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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是我读研时的同学。在整整40年前的1978年夏日，我俩是获得复试资格的少数幸运儿之一，于考试前日住进了北大未名湖北岸老燕园的“智楼”。那时候，我尚不知中文系同一研究方向的复试者共有12人，也不晓得他们绝大部分都投靠亲友住在校外了。我办完住宿手续，领到一块床板和一套枕席，板子直接铺地，我可仰面躺下望着高耸的楼檐下飞来飞去的蝙蝠，并未想到按传统的说法这是“福”兆，却在发愁明后天的笔试口试，发愁自己两眼一抹黑，在北京不认识任何人。其时，临旁有人正在乐呵呵地逐床询问谁是考现代文学的，此人生得矮壮，声调高爽、敞亮，这便是未来同学中我认识的第一人。
凌宇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文”胜于“人”。他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就职于长沙湖南一师，皆响当当的名校，但浑身上下无都市气息。操的是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夹杂方言，说话神态昂然。特别的是他并不关心即将要来的考试，三句两句话过后倒是急于让我看他抄在稿纸上的几篇散文。这散文应当是给导师看才对头，他却热心地先塞给我。他的这种习惯到现在还是如此。凌宇不是无时无刻炫才的人，但他的自我欣赏每多少年总要发作一次，一般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特别难堪。比如2015年到他的家乡里耶开会（里耶这地名一听就知道是由少数民族口音构成，它位于川湘交界，离沈从文《边城》的原型地茶峒不远。还在那儿的一口古井发现了上万枚秦简，神奇），他就揽着我非要我听他背诵新近写好的碑文不可，脾气一点也没有变。如今我已不记得他“文革”后不久所写的散文究竟有多好了，但当年我吃惊的是他娟秀的字体。如果仅仅是看到他那几乎女性化的一粒粒的字，你简直想象不到会出自眼前这个高音大嗓的汉子之手。这个反差，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正式录取后，四人一寝室安排在29楼二层的第二室。屋里仅两个双层床，和不够一人一桌的狭小位置。那一届的大学生、研究生年龄差别之大，也属空前绝后，同居一室的我和钱理群要比凌宇同另一研究生大五六岁的样子，所以进了宿舍，凌宇就爬上了二层。后来我常说凌宇“压迫”了我三年，三年中不息地上上下下，没有发生过一次矛盾。这个宿舍的排列，后来明白是与录取有点关系的，所以很快知道凌宇考得不错。北大的考题我在别的文章里已经公布过，正是既深且广。凌宇的才能突出，最早便显示在这里。据阅卷老师事后透露，600多张现代文学考卷，第一天愣是没有判出一张超过50分的卷纸来，直到第二天才判出了，全场为之轰动，都来传阅这张“标准卷”，这即是凌宇的！他擅长记诵。有时兴致高的时候會一人在房间里背诵古文。尤善于背诵自己的作品，如前所述。他的字美，文笔也美。最初偏于纤丽，辞藻丰富，喜爱抒情。后来随着人生的历练，凭添了老到和简实，文字就厚重起来了。他在我们中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学习方式。起初是因我们三人都天天跑图书馆抢位子，他一人在宿舍就留了下来，渐渐成了“特区”“特权”。他在他的天地里，每日边抽烟边读书，借书也不贪多、图快，也不特别用功，但到后来同学轮流做讲座由导师评议的时候，便发现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较高的。他不像我总是跟在后面一步不落地疲于奔命，搞得很紧张。他很洒脱、从容，我行我素，自有一套。
他的才华集中表现在很快像找到金矿一样“发现”了沈从文。那时的沈从文可不像如今这样世界有名，文学史里基本无踪影。作品颇丰的他，旧时大量创作被主流的政治文化偏见所掩盖。一些人还长久持着沈从文是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作家，其小说散文写的化外世界是脱离现实斗争等观点。所以起初的凌宇“迷”上沈从文，是有点反潮流的意思。他精神抖擞地读完了沈从文的书，又开始与沈从文接触、对谈，整理访问记录，做讲座，写论文，积累着将来写专著、传记的材料。有一个时间，他逢人便讲，有点“言必称沈从文”的味道。老师同学中就有不以为然的了。但我从旁看得比较清楚，他的热爱沈从文、研究沈从文是天然、真诚的。