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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围绕一个重大理念展开的。
封建帝制将国家权力家族化，其核心是君主世袭，百姓甚至贵族官僚对皇位的继承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历代登过大位的老老少少几百人中，大多数不是庸才就是歪种，还有大批短命鬼。就是皇帝们一些日常性的喜怒哀乐，也不知导致了多少人死于非命。若能碰上一个稍具清醒头脑和有所作为的帝王，也是一种没有任何保障的意外幸遇，人们却感激涕零，将其歌颂为千秋圣君。所以，皇帝不过是个独特的职业，很神圣也很简单，简单得连襁褓里的乳仔都可以充当。西汉殇帝刘隆出生刚满一百天，就嘴含着母亲的乳头被抱上大位，八个月后，不满周岁的“圣上”还是在母亲怀里一蹬腿一白眼死了。这个即位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刘隆创造了“帝王之最”，如此短命的皇帝还可从史书中拎出一长串来。
帝制尽管荒诞，但中国缺这缺那，从来没缺过皇上，一个皇帝高坐在金銮殿上，朝野间想做皇帝的人一万个都不止，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表露出来。因而，历代王朝深墙大内不乏烛影斧声，矫诏篡旨，血溅玉栏。除了这种无休无止的血腥争夺，荒唐帝制还导致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蚁战”。一支支文盲与莽汉组成的军队被豪雄们驱使着，在一阵阵血光喷溅之后，他们成排成队地倒在了冰雪里或泥水中。这样，一杀数年甚至数十年，直杀得白骨遍野，万里萧条，将社会再一次拉回到过去那个“原点”上，然后丝毫不差地从头重复过去的一切。
到了晚清时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一向靠自我神化、自我吹诩的帝制理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动摇。
鸦片战争之后，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么多的人来这般关注和思考民族的命运，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过。大家不再像以往那样，满腔忧愤地对着苍天发问，而是理性地拷问着古老的历史，直逼“君权神授”这个靠寒枪冷刀护卫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理论核心。
不允许辩驳的理论不但不是真理，而且可以断定是谎言！
帝制原本是建立在荒诞神话基础上的。上苍从来没有将广袤天下交给哪一家一姓，只有破掉真命天子这个真正的弥天大谎，中国社会才能脱胎换骨！
中国的思想者终于能够突破“帝制原理”、第一次脚踩着封建儒教来认识世界，来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人民为谁活着，思考人民怎样才能正确地活着，思考政府与百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思考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现复兴。
当宪政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时，人们渐渐认识到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政，才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崇高理想。苦闷，彷徨，几代人本能的反抗和痛苦求索，终于寻找到了一条光明坦途。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高伟之处，正是他坚定地倡导民主共和，并倾其毕生精力去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辛亥年那场奇异的革命，是信念的胜利，而不是武力的胜利。
辛亥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却未能形成一个在乱世中领军征杀、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和豪雄群体，所以他们也不存在像以往的起义军夺取天下之后怎样论功行赏，怎样“排排坐”瓜分胜利果实。我们还应该给这种“反常现象”一个形象的实质性解释：以前的造反，每个人骨子里都愿意做皇帝，而这次革命就是推翻皇帝。
（二）
广东出版界的几位朋友听说我要写辛亥革命，再三邀请我去中山故里看看，去广州看看。在一路呼啸的“高铁”车厢里，我很久保持着半躺的姿势来思索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引导者，思索这场革命的又一个“例外”。
