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这是莫言在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的一段文字。如今的高密东北乡,秋风苍凉,天空的颜色瓦蓝,就好像26年前,《红高粱家族》里的那种光线一直穿越到了今天,只是,“汪成血海”的高粱棵子消失在玉米地里,捉鱼的河流日渐干涸,一栋栋崭新的农村小楼屹立,坚硬的水泥地取代了原有的泥泞土路。
有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但莫言认为,正是这条“破麻袋”,让他的文字有了独有的风格,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去往莫言旧居的路已经装上了指示牌,水泥公路桥被刷上蓝色油漆。旧居北侧的小广场上,则竖起了新制作的说明牌,门口挂着两盏应景的大红灯笼。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莫言的旧居,老宅的泥墙旧瓦已经有些许破败,老式木门上还残留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看弟弟的小说,“都是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寻常得很。”
在这句话里,时光仿佛转瞬逝去,余占鳌、我奶奶、高梦九、羅小通、四叔,这些书中的人物全都从几十年前的岁月中发酵而来,就在这里,在高密,莫言出生长大、结婚生女,感受过苦涩微甘的高粱气味,构建了他最初的精神世界,受尽了侮辱和饥饿的滋味,也在这里他曾充满愤懑地说过,如果有一天能离开,“绝不会再回来”。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莫言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东北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本姓管,名谟业。莫言说:“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二哥管谟欣告诉《南都周刊》,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虽然爷爷是个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在家里人的回忆中,莫言从小就是个酷爱读书的孩子,管谟欣说“弟弟6岁上学,8岁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名著。他喜欢看书。我们这里农村,大家家里的书都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还拿我的新华字典去背。我记得,当时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而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则提起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莫言)小时候特别聪明,有悟性,我爸爸,就是(莫言)他爷爷当时就说过,这个家将来会出个大人物,我是见不着了,你还可以见到,说的就是他(莫言),所以他的小名叫北斗,这个名字就是他爷爷给起的,意思是将来能出大名。”
让管谟欣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与莫言抢书看的经历。管谟欣说,当时因为村里人读书的不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富裕,能读的书就只有家里留下的古书和小人书。所以每次只要家里一有新书,莫言就和二哥管谟欣开抢。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耳旁风。”管谟欣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莫言文学馆里有这样一段描写莫言小时候的经历:1967年莫言上小学五年级,适逢“文革”,被迫辍学,当时上中学都要贫下中农推荐,中农出身的莫言被拒之门外,成了一名公社社员。他每天牵着牛羊,从学校教室的窗外经过……同学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这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感到自卑,感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无际的荒野,莫言孤独寂寞,感觉前途一片渺茫。
在莫言自己的自述当中,他说正是因为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因为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
还有一次,如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没有人。再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家的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
长到18岁,父亲让莫言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莫言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由于莫言身子还没有长壮实,刚到工地时,只能拉锁链,双手的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道血痕,破了长好,长好了又被勒破。”管谟欣说。
回忆起这段经历,莫言自己则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饥饿的记忆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小学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学校里这些饥饿得“身体透明”的小孩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莫言曾经深刻体会过“饿”这个字的滋味,从1960年春天开始,可怕的饥荒开始席卷中国大地。高密东北乡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老实木讷的农民们饥不择食,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在散文《吃相凶恶》里,莫言写道“一九六〇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
姐姐已经退学,专门挖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因此“吃”想当然成为了莫言小说中的关键密码之一,在他的小说里,“饥饿”记忆和“吃”的疯狂,贯穿始终。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少年时代的乡村饥饿记忆,成为了他面对世界时的一种基本态度。莫言小说里的小孩子,认识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不能吃的。
