价商店。即使有个别商店用劣货骗人，也不是本文的对象。这里要说的廉价品，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东西。它们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曾经达到全面繁荣的程度。
贩卖廉价品的最大掮客是林彪。他极善于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政治上的好处。比方说，手拿一本《语录》放在心口表示忠心，把它高高举起就表示“高举”。这类廉价的动作果然为他赚来可观的政治好处。“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用得最活！”他的吹鼓手们这样喊道。这喊声比廉价商店雇来的化妆乐队宏亮多了。于是别人都应当被打倒，打不倒的也要挤到旁边，他一个人成了“接班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个年代，廉价的标语，廉价的口号，廉价的形容词，廉价的致敬电，廉价的徽章，廉价的“忠”字，都成为最时髦的畅销货。这些东西可以总名之为“廉价政治”。谁最会“突出”这种“政治”，谁就是大“左派”。
由于“突出”了这种廉价政治，中国的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污染。玩弄小聪明，使用小动作，投机取巧，出奇制胜，简直泛滥成灾。有少数被廉价政治迷了心窍的人，硬是象赌棍一样，到处押宝，碰碰运气。碰上了，可以成为新兴的暴发户；碰不上，反正也输不了多少本钱。一封效忠信，一封告密信，可以马上飞黄腾达。考试答不出卷子，倒打一耙，攻击考试，批判老师，也可以赢来意外的收获。甚至，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这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在“廉价政治”的污染下，社会上大大滋长了专尚空谈不务实事的坏作风。他们不但强迫人们去搞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而且培养了一批专会“突出政治”的人。别人辛辛苦苦干实事，他们夸夸其谈说空话。你的工作或生产搞上去了，他说这是那种“政治”促上去的。功劳在他那里。工作或生产被他的空话耽误下来了，他说你没有接受那些空话的“统率”，错误在你这边。
为了突出廉价政治，林彪还善于表现廉价感情。一九六九年在一次会议上，为了表明他对领袖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居然当众哭了起来，哭得大家感到肉麻。这种廉价感情当然也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就有了。据《三国演义》描写，刘备就很会哭，说哭就哭。这是“政治家”的哭。还有老百姓的哭。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殡，真是哭声动地。其中当然有真正哀痛的，不过这种行列的哭声，多半是硬装出来的。一般哭得最响亮的，是一种“哭丧妇”。心中并无此种感情，而能哭得呼天抢地，真是一种本领。不过看热闹的人心里明白，哭的人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廉价感情。刘备式的感情也好，哭丧妇式的感情也好，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希奇的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内部，居然有人又来卖弄这种廉价感情。不过历史是最严峻的见证人。那位最“高举”、最“紧跟”、最有“感情”的人，正是要对他三呼“万岁”的领袖下毒手的人。
象其他骗人的廉价品一样，这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为它服务的一切廉价的词藻、廉价的颜料，在红极一时之后，必然逐渐没落。等到那“史无前例”的时期结束以后，这些廉价品就象用过了的包装纸一样，被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可以包装各种不同的商品，廉价的手段也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是反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反革命，不骗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必然要动用一切廉价的手段来骗取政治资本。但是，用廉价的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首创的。凡不老老实实，而是想轻易取得成功，都属于廉价的范畴。有人并非为了骗人，甚至是出于好心，也可能求助于廉价的手段。不过，即使是好人出于好心，廉价品也是要不得的。
比方说，有人以为，共产主义不必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只要马上宣布一种“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立刻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实现了。这是多么便宜的事情啊！五十年代末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世界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共产主义？这不是一种廉价品吗？搞这种廉价政治的，主观动机未必不好，但是客观效果却非常之坏。当时的“浮夸风”更是一种廉价品。一些人互相比赛吹牛。谁最会说大话，谁就最红，就最吃得开。而老实人却倒霉了，不是“算帐派”，就是“观潮派”，总之，右倾保守就是了。等到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同志老老实实讲了一通真话被罢了官以后，老实人就更不好当了。当然，归根到底，老实人是不吃亏的。不过，要分清这种是非，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因为没有及时分清是非，所以过了几年之后，又刮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廉价政治的风暴。
现在终于到了分清是非的时候了。包括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在内，一大批历史事件的是非都分清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老老实实的作风正在兴起，科学的态度正在兴起。那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其他一切廉价品，遭到群众极大的冷淡，遭到社会普遍的唾弃。
