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大思想家中，二程和朱熹之不重文或曰不能文，以及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之重文能文，钱锺书先生曾有评：“朱子在理学家中，自为能诗，然才笔远在其父韦斋之下;较之同辈，亦尚逊陈止斋之苍健，叶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年虽修洁，而模拟之迹太著，如赵闲闲所谓‘字样子诗’而已。”（《谈艺录》二三《朱子书与诗》，中华书局1984年）叶适自己也有夫子自道：“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故苏氏谓‘虽天圣、景祜，斯文终有愧于古’，此论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号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叶适之推崇苏轼，则是念兹在兹：“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自惜其文，所谓‘故纸糊笼箧’者，吕氏数语余，叹其抑扬驰骤开阖之妙，天下奇作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皇朝文鉴》之一《周必大序》，中华书局1977年）故弟子吴子良说：“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刘埙《隐居通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真是知言。
　　叶适重文，不仅赢得时誉，也成为弟子们的骄傲进而形成传统：“文字之趋日靡矣。皇朝文统，大而欧、苏、曾、王，次而黄、陈、秦、晁、张，皆卓然名家，辉映千古。中兴以来，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张、吕、朱氏，造儒术而非文艺。独水心擅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非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筼窗（耆卿）而授之柄。今筼窗之门亦伙矣。” （王象祖《答车若水书》，载车若水《脚气集》，中华书局1991年）

　　叶适重文，还在于诗文之中，为文尤难：“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为此“取近世名公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盖将使天下后世，皆得以玩赏而不容瑕疵云”。（《播芳集序》，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2010年）
　　叶适重文，主要表现在散体之文上，虽有存诗三卷，然并不见佳。其文章固佳，也并非体现在传统的序记文上，而集矢于墓志铭一体，如黄震所言：“水心之見称于世者，独其铭志序跋，笔力横肆尔。” （黄震《黄氏日抄》，载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其实在当时即已有人指出，如叶适晚年的得意门生赵汝谠说：“昔欧阳公独擅碑铭，其于世道消长进退，与其当时贤卿大夫功行，以及闾巷山岩朴儒幽士隐晦未光者，皆述焉，辅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水心文集序》，载《叶适集·水心文集》卷首）稍后理学家真德秀也说：“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铭墓之作，于他文又为最。”（转引自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四库馆臣以及更晚的孙诒让，则较黄震更鲜明地推崇叶适的墓志铭写作：“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5年）“至于碑版之文，照耀一世，几与韩、欧诸家埒。”（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墓志铭渊源甚早。《礼记》云：“夫鼎有铭， 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朱彬《礼记训纂》卷二五，中华书局1995年）至东汉，先秦铭文就逐渐发展成了墓志铭，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进一步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这就是 后人总结出来的“十三事”：“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清人王行语，见朱记荣编《金石全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总体的价值取向，却如欧阳修《永州军事判官郑君墓志铭》中所说：“铭所以彰善而著无穷。”通俗而夸张一点来讲，就是“谀墓”;刘叉持韩愈十金去，正以其为“谀墓所得”。因此，即便在某些墓志铭可以具有史料价值，也是偏向彰善隐恶而非实录：“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曾巩《寄欧阳舍人书》，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
　　从宋元学案之水心学案中我们看到，叶适弟子特别是有影响的弟子多台州人，故所撰墓志，也多为台州人或与台州有关，特别是叶适生活在浙江台州黄岩（罗洋）期间，为朋友熟人写了许多墓志铭：为同年进士刘允济（居住在路桥）的母亲、朋友蔡镐、学生丁希亮、学生丁木的父亲丁世雄、少年朋友林鼒及其兄长林鼐，以及戴龟朋和学生戴木父亲戴佛写了墓志铭;还为任职台州的官员，如周淳中、张浃女、邵子文（邵持正）、姜安礼（姜处恭）、宋傅、郑仲酉（郑噩）、台州教授（高松）、俞宽写过墓志铭。此类墓志铭凡二十四篇，占叶适存世墓志铭一百八十四篇的比例不算少，而叶适这一百八十四篇墓志铭占其存世文章八百余篇的比例更不在少。从数量上讲，叶适的文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系于墓志铭，而涉台州墓志铭与有功焉，亦与有荣焉。 　　叶适所撰墓志铭的“笔力横肆”，并非表现在叙事的婉曲或谨严等之上，而是表现在“好发议论”上，除了应请所撰的场面应酬之作外，其他即便是应请但能触发其感慨议论的，也常常一开篇即发议论，而把传统的“十三事”置诸一边，稍后甚至结尾才略略交代。这是叶适墓志铭写作的最大最突出的特色。如《彭子复墓志铭》一上来即讨论意与善的关系问题：
　　士多以意为善，鲜以力为善也。诚得其意，圣贤何远！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为力也，则善非其善，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远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备矣，尺度按之，规矩占之，若称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诬也。以力从意，不以意为力，力所不及，圣贤犹舍诸;力之所及，则材为实材，德为实德矣。
　　由此引出彭子复任移台州临海县令时的善政，尤其是“听民讼，甚察然，不自以为明。每谕之曰：‘雖讼而直，所屈多矣。’民爱信之，忿斗衰止，至今言治临海者，推子复云”。（《叶适集》卷十五）他为台州王实书墓志铭，也是议论居先，先倡言朝廷取士之本意：“所谓高第者，天子常亲擢赐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恶，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系焉。”然后以小说般的对话笔法，生动呈现了王实的知官理政与处变，以及其不得大用的最终结局—“夷仲不幸而不尽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后知高宗之亲擢，可谓知人也已！”最后的铭复归于议论：“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与世异，用与好反。后五十年，记在碑板。”（《校书郎王公夷仲[王实]墓志铭》，《叶适集》卷十八）