我在那个燥热的下午赶到黄花岗，是因为我到了广州就一定要去凭吊埋葬在这里的烈士，还要到这块散落着榕树、木棉和蕉叶的山冲寻访先烈的理想和情怀。方形墓基前面，是由三个并列拱门和七十二块磨石构成的一座高矗的牌坊，名曰“纪功坊”，牌坊顶端雕塑着自由女神像。当我穿过两侧林立的花木碑石，从宽阔的墓道走近那座带有浓厚的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雕塑时，依然感到一种震撼。一次全新的革命，先烈们正是怀着全新的社会憧憬展开的。他们的灵魂还在簇拥着这座雕像，多雨的南方虽然使她的表面早已发黑，但她头顶的冠冕依然金光四射，她依然坚定地高擎着火炬，高擎着希望。
英雄是时势造就的。我总想到1911年春节即将到来的一天赶往武昌蛇山奥略楼的那批青年军人的匆匆身影，文学社就是那天在这座临江的楼阁上成立的。这个名字听起来过于温雅的团体，似乎是一群赏玩诗歌散文的文学爱好者，可它却是一个青年军人组织，为了便于隐蔽，他们有意淡化革命色彩，将原来的振武学社改作了这么个称呼。湖北的共进会也没成立多少时光，会长却换了几任，他们与文学社联手已经是当年５月的事情，就是这么两个秘密的地下组织，就是那么几个年轻人，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事变。由于他们早就对起义战斗作过周密的预设，因而保证了暴动在自发情势下的发展成功。他们谋划了革命，却没有谋划过自己。
首义战斗因为事起仓促，既定的领导起义的几个头面人物一个也不在现场。当熊秉坤带领工程营起义队伍冲到楚望台时，因熊秉坤军阶太低，短短一会儿功夫没有形成指挥地位，群龙无首的士兵就推出在军械库当值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这个吴队官也是八镇工程营的，相当于连级军官。就是这么个小小队官，来不及作任何考虑就接下了突如其来的大任，他首先对起义部队作出了不得滥杀和服从命令两项约法，随后果断镇定地进行战斗部署，指挥炮队向湖广总督署发起攻击，直至拿下全城。
当初夜黑人众，军情如火，推举吴兆麟出马的这个“提名权”到底属于哪位英杰，恐怕已经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了。后来有的亲历者说，工程营冲上来时，吴兆麟和那些守库的人吓得要死，当大家提出让他出面指挥，他竟“呆若木鸡，不能言语”。关于那个夜晚的回忆，孰是孰非没法确定。吴兆麟加入过日知会，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可他同样年轻，也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临危受此大任，不排除他因事起突然而一时手足失措。但他后来的表现，却证实了士兵们没有看错。武汉光复后，他出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和民军战时总司令，负责组织阳夏保卫战和筹备北伐。
（三）
武昌义举成功，革命党人必须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都督人选成了焦点，没想到这事却让他们犯难了。举事之前，两个革命团体曾经推举共进会会长刘公为总理，这实际上就是为事后军政府准备的领导人。但那些日子刘公因一直患病而隐匿到友人寓所，未能参与起义，所以，当有人提出让他担任都督时，被其推辞。
瞬息万变的局势不容这些年轻的造反者从容磋商，他们必须尽快推出胜利后的领袖人物。于是，便有了黎元洪这个从未打算投身革命、并且军阶也不高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被推上历史的最前台，直让变幻不定的光影将他投射得明暗难分，模糊不辨。多少年来，黎都督成了一个捡了天大便宜、并没有什么作为的历史幸运者。所以，他从黎都督到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几代乡亲不知道他这个“武汉人”在这一段段意外的人生历程中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好事。
黎元洪病逝后，国民政府为这位民国总统举行过隆重的国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汉安葬，历时八年之久。最让世人瞩目的是1935年11月24日大武汉为他送殡的场面，那天全国半旗低垂，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静观江城数万乡亲黑纱素幡延绵数里的送殡仪式。可转眼几十度春长秋枯，民国史上这等罕见的盛大哀荣也被不舍昼夜的长江汉水冲刷一空，就连武昌卓刀泉周边的居民也不知道在他们身边长眠着一位近代中国的显赫人物，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那儿苍松灌木浓映的某处山麓有座以大理石镶嵌的现代大墓。因为“文革”期间红卫兵捣毁了这里高大的墓墙和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并掘开他的墓室，撬开棺椁，将其暴尸于“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红色秋风之中。浩劫结束后，地方政府在原先墓址旁边为他重建了新墓，但随他下葬的那件蓝色帅服被陈列到了博物馆，虽然污渍斑斑，却成了具有特殊经历的文物。
