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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作为维珍航空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倾力援助中东地区的难民。他还利用与约旦王室的关系，说服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允许他乘坐维珍航班飞抵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用物资换回一批被萨达姆扣押作为“人盾”的英国人。在联军大规模轰炸巴格达前夕，布兰森带着人质惊险逃亡。
我打开电视，转到CNN台，把头凑到屏幕跟前听新闻。不需要把声音开大，我就能明白情况很糟。上周伊拉克刚刚入侵科威特，全球陷入失控状态。原油价格由入侵前的每桶19美元暴涨到36美元。航空燃料的价格则从每加仑75美分暴涨到1.5美元，比原油价格涨得还要厉害，因为联军已经开始囤储航空燃料，准备空袭伊拉克。
影响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乘客数量和航空燃料价格。所有独立航空公司现在都面临灾难，燃料价格（占全部管理费用的20%）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客源却逐渐减少，但又不得不继续运营。入侵后的头一周，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预订出去的机票有3000张被取消。我们刚刚在劳埃德开户，刚刚打破我们2500万英镑的透支额。我不知道在劳埃德银行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之前，我們还能走多远。我把这些忧虑暂时抛诸脑后。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约旦的努尔王后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跨大西洋气球之旅的意外结果。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雷丝·凯利”。她是个美国人，当过空中小姐。她高高的个头，满头金发，魅力无穷，现在生活在安曼的一座宫殿里。努尔王后听说了我们那次气球飞行的故事，打电话问我能否教她和她的家人驾驶气球。我和汤姆·巴罗前往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王室成员驾驶热气球。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少数拒绝立刻谴责萨达姆的世界领袖之一。
在入侵之后的骚乱中，大量外国工人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15万难民聚集在一处没有供水和毯子的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白天无处躲避炙热的阳光;夜晚没有御寒物抵御刺骨的寒冷。如果有毯子，就可以在白天把它勉强支起来遮阳，晚上裹在身上取暖。我一听说这个问题，就联系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提出想尽力帮助他们。现在，努尔王后告诉我说，尽管红十字会正在安装供水系统，但他们仍然需要十万张毯子。
“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已经死了。”努尔王后说，“但这一切还没演变成全面灾难。我想，为了避免难民大批死亡，我们只有两三天的回旋余地。”
那天，我开车来到克劳利，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一些员工讨论该怎样弄到十万张毯子，然后空运到安曼。维珍的所有员工齐心协力，援手相助。我们白天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交部的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和海外开发部的琳达·乔克，设法弄到三万张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诺送来更多毯子。我们提出自己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便通过全国电台发出呼吁。从那天晚上开始，盖特威克的一间仓库就逐渐堆满了毯子。此外，大卫·塞恩斯伯里也允诺提供几吨大米。
理查德·布兰森
两天后，我们拆掉一架波音747上的全部座位，在里面装上四万多张毯子、几吨大米以及医疗用品。然后，这架飞机便飞往安曼，毯子装满了在机场等候的一排排汽车。回来时，我们带上许多滞留在约旦希望回家的英国公民。
我回到英国后，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告诉我，他接到英航董事长金勋爵的电话，后者惊讶地在《10点钟新闻》中看到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往约旦的特别报道。“这事该由我们来做。”金勋爵告诉沃尔德格雷夫。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向金勋爵指出，是我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的，而且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刚好有一架空闲的飞机可以用来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那个星期，英航也运送一些供给去约旦，带回更多的英国公民。基督教援助会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很奇怪，多年来，他们一直求助于英航，都没有成功，但自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到安曼去之后，英航实际上是追着他们要提供帮助。有时候，健康的竞争也会给慈善事业带来好处。
听说我们最初运过去的救援物资有一部分没有送到难民营，于是我决定到安曼去待几天，监督下一次运送供给，直到物资最终抵达难民营。到我回国时，约旦显然已不会爆发全面难民危机了。努尔王后告诉我，再没有难民死于痢疾或脱水。15万难民也慢慢散去。
几天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第二天，弗兰克·赫西给我打电话。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达当人质了。托尼有严重的肺癌，需要紧急治疗。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各部门以及伊拉克驻欧洲各国的大使，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谁都爱莫能助。弗兰克请求我帮忙。
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的三天，当我到安曼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在一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商人在危急时刻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赛因国王毛遂自荐，不过是因为我曾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飞行，而且我拥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经营着四架波音747客机。尽管再没别人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飞行，但许多商人都拥有大型飞机。不过，这两个条件使我处境微妙，我是侯赛因国王信任的少数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实际上能直接联系到萨达姆·侯赛因。