在《四十一炮》当中,他借一个叫做罗小通的孩子深刻地再现了自己对于食物的终极热爱。“我低头看着这盘洋溢着欢乐的肉,看着它们兴奋的表情和那些像葡萄藤上的触须一样抖动不止的小手,听着它们像蜜蜂嗡嘤一样的话语,尽管它们的声音微弱,但它们的语言清晰、字字珠玑……我们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有生命有思想當然也有感情的个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只愿属于你,我们的沸水锅里痛苦地翻滚时,就在呼唤着你、盼望着你。我们希望被你吃掉,我们生怕被不是你的人吃掉。但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弱女子还可以用自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们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天生命贱,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你不来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卑俗的人来吃我们了。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爱肉、懂肉、喜欢肉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
在他的另一本小说,出版于1992年,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漠视的长篇《酒国》,则是“吃文化”中达到了巅峰状态的表达。
而到了1995年,莫言以一部洋洋五十万字的长篇巨著《丰乳肥臀》,总结了“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动荡史,并极其有创意地从清朝末年写到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动荡、历史的诡秘、人性的险恶、社会的变迁,在这部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但这部小说因为“不正确的历史观”而遭到了封杀。其中写到,在饥饿年代里,一名优雅的女医生在农场为了得到一只大白馒头,而甘心情愿地遭受着食堂管理员的邪恶奸淫。
正是这种惨痛的经历,莫言蔑视那些道学家的高调。莫言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创作的原动力让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贴近人的本能需要。
直到多年以后,莫言的胃又回归到了最初的爱好,每年从北京回来,莫言最喜欢去吃饭的地方,不是大酒店,而是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他好一口当地特有的“高密炉包”,还特别喜欢混到集市里找“高密炉包”吃。
现在,走遍平安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院内,都是一片片晾晒的玉米棒子,那片耀眼的金黄色仿佛预示着这片土地的种种丰收,就好像那些残酷的片段只留在了莫言的隐秘的记忆之中。
被侮辱和被伤害的
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受辱”也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
童年的故乡赋予他的,有来自老师和家人的爱的体验,更有来自社会的凌辱创伤。因为腹中饥饿难挨,莫言曾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他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被揍了一顿,然后他又不得不当着二百多人的面跪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回到家里,他又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来自童年故乡的创伤体验是深入莫言骨髓的,正是因着这种深沉苦痛的沉淀,才有了莫言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
《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十二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高呼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麻地里,像一条鱼一样游走了。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在稍后创作的《枯河》里,莫言以“侮辱”为核心,写小男孩在玩时不小心把领导女儿弄伤了。他回到家里,碰到的是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的组团“严刑拷打”。“父亲”打他时,还先扒下他的衣裳,“免得打坏了”;小说里的“父亲”在拷打小男孩时,极富创意地用蘸了盐水的麻绳来鞭打他。而在传统叙事中本来应该是保护孩子的母亲,抡起棉花秆劈头盖脑地打,打得“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在《四十一炮》的后记当中,莫言说他要“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
1976年,莫言当兵,第一次有机会离开故乡,此时的莫言已经21岁了,此去经年,从此与故乡,与故乡的高粱酒,与母亲棒槌敲打野菜的声音,与池塘里的蛙声、流淌的胶河相隔千里,直到物是人非。
莫言的父亲已经90岁了,他说常住北京的莫言每周六的早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即便是在国外也会打。如果实在忙不开,就让儿媳替他打过来。在他的床头,摆着《明清进士传略》、《琢秋堂俚句》等几摞书,却没有莫言的书。莫言的侄媳妇朱绍英透露,莫言不让父亲读他的书,因为担心把村里的人跟小说人物对上号,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从前冷清的莫言故居,已经呈现出一片的鲜明生动,很多人慕名而来。一位父亲带着上高中的女儿赶来,兴奋地与莫言的父亲合影后,说:“莫言要在古代,那就是孔圣人啊。”但他的女儿并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大老远跑来这是因为“崇拜”。还有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凑热闹,他手端罗盘,喃喃自语:出这么大的人物,必定有不凡的风水……
(实习记者孙荣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不过是一本书的翻版,几百个人物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我的书里面抽出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2012年10月14日,央视《面对面》采访莫言)