黎大总统身后的大荣大臭，皆因为他那种稀奇的“胜出”和巨大的人生反差。一个意识深处都扒不出丁点儿革命影子的人，硬是被推上了革命领袖的位置，所以，民国在大陆消亡之后，他不断被妖魔化，成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反面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在湖北军界是仅次于张彪的第二号人物，相当于一个旅长，年已四十八岁，五短身材，头圆颈粗，腮帮上隆起的鼓肉挤去了他青春时代的大眼、浓眉和挺拔的鼻梁，两撮八字胡也遮蔽了他棱角分明的嘴唇。这副“块头”与袁世凯不但相似，而且斤两上估计也不相上下，但各自表情所包含的个性和内容却大不相同。肥圆的袁世凯，一看就是机灵和奸诈，而黎元洪的胖脸上显露的却是敦厚、忧郁和疲倦。两个不同性情、不同心思的人，从不同的途径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根本表现和根本追求是不同的，历史对他们的结论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黎元洪被起义官兵摁住头颅强行架上都督宝座，他还是顺从了革命，在大混乱的风暴里没有迷失自己，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后封了他这个副总统为“武义亲王”，他坚辞不就，袁氏派心腹将所谓册封圣旨送到他府上长跪不起，遭他一番痛骂，又通过邮政寄来，仍然被他严辞拒绝。
一个充其量不过是具备了做人的基本品质，比较厚道，不曾克扣军饷，没有凶残地扑杀进步力量的旧军官，一旦被裹挟到革命的道途，也能顺应时势，坚定地不与倒行逆施者同流合污，进而成为革命的先行者和共和元勋，可见革命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逆转，扳倒帝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
其实，黎元洪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多么复杂，只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中实在没有丝毫亮色，因而他留给人们最生动的记忆，就是被部属从“床底下”拖出来逼上都督之大位。有人说是几个官兵从他自己寓所的床底把他搜出来的，有人说是从他姨太太的床下拖出来的，也有人说他藏在副官家的蚊帐后面。冒死反叛的革命者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领袖，确实费了一番周折。他们还派人去了他黄陂老家，最后是从一个伙夫口中获知他藏身于某个管带家里。有的文章说官兵寻找到他藏身的房间，听见床下发出紧张的呼吸声响，他们连看都没看，就伸手去抓住他的双脚拉扯了出来。大家见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沾满了灰尘的身子还在筛糠似地颤抖着。这些想象，显然加深了这位革命都督的“床底”色彩。
黎协统被带到革命队伍的营地时，说不清是贵宾还是俘虏，部下吴兆麟慌忙组织部队列队欢迎，没想到他却摆出官长的架势，以严肃口吻训诫大家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不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并劝大家归队回营，还说他负责保大家无事。没等他说完，一名叫马荣的士兵已按捺不住，挥刀上来要砍他，吓得他没敢再啰嗦一句。当他被官兵们又拖又拽地送到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时，众人“恭候”已久，一阵稀落的掌声算是通过了他这位武昌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武昌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同盟会会员李西屏将拟就的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桌前请他签发，他几乎瑟缩到了桌下，连呼请勿害我！请勿害我！李西屏见他胆小如鼠，气得拔出手枪要顶上他的脑门，他仍然不肯提笔。李西屏无奈，只好抓起笔来代他写了一个“黎”字，周围众人皆鼓掌称善。这件事也有不少人回忆过，大同小异。刀枪威逼，好言劝诱，可怜又可敬的革命党人为了规劝黎元洪走上革命之路，颇如马戏团驯兽那般耐心。
还有多位亲历者回忆过他们对黎元洪的劝促，无论真实的历史细节如何，这个辛亥大人物初始肯定是经历了犹豫和推辞等思想转化的，并且这个过程很短。第三天，黎元洪就与他脑后的那条“尾巴”两断了，也与过去那个并不光鲜的清朝军人两断了。
黎元洪隐匿不出，本来是害怕被乱枪打死或被愤怒的叛军处决，很多人却将其理解为躲避革命高位，这就使神圣的革命进一步蒙上了几分滑稽和游戏的色彩，每每想到这个“离奇”的革命情节，心底总会为那些热血战士、为一代勇于献身的“吾党同志”而涌起几分无以形容的酸涩。
10月16日，北军将至，大战在即。武昌阅马场祭坛高筑，刀枪剑戟林立四周，台上供奉着旗剑分列的黄帝神位。这种营造虽然充满着封建式的神灵气氛，但依然庄严肃穆，千军万马静候着黎都督驾临。只见他身着崭新军服，跨马执辔，在军政府众多要人簇拥下来到台前，再缓缓下鞍登上祭坛，走向黄帝神位高声宣读祭文。随后，他又从颇有人望的革命长者谭人凤手中接过旗剑，向全场将士宣誓，表明实心拥护革命，坚决推翻满清统治，引得广场欢声雷动。那天上午，新任都督面色红润，显得神清气爽。可是，古往今来这样的祭典，都是为了鼓舞士气，而革命党人组织这场隆重集会，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鼓舞他们的统帅。
