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下半年的欧洲，被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余波笼罩。截至2016年12月中旬，已经确定的将在2017年进行领导人选举、议会选举或公投的欧洲国家有11个。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与欧洲经济社会的现状脱不了干系。欧洲也好，其他在方方面面与欧洲发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罢，都不得不学会与不确定性为友。
　　德国举足轻重，难民政策是关键
　　未来的欧洲将何去何从？虽然充满不确定性，各种问题纷繁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的形势将对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事业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换句话说，默克尔是否连任，如果不连任，谁又会接替她，都将对整个欧洲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客观上默克尔享有一定的优势。第一，目前来看，母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内还不存在足够强势、能够替代她的接替者。即使是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其他党派内也不存在特别冒头的人物。第二，应对欧洲纷繁复杂的形势，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势的、熟悉欧洲事务的德国领导人。随着法国近年来的相对走弱，德国和默克尔本人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更加凸显。这些因素将有利于默克尔的连任。
　　然而，虽然默克尔存在天然优势，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依然很大，问题主要出在其难民政策之上。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目前已致110万难民涌入德国，给德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甚至还诱发了恐怖袭击，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尽管默克尔已经承认其难民政策有误，并相对收紧了难民政策，但国内批评声音仍在，甚至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也曾对此表示严重不满。2017年默克尔能否连任，德国政局形势能否平稳过渡，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难民问题的发展。目前，出现两种情形的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大选期间或邻近大选，出现恐怖袭击等恶性事件，再次引发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质疑，进而导致反对党突然扭转局势，德国政局出现“黑天鹅”。另一种是，成功将难民危机转化为人口“红利”，默克尔强势连任。当前，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严重，适龄劳动力的欠缺成为德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果德国能够在吸纳难民之后，有效地将难民转化为劳动力，一方面能解决德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为国内经济发展添加动力；另一方面，使难民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避免内部矛盾激化。
　　欧盟政治生态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的失败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五星运动”党的上台，但它给欧洲形势的不确定性加添了不重不轻的一笔。总之，“黑天鹤”潜伏欧洲，局势最终如何还有待时日验证。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停滞，乃至倒退。政局中的不确定性与难民问题等一干棘手事项都将分散欧洲恢复区域经济的精力。因此，欧洲的经济发展将呈持续缓慢复苏态势，区域货币存在震荡可能，加之银行业风险递增，贸易不景气，社会矛盾不断蓄势，分裂因素潜伏。至于欧洲能够在多大限度上克制英国“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恢复各国对经济发展的信心、缓解难民问题带来的冲击，从源头上解决社会深层矛盾是根本，而德国政局的演变又将是关键。
　　立足欧洲，放眼世界
　　欧洲生变的因素潜伏，世界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之牵动。在欧洲，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那么，同样处于变动中的世界形势又将呈现何种图景呢？目前的世界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调试性阶段。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化仍将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只是路程多了波折。目前很难判断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究竟意味着机遇还是挑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在发展领域，增长信心不足，亟需更多关注。例如，在欧洲，政治生态和社会状态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欧洲没有足够的精力关注自身乃至他国的发展问题。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有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深层原因（欧盟区域内各国的发展不平衡和欧盟各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但对于缺乏足够增长新动力的欧洲来说，即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也不意味着就有心力解决深层次、根源性的问题。2017年的欧洲仍将面临严峻挑战：经济社会脆弱、银行业风险上升、失业率高涨。虽说，部分新兴国家的增长还是被看好的，且这些国家乐于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力量，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迅速接受这些公共产品，并将之转化为自身发展动力。面对外来投资，不少国家仍存观望甚至戒备心理。此外，对于管控投资风险，投资国也尚需时日进一步摸索。不少地区发展欠缺公共产品，而不少地区有产能输出的压力。如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还是有望为全球经济发展再添动能的。
　　在贸易领域，规则持续呈现“碎片化”，预计贸易增长率将更低，甚至存在触底可能。在欧洲方面，2017年，作为欧洲贸易引擎的德国，仍将面临产能过剩。德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若德国维持经济外向态势，不少经濟形势本来就不乐观的逆差国承受的压力也将不断攀升。因此，在欧洲，很难通过单纯的贸易拉动，提供动能，实现增长。同样，英国“脱欧”带来了“溢出效应”，欧洲大陆上不少双边贸易规则有待再确定。这让我们看到，产生贸易增长低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治理规则的不完善、碎片化和变动性。因此，重振贸易对增长的贡献，离不开确立有序的贸易规则。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难以克服规则“碎片化”现象，与某些规则缺乏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有关。因此，二战后开启的创建一套具有包容性、有序性及有效性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者其他贸易规则体系是否能够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之后，克服“两T”既有的缺陷，作为更完美的替代性贸易规则版本，“接棒”贸易领域的全球治理，还需拭目以待。
　　在安全领域，安全问题将呈现出更强的非传统性。安全威胁不再仅仅是军事战争的范畴，而是已经涵盖了更多的内涵，包括宗教因素、人口因素、恐怖主义等都可能成为滋生安全隐患的危机因素。一些新的传播手段，例如网络空间，已被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所利用，再次增添了安全治理的难度。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给国内经济社会安定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带来的溢出性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诸多非传统性的安全隐患，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防微杜渐，有效应对各类安全隐患，将危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我们应进一步反思隐患产生的根源。例如，透过英国“脱欧”事件我们认识到，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民众的不满。而难民涌入等外部因素，加之恐怖事件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的不满情绪。如果民粹的情绪被过分放大，将会带来社会潜在的不稳定。从源头治理潜在安全威胁，也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途径。
　　最后，觅得共同利益，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2017年，欧盟的前行道路布满曲折，内部经济社会不平衡依然存在，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成员国的离心力持续存在。之所以存在离心力，是因为不确定性让大家更加倾向于建起壁垒，保护自身利益。因此，我们将看到一些更加实用主义导向的欧洲国家。它们走出欧洲，跟大家打交道。不管欧洲怎么变，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出发点不会变。未来的世界纷繁复杂，充满挑战，这足以说服诸国，觅得共同利益，共同治理全球性问题。推动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稳定、规避不确定性风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而全球性问题的属性也在客观上要求各国合作治理，没有一国能够通过置身事外，真正觅得“安全之孤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