凌宇敞开心扉接受一个曾被埋没的作家，他们是如此容易心心相通：都是湘西人，生活、人事、语言、风俗这样相近，而且血管里都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脉，拥有少数民族独有的诗情、想象力和隐忧。凌宇显然从沈从文的世界里加深发现了自己童年熟习的世界。我也很快受到凌宇的影响，去借来一本本沈从文作品的初版本阅读。我甚至还跟他一起去拜望过刚刚离开“窄而霉”的平房住到东交民巷社科院宿舍楼房去的沈先生。80岁的沈从文白生生的，说话绵软，仿佛雄强、蛮气都敛于内了。而在北京读研的后期，凌宇的研究大步地深入，把沈从文的作品同中国的抒情文体、审美的多样性，同京派内部的互动（比如废名与沈从文的关系），同少数民族精神史联系在了一起。我记得他的讲座已经提到一些由沈从文辐射、扩张出去的课题，如中国小农经济的地区和半殖民地地区在人生形态上有何不同？沈从文的文体创造性到底体现在哪里？究竟什么是文学的思想性？等等。现今想及，仍发人思索。对于凌宇，沈从文的世界更通向广阔的人生审美世界了。所以我认为凌宇日后成为知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是当然的，是天合地合的。凌宇的研究类型偏于与研究对象十分地融和，连成一气。他由此很早就找到了和自己气质生活个性契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他这种类型自然不是研究类型的全部，但他天生属于这种类型。
如果按照沈从文作品所写的来理解凌宇的性格，《虎雏》《会明》中那些大都会也“改造”不了的“湘西人”，还真有参考价值。比如雄强，硬朗，带点保守性的执拗，凌宇人性的本源也来于此吧。他平时是有固执一面的。比如很小很小的事情，在北京的冬天他坚持要打开宿舍里唯一的朝东的窗户，不管保温与否。这在湖南是不碍的，可对于我们来自东北的人（四人中倒有两人）简直觉得不可理喻。东北的冬天不仅要关紧窗门，窗户缝还要用纸糊死，门外还要临时加一道门。但你只能听凌宇的，那扇窗就归他管了，他说了算。不过凌宇另有照顾别人、讲义气的一面，他很少“吃独食”。我至今记得他从北京出版社《十月》的黎汀大姐那里，领来了写一组恢复文学史被湮没作家的评论任务，回来后很爽快地转达给大家，毫无保留。所以我在《春润集》开宗明义第一篇“1981年纪事”里就提及此事，说是以凌宇为引线，才有了我关于钱锺书和施蛰存最早的介绍文字。还有毕业时他对去留问题的态度也十分明朗。我们起初也按照留京的方案寻找过接受单位，曾有一次，两人一起到一个研究单位去求职，也不想一想两人都立时要求对方解决家属户口和住房，彼此本是相克的。凌宇对家属问题的态度坚决，毫不动摇，结果后来我们的许多人都在矛盾、挣扎中留了下来，他却义无反顾地返回湖南了。他做事情想好了就不会回头的。 当然，这中间再没有比沈从文研究一事，更能表现他的坚持性和执拗性的了。相传在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与导师们发生了一点争议。那时的答辩风气，是除了答辩委员、导师们以外，同届或下几届的学生是不能旁听的，因此我们无法了解那场答辩的具体细节。但导师们平时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的批评意见（评价过度，犯了研究者跟着研究对象“走”的通病等）大家都有耳闻，事先就不禁为他担心了。而凌宇还是那个性格，对沈从文的基本认识不变，回答的词锋也相当锐利，因他觉得自己言之成理，符合导师的平时教导。胆量本来就不小的凌宇，实际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答辩，不顾及后果，不顾及这样冲撞了答辩委员之后那把“投票”之剑会如何落下。但是北大究竟是北大，争论激烈归激烈，最后还是全票通过如常。这种对研究对象与其说是“执拗”，不如说是“专注”的学术品质，正是目前研究界所缺失的。
凌宇的性格还有一别致、微妙之处，是自傲而不孤僻。一般自信力特强的人容易处理不好与周边的关系，初接触凌宇的时候，也觉得他有些架子。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虽然不至于给予青白眼，但经常是置之不理。稀奇的是他的人气不管到哪里还都挺高。他真诚待人，他人也真诚对他，一切都很自然，顺理成章。我观察他在省里能团结青年作家（湖南作家群曾经辉煌过，将来还会辉煌，那是个“文学大省”），在学会与一些青年学者打成一片，关系融洽。一次学会在年会研讨之余组织游浙江千岛湖，上得船去，一群青年人就拥着凌宇去打扑克了。他们打得兴起，几次靠岸上离岛观览都不顾，惹得赵园走去对他们大喝一声：“你们来是做什么的？”一时传为笑谈。可见他尽管自傲，有点架子，但他也能随时放下架子（来自下层）。他后来在省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刚刚破春的三月便到北京来开会，成为我们同学聚会的一个“传统”。现在他退了，到了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我还会猛然想起，觉得少了什么。总之，凌宇的社会身份后来就比较多了，他是大学教授，是专家，是省里非专职的官员（他时常会谈起乡间农民高看官职的习气），也是省里著名的文人。有了多种身份后，凌宇的社会责任感显然较比过去要重了，他尽职尽责地干着，但依我看，他的清高始终一贯，他的架子主要还是文人的架子。