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被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所患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一天后，侯赛因国王给我打来电话：“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总是彬彬有礼，以“先生”或“女士”称呼人们，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出发前往巴格达了。我已经收到萨达姆的消息，他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个电话制订计划，并且已经在员工中找到一群自愿前往伊拉克的勇士。
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们已获准飞往巴格达，这时他们难免有些担忧。他们知道，如果飞机在巴格达多滞留几天，我们就会破产。“政府已经保证，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总监奈杰尔·普里姆罗斯说，“但如果飞机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达，那就没人会给我们提供‘商业损失’保险。记住，英航已经有一架747飞机在科威特坠毁啦。”
董事们反复咀嚼这段话，房间里鸦雀无声。“这里头有一个优势，”戴维·泰特一脸严肃地说，“他们也会把理查德扣留下来，这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提出更多轻率的计划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向东飞到欧洲。我们挤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质的亲人、医生、护士、维珍空服人员和一名作为媒体代表的记者。我们身后是400个空荡荡的座位。情况相当诡异。过了几个小时，我们顺着过道来回散步，稍微活动活动。
飞机外面，白昼迅速消退，等我们进入伊拉克领空时，天已经黑了。我望著外面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军队在什么地方。我想象着我们在雷达监视下飞往巴格达。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是唯一的绿色亮点，在慢慢移动。我本以为会看见两架战斗机飞上来为我们护航，但四周只有令人紧张的寂静。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我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坐在机长雷·米尔格特以及两位第一副驾驶杰夫·纽和保罗·格林后面。他们正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说话，巴格达就在外面，但无线电是它的唯一标志。透过挡风玻璃，我们前面一团漆黑。伊拉克已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我不知道下面住着谁、他们是否听见我们飞过头顶、会不会把我们当作第一架联军轰炸机。我们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我们正在接近这座城市。”雷·米尔格特说。
飞机开始降落，我扫视了一眼前面的屏幕，看见高度计表上的数字在下滑。长途飞行会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飞机都处于云层上方急流层的奇妙世界里，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移动。随着飞机开始下降，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块巨大的铁皮里，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必须让它停下来。我们继续下降，飞机呼啸着穿过黑暗。通常，机场是由橘黄色和银色灯光构成的一大片辉煌灯火，很难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灯光。跑道、廊桥、飞机和控制塔都闪烁着荧光灯和卤光灯。然而，飞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简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飞行差不多。
杰夫·纽正在接受巴格达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引。他打开襟翼，放下起落架。我一直望着飞机不断下降，现在只有600英尺高……现在500英尺。空中交通管制员用空洞的声音读着我们的高度。突然，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两行着陆灯。我们对准正中间飞去。飞机接触到地面，顺着跑道滑行。又出现几道灯光指引我们，飞机慢慢朝卸载区滑去。我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端着机枪的人站在一段楼梯旁。我们的乘务长简-安·赖利示意机舱门可以安全打开了。我望着外面，天气非常寒冷。
舷梯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带头向伊拉克停机坪走去。两排士兵呈扇形散开，把我们围在中间。两名政府高级官员身穿棕色驼毛大衣，前来迎接我们，要求人质的亲属待在飞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还大，但它完全荒废了，只有我们的飞机停在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维珍空服人员，她们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走过空旷的机场，走过那群伊拉克士兵，跟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在一片寂静之中，她们的鞋跟敲击着地面，那么响亮。我们都微笑着。起初士兵们有点腼腆，但随后他们也露出了微笑。跑道上没有其他飞机，我们的飞机大得有些怪异。 我们被带进一间空荡荡的候机室，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都已被拆除，包括电脑终端、电话甚至电灯。这需要花点时间，也表明伊拉克正在为空袭作全面准备，已经从机场抢救出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我们递过去带来的一些礼物，有送给军官们的巧克力，还有送给士兵们的维珍公司的儿童航空旅行包，他们可以送给家人。然后，我听见外面传来动静，泰德·希思（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泰德是其昵称）率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们的脸显得那么苍白。他们一见到我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跑过来跟我们拥抱。泰德笑着与每个人握手。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全都带回去。每个人都笑着互相拥抱，脸上热泪纵横。外面，士兵们正在卸下我们带来的医疗用品。我打开香槟，举杯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那些继续留在伊拉克的人。