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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上下班用车也要自付车费
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的时候，驻外人员没有私车，使馆的车辆全部由国家配给。使馆的公车仅供外交人员因公使用，若要私用，比如上医院看病、去市场购物或串门访友等需要用车，一是要首先得到领导批准，二是要自付用车费用，按行车1公里自付20美分计算。
在我国驻外使领馆，按外交部规定，外交人员上下班用车不算因公，也要自付车费。这样的规定即使对大使这样的使馆领导也同样适用，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殊。我在任中国驻莱索托大使时，大使官邸与使馆办公楼在同一座大院内，上下班当然用不着坐车，故不用缴纳上下班用车费用。在任驻纳米比亚大使时，大使官邸与使馆办公楼不在一起，上下班就要坐车了。其实大使官邸离大使馆办公楼1公里多路，我上下班完全可以步行，既可省钱，还可锻炼身体。但我的外交身份和国家尊严不允许我这样做，故还得坐挂了国旗的大使车上下班。车是国家配备的，不是我私人的，坐了就得按规定缴纳因私用车费，缴纳标准是每月固定20美元。
一名大使，大小也应算作是一名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外代表的是国家，执行的是外交公务，而他上下班坐车却不算因公，一些对领导免费坐公车上下班习以为常的国人恐怕感到有点困惑吧。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一个外交圈以外的人，也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不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外交部在用车问题上就是这样严格要求它的驻外人员做到公私分明的。
参加对外宴请要交饭钱
在驻外使领馆，外交人员的生活用电、用水、用气，其费用一律自付。那时，一些用于生活甚至用于工作的电器如洗衣机、收录机，也要按规定由外交人员自行解决。此外，外交人员与国内家人、友人联系，打国际长途电话或发国际传真，都要按外交部的规定自己支付费用。因为使馆的通信设施是用于公务的，因私使用就要缴费。我所在使馆的做法是，打国际长途或发国际传真的人员须在使馆的专用登记簿上逐项登记通话和发传真的有关情况，月底由财务人员结算费用，在下月发工资时扣除。
外交部对外交人员接收礼品也有严格规定。一是原则上不收礼，二是实在推不掉的或驻在国领导人等政要、好友赠礼不能不收的，收下后原则上一律交公。按外交部规定，外交人员可不交公的礼品只包括少量糖果，或一条普通香烟，或一瓶普通水酒，或刻写了收礼人姓名的小工艺品之类的东西，价值一般在几十元人民币之内。
更有甚者，我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工作期间，如对外搞一次宴请活动，我和使馆陪宴的外交官员都要向使馆上缴1美元的伙食费。原因是，我们外交人员已经领取了国家发的工资，除此之外不能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鉴于我们主持或参加了一次对外宴请，就省了自家的一顿饭，故外交部规定按自家一顿饭1美元计算，让我们把参加宴会省下来的这顿饭钱偿还给公家。这样的做法，除了中国驻外使领馆外，我没有听说国内有任何部门实行过。
官邸制已在驻外使领馆实行了60多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称赞其对遏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将是一条根本途径。其实，对官员实行官邸制，已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实行60多年了。以我来说，我在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任三等秘书、二等秘书时，公家配给我一间约15平方米的住房；在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时，公家配给我一套可搞小型宴请活动的120多平方米的住房；在任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时，公家均配给我一座大使官邸。但这些房产都是国家的财产，不是我的，我在职一天可以住一天，一旦离职或调任就要将住房、官邸统统留下，让接替我工作的人居住。
我想，这就叫“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中国驻外外交官，即使是大使、总领事、参赞等使领馆领导，在调离时谁也不可能以低价甚至象征性地交一点钱，买下他任职时组织上配给他的官邸、住房，使之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更不可能到了新的任所后再如法炮制，调离时又以低价将组织上配给他的住房占为己有，以至每调动一次工作就廉价获得一座房产。
事实上，中国驻外使领馆从来没有以低价、优惠价向调离的外交官员包括使领馆主要领导卖过一砖一瓦。人走将房留下，这在中国外交官中早已是常态，天经地义，没有任何人例外。
我想，现在中央既然已提出官邸制这个问题，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弊端早晚会得到遏制和根除。
为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
外交部的财务开支一向奉行“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对外适度、对内从简”的原则。我在驻外使馆工作时的体会是，凡是因工作需要开展的正常对外活动，只要不搞挥霍浪费，在资金上都是有保障的。但对用于内部的开支或不直接用于对外工作的开支，在掌握上就要严一些，强调厉行节约、无私奉献就要多一些。我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工作时，大使馆是新建的，大使办公室还不算太小，但也就是20多平方米。而后来调任驻纳米比亚大使，由于使馆办公用房紧张，我的办公室充其量也就是7平方米多一点，里面的陈设只有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旧高背座椅和一只很小、很陈旧的铁皮文件柜，外加办公桌另一侧顶着墙摆放的供馆员前来谈工作时坐的小椅子。我就在这间斗室里工作了3年，处理了大量外交事务，完成了国家交给我的外交使命。