这是莫言在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的一段文字。如今的高密东北乡,秋风苍凉,天空的颜色瓦蓝,就好像26年前,《红高粱家族》里的那种光线一直穿越到了今天,只是,“汪成血海”的高粱棵子消失在玉米地里,捉鱼的河流日渐干涸,一栋栋崭新的农村小楼屹立,坚硬的水泥地取代了原有的泥泞土路。
有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但莫言认为,正是这条“破麻袋”,让他的文字有了独有的风格,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去往莫言旧居的路已经装上了指示牌,水泥公路桥被刷上蓝色油漆。旧居北侧的小广场上,则竖起了新制作的说明牌,门口挂着两盏应景的大红灯笼。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莫言的旧居,老宅的泥墙旧瓦已经有些许破败,老式木门上还残留着一副褪了色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看弟弟的小说,“都是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寻常得很。”
在这句话里,时光仿佛转瞬逝去,余占鳌、我奶奶、高梦九、羅小通、四叔,这些书中的人物全都从几十年前的岁月中发酵而来,就在这里,在高密,莫言出生长大、结婚生女,感受过苦涩微甘的高粱气味,构建了他最初的精神世界,受尽了侮辱和饥饿的滋味,也在这里他曾充满愤懑地说过,如果有一天能离开,“绝不会再回来”。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莫言于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东北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本姓管,名谟业。莫言说:“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二哥管谟欣告诉《南都周刊》,爷爷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虽然爷爷是个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在家里人的回忆中,莫言从小就是个酷爱读书的孩子,管谟欣说“弟弟6岁上学,8岁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名著。他喜欢看书。我们这里农村,大家家里的书都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还拿我的新华字典去背。我记得,当时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而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则提起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莫言)小时候特别聪明,有悟性,我爸爸,就是(莫言)他爷爷当时就说过,这个家将来会出个大人物,我是见不着了,你还可以见到,说的就是他(莫言),所以他的小名叫北斗,这个名字就是他爷爷给起的,意思是将来能出大名。”
让管谟欣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与莫言抢书看的经历。管谟欣说,当时因为村里人读书的不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富裕,能读的书就只有家里留下的古书和小人书。所以每次只要家里一有新书,莫言就和二哥管谟欣开抢。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耳旁风。”管谟欣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莫言文学馆里有这样一段描写莫言小时候的经历:1967年莫言上小学五年级,适逢“文革”,被迫辍学,当时上中学都要贫下中农推荐,中农出身的莫言被拒之门外,成了一名公社社员。他每天牵着牛羊,从学校教室的窗外经过……同学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这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感到自卑,感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无际的荒野,莫言孤独寂寞,感觉前途一片渺茫。
在莫言自己的自述当中,他说正是因为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因为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
还有一次,如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桥头走路,听到背后有人嘿嘿笑,可是回头又没有人。再比如,一天晚上,莫言在自家的大门口,仿佛看到远处田野里有一个橘黄色的球,被两只狐狸抛来抛去。
长到18岁,父亲让莫言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莫言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由于莫言身子还没有长壮实,刚到工地时,只能拉锁链,双手的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道血痕,破了长好,长好了又被勒破。”管谟欣说。
回忆起这段经历,莫言自己则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饥饿的记忆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小学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学校里这些饥饿得“身体透明”的小孩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莫言曾经深刻体会过“饿”这个字的滋味,从1960年春天开始,可怕的饥荒开始席卷中国大地。高密东北乡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老实木讷的农民们饥不择食,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在散文《吃相凶恶》里,莫言写道“一九六〇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
姐姐已经退学,专门挖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因此“吃”想当然成为了莫言小说中的关键密码之一,在他的小说里,“饥饿”记忆和“吃”的疯狂,贯穿始终。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少年时代的乡村饥饿记忆,成为了他面对世界时的一种基本态度。莫言小说里的小孩子,认识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能吃的,不能吃的。