我找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我们拥抱了一下。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妇女不得不离开丈夫，她泪流满面地朝我走来。一个男子不得不把3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向她说再见。除了给他一个拥抱，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俩眼里都噙着泪水，因为我也是个父亲。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当我们走过寒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又送给他们一些儿童航空旅行包，跟他们互道祝福。等我们飞走后，这些外表虚弱而恐惧的士兵将穿着不舒适的靴子和橄榄绿裤子，握着枪支继续站岗，而这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炸毁的目标。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数人质都手拉着手，走过跑道，这样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撑。大伙儿看起来就像一群幽灵。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盏照亮舷梯的聚光灯，所有的灯光都再次熄灭。我走上舷梯，转身挥手道别。
“你们总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那是弗兰克·赫西。他待在飞机上，想给他妹妹和妹夫一个惊喜。当他们看见对方时，不禁泪眼婆娑，拥抱在一起。
我向伊拉克士兵投去最后一瞥，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打开我们送去的红色维珍旅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碰到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西方人将很快到来，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射导弹。
威尔·怀特霍恩已经检查了人质们携带的所有行李。在最后一分钟，他找到一个装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舱门快要关闭时，他朝门口跑过去，把包丢到下面的水泥地上。那些士兵们吃了一惊，不知道如何是好。机舱门关闭，当飞机朝着远离机场大楼的方向滑行时，那个包还躺在地上。
在飞机上，人质和亲人们涌进过道，互相拥抱，人群中響起一阵阵欢呼声。我们系好安全带起飞，飞机刚一拉平，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大家手握香槟站着，互相倾诉自己的遭遇。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离开伊拉克领空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我抓起麦克风，拉着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撒切尔夫人非常高兴泰德安全归来！”她的眼中钉正在回家的路上。
弗兰克·赫西跟妹妹莫林、妹夫托尼手拉着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他们能够再次团聚并离开巴格达。飞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既为自己获得自由感到高兴，又为留在巴格达的亲人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巴格达机场则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火力攻击下化为灰烬。我想起那些穿着粗劣军装的士兵，希望他们能逃过这场劫难。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中外书摘》2017年第12期〕
我打开电视，转到CNN台，把头凑到屏幕跟前听新闻。不需要把声音开大，我就能明白情况很糟。上周伊拉克刚刚入侵科威特，全球陷入失控状态。原油价格由入侵前的每桶19美元暴涨到36美元。航空燃料的价格则从每加仑75美分暴涨到1.5美元，比原油价格涨得还要厉害，因为联军已经开始囤储航空燃料，准备空袭伊拉克。
影响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乘客数量和航空燃料价格。所有独立航空公司现在都面临灾难，燃料价格（占全部管理费用的20%）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客源却逐渐减少，但又不得不继续运营。入侵后的头一周，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预订出去的机票有3000张被取消。我们刚刚在劳埃德开户，刚刚打破我们2500万英镑的透支额。我不知道在劳埃德银行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之前，我們还能走多远。我把这些忧虑暂时抛诸脑后。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约旦的努尔王后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跨大西洋气球之旅的意外结果。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雷丝·凯利”。她是个美国人，当过空中小姐。她高高的个头，满头金发，魅力无穷，现在生活在安曼的一座宫殿里。努尔王后听说了我们那次气球飞行的故事，打电话问我能否教她和她的家人驾驶气球。我和汤姆·巴罗前往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王室成员驾驶热气球。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少数拒绝立刻谴责萨达姆的世界领袖之一。
在入侵之后的骚乱中，大量外国工人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15万难民聚集在一处没有供水和毯子的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白天无处躲避炙热的阳光;夜晚没有御寒物抵御刺骨的寒冷。如果有毯子，就可以在白天把它勉强支起来遮阳，晚上裹在身上取暖。我一听说这个问题，就联系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提出想尽力帮助他们。现在，努尔王后告诉我说，尽管红十字会正在安装供水系统，但他们仍然需要十万张毯子。
“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已经死了。”努尔王后说，“但这一切还没演变成全面灾难。我想，为了避免难民大批死亡，我们只有两三天的回旋余地。”
那天，我开车来到克劳利，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一些员工讨论该怎样弄到十万张毯子，然后空运到安曼。维珍的所有员工齐心协力，援手相助。我们白天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交部的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和海外开发部的琳达·乔克，设法弄到三万张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诺送来更多毯子。我们提出自己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便通过全国电台发出呼吁。从那天晚上开始，盖特威克的一间仓库就逐渐堆满了毯子。此外，大卫·塞恩斯伯里也允诺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拆掉一架波音747上的全部座位，在里面装上四万多张毯子、几吨大米以及医疗用品。然后，这架飞机便飞往安曼，毯子装满了在机场等候的一排排汽车。回来时，我们带上许多滞留在约旦希望回家的英国公民。
