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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这里。故乡，是一个被月夜与思念渲染得过于沧桑的词，隔着遥远的时光，犹如一个人对着深井喊了一嗓子，声声回荡，它在身体的阵阵痉挛把一个人带到岁月深处，对着曾经盛着明月的深井，慨叹朱颜辞镜，微波荡到一个人的少年，那里，最初的笑容，最清澈的眉眼，干净的小身体、蓝天与星空，从胸腔伸出的翅膀与飞翔，大段大段的岁月，它们去向不明。因为沉重，我不太愿意正视故乡这个词，每每写到它，先是一阵挥之不去的郁结凝在胸口，或是黑压压的情绪罩在头顶。然后眼前就浮现一些人的面孔，有的死去，有的陌路，而有的反目，更多的已渐渐模糊。这些脸交错，密密麻麻地说着话，像嘈叽虫那样一直在脑子里，在梦境里，在——我日益颓丧、庸碌、麻木的中年里。关于故乡的文字，无一例外的，我被某种激情而绝望的情感灼烧，让痛开出花来，即使是笑，那也是对着未来，对着微光。二十七岁，我一个人南下广东，绿皮火车上，我只有简单的行李，身上只有两千块钱，一路的淚水，从此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从此就是一个人，从此只剩下自己。未来无着，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一个在故乡被逼到边缘的人，爱情死去，工作也没了，接下来，等着我的会是铺天盖地的嘲讽与幸灾乐祸的嘴脸，唯有妥协，接受另一种人生，让一生从此寂灭。离开故乡，准确地说，是逃离故乡，那种仓促、狼狈，伴着去到一个陌生地方重新开始的隐隐期望，像一个人离岸踏船那一瞬间，狠命蹬腿用力一划，驶向新生的大海。到了广东，除了家人，我断了跟故乡的所有联系，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十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故乡人的视线时，我已是一个作家。互联网加快了这一进程，家乡的媒体约我做采访。晚报做了整版的报道，配了大幅的照片，标题抢眼。一时间，从父母那里反馈过来的信息络绎不绝。于是，那些逝去的面孔，它们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写过那种会面，陌生的热情，隔断的十年光阴，无措，无从说起的过往，在广东跌宕、漂泊的生涯，全都含在一种无从说起的无措中。
我发现，回到故乡，我处在一种无法与人亲近的局促里。想来，我被看作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化人了，能给我的只能是礼遇。可怕的礼遇。
因为写给故乡的文字是沉郁的。因为青春太寂寞和荒芜。在那里生活二十七年，落魄离场。我太需要彼此相知的灵魂，被鼓励，被照亮。诚然，我需要赞美，还有鲜花和诗，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起文学和梦，那些被放逐的远方和星光般闪耀在天空的伟大灵魂。而故乡留给我记忆的只有灰暗的江堤、料场，潮湿的木枕铁轨，泥泞的路，钢铁厂的大烟囱，昏黄的路灯下迟缓而来的四路车，一个人开宿舍的门，浸在脸盆的脏衣服，滴水的水龙头，勾头吃泡面，写诗。那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注视的目光，关了门，窒息就向人围拢。贫乏与孤寂，清高与激越，敏感与自尊，没有朋友，无望的爱情，灰色的二十七岁，忽然接到通知，你被报社炒掉了。
中国人的故乡大抵是属于乡土的。那些写故乡的文字无一例外地会写到村庄、田野，清澈的河，湛蓝的星空、乡音、乳名、家族，还有天底下都一样的父亲母亲，为着儿女辛劳，一样的感动、细节，不一而足。这些，我一样有，可是，我却没有写下一个字。还有一些人写故乡的小吃、习俗、农具、乡村游戏、传说，有些人写民间手艺人、田间地头的艳事。这些，我也有，可我依然没能写出它。究其根本，我发现这类文字有一种生命的轻，从审美上，它讲究一个趣味，俏皮，和一种把玩的闲致。显然，我的苍凉、疼痛、咯血以及那种任谁也听不见的绝望之喊叫，我的不甘，我的破碎、尖锐，为了成为自己成为人的种种挣扎，我细瘦的身子骨，有着过于沉重的灵魂。那种，闲情的、好看的、有趣的文字，我如何能写出？
曾经在一个访谈上说，不写，是因为觉得它不配被写出。我原先以为是太看重它的意义，现在看，面对故乡，我缺乏一个轻灵而有趣的灵魂。或者说，我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故乡相处，我沉浸在它过往带给我的灰色、阴郁的岁月里，没能走出来。
可这次，我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这里。我的故乡。中年，很大程度上，我已与太多的人与事和解。和解不是妥协，而是走向另一种开阔。我想，关于故乡的文字，也许我能够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来。忽然听到一个老者的死，快二十年了吧，他曾经那样刻薄过我，为了三百块钱。一时间觉得自己才刻薄，这种事情居然二十年了还没能忘记，想必如若有机会，我是不会放弃去报复的吧。摇摇头笑道，我怎么可以这么面目狰狞地活着？
也许，我总是不满足于文字的记录功能，像个照相机似的，把角落、暗沟的苔藓、蛛网也一一描摹出来。先前，还原一件事、一个人，还原整个的故乡，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故乡不是静止不变的，二十年间，它变得陌生、复杂，我的文字恐怕是探不到底了，它变得浑浊、未知，勾连着广阔的外部世界，背景是这个时代宏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后的收尾，我的故乡，最后的乡土，在飘摇的孤舟上。
最后的村庄
20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里开始征用耕地办厂，有造纸厂、食品厂、橡胶厂，最大的是钢铁厂，很早，我们就是工人了，户口，农转非。但拆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新建的钢铁厂厂房、工业园开始把人们往外赶，政府盖了成片的新楼用来补偿，但是，我住的那个村庄在一个山脚下，往里走，很深，它还没有拆。那里有近两百多户人家，黄姓为主。钢铁厂修了一条漂亮的水泥路一直通到外面的公交站，从黄村走出来要半个小时。一路的绿化带，栽了两排桂花树，树影婆娑。
因为大家都是工人，国营单位，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有的小炼钢厂效益特别好，工人每个月拿到手有七八千块工资。先前征的耕地并非全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有菜园子。有的人还有鱼塘、稻田、果园，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工人却享有农民的一切。有天然水库、干净的山泉、溪流，如果勤快，你依然可以烧柴火，自己种菜，自己榨油，在有顺丰快递、网购便捷的今天，在黄村，你依然可以过那种传统的农耕生活。我曾带一个画家朋友来家里玩，他四处看了之后连连夸赞好地方，说是想在黄村建一个工作室。我说，等退了休，我就从广东回到这里养老。 我特别喜欢我的村庄，每年春节，我都从广东赶回来过年，要赖到正月十五才走，有时，国庆节也会回来一次。那里留存着最后的乡村文明，祭祀、送灶、扫尘、年夜饭、贴对联、祠堂守夜、初一和十五去庙里敬香这些都完好地保留着。出生地，方言，根植于我记忆中最初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经历过什么，永远无法抹去的还是年少的记忆。一回到那里，我就还原成最真实的自我，整个人摊开，不必化妆，成天穿着睡衣家居服，趿着棉拖，大声说话，吃饭，端着碗，游遍半个村庄，挨家蹭菜，父母兄弟，随便吼。一个人，也只有回到出生地才敢于这么赤裸吧。然而，那些靠拆迁富起来的人已经成为城里人，他们住楼房，还获得了一两百万元人民币的补偿，相对而言，黄村人是贫穷的，人们做梦都想着有一天拆迁能拆到自家门口。年年春节回家都会听到大家兴奋地传递：快了，要拆到我们这里了，上头下文件了，最迟明年底。快了，快了，我们也要住进楼房了。听，这一个个的，都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城里人。