在讲究人事资历的中国社会，革命者需要的是他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指望他来拿多大主意和指手划脚。在没有官长参与的情况下，一群青年士兵照样干成了惊天大事。
与黎元洪出任的历史角色相比，一个小小“旅长”也轻得很，但变革关头从来不是四平八稳，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
是谁最先提议让二十一混成协的这位统领出来主持革命大计的，是总指挥吴兆麟，是咨议局长汤化龙，还是共进会和文学社那帮年轻骨干早在运筹暴动时就考虑过他？这个谜团更叫人莫衷一是。不过，这个关键细节别说对于一部民国史，就是对于这位风云领袖的人生定论，也显得无关紧要。
（四）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叫丹佛的城市演说募款，第三天早上当他捧起报纸看到起义成功的消息时，这位刚刚步入中年的革命家是怎样一副表情，不是我这支拙笨的笔所能描绘出来的。直到12月25日，孙中山才从海外辗转抵达上海，这时，距武昌起义已经四十多天了。
早在1895年10月，兴中会在香港推选该会“总办”，这个领导人同时也是为起义胜利后临时政府准备的总统。会上出现两派对立，孙中山从革命大业着眼，主动让杨衢云当选，从而避免了内讧。民国建立时，有人再三提议让他的哥哥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说“人地不宜，只能坏事”，而他的兄长对于这个伟大革命者的成长和事业具有怎样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他启用了某些一再反对自己的人到临时政府担任要职。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人们是以探寻真理为智慧的。孙中山不愧为革命导师，他不但以崇高的人格魅力照亮了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始终站在政治理想的时代顶端引领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相形之下，那些虎视眈眈的乱世豪雄向来把心思使在诡诈的计谋上。
孙中山在制度设计上的公而无私和远见卓识，源于他淡对权杖的圣洁风范。是为自己揭竿拼杀，还是为国家、为大众、为真理而革命，二者在言行举止上终究是一目了然的。只有后者才可能导致这种“权位空置”的千古怪事，在高尚纯真的革命斗士面前，没有哪个野心人物胆敢触碰这种神圣的权位，包括偷天换日的袁世凯那会儿也不敢对万丈金山一般的革命果实贸然下手。
不妨再看看晚清那个顽固至死的统治集团。
戊戌年的光绪帝才二十八岁，而跟随慈禧绞杀维新运动的恐怕大多是五十八岁、六十八岁、七十八岁的老谋深算的一伙人。最初读到近代史上的这一段时，我就为少年天子提心吊胆，因为他势单力薄，就像他孱弱多病的身子。看看他身后，一直坐着那位没有表情也没有姿色，只剩下阴冷和僵直的老妇人，而在她后面，还跪伏着一大片大腹便便、发辫花白的喂饱了的朝廷重臣。或许他们都明白，此时的大清王朝犹如一艘动力丧失、四面进水的破船，沉沦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他们一个个都死死地搂抱着各自的金银宝器，宁愿与这艘摇晃着吃水愈来愈深的危船一起葬身海底，也不愿损失自己既得的一丝一毫，更不容许调转船头，改变航向。
一个站在人民和时代的对立面的昏庸统治集团，即便历史给予他们一百次机会，也无法挽救其垂死的命运。
在雄伟与猥嫚之间，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在荣耀与可耻之间，看起来判作霄壤，相隔着一个很远很远的境界，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就是看谁能以天下大众的利益为重。辛亥志士的奋力和献身，与以往革命的最大不同是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胜利，不是为了某种欺世的争夺，更不像自古以来的许多豪杰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某次拼夺天下的赌局。他们是为了中国社会能够挣脱专制，挣脱苦难，是为了几万万同胞不再失意地活在这个人世上，不再像牲畜一样惊恐而悲惨地活在屠刀与鞭影之下，不再为少数剥削者创造财富，他们是为了给天下人寻找到一个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
一百年之后，他们的从容选择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热泪纵横。
一千年之后，他们还会让后人仰望，让子孙生发无限敬意。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这个古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社会理想的伟大革命！
