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留恋和父亲过春节的日子。和父亲过春节,就像午夜的礼花,迸射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把我们回忆的天空妆点得格外明亮。
　　父亲是队上的会计,在百十号成年累月辛勤劳作的农人中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人。过年了,父亲照例扔了算盘,操起毛笔,为队上写春联。对子出自一本一块钱买来的《农家历》的封底。因为队上已经放假,炉子熄了火,屋子里冷,父亲常常夹了大红的彩纸,连同笔墨一起抱回家里来写。我正在学习描红,常常自告奋勇帮助父亲选联、裁纸、叠格子。父亲郑重其事地写完几十副门联、楹联以后,还要写“六畜兴旺”“肥猪满圈”“五谷丰登”“车行千里,一路平安”“抬头见喜”等短批。从腊月廿四到廿九,每天都有上门找父亲写春联的亲戚和乡邻,父亲虽忙,却有求必应,如果逢人夸上两句,父亲的脸和笔下的字都不约而同地泛着光。年廿九,父亲打了糨糊,邀我一起到队里贴春联,这让我欢呼雀跃,仿佛像今天的明星们获了什么奖而情不自禁。贴上春联,破旧的屋门与梁柱也俊俏得像个小媳妇。父亲退后几步,眯着眼睛端详着,玩味着,满脸的胡茬子像春风拂过的麦地,舒展着一片春暖花开的好天气。父亲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我,我垂手立在父亲身旁,耳畔仿佛鸣啭着呢喃的燕子,额前拂过微曛的轻风;在迷幻的世界里,我就像一朵雪绒花,扇动着蝴蝶的翅膀倏地融化在无垠的绿柳花丛中……
　　乡下办年是从小年开始的,办到年根儿方算结束。在我们家尽管过一个年实在不缺什么了,但父亲仍然架不住四街五邻叔伯们的约请,只要有空儿,总要骑车到十里外的集镇上赶趟集,遇上什么便宜随手都要买回几件,所以,能和父亲赶集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可是稍大一点,与父亲办年的经历却让我尝尽了苦头。那是因为北方过年的时令本已天寒地冻,父亲却把我放在人山人海的集市边的空地上看堆,而他买每一样东西又出奇的有耐心,商品的价格贵一点不买,质量不中意不买!臀尖肉割不到自己预想的那块不买,大小不合适也不买。他扎在人群里好不容易挨上去,却又改了主意,退出来,在不足两米的摊当间,被湍急的人流裹挟着,常常身不由己。为了再回到原处,就要跟着转上一圈。如果想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大半天的时间里不知要转多少个来回。而我只能焦急地等着,被父亲丢在集市边,简直就像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每回父亲风风火火地从人海里挤出来,欢喜得都像一朵浪花,待把买回的年货交割了,就又浪花般消失在人海里。站在人海边,我像一只寂寞的贝壳,我的寂寞被寒冷的朔风吹得呜呜地响。其实,父亲从我的眼睛里早看出了我的心思,每次都会买回一挂花花绿绿的小鞭炮炫我的眼球,也大大降低了我的免疫力。屁股坐上父亲的车,“下回再也不上贼船”的决心便烟消云散,踪影全无了。
　　年三十总是让我们格外兴奋。懒睡在乡下的冬天已经司空见惯,但年三十却不行,全家人都要起早且要精神焕发,欢天喜地,如果哪个扭鼻子歪嘴,那么全家全年都要倒霉运。这是过年最忌讳的事儿。草草吃过早饭,我和哥哥就开始忙着贴春联,父亲和姐姐着手准备过油的薯块儿、薯片儿,和炸丸子的面,刮灌火腿的肠衣,烤猪头、猪肘和猪蹄,熬制猪皮冻,摘洗切剥中午正餐需用的蔬菜……贴晌儿,烀猪肘子、煮香肠的香味儿飘满了街,香气缭绕着,直勾人的口水。架在煤炉上的油锅里,滚烫的热油嗞啦嗞啦地叫,父亲把炸熟的丸子、薯块儿,用筷子夹了塞进我们馋涎欲滴的嘴巴。肉炒燜子出锅了,油爆花生米出锅了,香肠皮冻出锅了,因为要拿到室外冷却,又担心让鼠鸡猫狗叼去,看护年嚼儿的任务就分派到我的头上,这是份美差儿,可以趁机偷吃,同时,这也是份苦役,必须顶着风寒每隔三五分钟出去看巡,长时间站在室外是吃不消的,久了手脚脸会生冻疮。正餐前要燃放爆竹,召告四方神灵。餐桌上除了上面我提到的那些,就是肉炒木耳、肉炒绿豆芽、肉炒干豆腐、煎海刀鱼和大骨头炖酸菜,并没有今天的生猛海鲜与时鲜蔬菜,但我们却吃得特别有滋味。不仅把对年的渴望都吃出来了,而且在仔细品味之余,生出许多的感慨。不像今天面对丰盛的餐桌却食欲不振,身临繁华世界却百无聊赖。改革开放短短30年,却让我们由盼年变成了怕年,由馋年变成了厌年……五千年的传统啊,竟被滚滚商潮冲击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统。记得台湾著名艺人苏芮唱过一首歌:“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唉!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得太快。
　　眼下又要过年了,虽然没有了孩子时过年的热望,但回想起和父亲一起过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些日子就像一坛陈年的酒,越放越清冽,越放越香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