我知道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神仙般的田园生活，数日子罢了。唯有我是个矫情的人，从來对成为城里人、获高额补偿不上心。我的母亲尤其急切，话里话外，都透着“明天就要搬走，眼下的日子不过是先混着罢了”的潜意识。然而，年年念叨的拆迁，望穿秋水，竟也拖了十来年了吧。就是这十来年，黄村的生活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说有意思，是因为它掺杂了太多新的东西，这些猝不及防的新，它们竟顺理成章地跟黄村融合在一起，闻所未闻的人和事，相继粉墨登场。
周边的村庄都拆迁走了，那些人住进了政府给盖的楼房，也不远，楼房在街道办事处的边上，骑自行车进黄村十来分钟，摩托车，一溜烟就到了。听说，他们当初选房的时候是几个村庄的人合在一起抽签决定的。这意味着，你的邻居，你的生活状态全改变了。年纪大的人，住不惯楼房，尤其没有电梯，抽到高层的，极不便。不像当年的村庄，一出门，就是开阔的天地，泥土、青草和溪流的气息。楼房是一格一格的，一进屋就关门，天、地，全都切断了，人悬在半空，困在格子里。出来，也寻不到以前的邻居，所有的人家门紧闭。串门，这重要的生活习惯，一旦没了，哪个都受不住。前几年，隔壁村的李婶，常来我家串门，向我妈数落她儿媳妇爱乱花钱、好吃懒做、不孝顺。据说，当初大家的农具没地方放，一楼的楼梯间成了争夺的宝地，经常为此大打出手。可是，粪桶、板车、磨盘、水缸，这类不比锄具，它是很占地方的，要想扔掉它们，需要跨过一个思想的鸿沟，这一点，基本没有人能做到。然而，更可怕的是，人突然闲了起来，地没了，无所事事，能去哪儿呢，只能去黄村了。
很多人干脆在黄村搭了简易的平房来住，带上农具，去种黄村人不种的菜地。我每次回来，看到这种平房都在逐年增加，一户挨着一户，放眼一看，竟有好几十家。新楼房，年轻人是欣喜的，精心装修，老人和他们一起住，总会跟儿媳妇闹矛盾，于是，在黄村建平房自住倒落得自由、舒心。而黄村，很多人在市里买了房，宅基地的老屋就租给外乡人。这外乡人，就是来自湖北各地乡村来钢铁厂打零工的外地人，他们拖家带口，生一堆孩子，住进了黄村的老屋，操着外地口音。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屋不能老空着，空屋显得阴森，败人气，屋子要有人住着才好。有人住，就有烟火生气，就旺财风水好。即使白菜价，租给人住也是好的。有一个武穴人租了我堂兄的老屋，一家人在那里酿高粱酒。有一次我探头进去想看个究竟，进门就闻到酒香，屋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笑着问我是哪个，我心里想，这是我哥家，你问我是哪个。还有两个阳新人租了一家老屋的连屋，一人占一边，他们来这里养螃蟹。以前春节回家，我经常碰到陌生人，十年了，这些陌生人成了常住人口，他们的孩子在我的家乡长大，竟能说一口我家乡的方言。如今，大的，有些在外地读大学。
黄村的田地，年轻人是不种的，老人又种不了太多，于是，大多都荒着。有人想种，只需跟主家打声招呼，不要钱。外乡人，倒是勤快，种了不少我们的地，他们养猪，种了大片的红薯和南瓜。我家，父亲只种了一小块，用来活动他的筋骨，小园子满眼碧翠，菜蔬瓜果鲜亮莹透。鱼塘，过年捞一次，平常，他就坐钓，打发时光。
走到外面的公交站要半小时，于是，骑电动三轮车拉客载人就成了一门生计。我父亲的手机里，存有三五个拉客人的电话，他们多是外乡人，年纪大了，工厂不要了才来跑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古子的黄冈人，有点口吃，驼背，五十多岁，死了老婆，两个儿子都不管他，他就靠跑车维持生计。父亲总照顾他的生意，每次我回家在进村的站口，父亲就打电话叫古子来接我，三块钱。古子把车停在黄村麻将馆的门口，边看人打麻将，边等人给他打电话拉客。
古子的车没有办证，被派出所的人扣了一回，要他拿钱去取，这激怒了黄村的人。古子住在黄村一家废弃的柴屋里，没收他租金，这么些年，黄村人早把他当成了自己人。那一次，几个族长出动，去派出所，硬是把古子的车要了回来，从那以后，派出所就再也没有扣古子的车。
古子爱喝酒，酒也是人家请他喝的。他喝了酒，就找个有太阳的地方打盹，生意来了，手机在他身上响，他也不接。这时，总有人上去用脚踢他：死驼子，还做不做生意呀。踢不醒，用手去摇他，古子嘴里嘟哝着，不理，只顾睡。电话那头的人，也知道古子喝醉了，大概也只能挂电话，狠狠骂上一句。这酒，人家也不常请，他就这一个嗜好。
古子来接我总不肯收我钱，这哪里使得。我硬把钱塞他，他就裂开嘴笑，最终把钱收下。因是个驼子，孩子们常拍着手围着他喊：驼子驼，挑担箩，摔一跤，仰躺哦。古子从不恼，咧开嘴朝着孩子们笑。今年春节回家，看到古子老了很多，说是病了一场，一幅老态龙钟的模样，走路，脚跟擦着地，很吃力很慢。听家里人说，一个村妓骗走了古子的钱，他没有钱诊病，车舍不得卖。人们都在叹气。等逢春了，天暖和起来，古子的病就会慢慢好起来的。都这么说，那一定是错不了的。可是今年冬天实在太冷了，暴雪持续了一个星期，古子终究没挨过去，腊月二十七，古子就死了。
黄村的人现在有一半不姓黄。这地方的生活倒是热气腾腾的，早上，有三家早点铺子在雾气缭绕、路灯昏黄的凌晨四点开门，天蒙蒙亮，油条、热干面、蛋酒、面窝、馄饨，稀饭都有供应。年轻人不爱吃家里做的，都喜欢在外面吃早点。超市、小卖部，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有的挂着代收京东快递、顺丰快递的牌子。趁着吃早点，旁边有一个冯姓老头支了一个肉案，天没亮，他就骑电动车去外面拿半边猪肉，个把小时，太阳刚升起，冯老头的猪肉就卖个精光。接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校车也陆续开进村庄，广场上音乐响起来，广场舞有娘们、打拳的有大叔，还有人喊两嗓子楚剧。每一天，黄村就这么响亮开启。人家都这么说，乡里人如今过城市日子。这乡村，如今只有一个黄村了。黄村，乡村最后的退守之地，它一直在往后缩，一萤豆光，却意外地，在它的弥留之际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我知道，它不会长久。 麻将馆
如果说我春节回家只是为了麻将，那是不是有点可耻？我素来认为，牌桌上可以显露真实的人性，兄弟姐妹、父子、爱情、友情，通通见鬼。在牌桌上，可以六亲不认，不必矫情。每年春节，我都会在牌桌上输几千块钱，然后痛痛快快地、了无遗憾地回广东。广东麻将太单调了，和法简单，结局清澈见底。最要命地是，起手的一把牌，变数不大，基本就定死了这把牌的命运，你的智慧、野心毫无用武之地。它难以激起人的贪欲，难以有意外的兴奋点，它没有需要你横下心、冒着输光的风险去博更大的和法。在广东这么些年，我始终没能爱上广东麻将，即使麻将瘾发作，去打几场，甚至赢了钱，都没能让我真正享受到那种因冒险、刺激、狂欢、悔恨而带给我的巅峰快意。广东的麻将桌子，不可能出现尖叫、使劲敲打自己的头颅、拍桌子、暴粗口问候你祖宗十八代以及在打出金顶大满贯之后冲出麻将室去小卖部见人买一大瓶可乐的豪放之举。
湖北麻将，即使起手一把臭屎，但它依然有打出全场大满贯的可能性。这就是它无可比拟的魅力所在。在麻将中，我看清自己，一切毁灭的东西对我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即使是短暂的人生，我也希望它是燃烧的。即使是沉寂的，我却一直是在等待被点燃。输赢，我没那么在意。