我回到英国后，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告诉我，他接到英航董事长金勋爵的电话，后者惊讶地在《10点钟新闻》中看到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往约旦的特别报道。“这事该由我们来做。”金勋爵告诉沃尔德格雷夫。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向金勋爵指出，是我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的，而且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刚好有一架空闲的飞机可以用来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那个星期，英航也运送一些供给去约旦，带回更多的英国公民。基督教援助会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很奇怪，多年来，他们一直求助于英航，都没有成功，但自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到安曼去之后，英航实际上是追着他们要提供帮助。有时候，健康的竞争也会给慈善事业带来好处。
听说我们最初运过去的救援物资有一部分没有送到难民营，于是我决定到安曼去待几天，监督下一次运送供给，直到物资最终抵达难民营。到我回国时，约旦显然已不会爆发全面难民危机了。努尔王后告诉我，再没有难民死于痢疾或脱水。15万难民也慢慢散去。
几天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第二天，弗兰克·赫西给我打电话。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达当人质了。托尼有严重的肺癌，需要紧急治疗。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各部门以及伊拉克驻欧洲各国的大使，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谁都爱莫能助。弗兰克请求我帮忙。
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的三天，当我到安曼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在一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商人在危急时刻能够提供怎样的帮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赛因国王毛遂自荐，不过是因为我曾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飞行，而且我拥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经营着四架波音747客机。尽管再没别人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飞行，但许多商人都拥有大型飞机。不过，这两个条件使我处境微妙，我是侯赛因国王信任的少数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实际上能直接联系到萨达姆·侯赛因。
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被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所患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一天后，侯赛因国王给我打来电话：“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总是彬彬有礼，以“先生”或“女士”称呼人们，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出发前往巴格达了。我已经收到萨达姆的消息，他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个电话制订计划，并且已经在员工中找到一群自愿前往伊拉克的勇士。
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们已获准飞往巴格达，这时他们难免有些担忧。他们知道，如果飞机在巴格达多滞留几天，我们就会破产。“政府已经保证，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总监奈杰尔·普里姆罗斯说，“但如果飞机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达，那就没人会给我们提供‘商业损失’保险。记住，英航已经有一架747飞机在科威特坠毁啦。”
董事们反复咀嚼这段话，房间里鸦雀无声。“这里头有一个优势，”戴维·泰特一脸严肃地说，“他们也会把理查德扣留下来，这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提出更多轻率的计划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向东飞到欧洲。我们挤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质的亲人、医生、护士、维珍空服人员和一名作为媒体代表的记者。我们身后是400个空荡荡的座位。情况相当诡异。过了几个小时，我们顺着过道来回散步，稍微活动活动。
飞机外面，白昼迅速消退，等我们进入伊拉克领空时，天已经黑了。我望著外面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军队在什么地方。我想象着我们在雷达监视下飞往巴格达。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是唯一的绿色亮点，在慢慢移动。我本以为会看见两架战斗机飞上来为我们护航，但四周只有令人紧张的寂静。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我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坐在机长雷·米尔格特以及两位第一副驾驶杰夫·纽和保罗·格林后面。他们正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说话，巴格达就在外面，但无线电是它的唯一标志。透过挡风玻璃，我们前面一团漆黑。伊拉克已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我不知道下面住着谁、他们是否听见我们飞过头顶、会不会把我们当作第一架联军轰炸机。我们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我们正在接近这座城市。”雷·米尔格特说。
飞机开始降落，我扫视了一眼前面的屏幕，看见高度计表上的数字在下滑。长途飞行会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飞机都处于云层上方急流层的奇妙世界里，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移动。随着飞机开始下降，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块巨大的铁皮里，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必须让它停下来。我们继续下降，飞机呼啸着穿过黑暗。通常，机场是由橘黄色和银色灯光构成的一大片辉煌灯火，很难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灯光。跑道、廊桥、飞机和控制塔都闪烁着荧光灯和卤光灯。然而，飞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简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飞行差不多。