凌宇是热爱老家的。他是“湘西之子”。他自家乡龙山县高中毕业后，就进入都市，但他身上的“鄉下人”的气味和沈从文一样都挥之不去。他还是“土”，在上海读书却讨了个上海郊区出身的“娘子”就是明证。平时穿着习惯也不像都市人，保持着土味。他心里与沈从文一般，永远藏着两个乡间：幼年的现实版的乡下和文学想象中被创造出来的乡下。两者互相交叠。家乡带给他的物质和精神营养是无穷尽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他从“边城”走来，听说他打算还要回里耶去度晚年，立誓要把“乡下人”做到底。
还记得读书时分有一次我们在宿舍海阔天空地聊天，不知是什么话题引起的，凌宇突然说，他将来想写一部湘西的“土匪小说”。众人都表赞成，认为他是不二人选。我知道，他有他特别的看待家乡的角度、立场。他要写的不会是一般的“剿匪小说”，因为他所理解的湘西民众生活于荒野、美丽的十万大山之间，是具有独特的人生形式的，那里的民与匪的关系在特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的互相转换，定会演绎出一幕幕生龙活虎的“传奇”来！我一直在等待他的小说。我羡慕他有写故乡的想法，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可依托之人。要说上海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马路、弄堂和砖石房子，至多穿插几块绿地像外滩、虹口公园、豫园等点缀其间，但那点人工山水实在太可怜了。不像凌宇有满目、满怀的故乡山水足以依循，甚至还有沈从文的全部文字矗立起的“湘西王国”可以眺望、想象。我曾经随了凌宇两次去张家界，两次去里耶，多次赴凤凰：沿着这个足迹，我也曾走近湘西。记得在张家界水绕四门那个神秘地方，听凌宇讲乡村械斗烧房子的故事；在里耶乘了白河木船沿着沈从文青年时代的航道观览周边湘行景色。凌宇的土匪故事就应该在这些地方发生吧。我等着看凌宇的小说，或许它永远高悬在那里成了一种念想，或许已经写就，正放在抽屉里等待润色问世呢。
2018年6月27日于小石居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
凌宇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文”胜于“人”。他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就职于长沙湖南一师，皆响当当的名校，但浑身上下无都市气息。操的是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夹杂方言，说话神态昂然。特别的是他并不关心即将要来的考试，三句两句话过后倒是急于让我看他抄在稿纸上的几篇散文。这散文应当是给导师看才对头，他却热心地先塞给我。他的这种习惯到现在还是如此。凌宇不是无时无刻炫才的人，但他的自我欣赏每多少年总要发作一次，一般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特别难堪。比如2015年到他的家乡里耶开会（里耶这地名一听就知道是由少数民族口音构成，它位于川湘交界，离沈从文《边城》的原型地茶峒不远。还在那儿的一口古井发现了上万枚秦简，神奇），他就揽着我非要我听他背诵新近写好的碑文不可，脾气一点也没有变。如今我已不记得他“文革”后不久所写的散文究竟有多好了，但当年我吃惊的是他娟秀的字体。如果仅仅是看到他那几乎女性化的一粒粒的字，你简直想象不到会出自眼前这个高音大嗓的汉子之手。这个反差，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正式录取后，四人一寝室安排在29楼二层的第二室。屋里仅两个双层床，和不够一人一桌的狭小位置。那一届的大学生、研究生年龄差别之大，也属空前绝后，同居一室的我和钱理群要比凌宇同另一研究生大五六岁的样子，所以进了宿舍，凌宇就爬上了二层。