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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关键词：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主.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
[2]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52.
[3]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M].香港：三联书店，1992：102.
[4]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8.
[5]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140.
[6]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0.
关键词：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主.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
[2]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52.
[3]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M].香港：三联书店，1992：102.
[4]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8.
[5]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140.
[6]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