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围绕一个重大理念展开的。
封建帝制将国家权力家族化，其核心是君主世袭，百姓甚至贵族官僚对皇位的继承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历代登过大位的老老少少几百人中，大多数不是庸才就是歪种，还有大批短命鬼。就是皇帝们一些日常性的喜怒哀乐，也不知导致了多少人死于非命。若能碰上一个稍具清醒头脑和有所作为的帝王，也是一种没有任何保障的意外幸遇，人们却感激涕零，将其歌颂为千秋圣君。所以，皇帝不过是个独特的职业，很神圣也很简单，简单得连襁褓里的乳仔都可以充当。西汉殇帝刘隆出生刚满一百天，就嘴含着母亲的乳头被抱上大位，八个月后，不满周岁的“圣上”还是在母亲怀里一蹬腿一白眼死了。这个即位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刘隆创造了“帝王之最”，如此短命的皇帝还可从史书中拎出一长串来。
帝制尽管荒诞，但中国缺这缺那，从来没缺过皇上，一个皇帝高坐在金銮殿上，朝野间想做皇帝的人一万个都不止，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胆量也没有机会表露出来。因而，历代王朝深墙大内不乏烛影斧声，矫诏篡旨，血溅玉栏。除了这种无休无止的血腥争夺，荒唐帝制还导致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蚁战”。一支支文盲与莽汉组成的军队被豪雄们驱使着，在一阵阵血光喷溅之后，他们成排成队地倒在了冰雪里或泥水中。这样，一杀数年甚至数十年，直杀得白骨遍野，万里萧条，将社会再一次拉回到过去那个“原点”上，然后丝毫不差地从头重复过去的一切。
到了晚清时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一向靠自我神化、自我吹诩的帝制理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动摇。
鸦片战争之后，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么多的人来这般关注和思考民族的命运，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过。大家不再像以往那样，满腔忧愤地对着苍天发问，而是理性地拷问着古老的历史，直逼“君权神授”这个靠寒枪冷刀护卫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理论核心。
不允许辩驳的理论不但不是真理，而且可以断定是谎言！
帝制原本是建立在荒诞神话基础上的。上苍从来没有将广袤天下交给哪一家一姓，只有破掉真命天子这个真正的弥天大谎，中国社会才能脱胎换骨！
中国的思想者终于能够突破“帝制原理”、第一次脚踩着封建儒教来认识世界，来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人民为谁活着，思考人民怎样才能正确地活着，思考政府与百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思考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现复兴。
当宪政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时，人们渐渐认识到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政，才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崇高理想。苦闷，彷徨，几代人本能的反抗和痛苦求索，终于寻找到了一条光明坦途。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高伟之处，正是他坚定地倡导民主共和，并倾其毕生精力去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辛亥年那场奇异的革命，是信念的胜利，而不是武力的胜利。
辛亥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却未能形成一个在乱世中领军征杀、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和豪雄群体，所以他们也不存在像以往的起义军夺取天下之后怎样论功行赏，怎样“排排坐”瓜分胜利果实。我们还应该给这种“反常现象”一个形象的实质性解释：以前的造反，每个人骨子里都愿意做皇帝，而这次革命就是推翻皇帝。
（二）
广东出版界的几位朋友听说我要写辛亥革命，再三邀请我去中山故里看看，去广州看看。在一路呼啸的“高铁”车厢里，我很久保持着半躺的姿势来思索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引导者，思索这场革命的又一个“例外”。
