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与严肃的摄影艺术创作者之间，似乎有一条撕裂的鸿沟。所以，才会有摄影师们前赴后继地从其所在的媒体辞职，全身心投入到一个不被打扰的创作世界中。
　　当然，也有不少商业摄影师在一次次的商业委托下，消磨了纯粹的艺术创作激情。凡事很难两全，在职业发展和艺术创作二方的撕扯中，手持照相机者往往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因此，1980年代曾在巴黎的时尚摄影界打出一片天的台湾摄影界前辈郭英声，在邓博仁近期出版的摄影书《时光酵母》的前言中，写下这么一句话：“在繁忙的工作中持续创作，不害怕尝试新变化的人是很幸福的。”可见，对这条“撕裂的鸿沟”，郭英声早已深有体会。
　　挣脱摄影记者的身份
　　随着《时光酵母》一书的出版，邓博仁近期在台北接连办了两次展览，这无论对观者，还是对他的摄影记者同行来讲，都是一种鼓舞。而在前辈郭英声眼里，在工作之余能全力以赴不断尝试的邓博仁，是努力为自己争取了一份不受拘束的创作之乐。
　　作为一名有着十几年资历的报社摄影记者，邓博仁多年来一直以一股率真且执着的创作热忱，来“抵抗”摄影记者这份职业日积月累带给他的消磨。或者，正是在平日工作的海量快照中，他才积累一股巨大的颠覆力量，从新闻摄影中努力挣脱出来，试图建立个人的独特视觉语言。
　　作为一种“民主”的媒介，摄影一直以来都对创作者的颠覆行为持鼓励态度。邓博仁的作品如同一个时间触发器，让观者在进入画面的同时，消解掉摄影本身的瞬间性，让观者进入一段时间暧昧的记忆与梦游中。无论是从创作形式还是在题材、故事上，邓博仁的作品都散发着一股浓稠浑浊的气息，让观者一时之间无法穿越层层叠叠的信息来把握摄影与现实的关系，最终他掉入到不知疲倦且意兴盎然的创作中，进入到潜意识的神秘世界里。
　　突破时间的局限
　　邓博仁用了多种方法来突破摄影的时间局限，以发展他有意为之的“时间酵母”系列。为了把时间发酵，他运用了大量拼贴、绘画、添加物等综合媒材，且将这些不同肌理的媒材组合在一个二维的影像空间内，从影像的角度来认知世界。
　　邓博仁所运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把底片故意放在潮湿的环境中，任其发霉发酵，再拿出来晒干翻拍。这是他乐此不疲的一种创作方法，他把当摄影记者时拍摄的底片放到一个自制的恶劣环境中，大约一个礼拜后进行“采收”；而采收后的底片，其原有的药膜面大都在霉菌的作用下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病变”，那些病变的结果，成了邓博仁最终作品中的一部分，从而在整体上加重了作品的含混和暧昧。
　　对底片进行再创作，并非司空见惯，但也有不少摄影师会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在“掌控”和“失控”之间，在影像创造的过程中放弃部分控制权，靠一点运气或许会得到神来之笔，但无论如何，这种可控当中的不可控，有意无意间迎合了摄影的特性，即我们能主观地对现实生活的某一场景进行有意的框取，却无法随意摆弄现实。
　　邓博仁的创作，便是在掌控与失控之中，表达对可以触摸但又回不去的记忆的忧郁之情，在有意为之和放任发展之中，表达他对社会发展有意见却又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而归结起来，这些创作都是从邓博仁本人的成长历程出发。我们可以从他如密码般浓缩重叠的图片表层，看到一个台湾人的成长经历，看到台湾发展变化中的某个侧面。
　　创作中的台湾底色
　　邓博仁1969年出生在台湾屏东，离开家乡到台北念大学后，便开始怀有对家乡的复杂怀念。从小与父亲的疏离，与爷爷的亲密，以及邓博仁在成长过程中所体验的情感，都影响了他的成长。当他近两年在云南大理拍摄田间照片时，触发了对家乡屏东的记忆，对自己儿时成长的回忆。而这些即刻的反应，又在无意间呈现在过去几十年间大陆和台湾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相似性。
　　“相较之下，小时候的生活是单纯的，高中毕业之后来到台北，我喜欢台北，但情绪又很复杂，好像我并不是很快乐。蓝绿两党之间又吵来吵去，我的创作很多是在宣泄对社会的不满。”
　　台湾社会现实中的某些侧面，透过邓博仁的影像表达出来。当然，台湾社会现实与大陆社会现实也不乏诸多相似的地方，作为一个摄影记者，邓博仁见证台湾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见证新旧交替，在商业和政策的合力驱动下，台湾社会经历着不可逆转的改造。邓博仁将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对社会现实的情绪，通过“时间发酵”的方式，进行了暧昧浑浊的表达，而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他在此过程中的忧伤、快乐、发泄、担忧等复杂情绪。邓博仁撇开了传统的摄影方式，转向自由式的发散思维，他并非对现实进行直接的框取和复制，也不是通过影像进行直接的意见表达，而是让个人、社会的记忆，通过多样的“掌控”与“失控”手法，含蓄且饱含深情地表达出来，指向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我很喜欢达利的作品和杰利·尤斯曼的作品，好像梦一样。虽然我的作品也像梦，但我的梦都很真实，是从生活中刻画出来的，不是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