当然，垃圾在运走之前，总有人来捡破烂，捡回去重新利用。近四年来，我们一直在除旧布新。扫出来的废物相当多，一时还运不走，其中就包括廉价政治的包装纸。因此，也就难免有人把它捡起来重新利用。比方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听起来很神气，其实认真一看，原来是被人扫到垃圾堆里的“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政治目的，姑且不去分析，只就这种方法和作风来说，就是一种廉价政治。一“凡是”，就“高举”了；谁反对“凡是”，谁就是“砍旗”。这种政治，也太不值钱了。再比方说，我们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反对个人迷信，有人竟说“感情上不能接受”。这种“感情”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是高尚的还是廉价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不过，廉价品风行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新式的廉价政治和新式的廉价感情，遭到普遍的冷落。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一种表现。这个变化好得很，因为那种坏风气被好风气所代替，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进步的原因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而在于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社会生产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用廉价的包装纸包装起来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人民再也不要了。人民要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上面。对于这种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而不是贩卖廉价品的掮客，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空空洞洞的喊叫。
这场变化，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发生，并且不依赖任何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干部，早就盼望着这种变化。因此，他们对这场变化是欢欣鼓舞的。但是，有人对这场变化却很不理解，因为他坚持已经崩溃了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新时期的一切。
新时期的价值观念之一，就是物质利益原则。这是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力。然而它正是某些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据说它玷污了革命的圣洁。这种人只知道一切都应该是为了革命。他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看见按劳分配调动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多得了收入，便惊呼人们都在“向钱看!”愤怒地指责当今道德的“堕落”。其实，把正当的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人们都在“向钱看”，不过是一顶廉价的帽子，现在已经压不住人了。尊重物质利益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不能归结为一个“钱”字。有的人把党的政策所调动起来的群众的积极性也挖苦为“向钱看”，是很不恰当的。其实这种挖苦也反映了挖苦者对经济规律所知甚少。我们的钱是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一时一刻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前在所谓“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廉价口号下，非常大方地把许多个亿的人民币白白糟踏了。每一元人民币都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为什么不精打细算？社会主义的原则既然是按劳分配，劳动者按照自己的劳动领取人民币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而且对所谓“向钱看”发出廉价道德愤慨的人，事实上也离不开人间烟火，因此他也需要人民币。不过他本人是不是“向钱看”，别人当然不清楚，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当然，钱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过那也不能怪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现象都还没有绝迹。这确实是一种“向钱看”。对这种“向钱看”，当然应该反对。我们必须针对这些现象去作切实有效的工作。需要澄清的是，这种种现象的存在，决不是现行经济政策的过错。这些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比今天要严重得多。那时并没有听到有谁发出“向钱看”的道德谴责。唯独今天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听到“向钱看”的谴责。可见这顶帽子是针对当前的经济政策的。这是对物质利益原则的不负责任的嘲弄。不过据我看，这种廉价的嘲弄，可能引起一时的惊讶，但它阻挡不了客观规律的脚步，阻挡不了一天比一天更加活跃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
“你们光抓经济，不要政治思想工作！”
不是不要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党中央确定工作重心转入四化建设，这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不去贯彻这条政治路线，而是找些坏现象(这种现象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把它和新的政策连在一起，这究竟是什么“政治”呢？