我在那个燥热的下午赶到黄花岗，是因为我到了广州就一定要去凭吊埋葬在这里的烈士，还要到这块散落着榕树、木棉和蕉叶的山冲寻访先烈的理想和情怀。方形墓基前面，是由三个并列拱门和七十二块磨石构成的一座高矗的牌坊，名曰“纪功坊”，牌坊顶端雕塑着自由女神像。当我穿过两侧林立的花木碑石，从宽阔的墓道走近那座带有浓厚的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雕塑时，依然感到一种震撼。一次全新的革命，先烈们正是怀着全新的社会憧憬展开的。他们的灵魂还在簇拥着这座雕像，多雨的南方虽然使她的表面早已发黑，但她头顶的冠冕依然金光四射，她依然坚定地高擎着火炬，高擎着希望。
英雄是时势造就的。我总想到1911年春节即将到来的一天赶往武昌蛇山奥略楼的那批青年军人的匆匆身影，文学社就是那天在这座临江的楼阁上成立的。这个名字听起来过于温雅的团体，似乎是一群赏玩诗歌散文的文学爱好者，可它却是一个青年军人组织，为了便于隐蔽，他们有意淡化革命色彩，将原来的振武学社改作了这么个称呼。湖北的共进会也没成立多少时光，会长却换了几任，他们与文学社联手已经是当年５月的事情，就是这么两个秘密的地下组织，就是那么几个年轻人，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事变。由于他们早就对起义战斗作过周密的预设，因而保证了暴动在自发情势下的发展成功。他们谋划了革命，却没有谋划过自己。
首义战斗因为事起仓促，既定的领导起义的几个头面人物一个也不在现场。当熊秉坤带领工程营起义队伍冲到楚望台时，因熊秉坤军阶太低，短短一会儿功夫没有形成指挥地位，群龙无首的士兵就推出在军械库当值的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这个吴队官也是八镇工程营的，相当于连级军官。就是这么个小小队官，来不及作任何考虑就接下了突如其来的大任，他首先对起义部队作出了不得滥杀和服从命令两项约法，随后果断镇定地进行战斗部署，指挥炮队向湖广总督署发起攻击，直至拿下全城。
当初夜黑人众，军情如火，推举吴兆麟出马的这个“提名权”到底属于哪位英杰，恐怕已经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了。后来有的亲历者说，工程营冲上来时，吴兆麟和那些守库的人吓得要死，当大家提出让他出面指挥，他竟“呆若木鸡，不能言语”。关于那个夜晚的回忆，孰是孰非没法确定。吴兆麟加入过日知会，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可他同样年轻，也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临危受此大任，不排除他因事起突然而一时手足失措。但他后来的表现，却证实了士兵们没有看错。武汉光复后，他出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和民军战时总司令，负责组织阳夏保卫战和筹备北伐。
（三）
武昌义举成功，革命党人必须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都督人选成了焦点，没想到这事却让他们犯难了。举事之前，两个革命团体曾经推举共进会会长刘公为总理，这实际上就是为事后军政府准备的领导人。但那些日子刘公因一直患病而隐匿到友人寓所，未能参与起义，所以，当有人提出让他担任都督时，被其推辞。
瞬息万变的局势不容这些年轻的造反者从容磋商，他们必须尽快推出胜利后的领袖人物。于是，便有了黎元洪这个从未打算投身革命、并且军阶也不高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被推上历史的最前台，直让变幻不定的光影将他投射得明暗难分，模糊不辨。多少年来，黎都督成了一个捡了天大便宜、并没有什么作为的历史幸运者。所以，他从黎都督到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几代乡亲不知道他这个“武汉人”在这一段段意外的人生历程中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好事。
黎元洪病逝后，国民政府为这位民国总统举行过隆重的国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汉安葬，历时八年之久。最让世人瞩目的是1935年11月24日大武汉为他送殡的场面，那天全国半旗低垂，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静观江城数万乡亲黑纱素幡延绵数里的送殡仪式。可转眼几十度春长秋枯，民国史上这等罕见的盛大哀荣也被不舍昼夜的长江汉水冲刷一空，就连武昌卓刀泉周边的居民也不知道在他们身边长眠着一位近代中国的显赫人物，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那儿苍松灌木浓映的某处山麓有座以大理石镶嵌的现代大墓。因为“文革”期间红卫兵捣毁了这里高大的墓墙和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并掘开他的墓室，撬开棺椁，将其暴尸于“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红色秋风之中。浩劫结束后，地方政府在原先墓址旁边为他重建了新墓，但随他下葬的那件蓝色帅服被陈列到了博物馆，虽然污渍斑斑，却成了具有特殊经历的文物。