后来我常说凌宇“压迫”了我三年，三年中不息地上上下下，没有发生过一次矛盾。这个宿舍的排列，后来明白是与录取有点关系的，所以很快知道凌宇考得不错。北大的考题我在别的文章里已经公布过，正是既深且广。凌宇的才能突出，最早便显示在这里。据阅卷老师事后透露，600多张现代文学考卷，第一天愣是没有判出一张超过50分的卷纸来，直到第二天才判出了，全场为之轰动，都来传阅这张“标准卷”，这即是凌宇的！他擅长记诵。有时兴致高的时候會一人在房间里背诵古文。尤善于背诵自己的作品，如前所述。他的字美，文笔也美。最初偏于纤丽，辞藻丰富，喜爱抒情。后来随着人生的历练，凭添了老到和简实，文字就厚重起来了。他在我们中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学习方式。起初是因我们三人都天天跑图书馆抢位子，他一人在宿舍就留了下来，渐渐成了“特区”“特权”。他在他的天地里，每日边抽烟边读书，借书也不贪多、图快，也不特别用功，但到后来同学轮流做讲座由导师评议的时候，便发现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较高的。他不像我总是跟在后面一步不落地疲于奔命，搞得很紧张。他很洒脱、从容，我行我素，自有一套。
他的才华集中表现在很快像找到金矿一样“发现”了沈从文。那时的沈从文可不像如今这样世界有名，文学史里基本无踪影。作品颇丰的他，旧时大量创作被主流的政治文化偏见所掩盖。一些人还长久持着沈从文是新月派、现代评论派作家，其小说散文写的化外世界是脱离现实斗争等观点。所以起初的凌宇“迷”上沈从文，是有点反潮流的意思。他精神抖擞地读完了沈从文的书，又开始与沈从文接触、对谈，整理访问记录，做讲座，写论文，积累着将来写专著、传记的材料。有一个时间，他逢人便讲，有点“言必称沈从文”的味道。老师同学中就有不以为然的了。但我从旁看得比较清楚，他的热爱沈从文、研究沈从文是天然、真诚的。凌宇敞开心扉接受一个曾被埋没的作家，他们是如此容易心心相通：都是湘西人，生活、人事、语言、风俗这样相近，而且血管里都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脉，拥有少数民族独有的诗情、想象力和隐忧。凌宇显然从沈从文的世界里加深发现了自己童年熟习的世界。我也很快受到凌宇的影响，去借来一本本沈从文作品的初版本阅读。我甚至还跟他一起去拜望过刚刚离开“窄而霉”的平房住到东交民巷社科院宿舍楼房去的沈先生。80岁的沈从文白生生的，说话绵软，仿佛雄强、蛮气都敛于内了。而在北京读研的后期，凌宇的研究大步地深入，把沈从文的作品同中国的抒情文体、审美的多样性，同京派内部的互动（比如废名与沈从文的关系），同少数民族精神史联系在了一起。我记得他的讲座已经提到一些由沈从文辐射、扩张出去的课题，如中国小农经济的地区和半殖民地地区在人生形态上有何不同？沈从文的文体创造性到底体现在哪里？究竟什么是文学的思想性？等等。现今想及，仍发人思索。对于凌宇，沈从文的世界更通向广阔的人生审美世界了。所以我认为凌宇日后成为知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是当然的，是天合地合的。凌宇的研究类型偏于与研究对象十分地融和，连成一气。他由此很早就找到了和自己气质生活个性契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他这种类型自然不是研究类型的全部，但他天生属于这种类型。
如果按照沈从文作品所写的来理解凌宇的性格，《虎雏》《会明》中那些大都会也“改造”不了的“湘西人”，还真有参考价值。比如雄强，硬朗，带点保守性的执拗，凌宇人性的本源也来于此吧。他平时是有固执一面的。比如很小很小的事情，在北京的冬天他坚持要打开宿舍里唯一的朝东的窗户，不管保温与否。这在湖南是不碍的，可对于我们来自东北的人（四人中倒有两人）简直觉得不可理喻。东北的冬天不仅要关紧窗门，窗户缝还要用纸糊死，门外还要临时加一道门。但你只能听凌宇的，那扇窗就归他管了，他说了算。不过凌宇另有照顾别人、讲义气的一面，他很少“吃独食”。我至今记得他从北京出版社《十月》的黎汀大姐那里，领来了写一组恢复文学史被湮没作家的评论任务，回来后很爽快地转达给大家，毫无保留。所以我在《春润集》开宗明义第一篇“1981年纪事”里就提及此事，说是以凌宇为引线，才有了我关于钱锺书和施蛰存最早的介绍文字。还有毕业时他对去留问题的态度也十分明朗。我们起初也按照留京的方案寻找过接受单位，曾有一次，两人一起到一个研究单位去求职，也不想一想两人都立时要求对方解决家属户口和住房，彼此本是相克的。凌宇对家属问题的态度坚决，毫不动摇，结果后来我们的许多人都在矛盾、挣扎中留了下来，他却义无反顾地返回湖南了。他做事情想好了就不会回头的。 