跟所有写故乡的文字一样，面对麻将馆，下笔的踌躇还在于，作为人的精神意志，故乡似乎没有值得书写的价值。这是长期以来我不愿意面对的真实，这也是我个人的真实。这地方，没有出现一个英雄、一个高尚的人、一件值得赞颂的壮举，甚至没有朝着那种理想方向转变的迹象。写作，很大程度上，我们会选择表现人的精神层面。它应该是诸如理想、热情、抗争、努力、豪迈、美好的样子，而不是去选择表现平庸、混沌、无聊、丑陋、麻木甚至是罪与恶的一面。面对故乡，我先前是失语的，认为故乡的人只会沉溺于感官的快乐，除了活着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精神层面的追求。真是可笑啊，我居然对凭着劳动干净活着的人们，人为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认为他们只是麻木地活着。
黄村有两个麻将馆，是当地派出所认可的。为了划清娱乐跟赌博的区别，派出所专门设定了一个额度。平常巡警骑着边三轮进村，发现超出了这个额度，不仅会缴光所有人身上的钱，麻将馆也会也受到警告。当然，巡警有时也会忍不住坐上桌子玩上几把。
麻将馆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关门。一场牌下来，一个人输赢的额度在三五百元以内。我婶娘家开了一间，另一间是外姓的租客。麻将馆是村里的信息传播中心，八卦、趣闻、谣言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这里每天都挤满了人，看牌的、带娃的、凑热闹的都来这里蹭空调和WIFI。冬天，老人们都怕冷，我婶娘专门在角落里给他们准备了一张小桌子，备着茶水。孩子们冲进冲出，喊打喊杀，在地上打滚。牌桌上的啸叫、争吵、怒吼，跟孩子的哭喊、父母的责骂声搅在一起，震耳欲聋。麻将室的空气混浊，男人抽烟，灯光罩着一层雾气。只打一场牌，我的头发根直至内裤都充斥着烟臭。
牌桌上，爱欠钱的人，人缘就不好。建强就是这么个人，输了钱就赖，据说，他老婆每个月给他打牌的钱控死了，若他月头输光，那个月就没钱打牌。他牌品不好，人家都不爱跟他打，他就死皮赖脸地求人家。大概是体恤到确实是个爱牌的人，蠻可怜，没得治，每回都还是让他上了场。有回又要输了，他老婆站在他背后，从他头顶伸出手把他手上的八筒扔出去：傻货，打这张，这么蠢，你不输谁输？建强扭头，见老婆来了，忙起身，把老婆往位子上塞，你来，你来，我快输光了。说来也怪，每回那女人上桌，总能扭转局面，要么打平，要么略赢。有时，建强快输光了，趁上厕所之机打电话给老婆叫她来顶场。如今，只要他一上厕所，大家伙都笑他：这人叫老婆去了。男人输了钱，桌上人就会这么玩笑，你小子这是昨晚跟媳妇在床上败了火啊。伙计，想要赢钱，就要净身哦。
伟坤娶的新媳妇也爱打，牌桌上，她化着浓妆，挑着眉毛，说话嗲声嗲气。赢了钱，笑得花枝乱颤，她是读了大学的，在银行上班，晚餐，她婆婆把饭送到麻将室，端到她手上；常年愠着脸，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钱、从来不爱笑的四叔赢了钱也骂人，他向来赢了只说打个平手，输了无限夸大；养螃蟹的武穴佬摸牌的时候喜欢把牌往胯下一拽，用拇指一搓，翻开，仿佛这样能够起到好牌；我堂姐牌相最丑，三盘不和牌从头骂到尾，唾沫横飞，生殖器不离口；往村里小卖部送货的小伙计染着黄发，两个耳朵钉一排耳钉，他摸到一张好牌就从椅子上弹起来，然后把牌往嘴里亲一口再坐下。牌桌上，众生百态，黄段子一茬接一茬，头天吵了恶架，相互问候了祖宗的人，第二天在牌桌上又好了。我常想，麻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消解太多的恩怨、是非与爱恨，在它面前，过往的一切都不作数。我们那里的人说是包治百病，谁得病不舒服了，就说，叫他去打麻将；谁被烦心事愁住了，还是那句话，叫他去打麻将。庙里的老和尚也是麻将馆的常客，他要输了，就替菩萨放话，绝不保佑你家儿子上大学。第二天他要是赢了，就会说，他替菩萨收回昨天的话。
平常日子，麻将只能开两桌，大家都要上班。但春节期间，开四桌，还得提前占位子。打牌的女人很是凶猛，牌桌上个个打得披头散发，面目狰狞，满嘴脏话，输了钱，脾气不好，扬手打娃，吼老公，德性大多如此。但有一个极其可爱之人，人人都爱她。她是我婶娘的妹妹，我们喊她梅姨，嫁在隔壁村，拆迁后在市里买了房子，做建材生意，发了财。她经常一个人开着车来黄村打牌，梅姨在牌桌上好脾气，不骂人，不欠钱，即使是手气背到整场不开和。她一旦打了人家金顶，就会请客，打电话给隔壁的小卖部，给座上的每人来一罐饮料。她一般不和屁和，盘盘往大里整，所以她总是输。输光钱的梅姨，把牌一推，起身扬长而去。梅姨似乎不太在乎输赢。每次开车回来按着喇叭，进门，哈哈一笑，我来了，我又送钱来啦。她就这么豪气。
有一次，牌桌上坐上来一个高中生，寒假嘛，孩子们都从学校里回来了，梅姨把他往下赶：哪家的娃，滚开，这不是你玩的地方。那孩子硬是不下去，梅姨上前一把把他拽下来，叫旁边的一个后生坐上去。她嘴里嘟囔着，哪家的娃，小小年纪不学好。啊，你自己都不好，凭什么管我啊？那孩子反问她。啊，我，我是得了坏病，无可救药了。我都坏掉了。梅姨对那孩子连推带赶，把他推出门外。 打了两个钟头后，梅姨上了个厕所。她突然怒气冲冲地叫来我婶娘，把她拉到隔壁房间，斥责道，你就这么想赚钱啊，连个未成年的孩子都许他上桌，你今天不把那桌端掉，我以后不来你家打牌。
你不让他打，他一样会去别家打的。我婶娘无奈地辩解道。
反正咱家一律不准接待未成年人。你糊涂啊姐。梅姨说，咱赚这钱算是为大家图个乐，但也是个业，你平常还去庙里敬香吃素，这个理也不晓得？
我婶娘深信业报，连连点头，因为赚了这个钱，她是诚惶诚恐的。自此，婶娘没让学生上过桌子。婶娘有时帮打牌的女人带孩子。那些女人上桌穿件大大的夹克，把孩子放怀里，然后拉上拉链，孩子只露个脸在外面。有时孩子哭，她就抖几下，然而，还是没能止住孩子哭闹。婶娘看不过，就接过孩子，把他哄睡，然后把孩子放在自家的床上。因为打牌，有时女人们误了做晚饭，婶娘开始为打牌的人提供晚餐，她用柴火做大锅饭，她炒一大桌菜，有鱼有肉，打牌的人，连同孩子，近二十人，桌子坐不下，大家蹲着墙根吃饭，热闹非凡。这么多人吃一个锅的饭，这感觉很特别。柴火饭用的是糙米，煮出来的饭蓬松、香醇，婶娘还在饭锅边蒸了虾皮鸡蛋羹、豆豉腊肉，但凡她做了饭，我就不回家吃了。要知道，这都是我多年未吃到的家乡美味。
因她提供晚餐，所以我家麻将馆的生意比另一家要好得多。去那家打牌往往是因为我家已经客满了。梅姨每次来，从车的后备厢拿出猪肉、咸鱼还有青菜。有一回梅姨来晚了，位子被占，她说，晚餐我们包饺子吧。我一下子来了兴致，许久没有吃到传统的饺子了。我们娘儿三个，从午饭后开始张罗。手擀饺子，摊一张大面皮，用玻璃杯的边缘往上印，一个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就出来了，调皮的孩子上前捣蛋，他们把面粉洒得到处都是，黑黑的小肉爪子印在白白的面皮上，点点污迹。肉馅是在砧板上剁的，韭菜猪肉馅，拌了藕丁。开始包饺子，梅姨说，家里只有叔叔跟她两个人了，孩子们都成了家，忙，很少回。两个人吃饭，没兴致，她什么也不想做。年纪大了，就怕冷清。我一下子怔住了，年纪大了就怕冷清。谁不是呢，这麻将馆，聚拢的这么些人，说到底是嗜赌还是怕冷清？
那顿饺子包了五百多个，竟吃个精光。我没问婶娘，提供晚餐是因为平衡赚这钱的业障还是为了持续这人人都赖以为之取暖的热闹？也许，两者皆有吧。
有这样一群人，怕输钱，从不上桌打，但是天天赖在麻将馆里，围坐在桌旁看牌，直到晚上十二点散场才走。看牌也是有瘾的，据说有人曾趴在门缝看一夜牌。他的喜乐也跟场上的人一起起伏着，号叫，兴奋，癫狂，痛心疾首，仿佛输赢也跟他们息息相关似的。他们推波助澜地营造气氛，跟着起哄。看牌，难免多嘴、暗示，于是，看牌的人也是输钱人的发泄对象，争吵，咒骂，混在一起。我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忽然间感到人间的悸冷。最喧闹的地方是孤独的极致。每一个人都那么害怕孤独，害怕黑暗，看到有人的地方，不约而同地，就向那个地方靠拢。可是，我在城市没有找到那样的地方。广东麻将，于我，终究不是打法不适应的问题，而是我根本融不进去。