外交部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对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掌握得也比较严。相比之下，同时退休的同级别公务员的退休金，外交部比其他有关中央部委要低，比北京市和一些外省市的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事业单位也低，甚至低得多。有人说，外交部只花钱，不挣钱，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主要靠国家财政，当然不可能高。其实不然，外交部不但挣钱，而且还挣很多钱。中国驻外使领馆每年收的签证费是一笔巨款，使领馆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和8小时之外加班加点做加急签证，所收的签证加急费又是一笔巨额收入，只是这些巨款均严格按国家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一分不留地全部上缴了国库。
还有一个厉行节约、无私奉献的小例子。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非合作国际会议，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会，我国最高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与其他9名已退休的原驻非大使被安排参加会议。外交部有关部门为了节省开支，不安排车辆上门接送我们去开会。鉴于出租车到不了人民大会堂，我们没法打车去会场，故有关部门让我们自己提前从家里到外交部集合，在部里搭乘为会议工作人员配备的有会议车证的大巴一起去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后再乘大巴回外交部，然后从外交部各自回家。记得那是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身着西装挤公交车往返于住所和外交部之间，汗湿了衬衫。大会堂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下午一点多钟我们才从外交部各自回到家中吃饭。虽然我们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为出席这次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吃了点苦，但理解外交部有关部门从节约出发作这样的安排。况且这点困难我们自己尚能克服，却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这也是我们退休多年后为我国外交事业还能发挥点余热、继续无私奉献的一次机会啊。
过去，每年中秋节，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都给每位退休人员送一盒宾馆自己生产的月饼，祝贺退休人员中秋节快乐；每年重阳节，外交部都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草坪上举行一次退休人员联谊会，让大家聚一聚。从2013年起，外交部有关方面取消了给退休人员中秋节赠送月饼和举行联谊活动过重阳节的做法。对上述新的举措，绝大多数退休人员都是充分理解的，也是支持的。
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的时候，驻外人员没有私车，使馆的车辆全部由国家配给。使馆的公车仅供外交人员因公使用，若要私用，比如上医院看病、去市场购物或串门访友等需要用车，一是要首先得到领导批准，二是要自付用车费用，按行车1公里自付20美分计算。
在我国驻外使领馆，按外交部规定，外交人员上下班用车不算因公，也要自付车费。这样的规定即使对大使这样的使馆领导也同样适用，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殊。我在任中国驻莱索托大使时，大使官邸与使馆办公楼在同一座大院内，上下班当然用不着坐车，故不用缴纳上下班用车费用。在任驻纳米比亚大使时，大使官邸与使馆办公楼不在一起，上下班就要坐车了。其实大使官邸离大使馆办公楼1公里多路，我上下班完全可以步行，既可省钱，还可锻炼身体。但我的外交身份和国家尊严不允许我这样做，故还得坐挂了国旗的大使车上下班。车是国家配备的，不是我私人的，坐了就得按规定缴纳因私用车费，缴纳标准是每月固定20美元。
一名大使，大小也应算作是一名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外代表的是国家，执行的是外交公务，而他上下班坐车却不算因公，一些对领导免费坐公车上下班习以为常的国人恐怕感到有点困惑吧。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而是一个外交圈以外的人，也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不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外交部在用车问题上就是这样严格要求它的驻外人员做到公私分明的。
参加对外宴请要交饭钱
在驻外使领馆，外交人员的生活用电、用水、用气，其费用一律自付。那时，一些用于生活甚至用于工作的电器如洗衣机、收录机，也要按规定由外交人员自行解决。此外，外交人员与国内家人、友人联系，打国际长途电话或发国际传真，都要按外交部的规定自己支付费用。因为使馆的通信设施是用于公务的，因私使用就要缴费。我所在使馆的做法是，打国际长途或发国际传真的人员须在使馆的专用登记簿上逐项登记通话和发传真的有关情况，月底由财务人员结算费用，在下月发工资时扣除。
外交部对外交人员接收礼品也有严格规定。一是原则上不收礼，二是实在推不掉的或驻在国领导人等政要、好友赠礼不能不收的，收下后原则上一律交公。按外交部规定，外交人员可不交公的礼品只包括少量糖果，或一条普通香烟，或一瓶普通水酒，或刻写了收礼人姓名的小工艺品之类的东西，价值一般在几十元人民币之内。
更有甚者，我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工作期间，如对外搞一次宴请活动，我和使馆陪宴的外交官员都要向使馆上缴1美元的伙食费。原因是，我们外交人员已经领取了国家发的工资，除此之外不能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鉴于我们主持或参加了一次对外宴请，就省了自家的一顿饭，故外交部规定按自家一顿饭1美元计算，让我们把参加宴会省下来的这顿饭钱偿还给公家。这样的做法，除了中国驻外使领馆外，我没有听说国内有任何部门实行过。