《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从发表一个青年的真心话开始的，结果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有几万人给编辑部写信。这件事引起某些人的忧虑和反对。有人所熟悉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我说你服”，“我打你通”。有人习惯的就是“莺歌燕舞”。他们认为，要发表青年的信也只能发表“东风劲吹”、“红旗招展”式的，怎么能发表《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不是惹麻烦吗？他们不知道，“我说你服”、“我打你通”式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就是简单化的，现在更加不行了。他们尤其不知道，群众只愿意听真话。假话、空话和大话已经绝对没有市场了。我党我军有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传统。简单粗暴的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成功的经验。至于弄虚作假，言不由衷的所谓“宣传”，那更是我们党一向反对的，因为这都是廉价品。
新时期不是不要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需要符合新情况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不要廉价政治。对于这一点，有人还不知道，因此当他发现群众对这种政治很冷淡的时候，便以为政治思想工作遇到危机。其实这只是旧事物的危机，是廉价品的危机，而不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危机。《中国青年》所开展的讨论，就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适合新时期需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不过却是一种新的尝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青年们对这场讨论的空前关心和踊跃参加，就表明它是成功的。而受到群众冷淡待遇的，只是已经陈旧了的东西，或者是廉价品。它反映了旧事物已经过时，反映了廉价品的没落。尽管有人对这种现象表示不理解，表示惋惜，甚至表示愤怒，但都挽救不了它的没落。
本文所说的廉价品，不是物美价廉的商品。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不会没落的，因为它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强大的竞争能力。
必然没落的廉价品，是骗人的劣等商品。它用“廉价”来吸引人，结果并不廉价。
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大概都见过这种都市风光：有的商店门口挂出大幅标语，那上面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大廉价！”“大牺牲！”“本店货物一律五折！”有的老板还从马戏团请来一个化妆成小丑的乐队，洋鼓洋号，又吹又打，吸引一群小孩子挤在门前，好不热闹。
廉价有一点效力，确实能招徕顾客。不过，渐渐地也就失效了。因为凡是廉价品，大半不是好货。而那折扣，往往也是虚伪的：把价值一元的劣等货物，标价二元二角，然后打个五折，实售一元一角，不但没有“大牺牲”，还多赚一角。至于大吹大擂的乐队，那工钱自然也是摊在顾客身上。这种廉价生意，当然是一槌子买卖。上过当的，下次就不来了。因此，它的没落是必然的。
不过本文所说的，也不是这种廉价品，因为解放后已经不再有这种骗人的廉价商店。即使有个别商店用劣货骗人，也不是本文的对象。这里要说的廉价品，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东西。它们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曾经达到全面繁荣的程度。
贩卖廉价品的最大掮客是林彪。他极善于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政治上的好处。比方说，手拿一本《语录》放在心口表示忠心，把它高高举起就表示“高举”。这类廉价的动作果然为他赚来可观的政治好处。“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用得最活！”他的吹鼓手们这样喊道。这喊声比廉价商店雇来的化妆乐队宏亮多了。于是别人都应当被打倒，打不倒的也要挤到旁边，他一个人成了“接班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个年代，廉价的标语，廉价的口号，廉价的形容词，廉价的致敬电，廉价的徽章，廉价的“忠”字，都成为最时髦的畅销货。这些东西可以总名之为“廉价政治”。谁最会“突出”这种“政治”，谁就是大“左派”。
由于“突出”了这种廉价政治，中国的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的污染。玩弄小聪明，使用小动作，投机取巧，出奇制胜，简直泛滥成灾。有少数被廉价政治迷了心窍的人，硬是象赌棍一样，到处押宝，碰碰运气。碰上了，可以成为新兴的暴发户；碰不上，反正也输不了多少本钱。一封效忠信，一封告密信，可以马上飞黄腾达。考试答不出卷子，倒打一耙，攻击考试，批判老师，也可以赢来意外的收获。甚至，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这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在“廉价政治”的污染下，社会上大大滋长了专尚空谈不务实事的坏作风。他们不但强迫人们去搞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而且培养了一批专会“突出政治”的人。别人辛辛苦苦干实事，他们夸夸其谈说空话。你的工作或生产搞上去了，他说这是那种“政治”促上去的。功劳在他那里。工作或生产被他的空话耽误下来了，他说你没有接受那些空话的“统率”，错误在你这边。
