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中爱情悲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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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更是他理想人生的缩影。但在这种理想生活中上演的并不是主人公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究其悲剧的原因,既有天命迷信思想对其爱情悲剧的催化,也有翠翠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同时现实社会中种种名利冲突以及作者的精神寄托都是沈从文为读者呈现悲剧美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边城》;爱情;悲剧;天命;意志薄弱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14-01
  《边城》这篇小说以翠翠和傩送爱情的演变为主线,描写了“湘西”这个充满浪漫与人性的理想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一个世外桃源,人性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为什么还会上演一曲令人叹惋的爱情悲歌呢?
  一、天命迷信思想
  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外来文化不易传播进来,人们都普遍具有排外心理,而且十分抗拒外面的新鲜事物,因此他们浓厚的封建思想就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命。正如王保生先生所言:“说来真有点像书中那个船总顺顺说的‘一切皆是命’。”[1]老船夫对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看法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老船夫看来,翠翠的母亲抛弃家中老小,陪那个兵双双殉情就应该天负责,他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再如老船夫进城打探消息时听老马兵说大老被淹坏了,然后他就感叹说这是天意。这些都足以说明老船夫信奉天命的迷信思想。
  由于边城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使顺顺父子成了悲剧的间接制造者。面对天保的死,顺顺的性格变得异常。他以前为人仗义慷慨大方,如今面对天保的死,他认为翠翠和老船夫间接把大老害死了,这就是顺顺的迷信思想在作怪。再来说傩送,虽然他在金钱与爱情面前选择了爱情,但是对于大老的死,他认为老船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傩送之所以会有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揣测,就是因为天命的迷信思想遮蔽了他的心灵。
  二、主人公主体意志薄弱
  《边城》是围绕翠翠与大佬、、二佬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的。翠翠的爱情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更不是自主的。翠翠渴望与她中意的傩送有情人成眷属,共同继承她祖父的摆渡生涯。但最终有情人没能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就是翠翠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在爱情面前,她总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更不用说主动追求。她生长在湘西,那种传统思想深植于她的灵魂中,控制着她的少女情思,致使其在面临爱情时意识薄弱。正是翠翠的这种性格缺陷,使她的爱情在她一次次的躲闪中与她失之交臂。每当爷爷问起翠翠的终身大事,翠翠从不正面回答,总采取躲避的态度,这既是翠翠性格上的缺陷,更是边城女性在爱情面前的主体意志薄弱的见证。
  翠翠从来都没有对爱情表现出主动性,一直都是老船公在中间牵线搭桥。当初天保对她的追求她不与理会,那是因为她不爱,她内心有爱的人,有向往的爱情。但当面对自己情投意合的人时,还是如此躲避的态度,那就是翠翠性格的原因了。所以说翠翠面对自己所爱的人却从不表現出主体性,从根本上导致了这场爱情悲剧的发生。
  三、现实层面中名利的冲突
  边城人民的心是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是尊重的,但在现实冲突面前,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人们显得却又是那么的脆弱。沈从文之所以在文中强调了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是因为他对现实社会中文明、金钱、实利侵蚀下自然纯朴民风丧失的痛惜。碾坊在小说中代表着金钱、功利、地位,而渡船则代表着自由、爱情。对于傩送而言,要碾坊还是要渡船?这实际上是要金钱还是要爱情的选择。在这一冲突下,傩送仍然选择了渡船,选择了爱情。但是翠翠面对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产生了自卑心理,所以在傩送要渡船时跑掉。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金钱与名利在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翠翠在现实面前感到自卑与渺小,它使老船公在现实面前感到彷徨与无奈,它更使傩送这个孝顺的孩子在不愿违背父亲意愿下,负气离开。所以说现实层面的冲突不比其他原因分量轻,因为它直接剖析了当下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想法,实际上现实层面的较量就是一幕社会悲剧。
  四、作者的精神寄托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的创作时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样一来,我的过去的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2]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湘西世界,他赋予翠翠以“美”的化身,他把翠翠的爱描写成一种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无论是湘西还是翠翠,亦或是老船公、傩送等,对他们的刻画描写都是沈从文在面对现实时的精神寄托。沈从文把他对金钱、名利的态度展现在了湘西这个完美世界中,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一点也深得凌宇的肯定,他也说过:“沈从文在《边城》里,不只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3]通过对《边城》的体悟,我们不仅读懂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更读懂了沈从文对现实中那些平静祥和背后隐藏的无尽的悲伤与无奈。所以说《边城》中的爱情不仅是一曲悲歌,更是沈从文的精神寄托。
  沈从文在《小说和读者》中认为小说包含两个部分:“一种是社会现象”,“一种是梦的现象”。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4]《边城》便是作者理想构建的体现。小说将这种“梦”和“现实”完美地融合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读者在现实中既看到有梦境般的美好与希望,同时又让人们在梦中看到现实的残酷与凄凉。《边城》中的爱情虽然在阴差阳错中产生了悲剧,但这个悲剧并不给人以特别的震撼或悲郁,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仿佛全是上天的安排。回头看来,无论造成《边城》中爱情悲剧的原因有多少方面,我们都要以正确的态度、理性的分析去看待它。因为《边城》不仅是一部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的著作,而且还是一首忧郁的恋歌。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在这首忧郁的恋歌中解读其爱情悲剧的缘由,感受《边城》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保生.沈从文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19.
  [2]沈从文.沈从文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12.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244.
  [4]沈从文.小说作者与读者—1938年8月3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师院国文会上的讲稿[J].西南联合大学,1938.
  作者简介:邓子敬(1991.7.2),男,汉族,河南林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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