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楷书训练中，唐楷法帖的选择，初始多以《勤礼碑》为首选似乎成为不变的公理。在初学阶段，风格突出的《勤礼碑》恰应放在第二位考察，这种鲜明的风格有着显著的形貌特征及表达技巧、审美选择，在初学者身上极易形成难改的习气。而风格相对弱化的《多宝塔碑》其关键点却在线条、结构形式等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因此，初学楷书以《多宝塔碑》入手大有裨益。
　　【关键词】风格 多向拓展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0-0021-03
　　【作者简介】庆旭，江苏省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苏州，215000）美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苏州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故称“颜鲁公”。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唐代政治家、大书法家。因其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故亦称其为琅琊人。天宝末年，拜平原（今山东）太守，故称颜平原。颜氏自十三世祖颜含随晋元帝渡江居建康上元（今江苏江宁）开始，经历了七世成为江左望族。其高祖颜思鲁因奉迎李渊入关，授秦王府记室，其曾祖父颜师古官至秘书监，擢为唐新贵，移居京兆长安县（今陕西西安）敦化坊。至颜真卿时，已经过了四代。
　　颜真卿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中进士，为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元老。颜真卿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前往劝谕，为李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他死前作遗表，自为墓志，视死如归。《旧唐书·本传》记载他不受威逼利诱而叱骂云：“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岂受汝辈诱胁耶！”欧阳修赞誉他“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先后传世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
　　颜真卿书香门第的出身给他的艺术发展带来了铺垫。五世祖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北齐书》云：“之推工牍，兼善于文字。”曾祖兄颜师古，精训诂学，善属文。曾祖父颜勤礼，官至著作郎，工于篆籀，祖父颜昭甫篆籀草隶皆精。但因真卿少孤，寄养在伯父家，家贫少纸，就以黄土扫墙学书，能取得日后的书法成就，可以想见其用功之勤。颜真卿书法除自家学外，曾深刻师法蔡邕、二王、禇遂良，但他师法古人却不囿于古人。对颜真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草圣张旭，他曾于天宝二年（743）、天宝五年（746），两次到洛阳向张旭求教。宋朱文长《续书断》有“或曰：公之于书，殊少媚态，又似太露筋骨，安得越虞、禇而偶羲献耶？答曰：公之媚非不能，耻而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盖欲不踵前迹，自成一家，岂与前辈竞其妥帖妍媸哉！”。
　　颜真卿书法道路在传统艺术实践中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经典范例。他秉承着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手段，推陈出新，从源流、笔法、字法、章法等方面革新，从而创建出与二王、初唐诸家大相迥异的新格调。
　　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他“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苏轼并将颜真卿书法、韩愈文章、杜甫诗歌、吴道子的画相提并论，视为唐代灿烂辉煌文化时空前繁荣的标志。对于唐代书法的总体风格，马宗霍先生认为直到颜书的出现，时代风格强烈的“唐代书风”才真正出现，他说：“惟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流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卓然成为唐代之书。”
　　颜真卿留下的书法作品较多，远远高于在同时代的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楷书和行草书。
　　颜真卿楷书发展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十四岁之前，这是其书法艺术的初创期，与成熟后典型的颜书风格差距甚远。这时候的书风特点为用笔方峻，笔法中略带隶意。代表作为《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等。第二阶段为五十四到六十四之间，这是“颜体”书法开始形成自己艺术风格时期。这时候的书风特点从笔法上看，用笔由方变圆，多取暗转笔法，寓方折于圆转之中；从线形上看横细竖粗、轻撇重捺；从结构上看变相背为相向。这一时期艺术个性强烈，佳作迭出。代表作如《八关斋报德记》《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第三阶段为六十四岁之后，这是“颜体”的成熟阶段。这时候的书风特点从笔法上看，用笔豪放雄强、挺健遒劲、浑融敦厚；从结构上看，更加端严朴拙，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代表作如《自书告身帖》《颜家庙碑》《干禄字书》等。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唐天宝十一年（752）立。内容记录了宗教佛事活动。宋代朱长文《续书断》评此碑云：“今所传《千福寺碑》（即《多宝塔碑》）……遒劲婉熟，已与欧、虞、徐、沈晚年笔相上下”，即已经做到了柔媚圆熟。这为他后来楷书向浑厚质朴的审美特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诚如朱长文所云：“鲁公《中兴》以后，笔迹迥与前异者，岂非年弥高学愈精耶？以此质之，则公于柔媚圆熟，岂不能也，耻而不为也。”