散场了，老人们在角落睡着了，纸箱摊平垫地上，三两个老人相互倚靠着。婶娘要关空调，她去挨个把老人摇醒：他爷，散场了，你回吧。有时叫不醒，她就打电话叫老人家的孩子们来接。一地的狼藉，烟头、果皮、纸巾、瓜子壳、包装袋、矿泉水瓶、痰迹，多像热闹后的灰烬，冷了，讓人伤感。我帮着收拾残局，胸中涌起悲凉，哪天这黄村也拆了，这世上，再也没有这么好的麻将馆了。
尤 香
当我说出“嫖”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躲闪的。因为不太确定为什么我要念出这个字。生长在黄村的人，世世代代，与黄土、水稻为伍，即使后来做了工人，也是以钢铁为伍。花钱，可以买到跟女人睡觉，这天大的秘闻，令人血液偾张、发狂，小声说出来得环顾四周，怕有人听见了。村妓，于黄村，绝对是外来物种。且她们没有天敌。杀伤力、破坏力，可想而知。一直蒙在鼓里的意识突然大白于天下，过去只是用来骂人的“婊子”，现如今就站在你面前了。可以调笑，可以摸，还可以……
城市里有好多女人做这个。黄村的老人都知道了。
这个病毒最早入侵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随着拆迁，工业化扩大，从外地转到我们这里打零工，最早的那一批外来者。好些年前，有人指给我看，当时有两个，皆四十几岁的妇人，举家迁到黄村，租了村里的老屋，男人在钢铁厂打零工，女人在小炼钢厂帮人煮饭或者在家种种地，养养猪，从那半掩的大门往里看，他们大概有三个孩子，都大了，最大的成家了，不在跟前，只看到最小的两个读中学，住校。黄村这地方，不在外面找事做都饿不死人，即使打零工，都相当稳定，而且工作的报酬是计件式的，所以，这里的村妓并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样，因为穷，孤儿寡母，要供孩子读书，为生活所迫才做的皮肉生意。一想到从妓，人们总是会自动脑补：被迫。
从外地来我们这里谋生，只能是，她们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要差很远。显然，黄村所有的一切，对她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她们很快就有样学样，描上眉毛，擦上口红，染发，穿紧身裤，束出细腰和饱满的乳房。跟男人眉来眼去，调笑，嗔怒，眼角含情。我仔细打量过这两个女人，都稍有姿色，四十几岁的人，还是很有水头，果然，风骚是骨子里的，眉目、唇、身姿都是春色。自家的那个土山炮肯定是吃不住她的。也管不住。
那个叫尤香的女人四十六岁，白净，有华泽的膀子。很好的性子，见人就叫，他叔，进屋喝杯酒再回哦，细娘，莫只顾忙，歇歇去。开口笑，人收拾得干净，化淡妆，穿素净的碎花褂，系蜡染围裙，她烧得一手好菜，回锅肉、酱板鸭、红烧鱼、芹菜香干、卤肘子、炝黄豆芽、蒸茄子、满满一桌，有酒，有轻声细语的声音陪劝，谁坐进她的屋子，那是出不来的。
最先下水的是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不到六十的样子，精瘦，腿脚利索，气色很好，喜欢穿牛仔裤，他动不动仰天哈哈大笑。每天早上在广场打拳，成天端个保温杯，找人抹字牌，或者戴个草帽夹个折叠皮凳，提着鱼竿往村外的鱼塘里走，老校长跟我父亲是棋友，两人水平臭得相当，都爱悔棋，一盘棋下一天都下不完，他是可爱的，总跟我父亲说，咱太祖黄庭坚那点风水全被你家占了，你家燕子又出新书了吧？他是德高望重的，春节，他写全村对联，大年夜，他守祠堂，谁家新生的娃，总找他取名字。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个人，这有辱门楣、伤风败俗的丑事竟落到他身上。无他，那一定是狐狸精烂货勾引的他老人家。老校长的老婆经人报信，把老头子堵在尤香床上捉个现形。 接下来就是标准的中国式妻子发难。揪着那女人的头发，脚往她下部踢。校长夫人骨架高大，有蛮力，把那烂货往外拖，要当众脱光她的衣服。黄村的女人齐声赞同，围观的人冲她吐口水，扔石头。这老校长还真是个男人，把尤香拉起来，往屋里推，以免她当众受辱。可想而知，这举动直接让校长夫人炸了，她甩开众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她用手捶着地，嘴里骂着最下流、最恶毒的话。
我父亲对此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任凭母亲在耳边指责那不要脸的臭婊子，生生毁了人家的家庭。但这件事的发展方向让人目瞪口呆，老校长居然不要脸了，继续跟那个女人来往。校长夫人气病了，整个黄村的舆论是一边倒。但凡尤香出门遇到人，定遭白眼，人们当她的面，把痰吐在地上，以示鄙视。事情怪就怪在，这尤香毫不避人，走路，挺着个胸，笑容满面。女人们暗地里把她咒滥了，但是，男人们却显出一种微妙来，总有人看到时不时有男人往她屋里跑。
我们那个地方，老一辈的人，没有一个离婚的。即使出了这样的事，他们也绝不会离婚。大活人，怎么管？关住？最终只能是疲惫，打也打了，吵也吵了，日子还得过，只能任由它去吧。听女人们说，尤香一次收一百块钱，所以，不能让自家男人身上超过一百块钱。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黄村的人慢慢接受了村妓的存在。思想也放开了，据说，现在暗地里有更年轻的女人在市里做，好几个，黄村的女人也没有如临大敌，话放出来了，我家那位要是去嫖，就一个字：离。
我一直对这个尤香很有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一个作家的敏感，虽然，它满怀恶意。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自己因写作的内因去靠近某个人，或者某个事，这是非常粗暴的。动机本身，没有尊重，只有猎奇和某种窥视的私欲。
尤香五十多岁了，应该还在接客。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中午她就骑上电动车去钢铁厂，在厂区的那一排法国梧桐樹荫下摊开她的大餐巾，把各式小菜摆在餐巾上，秘制的小牛肉、烤鸡翅、小炒肉、五香干、煎鲫鱼、辣腐乳、腌黄瓜、扣肉……近二十个菜式，她一一摊开，等待买主。钢铁厂的工人陆续下班了，拿着饭盒去食堂吃饭，打完饭后，他们就会光顾尤香的小摊。尤香摆这个摊好几年了吧，不到一个小时，她的菜会全部卖完。食堂大锅菜想来不好吃，尤香的小炒看起来干净，味道比餐馆的好，也不贵，两条三四两的鲫鱼才五块钱。我吃过她的菜，是那种有个人经验的厨子做出的味道，她非常熟悉食材的特性。精致，讲究，记得有一个细节是，她用手从盘子里拈菜让你尝，那个感觉就像，手就是道具本身，类似于筷子了。晚上，尤香在村子广场边摆起了夜宵摊，卖扎啤。麻辣烫、炒粉、炒田螺、小龙虾、毛豆、盐水花生，菜式不少。她老公陪她守着摊，帮着递菜也一直忙到深夜。午夜，麻将散了场，人们就会坐在她的摊前消夜。我常常在她摊前坐到午夜，甚至更晚，始终开不了口，这种事情，我如何开口问。
最终还是她先开的口。她知道我没有半点看不起她的意思。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愿意跟我聊起这个。
你知道吗？当初我要是贪钱，老校长有多少钱他都愿意给我的。
我怔住了，心想，你不贪钱，那图什么呢？她又说，你们有谁知道呢，老校长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哦，不仅是他，这村子里大部分的老人都可怜。
那个时候，老校长跟他老婆就有七八年没有性生活了。而且他是那样健康的一个人，他的夫人认为年纪这么老了还过性生活，是不正经的事。这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正常的性生活。都是人啵，谁知道谁的苦。
