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中国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使湖南南部重镇郴州市的知名度大增。人们都知道，在这场自然灾害中，郴州市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内成了一个既无水又无电的“孤岛”。郴州的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灾害已经基本过去，太阳照常升起，郴州人民又走上了紧张有序的生活轨道。
　　
　　悲情之城
　　
　　郴州是一座悲壮、苍凉的城市，因为从古到今一些重要的人物受贬时的流放地都是郴州。这些被贬的人物给这座城市染上了一种悲情，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中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韩愈、秦观、张学良三位。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人，原为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请免徭役赋税，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省)令。永贞元年(公元805年)遇大赦，离阳山到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待命。韩愈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就表达了这时的情绪。他写道：“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当时的政治形势“无清风”，自己的“正直”也不能感通神灵。当时的郴州作为贬官的处所，就是因为当地自然环境恶劣。韩愈在《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诗中就写道：“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窜逐蛮荒幸不死。”你看当时的郴州毒蛇多到下床都是一件困难的事，空气潮湿还有腥臊味，也就是空气质量不好。总之，是一个“蛮荒”之地。当然韩愈在遭贬后还是乐观的。他在诗中写道：“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他还想着东山再起报恩。他还高唱出“人生由命非由他”的坦然。
　　韩愈在衡山时遇到了郴州苏仙岭的道教圣地——景星观的道士廖正法，为他专门写了一文《送廖道士序》。该文壮美大气并寄寓了自己的思想。现在景星现中厅内汉白玉碑是刻有该序。
　　秦观是宋代的大文人。我们经常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秦观写的《鹊桥仙·七夕》一词中的最后两句。
　　秦观即秦太虚，北宋洲人，扬州高邮人，字少游，号淮海居士，元丰进士。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来并称“苏(乐坡)门四学士”。秦观的成名作就是一首《满庭芳》的训，该词开始为“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他的老帅苏东坡十分欣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唐诗宋词都是能演唱的。在宋代，秦观的这首词就如同现在的通俗流行歌曲一样，在民间很是红火。
　　由于新旧党争的牵连，1096年，47岁的秦观被贬到今天的郴州削官为民。秦观怀才不遇，含冤被贬，满怀悲愤的在此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词《踏莎行·郴州旅舍》。毛泽东说：“这首词写得很好，写出了他被削职后，那种凄楚难言的隐衷，把那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有才华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不堪排挤打击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很有名。”
　　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也曾被幽禁于郴州市苏仙岭顶上的苏仙观内很长时间。张学良被囚禁的地方，今天已经被称为“屈将室”。在这里，张学良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名句。
　　
　　三绝碑
　　
　　这些悲情人物不仅孕育了郴州不屈不挠的城市之魂，也留下了可供怀念欣赏的纪念物。这中间最为有名的就是“三绝碑”。
　　上面讲道，宋代的秦观在被贬郴州时，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词《踏莎行·郴州旅舍》，全词如下：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东坡很喜欢这首词，特别是最后两句“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就把它写在扇子上，天天看它、读它。秦少游死后(秦少游1100年死于藤州)，苏东坡非常悲痛，在扇面秦词的后面，写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跋语。著名书法家米芾把秦词、苏跋写下来，传到郴州。郴州人把其刻在一个碑上，史称“三绝碑”。这“三绝碑”就在郴州市内的苏仙岭上，实际应该叫摩崖石刻。
　　石碑或摩崖题刻在中国并不罕见，其价值就以石碑上的内容、书法艺术的高低以及年代的久远来衡量。这郴州的“三绝碑”是把宋代秦观的词、苏东坡的跋、米芾的笔(即书法)汇聚在一个石碑上，十分不易。秦、苏是宋代顶尖的文学家，米芾是宋代顶尖的书法家。这三人代表了宋代最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人称“三绝碑”。这“绝”可以理解为“杰”。中国的“三绝碑”还有一些，但以郴州市的影响最大，价值最高，往往被人称为“三绝碑”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