当然，这中间再没有比沈从文研究一事，更能表现他的坚持性和执拗性的了。相传在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与导师们发生了一点争议。那时的答辩风气，是除了答辩委员、导师们以外，同届或下几届的学生是不能旁听的，因此我们无法了解那场答辩的具体细节。但导师们平时对凌宇的沈从文研究的批评意见（评价过度，犯了研究者跟着研究对象“走”的通病等）大家都有耳闻，事先就不禁为他担心了。而凌宇还是那个性格，对沈从文的基本认识不变，回答的词锋也相当锐利，因他觉得自己言之成理，符合导师的平时教导。胆量本来就不小的凌宇，实际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答辩，不顾及后果，不顾及这样冲撞了答辩委员之后那把“投票”之剑会如何落下。但是北大究竟是北大，争论激烈归激烈，最后还是全票通过如常。这种对研究对象与其说是“执拗”，不如说是“专注”的学术品质，正是目前研究界所缺失的。
凌宇的性格还有一别致、微妙之处，是自傲而不孤僻。一般自信力特强的人容易处理不好与周边的关系，初接触凌宇的时候，也觉得他有些架子。对于他看不上的人，虽然不至于给予青白眼，但经常是置之不理。稀奇的是他的人气不管到哪里还都挺高。他真诚待人，他人也真诚对他，一切都很自然，顺理成章。我观察他在省里能团结青年作家（湖南作家群曾经辉煌过，将来还会辉煌，那是个“文学大省”），在学会与一些青年学者打成一片，关系融洽。一次学会在年会研讨之余组织游浙江千岛湖，上得船去，一群青年人就拥着凌宇去打扑克了。他们打得兴起，几次靠岸上离岛观览都不顾，惹得赵园走去对他们大喝一声：“你们来是做什么的？”一时传为笑谈。可见他尽管自傲，有点架子，但他也能随时放下架子（来自下层）。他后来在省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刚刚破春的三月便到北京来开会，成为我们同学聚会的一个“传统”。现在他退了，到了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我还会猛然想起，觉得少了什么。总之，凌宇的社会身份后来就比较多了，他是大学教授，是专家，是省里非专职的官员（他时常会谈起乡间农民高看官职的习气），也是省里著名的文人。有了多种身份后，凌宇的社会责任感显然较比过去要重了，他尽职尽责地干着，但依我看，他的清高始终一贯，他的架子主要还是文人的架子。
凌宇是热爱老家的。他是“湘西之子”。他自家乡龙山县高中毕业后，就进入都市，但他身上的“鄉下人”的气味和沈从文一样都挥之不去。他还是“土”，在上海读书却讨了个上海郊区出身的“娘子”就是明证。平时穿着习惯也不像都市人，保持着土味。他心里与沈从文一般，永远藏着两个乡间：幼年的现实版的乡下和文学想象中被创造出来的乡下。两者互相交叠。家乡带给他的物质和精神营养是无穷尽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他从“边城”走来，听说他打算还要回里耶去度晚年，立誓要把“乡下人”做到底。
还记得读书时分有一次我们在宿舍海阔天空地聊天，不知是什么话题引起的，凌宇突然说，他将来想写一部湘西的“土匪小说”。众人都表赞成，认为他是不二人选。我知道，他有他特别的看待家乡的角度、立场。他要写的不会是一般的“剿匪小说”，因为他所理解的湘西民众生活于荒野、美丽的十万大山之间，是具有独特的人生形式的，那里的民与匪的关系在特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的互相转换，定会演绎出一幕幕生龙活虎的“传奇”来！我一直在等待他的小说。我羡慕他有写故乡的想法，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可依托之人。要说上海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有马路、弄堂和砖石房子，至多穿插几块绿地像外滩、虹口公园、豫园等点缀其间，但那点人工山水实在太可怜了。不像凌宇有满目、满怀的故乡山水足以依循，甚至还有沈从文的全部文字矗立起的“湘西王国”可以眺望、想象。我曾经随了凌宇两次去张家界，两次去里耶，多次赴凤凰：沿着这个足迹，我也曾走近湘西。记得在张家界水绕四门那个神秘地方，听凌宇讲乡村械斗烧房子的故事；在里耶乘了白河木船沿着沈从文青年时代的航道观览周边湘行景色。凌宇的土匪故事就应该在这些地方发生吧。我等着看凌宇的小说，或许它永远高悬在那里成了一种念想，或许已经写就，正放在抽屉里等待润色问世呢。
2018年6月27日于小石居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