为了突出廉价政治，林彪还善于表现廉价感情。一九六九年在一次会议上，为了表明他对领袖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居然当众哭了起来，哭得大家感到肉麻。这种廉价感情当然也不是林彪的发明，早就有了。据《三国演义》描写，刘备就很会哭，说哭就哭。这是“政治家”的哭。还有老百姓的哭。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殡，真是哭声动地。其中当然有真正哀痛的，不过这种行列的哭声，多半是硬装出来的。一般哭得最响亮的，是一种“哭丧妇”。心中并无此种感情，而能哭得呼天抢地，真是一种本领。不过看热闹的人心里明白，哭的人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廉价感情。刘备式的感情也好，哭丧妇式的感情也好，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希奇的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内部，居然有人又来卖弄这种廉价感情。不过历史是最严峻的见证人。那位最“高举”、最“紧跟”、最有“感情”的人，正是要对他三呼“万岁”的领袖下毒手的人。
象其他骗人的廉价品一样，这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为它服务的一切廉价的词藻、廉价的颜料，在红极一时之后，必然逐渐没落。等到那“史无前例”的时期结束以后，这些廉价品就象用过了的包装纸一样，被扫到垃圾堆里去了。
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可以包装各种不同的商品，廉价的手段也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林彪和“四人帮”搞的是反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反革命，不骗人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必然要动用一切廉价的手段来骗取政治资本。但是，用廉价的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首创的。凡不老老实实，而是想轻易取得成功，都属于廉价的范畴。有人并非为了骗人，甚至是出于好心，也可能求助于廉价的手段。不过，即使是好人出于好心，廉价品也是要不得的。
比方说，有人以为，共产主义不必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只要马上宣布一种“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立刻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实现了。这是多么便宜的事情啊！五十年代末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世界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共产主义？这不是一种廉价品吗？搞这种廉价政治的，主观动机未必不好，但是客观效果却非常之坏。当时的“浮夸风”更是一种廉价品。一些人互相比赛吹牛。谁最会说大话，谁就最红，就最吃得开。而老实人却倒霉了，不是“算帐派”，就是“观潮派”，总之，右倾保守就是了。等到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同志老老实实讲了一通真话被罢了官以后，老实人就更不好当了。当然，归根到底，老实人是不吃亏的。不过，要分清这种是非，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因为没有及时分清是非，所以过了几年之后，又刮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廉价政治的风暴。
现在终于到了分清是非的时候了。包括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在内，一大批历史事件的是非都分清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老老实实的作风正在兴起，科学的态度正在兴起。那种廉价的政治，廉价的感情，以及其他一切廉价品，遭到群众极大的冷淡，遭到社会普遍的唾弃。
当然，垃圾在运走之前，总有人来捡破烂，捡回去重新利用。近四年来，我们一直在除旧布新。扫出来的废物相当多，一时还运不走，其中就包括廉价政治的包装纸。因此，也就难免有人把它捡起来重新利用。比方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听起来很神气，其实认真一看，原来是被人扫到垃圾堆里的“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政治目的，姑且不去分析，只就这种方法和作风来说，就是一种廉价政治。一“凡是”，就“高举”了；谁反对“凡是”，谁就是“砍旗”。这种政治，也太不值钱了。再比方说，我们贯彻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反对个人迷信，有人竟说“感情上不能接受”。这种“感情”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是高尚的还是廉价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不过，廉价品风行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新式的廉价政治和新式的廉价感情，遭到普遍的冷落。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一种表现。这个变化好得很，因为那种坏风气被好风气所代替，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进步的原因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而在于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社会生产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用廉价的包装纸包装起来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人民再也不要了。人民要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上面。对于这种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而不是贩卖廉价品的掮客，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空空洞洞的喊叫。