官邸制已在驻外使领馆实行了60多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称赞其对遏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将是一条根本途径。其实，对官员实行官邸制，已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实行60多年了。以我来说，我在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任三等秘书、二等秘书时，公家配给我一间约15平方米的住房；在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时，公家配给我一套可搞小型宴请活动的120多平方米的住房；在任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时，公家均配给我一座大使官邸。但这些房产都是国家的财产，不是我的，我在职一天可以住一天，一旦离职或调任就要将住房、官邸统统留下，让接替我工作的人居住。
我想，这就叫“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中国驻外外交官，即使是大使、总领事、参赞等使领馆领导，在调离时谁也不可能以低价甚至象征性地交一点钱，买下他任职时组织上配给他的官邸、住房，使之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更不可能到了新的任所后再如法炮制，调离时又以低价将组织上配给他的住房占为己有，以至每调动一次工作就廉价获得一座房产。
事实上，中国驻外使领馆从来没有以低价、优惠价向调离的外交官员包括使领馆主要领导卖过一砖一瓦。人走将房留下，这在中国外交官中早已是常态，天经地义，没有任何人例外。
我想，现在中央既然已提出官邸制这个问题，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弊端早晚会得到遏制和根除。
为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
外交部的财务开支一向奉行“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对外适度、对内从简”的原则。我在驻外使馆工作时的体会是，凡是因工作需要开展的正常对外活动，只要不搞挥霍浪费，在资金上都是有保障的。但对用于内部的开支或不直接用于对外工作的开支，在掌握上就要严一些，强调厉行节约、无私奉献就要多一些。我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工作时，大使馆是新建的，大使办公室还不算太小，但也就是20多平方米。而后来调任驻纳米比亚大使，由于使馆办公用房紧张，我的办公室充其量也就是7平方米多一点，里面的陈设只有一张旧办公桌、一把旧高背座椅和一只很小、很陈旧的铁皮文件柜，外加办公桌另一侧顶着墙摆放的供馆员前来谈工作时坐的小椅子。我就在这间斗室里工作了3年，处理了大量外交事务，完成了国家交给我的外交使命。
外交部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对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掌握得也比较严。相比之下，同时退休的同级别公务员的退休金，外交部比其他有关中央部委要低，比北京市和一些外省市的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事业单位也低，甚至低得多。有人说，外交部只花钱，不挣钱，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主要靠国家财政，当然不可能高。其实不然，外交部不但挣钱，而且还挣很多钱。中国驻外使领馆每年收的签证费是一笔巨款，使领馆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和8小时之外加班加点做加急签证，所收的签证加急费又是一笔巨额收入，只是这些巨款均严格按国家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一分不留地全部上缴了国库。
还有一个厉行节约、无私奉献的小例子。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非合作国际会议，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会，我国最高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与其他9名已退休的原驻非大使被安排参加会议。外交部有关部门为了节省开支，不安排车辆上门接送我们去开会。鉴于出租车到不了人民大会堂，我们没法打车去会场，故有关部门让我们自己提前从家里到外交部集合，在部里搭乘为会议工作人员配备的有会议车证的大巴一起去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后再乘大巴回外交部，然后从外交部各自回家。记得那是个烈日炎炎的夏天，我们身着西装挤公交车往返于住所和外交部之间，汗湿了衬衫。大会堂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下午一点多钟我们才从外交部各自回到家中吃饭。虽然我们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为出席这次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吃了点苦，但理解外交部有关部门从节约出发作这样的安排。况且这点困难我们自己尚能克服，却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这也是我们退休多年后为我国外交事业还能发挥点余热、继续无私奉献的一次机会啊。
过去，每年中秋节，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都给每位退休人员送一盒宾馆自己生产的月饼，祝贺退休人员中秋节快乐；每年重阳节，外交部都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草坪上举行一次退休人员联谊会，让大家聚一聚。从2013年起，外交部有关方面取消了给退休人员中秋节赠送月饼和举行联谊活动过重阳节的做法。对上述新的举措，绝大多数退休人员都是充分理解的，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