杰夫·纽正在接受巴格达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引。他打开襟翼，放下起落架。我一直望着飞机不断下降，现在只有600英尺高……现在500英尺。空中交通管制员用空洞的声音读着我们的高度。突然，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两行着陆灯。我们对准正中间飞去。飞机接触到地面，顺着跑道滑行。又出现几道灯光指引我们，飞机慢慢朝卸载区滑去。我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端着机枪的人站在一段楼梯旁。我们的乘务长简-安·赖利示意机舱门可以安全打开了。我望着外面，天气非常寒冷。
舷梯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带头向伊拉克停机坪走去。两排士兵呈扇形散开，把我们围在中间。两名政府高级官员身穿棕色驼毛大衣，前来迎接我们，要求人质的亲属待在飞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还大，但它完全荒废了，只有我们的飞机停在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维珍空服人员，她们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走过空旷的机场，走过那群伊拉克士兵，跟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在一片寂静之中，她们的鞋跟敲击着地面，那么响亮。我们都微笑着。起初士兵们有点腼腆，但随后他们也露出了微笑。跑道上没有其他飞机，我们的飞机大得有些怪异。 我们被带进一间空荡荡的候机室，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都已被拆除，包括电脑终端、电话甚至电灯。这需要花点时间，也表明伊拉克正在为空袭作全面准备，已经从机场抢救出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我们递过去带来的一些礼物，有送给军官们的巧克力，还有送给士兵们的维珍公司的儿童航空旅行包，他们可以送给家人。然后，我听见外面传来动静，泰德·希思（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泰德是其昵称）率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们的脸显得那么苍白。他们一见到我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跑过来跟我们拥抱。泰德笑着与每个人握手。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全都带回去。每个人都笑着互相拥抱，脸上热泪纵横。外面，士兵们正在卸下我们带来的医疗用品。我打开香槟，举杯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那些继续留在伊拉克的人。我找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我们拥抱了一下。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妇女不得不离开丈夫，她泪流满面地朝我走来。一个男子不得不把3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向她说再见。除了给他一个拥抱，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俩眼里都噙着泪水，因为我也是个父亲。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当我们走过寒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又送给他们一些儿童航空旅行包，跟他们互道祝福。等我们飞走后，这些外表虚弱而恐惧的士兵将穿着不舒适的靴子和橄榄绿裤子，握着枪支继续站岗，而这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炸毁的目标。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数人质都手拉着手，走过跑道，这样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撑。大伙儿看起来就像一群幽灵。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盏照亮舷梯的聚光灯，所有的灯光都再次熄灭。我走上舷梯，转身挥手道别。
“你们总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那是弗兰克·赫西。他待在飞机上，想给他妹妹和妹夫一个惊喜。当他们看见对方时，不禁泪眼婆娑，拥抱在一起。
我向伊拉克士兵投去最后一瞥，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打开我们送去的红色维珍旅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碰到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西方人将很快到来，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射导弹。
威尔·怀特霍恩已经检查了人质们携带的所有行李。在最后一分钟，他找到一个装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舱门快要关闭时，他朝门口跑过去，把包丢到下面的水泥地上。那些士兵们吃了一惊，不知道如何是好。机舱门关闭，当飞机朝着远离机场大楼的方向滑行时，那个包还躺在地上。
在飞机上，人质和亲人们涌进过道，互相拥抱，人群中響起一阵阵欢呼声。我们系好安全带起飞，飞机刚一拉平，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大家手握香槟站着，互相倾诉自己的遭遇。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离开伊拉克领空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我抓起麦克风，拉着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撒切尔夫人非常高兴泰德安全归来！”她的眼中钉正在回家的路上。
弗兰克·赫西跟妹妹莫林、妹夫托尼手拉着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他们能够再次团聚并离开巴格达。飞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既为自己获得自由感到高兴，又为留在巴格达的亲人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巴格达机场则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火力攻击下化为灰烬。我想起那些穿着粗劣军装的士兵，希望他们能逃过这场劫难。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中外书摘》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