在《四十一炮》当中,他借一个叫做罗小通的孩子深刻地再现了自己对于食物的终极热爱。“我低头看着这盘洋溢着欢乐的肉,看着它们兴奋的表情和那些像葡萄藤上的触须一样抖动不止的小手,听着它们像蜜蜂嗡嘤一样的话语,尽管它们的声音微弱,但它们的语言清晰、字字珠玑……我们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有生命有思想當然也有感情的个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只愿属于你,我们的沸水锅里痛苦地翻滚时,就在呼唤着你、盼望着你。我们希望被你吃掉,我们生怕被不是你的人吃掉。但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弱女子还可以用自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们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天生命贱,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你不来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卑俗的人来吃我们了。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爱肉、懂肉、喜欢肉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
在他的另一本小说,出版于1992年,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漠视的长篇《酒国》,则是“吃文化”中达到了巅峰状态的表达。
而到了1995年,莫言以一部洋洋五十万字的长篇巨著《丰乳肥臀》,总结了“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动荡史,并极其有创意地从清朝末年写到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动荡、历史的诡秘、人性的险恶、社会的变迁,在这部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但这部小说因为“不正确的历史观”而遭到了封杀。其中写到,在饥饿年代里,一名优雅的女医生在农场为了得到一只大白馒头,而甘心情愿地遭受着食堂管理员的邪恶奸淫。
正是这种惨痛的经历,莫言蔑视那些道学家的高调。莫言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创作的原动力让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贴近人的本能需要。
直到多年以后,莫言的胃又回归到了最初的爱好,每年从北京回来,莫言最喜欢去吃饭的地方,不是大酒店,而是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他好一口当地特有的“高密炉包”,还特别喜欢混到集市里找“高密炉包”吃。
现在,走遍平安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院内,都是一片片晾晒的玉米棒子,那片耀眼的金黄色仿佛预示着这片土地的种种丰收,就好像那些残酷的片段只留在了莫言的隐秘的记忆之中。
被侮辱和被伤害的
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受辱”也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
童年的故乡赋予他的,有来自老师和家人的爱的体验,更有来自社会的凌辱创伤。因为腹中饥饿难挨,莫言曾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他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被揍了一顿,然后他又不得不当着二百多人的面跪在毛泽东像前当众请罪。回到家里,他又遭到了父亲的毒打……来自童年故乡的创伤体验是深入莫言骨髓的,正是因着这种深沉苦痛的沉淀,才有了莫言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
《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十二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里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根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捕获,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高呼口号,必欲灭之而后快。“黑孩”后来钻进麻地里,像一条鱼一样游走了。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在稍后创作的《枯河》里,莫言以“侮辱”为核心,写小男孩在玩时不小心把领导女儿弄伤了。他回到家里,碰到的是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的组团“严刑拷打”。“父亲”打他时,还先扒下他的衣裳,“免得打坏了”;小说里的“父亲”在拷打小男孩时,极富创意地用蘸了盐水的麻绳来鞭打他。而在传统叙事中本来应该是保护孩子的母亲,抡起棉花秆劈头盖脑地打,打得“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在《四十一炮》的后记当中,莫言说他要“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当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
1976年,莫言当兵,第一次有机会离开故乡,此时的莫言已经21岁了,此去经年,从此与故乡,与故乡的高粱酒,与母亲棒槌敲打野菜的声音,与池塘里的蛙声、流淌的胶河相隔千里,直到物是人非。
莫言的父亲已经90岁了,他说常住北京的莫言每周六的早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即便是在国外也会打。如果实在忙不开,就让儿媳替他打过来。在他的床头,摆着《明清进士传略》、《琢秋堂俚句》等几摞书,却没有莫言的书。莫言的侄媳妇朱绍英透露,莫言不让父亲读他的书,因为担心把村里的人跟小说人物对上号,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从前冷清的莫言故居,已经呈现出一片的鲜明生动,很多人慕名而来。一位父亲带着上高中的女儿赶来,兴奋地与莫言的父亲合影后,说:“莫言要在古代,那就是孔圣人啊。”但他的女儿并没有看过莫言的书,大老远跑来这是因为“崇拜”。还有一位风水先生前来凑热闹,他手端罗盘,喃喃自语:出这么大的人物,必定有不凡的风水……
(实习记者孙荣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不过是一本书的翻版,几百个人物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我的书里面抽出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2012年10月14日,央视《面对面》采访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