言尽于此。再往下，涉及具体的人，具体的细节就唐突了。猛然醒悟，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广袤的乡村，老人的性问题，这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当道德与生理机能相冲，大多数人会选择隐忍，而乡村的伦理压制以及老人们可供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极其有限，所以悲剧往往是，很多老人性侵了幼女，当我们强烈谴责人之兽性时，却总是忘记，困扰着乡村老人的性焦虑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的。最好的结局是，人们带着这样的焦虑与渴望痛苦而体面地死去。
那么，尤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人们除了唾弃她卖肉不要脸，谁会对她心生怜意？
消 失
黄村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黄村了。我听见一切的过往在内心崩塌的声音。而新生的那部分让我心生疑惑。在广东十七年，我的黄村在慢慢开始将我埋葬。我曾逃离过那里，而今，我已然记不清她的模样了。我的名字、姓氏依旧，如果我一直未婚，最终还可以葬在自家黄姓的祖坟山上，甚至可以挨着我的祖母。现在，我要努力地记起，那漫长漫长的童年，少女时代，从最初最清澈的眼神开始，最早的黑白记忆开始，我要回溯，我要画下最后那片未落的叶子，我要如何写出消失？写出曾经的告别？
我曾郑重其事地写过悲迓，楚人最古老的抒情，那最后的告别。今年除夕夜去祠堂守夜，在阁楼里，我看见积满灰尘的狮头和全套的狮拳兵器、锣鼓。黄村有多少年没有舞狮了？有二十年了吧。下一辈的人，没人教过，是没人会的。我忽然起了意，忙跟一旁的伯父说，伯父，你就在大堂给我们打一套占山拳吧。我们家这套拳开篇就是占山拳，但印象十分模糊了，只依稀记得有漂亮的扫堂腿，有刚劲的劈山掌，我叫来孩子们，让他们都来看看大祖父打的这套占山拳。
我的大伯父七十多岁了，身体挺硬朗，只是这拳，怕是也生了。他见我提起占山拳，一时间也来了兴致，他撸起袖管，拉开架式，准备要打了。
可是我的印象还停在他二十多年前打拳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他，一头黑发，胸膛饱满，拳力所到之处，呼呼生风。而今，年过古稀之年，他跃跃欲试，要在儿孙面前打一套家里的土拳。然而他的气息明显衰弱了，敬礼的时候，膝盖都不能弯到位。他倔强地重做了一遍，勉强刚刚好。最终，大伯父只能是完成了拳路，扫堂腿、凌空飞踢皆一一省去了。但他的招式做得很足，韵味保留了几分，总算，没有在儿孙面前丢脸。我知道，完成这种效果，他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
谁能不难过呢，已逝的青春岁月。
而这舞狮、那套拳、那套十八般兵器，注定也将埋葬在岁月深处。少女时，我选中的是一柄单刀，因为喜欢刀柄上的那块红绸，它舞动起来的样子非常帅气。母亲曾描述我舞刀的样子，咬着粗辫，瞪着个大眼睛，很是吓人。我那一辈的孩子，每人都认领学了一样兵器，我想，应该没有人记得招数了。往昔，归于尘土，不必挽留。
孩子们皆一律的普通话，我们的方言，也将归于尘土。在家过年，唯有祭祀的大礼是保留了，终究，祖宗是不能忘的。庙里的和尚，也只是初一、十五吃斋。年饭，已有不少的人家在市里的酒楼订了席位，不必操劳，三更起床，五更吃饭了。糍粑和腊肠去超市买，不再有人愿意听楚戏。拜年，微信视频，压岁钱，微信红包。即使是这最后的村庄，黄村，旧迹也在层层剥落。依然还有人不断地迁进来，那是不适应城市生活的人最后的退守，人们聚集在此，挥别最后的乡村文明，这最后的繁华、喧闹正像是一首挽歌，它把时光越唱越短，前方，城市高楼之阴影正碾压过来。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我发现，回到故乡，我处在一种无法与人亲近的局促里。想来，我被看作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化人了，能给我的只能是礼遇。可怕的礼遇。
因为写给故乡的文字是沉郁的。因为青春太寂寞和荒芜。在那里生活二十七年，落魄离场。我太需要彼此相知的灵魂，被鼓励，被照亮。诚然，我需要赞美，还有鲜花和诗，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起文学和梦，那些被放逐的远方和星光般闪耀在天空的伟大灵魂。而故乡留给我记忆的只有灰暗的江堤、料场，潮湿的木枕铁轨，泥泞的路，钢铁厂的大烟囱，昏黄的路灯下迟缓而来的四路车，一个人开宿舍的门，浸在脸盆的脏衣服，滴水的水龙头，勾头吃泡面，写诗。那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有注视的目光，关了门，窒息就向人围拢。贫乏与孤寂，清高与激越，敏感与自尊，没有朋友，无望的爱情，灰色的二十七岁，忽然接到通知，你被报社炒掉了。
中国人的故乡大抵是属于乡土的。那些写故乡的文字无一例外地会写到村庄、田野，清澈的河，湛蓝的星空、乡音、乳名、家族，还有天底下都一样的父亲母亲，为着儿女辛劳，一样的感动、细节，不一而足。这些，我一样有，可是，我却没有写下一个字。还有一些人写故乡的小吃、习俗、农具、乡村游戏、传说，有些人写民间手艺人、田间地头的艳事。这些，我也有，可我依然没能写出它。究其根本，我发现这类文字有一种生命的轻，从审美上，它讲究一个趣味，俏皮，和一种把玩的闲致。显然，我的苍凉、疼痛、咯血以及那种任谁也听不见的绝望之喊叫，我的不甘，我的破碎、尖锐，为了成为自己成为人的种种挣扎，我细瘦的身子骨，有着过于沉重的灵魂。那种，闲情的、好看的、有趣的文字，我如何能写出？
曾经在一个访谈上说，不写，是因为觉得它不配被写出。我原先以为是太看重它的意义，现在看，面对故乡，我缺乏一个轻灵而有趣的灵魂。或者说，我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故乡相处，我沉浸在它过往带给我的灰色、阴郁的岁月里，没能走出来。
可这次，我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这里。我的故乡。中年，很大程度上，我已与太多的人与事和解。和解不是妥协，而是走向另一种开阔。我想，关于故乡的文字，也许我能够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来。忽然听到一个老者的死，快二十年了吧，他曾经那样刻薄过我，为了三百块钱。一时间觉得自己才刻薄，这种事情居然二十年了还没能忘记，想必如若有机会，我是不会放弃去报复的吧。摇摇头笑道，我怎么可以这么面目狰狞地活着？
也许，我总是不满足于文字的记录功能，像个照相机似的，把角落、暗沟的苔藓、蛛网也一一描摹出来。先前，还原一件事、一个人，还原整个的故乡，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故乡不是静止不变的，二十年间，它变得陌生、复杂，我的文字恐怕是探不到底了，它变得浑浊、未知，勾连着广阔的外部世界，背景是这个时代宏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后的收尾，我的故乡，最后的乡土，在飘摇的孤舟上。
最后的村庄
20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里开始征用耕地办厂，有造纸厂、食品厂、橡胶厂，最大的是钢铁厂，很早，我们就是工人了，户口，农转非。但拆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新建的钢铁厂厂房、工业园开始把人们往外赶，政府盖了成片的新楼用来补偿，但是，我住的那个村庄在一个山脚下，往里走，很深，它还没有拆。那里有近两百多户人家，黄姓为主。钢铁厂修了一条漂亮的水泥路一直通到外面的公交站，从黄村走出来要半个小时。一路的绿化带，栽了两排桂花树，树影婆娑。