这场变化，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发生，并且不依赖任何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干部，早就盼望着这种变化。因此，他们对这场变化是欢欣鼓舞的。但是，有人对这场变化却很不理解，因为他坚持已经崩溃了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新时期的一切。
新时期的价值观念之一，就是物质利益原则。这是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力。然而它正是某些人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据说它玷污了革命的圣洁。这种人只知道一切都应该是为了革命。他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看见按劳分配调动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多得了收入，便惊呼人们都在“向钱看!”愤怒地指责当今道德的“堕落”。其实，把正当的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人们都在“向钱看”，不过是一顶廉价的帽子，现在已经压不住人了。尊重物质利益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不能归结为一个“钱”字。有的人把党的政策所调动起来的群众的积极性也挖苦为“向钱看”，是很不恰当的。其实这种挖苦也反映了挖苦者对经济规律所知甚少。我们的钱是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一时一刻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前在所谓“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廉价口号下，非常大方地把许多个亿的人民币白白糟踏了。每一元人民币都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为什么不精打细算？社会主义的原则既然是按劳分配，劳动者按照自己的劳动领取人民币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而且对所谓“向钱看”发出廉价道德愤慨的人，事实上也离不开人间烟火，因此他也需要人民币。不过他本人是不是“向钱看”，别人当然不清楚，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当然，钱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过那也不能怪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现象都还没有绝迹。这确实是一种“向钱看”。对这种“向钱看”，当然应该反对。我们必须针对这些现象去作切实有效的工作。需要澄清的是，这种种现象的存在，决不是现行经济政策的过错。这些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比今天要严重得多。那时并没有听到有谁发出“向钱看”的道德谴责。唯独今天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听到“向钱看”的谴责。可见这顶帽子是针对当前的经济政策的。这是对物质利益原则的不负责任的嘲弄。不过据我看，这种廉价的嘲弄，可能引起一时的惊讶，但它阻挡不了客观规律的脚步，阻挡不了一天比一天更加活跃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
“你们光抓经济，不要政治思想工作！”
不是不要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党中央确定工作重心转入四化建设，这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不去贯彻这条政治路线，而是找些坏现象(这种现象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把它和新的政策连在一起，这究竟是什么“政治”呢？
《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从发表一个青年的真心话开始的，结果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有几万人给编辑部写信。这件事引起某些人的忧虑和反对。有人所熟悉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我说你服”，“我打你通”。有人习惯的就是“莺歌燕舞”。他们认为，要发表青年的信也只能发表“东风劲吹”、“红旗招展”式的，怎么能发表《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不是惹麻烦吗？他们不知道，“我说你服”、“我打你通”式的政治思想工作，过去就是简单化的，现在更加不行了。他们尤其不知道，群众只愿意听真话。假话、空话和大话已经绝对没有市场了。我党我军有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传统。简单粗暴的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成功的经验。至于弄虚作假，言不由衷的所谓“宣传”，那更是我们党一向反对的，因为这都是廉价品。
新时期不是不要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需要符合新情况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不要廉价政治。对于这一点，有人还不知道，因此当他发现群众对这种政治很冷淡的时候，便以为政治思想工作遇到危机。其实这只是旧事物的危机，是廉价品的危机，而不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危机。《中国青年》所开展的讨论，就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适合新时期需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不过却是一种新的尝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青年们对这场讨论的空前关心和踊跃参加，就表明它是成功的。而受到群众冷淡待遇的，只是已经陈旧了的东西，或者是廉价品。它反映了旧事物已经过时，反映了廉价品的没落。尽管有人对这种现象表示不理解，表示惋惜，甚至表示愤怒，但都挽救不了它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