黎大总统身后的大荣大臭，皆因为他那种稀奇的“胜出”和巨大的人生反差。一个意识深处都扒不出丁点儿革命影子的人，硬是被推上了革命领袖的位置，所以，民国在大陆消亡之后，他不断被妖魔化，成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反面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时，黎元洪在湖北军界是仅次于张彪的第二号人物，相当于一个旅长，年已四十八岁，五短身材，头圆颈粗，腮帮上隆起的鼓肉挤去了他青春时代的大眼、浓眉和挺拔的鼻梁，两撮八字胡也遮蔽了他棱角分明的嘴唇。这副“块头”与袁世凯不但相似，而且斤两上估计也不相上下，但各自表情所包含的个性和内容却大不相同。肥圆的袁世凯，一看就是机灵和奸诈，而黎元洪的胖脸上显露的却是敦厚、忧郁和疲倦。两个不同性情、不同心思的人，从不同的途径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根本表现和根本追求是不同的，历史对他们的结论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黎元洪被起义官兵摁住头颅强行架上都督宝座，他还是顺从了革命，在大混乱的风暴里没有迷失自己，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后封了他这个副总统为“武义亲王”，他坚辞不就，袁氏派心腹将所谓册封圣旨送到他府上长跪不起，遭他一番痛骂，又通过邮政寄来，仍然被他严辞拒绝。
一个充其量不过是具备了做人的基本品质，比较厚道，不曾克扣军饷，没有凶残地扑杀进步力量的旧军官，一旦被裹挟到革命的道途，也能顺应时势，坚定地不与倒行逆施者同流合污，进而成为革命的先行者和共和元勋，可见革命潮流是怎样地不可逆转，扳倒帝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
其实，黎元洪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多么复杂，只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中实在没有丝毫亮色，因而他留给人们最生动的记忆，就是被部属从“床底下”拖出来逼上都督之大位。有人说是几个官兵从他自己寓所的床底把他搜出来的，有人说是从他姨太太的床下拖出来的，也有人说他藏在副官家的蚊帐后面。冒死反叛的革命者为了争取到这样一个领袖，确实费了一番周折。他们还派人去了他黄陂老家，最后是从一个伙夫口中获知他藏身于某个管带家里。有的文章说官兵寻找到他藏身的房间，听见床下发出紧张的呼吸声响，他们连看都没看，就伸手去抓住他的双脚拉扯了出来。大家见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沾满了灰尘的身子还在筛糠似地颤抖着。这些想象，显然加深了这位革命都督的“床底”色彩。
黎协统被带到革命队伍的营地时，说不清是贵宾还是俘虏，部下吴兆麟慌忙组织部队列队欢迎，没想到他却摆出官长的架势，以严肃口吻训诫大家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不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并劝大家归队回营，还说他负责保大家无事。没等他说完，一名叫马荣的士兵已按捺不住，挥刀上来要砍他，吓得他没敢再啰嗦一句。当他被官兵们又拖又拽地送到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时，众人“恭候”已久，一阵稀落的掌声算是通过了他这位武昌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武昌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同盟会会员李西屏将拟就的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桌前请他签发，他几乎瑟缩到了桌下，连呼请勿害我！请勿害我！李西屏见他胆小如鼠，气得拔出手枪要顶上他的脑门，他仍然不肯提笔。李西屏无奈，只好抓起笔来代他写了一个“黎”字，周围众人皆鼓掌称善。这件事也有不少人回忆过，大同小异。刀枪威逼，好言劝诱，可怜又可敬的革命党人为了规劝黎元洪走上革命之路，颇如马戏团驯兽那般耐心。
还有多位亲历者回忆过他们对黎元洪的劝促，无论真实的历史细节如何，这个辛亥大人物初始肯定是经历了犹豫和推辞等思想转化的，并且这个过程很短。第三天，黎元洪就与他脑后的那条“尾巴”两断了，也与过去那个并不光鲜的清朝军人两断了。
黎元洪隐匿不出，本来是害怕被乱枪打死或被愤怒的叛军处决，很多人却将其理解为躲避革命高位，这就使神圣的革命进一步蒙上了几分滑稽和游戏的色彩，每每想到这个“离奇”的革命情节，心底总会为那些热血战士、为一代勇于献身的“吾党同志”而涌起几分无以形容的酸涩。
10月16日，北军将至，大战在即。武昌阅马场祭坛高筑，刀枪剑戟林立四周，台上供奉着旗剑分列的黄帝神位。这种营造虽然充满着封建式的神灵气氛，但依然庄严肃穆，千军万马静候着黎都督驾临。只见他身着崭新军服，跨马执辔，在军政府众多要人簇拥下来到台前，再缓缓下鞍登上祭坛，走向黄帝神位高声宣读祭文。随后，他又从颇有人望的革命长者谭人凤手中接过旗剑，向全场将士宣誓，表明实心拥护革命，坚决推翻满清统治，引得广场欢声雷动。那天上午，新任都督面色红润，显得神清气爽。可是，古往今来这样的祭典，都是为了鼓舞士气，而革命党人组织这场隆重集会，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鼓舞他们的统帅。