因为大家都是工人，国营单位，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有的小炼钢厂效益特别好，工人每个月拿到手有七八千块工资。先前征的耕地并非全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留地，有菜园子。有的人还有鱼塘、稻田、果园，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工人却享有农民的一切。有天然水库、干净的山泉、溪流，如果勤快，你依然可以烧柴火，自己种菜，自己榨油，在有顺丰快递、网购便捷的今天，在黄村，你依然可以过那种传统的农耕生活。我曾带一个画家朋友来家里玩，他四处看了之后连连夸赞好地方，说是想在黄村建一个工作室。我说，等退了休，我就从广东回到这里养老。 我特别喜欢我的村庄，每年春节，我都从广东赶回来过年，要赖到正月十五才走，有时，国庆节也会回来一次。那里留存着最后的乡村文明，祭祀、送灶、扫尘、年夜饭、贴对联、祠堂守夜、初一和十五去庙里敬香这些都完好地保留着。出生地，方言，根植于我记忆中最初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经历过什么，永远无法抹去的还是年少的记忆。一回到那里，我就还原成最真实的自我，整个人摊开，不必化妆，成天穿着睡衣家居服，趿着棉拖，大声说话，吃饭，端着碗，游遍半个村庄，挨家蹭菜，父母兄弟，随便吼。一个人，也只有回到出生地才敢于这么赤裸吧。然而，那些靠拆迁富起来的人已经成为城里人，他们住楼房，还获得了一两百万元人民币的补偿，相对而言，黄村人是贫穷的，人们做梦都想着有一天拆迁能拆到自家门口。年年春节回家都会听到大家兴奋地传递：快了，要拆到我们这里了，上头下文件了，最迟明年底。快了，快了，我们也要住进楼房了。听，这一个个的，都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城里人。
我知道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神仙般的田园生活，数日子罢了。唯有我是个矫情的人，从來对成为城里人、获高额补偿不上心。我的母亲尤其急切，话里话外，都透着“明天就要搬走，眼下的日子不过是先混着罢了”的潜意识。然而，年年念叨的拆迁，望穿秋水，竟也拖了十来年了吧。就是这十来年，黄村的生活真的是很有意思。我说有意思，是因为它掺杂了太多新的东西，这些猝不及防的新，它们竟顺理成章地跟黄村融合在一起，闻所未闻的人和事，相继粉墨登场。
周边的村庄都拆迁走了，那些人住进了政府给盖的楼房，也不远，楼房在街道办事处的边上，骑自行车进黄村十来分钟，摩托车，一溜烟就到了。听说，他们当初选房的时候是几个村庄的人合在一起抽签决定的。这意味着，你的邻居，你的生活状态全改变了。年纪大的人，住不惯楼房，尤其没有电梯，抽到高层的，极不便。不像当年的村庄，一出门，就是开阔的天地，泥土、青草和溪流的气息。楼房是一格一格的，一进屋就关门，天、地，全都切断了，人悬在半空，困在格子里。出来，也寻不到以前的邻居，所有的人家门紧闭。串门，这重要的生活习惯，一旦没了，哪个都受不住。前几年，隔壁村的李婶，常来我家串门，向我妈数落她儿媳妇爱乱花钱、好吃懒做、不孝顺。据说，当初大家的农具没地方放，一楼的楼梯间成了争夺的宝地，经常为此大打出手。可是，粪桶、板车、磨盘、水缸，这类不比锄具，它是很占地方的，要想扔掉它们，需要跨过一个思想的鸿沟，这一点，基本没有人能做到。然而，更可怕的是，人突然闲了起来，地没了，无所事事，能去哪儿呢，只能去黄村了。
很多人干脆在黄村搭了简易的平房来住，带上农具，去种黄村人不种的菜地。我每次回来，看到这种平房都在逐年增加，一户挨着一户，放眼一看，竟有好几十家。新楼房，年轻人是欣喜的，精心装修，老人和他们一起住，总会跟儿媳妇闹矛盾，于是，在黄村建平房自住倒落得自由、舒心。而黄村，很多人在市里买了房，宅基地的老屋就租给外乡人。这外乡人，就是来自湖北各地乡村来钢铁厂打零工的外地人，他们拖家带口，生一堆孩子，住进了黄村的老屋，操着外地口音。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屋不能老空着，空屋显得阴森，败人气，屋子要有人住着才好。有人住，就有烟火生气，就旺财风水好。即使白菜价，租给人住也是好的。有一个武穴人租了我堂兄的老屋，一家人在那里酿高粱酒。有一次我探头进去想看个究竟，进门就闻到酒香，屋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笑着问我是哪个，我心里想，这是我哥家，你问我是哪个。还有两个阳新人租了一家老屋的连屋，一人占一边，他们来这里养螃蟹。以前春节回家，我经常碰到陌生人，十年了，这些陌生人成了常住人口，他们的孩子在我的家乡长大，竟能说一口我家乡的方言。如今，大的，有些在外地读大学。
黄村的田地，年轻人是不种的，老人又种不了太多，于是，大多都荒着。有人想种，只需跟主家打声招呼，不要钱。外乡人，倒是勤快，种了不少我们的地，他们养猪，种了大片的红薯和南瓜。我家，父亲只种了一小块，用来活动他的筋骨，小园子满眼碧翠，菜蔬瓜果鲜亮莹透。鱼塘，过年捞一次，平常，他就坐钓，打发时光。
走到外面的公交站要半小时，于是，骑电动三轮车拉客载人就成了一门生计。我父亲的手机里，存有三五个拉客人的电话，他们多是外乡人，年纪大了，工厂不要了才来跑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古子的黄冈人，有点口吃，驼背，五十多岁，死了老婆，两个儿子都不管他，他就靠跑车维持生计。父亲总照顾他的生意，每次我回家在进村的站口，父亲就打电话叫古子来接我，三块钱。古子把车停在黄村麻将馆的门口，边看人打麻将，边等人给他打电话拉客。
古子的车没有办证，被派出所的人扣了一回，要他拿钱去取，这激怒了黄村的人。古子住在黄村一家废弃的柴屋里，没收他租金，这么些年，黄村人早把他当成了自己人。那一次，几个族长出动，去派出所，硬是把古子的车要了回来，从那以后，派出所就再也没有扣古子的车。
古子爱喝酒，酒也是人家请他喝的。他喝了酒，就找个有太阳的地方打盹，生意来了，手机在他身上响，他也不接。这时，总有人上去用脚踢他：死驼子，还做不做生意呀。踢不醒，用手去摇他，古子嘴里嘟哝着，不理，只顾睡。电话那头的人，也知道古子喝醉了，大概也只能挂电话，狠狠骂上一句。这酒，人家也不常请，他就这一个嗜好。
古子来接我总不肯收我钱，这哪里使得。我硬把钱塞他，他就裂开嘴笑，最终把钱收下。因是个驼子，孩子们常拍着手围着他喊：驼子驼，挑担箩，摔一跤，仰躺哦。古子从不恼，咧开嘴朝着孩子们笑。今年春节回家，看到古子老了很多，说是病了一场，一幅老态龙钟的模样，走路，脚跟擦着地，很吃力很慢。听家里人说，一个村妓骗走了古子的钱，他没有钱诊病，车舍不得卖。人们都在叹气。等逢春了，天暖和起来，古子的病就会慢慢好起来的。都这么说，那一定是错不了的。可是今年冬天实在太冷了，暴雪持续了一个星期，古子终究没挨过去，腊月二十七，古子就死了。
黄村的人现在有一半不姓黄。这地方的生活倒是热气腾腾的，早上，有三家早点铺子在雾气缭绕、路灯昏黄的凌晨四点开门，天蒙蒙亮，油条、热干面、蛋酒、面窝、馄饨，稀饭都有供应。年轻人不爱吃家里做的，都喜欢在外面吃早点。超市、小卖部，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有的挂着代收京东快递、顺丰快递的牌子。趁着吃早点，旁边有一个冯姓老头支了一个肉案，天没亮，他就骑电动车去外面拿半边猪肉，个把小时，太阳刚升起，冯老头的猪肉就卖个精光。接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校车也陆续开进村庄，广场上音乐响起来，广场舞有娘们、打拳的有大叔，还有人喊两嗓子楚剧。每一天，黄村就这么响亮开启。人家都这么说，乡里人如今过城市日子。这乡村，如今只有一个黄村了。黄村，乡村最后的退守之地，它一直在往后缩，一萤豆光，却意外地，在它的弥留之际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我知道，它不会长久。 麻将馆