　　客观地看，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多宝塔碑》并非颜体首选，但是从颜楷规矩入手路径和持续发展方面来看，《多宝塔》亦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为何这样说呢？像书法史中一流书家多为实践与理论皆有建材一样，颜真卿也有高论，只是这种对于艺术本体的高论存于文章之中，这点与盛唐多浩瀚书论，如孙过庭《书谱》有所不同，倒与宋代苏黄颇相类似。颜真卿作于永泰元年（765年）的《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中有言：“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乎《雅》《颂》。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然而文胜质绣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质胜文则野于礼乐，而木讷不华。历代相因，莫能适中。故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此其效也。汉魏以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是以沈隐侯之论谢康乐也，乃云‘灵均已来，此未及睹’；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此段的中心在于文章要以典正为上，也就是思想第一，艺术第二。在此基础上，发挥才气的作用，尽量使文章的文采和实质能配合适宜，细细思忖，鲁公的文艺思想实乃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念的具体阐述。通读上面文字可以知道，纷繁芜杂的艺术现象、艺术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理念支撑，这个支撑就是思想，或曰思想性。所以说，虽然颜真卿楷体成熟样式更有其标志意义，但若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从实践到理论的连接路径，笔者以为书于颜氏盛年的《多宝塔碑》颇有看点。 　　先看笔法，《多宝塔碑》用笔粗细变化不大，点画遒劲，有初唐遗风，这是颜真卿继承传统的作品，依稀可见师承大王《黄庭经》的一些笔法。谓其笔画的粗细之别是与颜真卿《勤礼碑》《自书告身帖》相比而言的。方笔常给人们以质朴、宽厚的心理感受。达成此效非慢功所不能，就是说书写时要放慢速度，把锋毫要充分运到适当的角落、把一根线条写得很圆满、很周到，“正人君子”一般，这也恰恰是颜真卿所有楷书最具人格魅力之所在。
　　颜真卿盛年之作，点画的形态皆被极力塑造，虽有过多人为痕迹，离源出自然尚有距离，但是从实际教学程序出发，这种物态感极强的点画形式、线条形式非常有其普通教学意义，而不仅仅停留在艺术教学领域。也就是说，《多宝塔碑》的教学实践活动的展开尤其在中小学的书法、书写教学中存有普遍意义。
　　再看结构，“匀稳谨严”是其特色，明代以前以“近世椽吏家鼻祖”谓之。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称“小远大雅”，盛时泰《润苍轩碑跋》评为颜书“最窘束”者，但朱关田先生却谓“其胜处亦正在端庄谨密，寓驰骤于规矩之中，自始至终，一无懈笔，诚如王澍《虚舟题跋》所称：‘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是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这是多么具有其时代意义的论断，为何这样说？因为古人的写字教育，自始一以贯之，常态即此。早在殷商时期已有学习书刻的甲骨碎片。西周官学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书”即文字识读和书写训练之意。更不用说唐代科举的“以书取士”之风盛行，宋代书画院的设立、书法专门学校的开创，直到晚清科举对书法之重视，所有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明示了当时写字教育一以贯之的常态化。而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键盘输入逐渐取代传统手书而以印刷体文字呈现的主流模式，甚至“提笔忘字”似成另一种常态，如此说来何有手书之规矩、谨严之结构？以笔者愚见，颜书中的这个“最窘束”者对学生的“束手”“束心”有积极意义。
　　再看章法，《多宝塔碑》是典型的横竖成行的楷书章法的经典布势。通过这一注重个体精致而又兼顾全面的章法训练，为日后楷书大局观的养成奠定了良性基础。
　　当然，因之有规有矩的特定的技法限定，使初学者容易染上刻板之习。笔者的破除之法一是加大用墨（用水）变化的丰富性；二是笔画粗细对比的两极性——粗者更粗、细者更细。经过两个轮回的训练再回到其本源状态，尊重原帖的艺术趣味，细心体会个中的微妙变化，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