在讲究人事资历的中国社会，革命者需要的是他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指望他来拿多大主意和指手划脚。在没有官长参与的情况下，一群青年士兵照样干成了惊天大事。
与黎元洪出任的历史角色相比，一个小小“旅长”也轻得很，但变革关头从来不是四平八稳，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
是谁最先提议让二十一混成协的这位统领出来主持革命大计的，是总指挥吴兆麟，是咨议局长汤化龙，还是共进会和文学社那帮年轻骨干早在运筹暴动时就考虑过他？这个谜团更叫人莫衷一是。不过，这个关键细节别说对于一部民国史，就是对于这位风云领袖的人生定论，也显得无关紧要。
（四）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叫丹佛的城市演说募款，第三天早上当他捧起报纸看到起义成功的消息时，这位刚刚步入中年的革命家是怎样一副表情，不是我这支拙笨的笔所能描绘出来的。直到12月25日，孙中山才从海外辗转抵达上海，这时，距武昌起义已经四十多天了。
早在1895年10月，兴中会在香港推选该会“总办”，这个领导人同时也是为起义胜利后临时政府准备的总统。会上出现两派对立，孙中山从革命大业着眼，主动让杨衢云当选，从而避免了内讧。民国建立时，有人再三提议让他的哥哥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说“人地不宜，只能坏事”，而他的兄长对于这个伟大革命者的成长和事业具有怎样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他启用了某些一再反对自己的人到临时政府担任要职。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人们是以探寻真理为智慧的。孙中山不愧为革命导师，他不但以崇高的人格魅力照亮了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始终站在政治理想的时代顶端引领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相形之下，那些虎视眈眈的乱世豪雄向来把心思使在诡诈的计谋上。
孙中山在制度设计上的公而无私和远见卓识，源于他淡对权杖的圣洁风范。是为自己揭竿拼杀，还是为国家、为大众、为真理而革命，二者在言行举止上终究是一目了然的。只有后者才可能导致这种“权位空置”的千古怪事，在高尚纯真的革命斗士面前，没有哪个野心人物胆敢触碰这种神圣的权位，包括偷天换日的袁世凯那会儿也不敢对万丈金山一般的革命果实贸然下手。
不妨再看看晚清那个顽固至死的统治集团。
戊戌年的光绪帝才二十八岁，而跟随慈禧绞杀维新运动的恐怕大多是五十八岁、六十八岁、七十八岁的老谋深算的一伙人。最初读到近代史上的这一段时，我就为少年天子提心吊胆，因为他势单力薄，就像他孱弱多病的身子。看看他身后，一直坐着那位没有表情也没有姿色，只剩下阴冷和僵直的老妇人，而在她后面，还跪伏着一大片大腹便便、发辫花白的喂饱了的朝廷重臣。或许他们都明白，此时的大清王朝犹如一艘动力丧失、四面进水的破船，沉沦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他们一个个都死死地搂抱着各自的金银宝器，宁愿与这艘摇晃着吃水愈来愈深的危船一起葬身海底，也不愿损失自己既得的一丝一毫，更不容许调转船头，改变航向。
一个站在人民和时代的对立面的昏庸统治集团，即便历史给予他们一百次机会，也无法挽救其垂死的命运。
在雄伟与猥嫚之间，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在荣耀与可耻之间，看起来判作霄壤，相隔着一个很远很远的境界，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就是看谁能以天下大众的利益为重。辛亥志士的奋力和献身，与以往革命的最大不同是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胜利，不是为了某种欺世的争夺，更不像自古以来的许多豪杰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某次拼夺天下的赌局。他们是为了中国社会能够挣脱专制，挣脱苦难，是为了几万万同胞不再失意地活在这个人世上，不再像牲畜一样惊恐而悲惨地活在屠刀与鞭影之下，不再为少数剥削者创造财富，他们是为了给天下人寻找到一个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
一百年之后，他们的从容选择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热泪纵横。
一千年之后，他们还会让后人仰望，让子孙生发无限敬意。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这个古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社会理想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