　　至于为林鼒作墓志铭，开篇虽循常轨，但后半部分则可谓大发宏论，对因孟子的论世尚友之说而造成的“轻视一乡之善”的情形，大表不满：“盖天下所同善者，犹未足也，况一乡哉。按周官，乡即国也，黄岩，古伯男国也。二乡公也，公旦、君奭预焉;一乡卿也，闳、散、南宫适参焉。王国之善，即天下之善也，岂孟子未见《周礼》，而以战国近事言之乎？然则一乡之所谓君子者，固无往而不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者，惑也。”（《草庐先生墓志铭》，《叶适集》卷十九）于此最见叶适事功学说的务实致善精神，对当下的地方文化建设，最具启迪，具有高度的精神指引力。事实上这对叶适也并非一时感慨，而是有成熟思考和自我的看重，故在《沈元诚墓志铭》中一再申论此节：
　　古之所谓一乡一国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后之所谓一乡一国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毁檐隈巷，败衣缕褐耳。然而专为善之责，将以公天下，准后世，其止于一乡一国，尚不能传而远也。不然，则夷、惠之流，孔氏之门人，何以垂称焉。及其后也，士以位为善;位之贵可以达于天下后世，而善之利始可以着于天下后世。位所不达，则士怠于自修而苟且以求安，虽一乡而已者，一国而已者，犹病其乏也，况不止一乡一国乎！就其不止一乡一国，而世无孔子、孟子，复无以定其论;于是高下之疑，诚伪之杂，荑颖将为干实，肤脆将为坚成，譬之物焉，春种之，不待秋而获也。呜呼！不限于德而限于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势之然哉。（《叶适集》之《水心文集》卷十五）
　　《舒彦升墓志铭》也是开篇大发议论—讨论边境制钱的问题：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而发行低劣的铁钱，反而不仅加速铜钱的北流，也严重影响贸易和生产，叶适在湖北蕲州知州任上致力除此大弊政，颇得时任主簿舒彦升之助，故志文在中间略略介绍舒氏生平后，最后仍回复慷慨议论：“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虽不肖蔽昧迷失，犹不大坏也。不幸而难从，非贤者顺导委曲，而不抵突以败，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贤不多见，适得一人如彦升者，相与调护收拾于奔溃凶骇之中，可不谓难乎！柰何生不尽用，而没又将无闻，宜余之愧叹爱惜而不敢吝夫词也！”（《叶适集》之《水心文集》卷二十二）
　　最为议论宏肆且感慨顿挫的，当属《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志复君之雠，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陈亮，平阳王自中。”这种开篇气势，令人想起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只是它们不是墓志铭，而墓志铭如此写，更是令人赏叹称奇。中间略略铺叙介绍二人主要事迹，既为承前，也为启后—后文继续大发宏论：
　　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汉者，刘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刘蕡耳。以穷乡素士，任百年复仇之责，余固谓止于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轸识略犹不到，公子胜、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谓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虽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后用者也。不我用，则声蔵景匿，而人不能窥;必我用，则智运术展，而众不能间。若夫疾呼而后求，纳说而后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顺，易忤而难合也。二公之自处，余则有憾矣。
　　诚可谓推崇备至矣！而铭文亦复议论慷慨，同致推崇之意：“铭曰：哦彼黍离，孰知我忧！竭命殚力，其为宗周。”（《叶适集》卷二十四）
　　为两个不同地方，葬处相距甚远之人写墓志铭，也是叶适的创举;他的学生吴子良说：“水心遂以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铭，盖用太史公老子、韩非及鲁连、邹阳同传之意。老子非韩非之比，然异端著书则同;鲁连非邹阳之比，然慷慨言事则同，陈同甫之视王道甫，虽差有高下，而有志复仇、不畏权倖则同。”（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叶适另有两篇墓志，也是劈头立论，却专为诗歌而发，旨在标举“永嘉四灵”对唐诗风尚的追求。《徐道晖（照）墓志铭》说：“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及沈约谢晀永明体出，士争效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豨芩、桔梗，时而为帝，无不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缕谬组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叶适集》卷十七）《徐文渊（玑）墓志铭》则说：“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叶适集》卷二十一）
　　曾巩说：“铭志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于善恶无不书而铭特古之人有功绩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存于庙或置于墓，一也。”（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荆溪林下偶谈》卷一，第533页）叶适所撰墓志，固有旌表墓主之意，然其议论风生之篇，重点所系，却不在墓主人之懿言佳行，而在关乎世用之大德大行。这也是叶适一以贯之的追求：“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陈傅良继承其学，“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温州新修学记》，《叶适集》卷十）而毫不理会朱熹之言：“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吕伯恭》，《朱子语类》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叶适此处虽表彰前贤，其实乃是为自己张本：既重事功，亦重事理—重事理则议论风生，宁愿破体逸出墓志铭常格，也要在不可能太长的篇幅中讨论各种重大的社会及文学问题;重事功，也颇异于永康事功之“好高骛远”，而集矢于经时济世，尤其重视“一乡一国之善”。
　　墓志铭的撰写，本来颇有“盖棺定论”的味道，然叶适却关切世用，议论风生，感慨顿折，寄意殊深，不仅是墓志铭的华章别调，也对我们当下地方文化的建设，以及对经济文化的促进，更具现实的意义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