如果说我春节回家只是为了麻将，那是不是有点可耻？我素来认为，牌桌上可以显露真实的人性，兄弟姐妹、父子、爱情、友情，通通见鬼。在牌桌上，可以六亲不认，不必矫情。每年春节，我都会在牌桌上输几千块钱，然后痛痛快快地、了无遗憾地回广东。广东麻将太单调了，和法简单，结局清澈见底。最要命地是，起手的一把牌，变数不大，基本就定死了这把牌的命运，你的智慧、野心毫无用武之地。它难以激起人的贪欲，难以有意外的兴奋点，它没有需要你横下心、冒着输光的风险去博更大的和法。在广东这么些年，我始终没能爱上广东麻将，即使麻将瘾发作，去打几场，甚至赢了钱，都没能让我真正享受到那种因冒险、刺激、狂欢、悔恨而带给我的巅峰快意。广东的麻将桌子，不可能出现尖叫、使劲敲打自己的头颅、拍桌子、暴粗口问候你祖宗十八代以及在打出金顶大满贯之后冲出麻将室去小卖部见人买一大瓶可乐的豪放之举。
湖北麻将，即使起手一把臭屎，但它依然有打出全场大满贯的可能性。这就是它无可比拟的魅力所在。在麻将中，我看清自己，一切毁灭的东西对我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即使是短暂的人生，我也希望它是燃烧的。即使是沉寂的，我却一直是在等待被点燃。输赢，我没那么在意。
跟所有写故乡的文字一样，面对麻将馆，下笔的踌躇还在于，作为人的精神意志，故乡似乎没有值得书写的价值。这是长期以来我不愿意面对的真实，这也是我个人的真实。这地方，没有出现一个英雄、一个高尚的人、一件值得赞颂的壮举，甚至没有朝着那种理想方向转变的迹象。写作，很大程度上，我们会选择表现人的精神层面。它应该是诸如理想、热情、抗争、努力、豪迈、美好的样子，而不是去选择表现平庸、混沌、无聊、丑陋、麻木甚至是罪与恶的一面。面对故乡，我先前是失语的，认为故乡的人只会沉溺于感官的快乐，除了活着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精神层面的追求。真是可笑啊，我居然对凭着劳动干净活着的人们，人为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认为他们只是麻木地活着。
黄村有两个麻将馆，是当地派出所认可的。为了划清娱乐跟赌博的区别，派出所专门设定了一个额度。平常巡警骑着边三轮进村，发现超出了这个额度，不仅会缴光所有人身上的钱，麻将馆也会也受到警告。当然，巡警有时也会忍不住坐上桌子玩上几把。
麻将馆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关门。一场牌下来，一个人输赢的额度在三五百元以内。我婶娘家开了一间，另一间是外姓的租客。麻将馆是村里的信息传播中心，八卦、趣闻、谣言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这里每天都挤满了人，看牌的、带娃的、凑热闹的都来这里蹭空调和WIFI。冬天，老人们都怕冷，我婶娘专门在角落里给他们准备了一张小桌子，备着茶水。孩子们冲进冲出，喊打喊杀，在地上打滚。牌桌上的啸叫、争吵、怒吼，跟孩子的哭喊、父母的责骂声搅在一起，震耳欲聋。麻将室的空气混浊，男人抽烟，灯光罩着一层雾气。只打一场牌，我的头发根直至内裤都充斥着烟臭。
牌桌上，爱欠钱的人，人缘就不好。建强就是这么个人，输了钱就赖，据说，他老婆每个月给他打牌的钱控死了，若他月头输光，那个月就没钱打牌。他牌品不好，人家都不爱跟他打，他就死皮赖脸地求人家。大概是体恤到确实是个爱牌的人，蠻可怜，没得治，每回都还是让他上了场。有回又要输了，他老婆站在他背后，从他头顶伸出手把他手上的八筒扔出去：傻货，打这张，这么蠢，你不输谁输？建强扭头，见老婆来了，忙起身，把老婆往位子上塞，你来，你来，我快输光了。说来也怪，每回那女人上桌，总能扭转局面，要么打平，要么略赢。有时，建强快输光了，趁上厕所之机打电话给老婆叫她来顶场。如今，只要他一上厕所，大家伙都笑他：这人叫老婆去了。男人输了钱，桌上人就会这么玩笑，你小子这是昨晚跟媳妇在床上败了火啊。伙计，想要赢钱，就要净身哦。
伟坤娶的新媳妇也爱打，牌桌上，她化着浓妆，挑着眉毛，说话嗲声嗲气。赢了钱，笑得花枝乱颤，她是读了大学的，在银行上班，晚餐，她婆婆把饭送到麻将室，端到她手上；常年愠着脸，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钱、从来不爱笑的四叔赢了钱也骂人，他向来赢了只说打个平手，输了无限夸大；养螃蟹的武穴佬摸牌的时候喜欢把牌往胯下一拽，用拇指一搓，翻开，仿佛这样能够起到好牌；我堂姐牌相最丑，三盘不和牌从头骂到尾，唾沫横飞，生殖器不离口；往村里小卖部送货的小伙计染着黄发，两个耳朵钉一排耳钉，他摸到一张好牌就从椅子上弹起来，然后把牌往嘴里亲一口再坐下。牌桌上，众生百态，黄段子一茬接一茬，头天吵了恶架，相互问候了祖宗的人，第二天在牌桌上又好了。我常想，麻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消解太多的恩怨、是非与爱恨，在它面前，过往的一切都不作数。我们那里的人说是包治百病，谁得病不舒服了，就说，叫他去打麻将；谁被烦心事愁住了，还是那句话，叫他去打麻将。庙里的老和尚也是麻将馆的常客，他要输了，就替菩萨放话，绝不保佑你家儿子上大学。第二天他要是赢了，就会说，他替菩萨收回昨天的话。
平常日子，麻将只能开两桌，大家都要上班。但春节期间，开四桌，还得提前占位子。打牌的女人很是凶猛，牌桌上个个打得披头散发，面目狰狞，满嘴脏话，输了钱，脾气不好，扬手打娃，吼老公，德性大多如此。但有一个极其可爱之人，人人都爱她。她是我婶娘的妹妹，我们喊她梅姨，嫁在隔壁村，拆迁后在市里买了房子，做建材生意，发了财。她经常一个人开着车来黄村打牌，梅姨在牌桌上好脾气，不骂人，不欠钱，即使是手气背到整场不开和。她一旦打了人家金顶，就会请客，打电话给隔壁的小卖部，给座上的每人来一罐饮料。她一般不和屁和，盘盘往大里整，所以她总是输。输光钱的梅姨，把牌一推，起身扬长而去。梅姨似乎不太在乎输赢。每次开车回来按着喇叭，进门，哈哈一笑，我来了，我又送钱来啦。她就这么豪气。
有一次，牌桌上坐上来一个高中生，寒假嘛，孩子们都从学校里回来了，梅姨把他往下赶：哪家的娃，滚开，这不是你玩的地方。那孩子硬是不下去，梅姨上前一把把他拽下来，叫旁边的一个后生坐上去。她嘴里嘟囔着，哪家的娃，小小年纪不学好。啊，你自己都不好，凭什么管我啊？那孩子反问她。啊，我，我是得了坏病，无可救药了。我都坏掉了。梅姨对那孩子连推带赶，把他推出门外。 打了两个钟头后，梅姨上了个厕所。她突然怒气冲冲地叫来我婶娘，把她拉到隔壁房间，斥责道，你就这么想赚钱啊，连个未成年的孩子都许他上桌，你今天不把那桌端掉，我以后不来你家打牌。
你不让他打，他一样会去别家打的。我婶娘无奈地辩解道。
反正咱家一律不准接待未成年人。你糊涂啊姐。梅姨说，咱赚这钱算是为大家图个乐，但也是个业，你平常还去庙里敬香吃素，这个理也不晓得？
我婶娘深信业报，连连点头，因为赚了这个钱，她是诚惶诚恐的。自此，婶娘没让学生上过桌子。婶娘有时帮打牌的女人带孩子。那些女人上桌穿件大大的夹克，把孩子放怀里，然后拉上拉链，孩子只露个脸在外面。有时孩子哭，她就抖几下，然而，还是没能止住孩子哭闹。婶娘看不过，就接过孩子，把他哄睡，然后把孩子放在自家的床上。因为打牌，有时女人们误了做晚饭，婶娘开始为打牌的人提供晚餐，她用柴火做大锅饭，她炒一大桌菜，有鱼有肉，打牌的人，连同孩子，近二十人，桌子坐不下，大家蹲着墙根吃饭，热闹非凡。这么多人吃一个锅的饭，这感觉很特别。柴火饭用的是糙米，煮出来的饭蓬松、香醇，婶娘还在饭锅边蒸了虾皮鸡蛋羹、豆豉腊肉，但凡她做了饭，我就不回家吃了。要知道，这都是我多年未吃到的家乡美味。
因她提供晚餐，所以我家麻将馆的生意比另一家要好得多。去那家打牌往往是因为我家已经客满了。梅姨每次来，从车的后备厢拿出猪肉、咸鱼还有青菜。有一回梅姨来晚了，位子被占，她说，晚餐我们包饺子吧。我一下子来了兴致，许久没有吃到传统的饺子了。我们娘儿三个，从午饭后开始张罗。手擀饺子，摊一张大面皮，用玻璃杯的边缘往上印，一个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就出来了，调皮的孩子上前捣蛋，他们把面粉洒得到处都是，黑黑的小肉爪子印在白白的面皮上，点点污迹。肉馅是在砧板上剁的，韭菜猪肉馅，拌了藕丁。开始包饺子，梅姨说，家里只有叔叔跟她两个人了，孩子们都成了家，忙，很少回。两个人吃饭，没兴致，她什么也不想做。年纪大了，就怕冷清。我一下子怔住了，年纪大了就怕冷清。谁不是呢，这麻将馆，聚拢的这么些人，说到底是嗜赌还是怕冷清？
那顿饺子包了五百多个，竟吃个精光。我没问婶娘，提供晚餐是因为平衡赚这钱的业障还是为了持续这人人都赖以为之取暖的热闹？也许，两者皆有吧。
有这样一群人，怕输钱，从不上桌打，但是天天赖在麻将馆里，围坐在桌旁看牌，直到晚上十二点散场才走。看牌也是有瘾的，据说有人曾趴在门缝看一夜牌。他的喜乐也跟场上的人一起起伏着，号叫，兴奋，癫狂，痛心疾首，仿佛输赢也跟他们息息相关似的。他们推波助澜地营造气氛，跟着起哄。看牌，难免多嘴、暗示，于是，看牌的人也是输钱人的发泄对象，争吵，咒骂，混在一起。我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忽然间感到人间的悸冷。最喧闹的地方是孤独的极致。每一个人都那么害怕孤独，害怕黑暗，看到有人的地方，不约而同地，就向那个地方靠拢。可是，我在城市没有找到那样的地方。广东麻将，于我，终究不是打法不适应的问题，而是我根本融不进去。
散场了，老人们在角落睡着了，纸箱摊平垫地上，三两个老人相互倚靠着。婶娘要关空调，她去挨个把老人摇醒：他爷，散场了，你回吧。有时叫不醒，她就打电话叫老人家的孩子们来接。一地的狼藉，烟头、果皮、纸巾、瓜子壳、包装袋、矿泉水瓶、痰迹，多像热闹后的灰烬，冷了，讓人伤感。我帮着收拾残局，胸中涌起悲凉，哪天这黄村也拆了，这世上，再也没有这么好的麻将馆了。
尤 香
当我说出“嫖”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躲闪的。因为不太确定为什么我要念出这个字。生长在黄村的人，世世代代，与黄土、水稻为伍，即使后来做了工人，也是以钢铁为伍。花钱，可以买到跟女人睡觉，这天大的秘闻，令人血液偾张、发狂，小声说出来得环顾四周，怕有人听见了。村妓，于黄村，绝对是外来物种。且她们没有天敌。杀伤力、破坏力，可想而知。一直蒙在鼓里的意识突然大白于天下，过去只是用来骂人的“婊子”，现如今就站在你面前了。可以调笑，可以摸，还可以……
城市里有好多女人做这个。黄村的老人都知道了。
这个病毒最早入侵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随着拆迁，工业化扩大，从外地转到我们这里打零工，最早的那一批外来者。好些年前，有人指给我看，当时有两个，皆四十几岁的妇人，举家迁到黄村，租了村里的老屋，男人在钢铁厂打零工，女人在小炼钢厂帮人煮饭或者在家种种地，养养猪，从那半掩的大门往里看，他们大概有三个孩子，都大了，最大的成家了，不在跟前，只看到最小的两个读中学，住校。黄村这地方，不在外面找事做都饿不死人，即使打零工，都相当稳定，而且工作的报酬是计件式的，所以，这里的村妓并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样，因为穷，孤儿寡母，要供孩子读书，为生活所迫才做的皮肉生意。一想到从妓，人们总是会自动脑补：被迫。
从外地来我们这里谋生，只能是，她们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要差很远。显然，黄村所有的一切，对她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她们很快就有样学样，描上眉毛，擦上口红，染发，穿紧身裤，束出细腰和饱满的乳房。跟男人眉来眼去，调笑，嗔怒，眼角含情。我仔细打量过这两个女人，都稍有姿色，四十几岁的人，还是很有水头，果然，风骚是骨子里的，眉目、唇、身姿都是春色。自家的那个土山炮肯定是吃不住她的。也管不住。
那个叫尤香的女人四十六岁，白净，有华泽的膀子。很好的性子，见人就叫，他叔，进屋喝杯酒再回哦，细娘，莫只顾忙，歇歇去。开口笑，人收拾得干净，化淡妆，穿素净的碎花褂，系蜡染围裙，她烧得一手好菜，回锅肉、酱板鸭、红烧鱼、芹菜香干、卤肘子、炝黄豆芽、蒸茄子、满满一桌，有酒，有轻声细语的声音陪劝，谁坐进她的屋子，那是出不来的。
最先下水的是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不到六十的样子，精瘦，腿脚利索，气色很好，喜欢穿牛仔裤，他动不动仰天哈哈大笑。每天早上在广场打拳，成天端个保温杯，找人抹字牌，或者戴个草帽夹个折叠皮凳，提着鱼竿往村外的鱼塘里走，老校长跟我父亲是棋友，两人水平臭得相当，都爱悔棋，一盘棋下一天都下不完，他是可爱的，总跟我父亲说，咱太祖黄庭坚那点风水全被你家占了，你家燕子又出新书了吧？他是德高望重的，春节，他写全村对联，大年夜，他守祠堂，谁家新生的娃，总找他取名字。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个人，这有辱门楣、伤风败俗的丑事竟落到他身上。无他，那一定是狐狸精烂货勾引的他老人家。老校长的老婆经人报信，把老头子堵在尤香床上捉个现形。 接下来就是标准的中国式妻子发难。揪着那女人的头发，脚往她下部踢。校长夫人骨架高大，有蛮力，把那烂货往外拖，要当众脱光她的衣服。黄村的女人齐声赞同，围观的人冲她吐口水，扔石头。这老校长还真是个男人，把尤香拉起来，往屋里推，以免她当众受辱。可想而知，这举动直接让校长夫人炸了，她甩开众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她用手捶着地，嘴里骂着最下流、最恶毒的话。
我父亲对此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任凭母亲在耳边指责那不要脸的臭婊子，生生毁了人家的家庭。但这件事的发展方向让人目瞪口呆，老校长居然不要脸了，继续跟那个女人来往。校长夫人气病了，整个黄村的舆论是一边倒。但凡尤香出门遇到人，定遭白眼，人们当她的面，把痰吐在地上，以示鄙视。事情怪就怪在，这尤香毫不避人，走路，挺着个胸，笑容满面。女人们暗地里把她咒滥了，但是，男人们却显出一种微妙来，总有人看到时不时有男人往她屋里跑。
我们那个地方，老一辈的人，没有一个离婚的。即使出了这样的事，他们也绝不会离婚。大活人，怎么管？关住？最终只能是疲惫，打也打了，吵也吵了，日子还得过，只能任由它去吧。听女人们说，尤香一次收一百块钱，所以，不能让自家男人身上超过一百块钱。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黄村的人慢慢接受了村妓的存在。思想也放开了，据说，现在暗地里有更年轻的女人在市里做，好几个，黄村的女人也没有如临大敌，话放出来了，我家那位要是去嫖，就一个字：离。
我一直对这个尤香很有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一个作家的敏感，虽然，它满怀恶意。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自己因写作的内因去靠近某个人，或者某个事，这是非常粗暴的。动机本身，没有尊重，只有猎奇和某种窥视的私欲。
尤香五十多岁了，应该还在接客。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大早就开始忙碌，中午她就骑上电动车去钢铁厂，在厂区的那一排法国梧桐樹荫下摊开她的大餐巾，把各式小菜摆在餐巾上，秘制的小牛肉、烤鸡翅、小炒肉、五香干、煎鲫鱼、辣腐乳、腌黄瓜、扣肉……近二十个菜式，她一一摊开，等待买主。钢铁厂的工人陆续下班了，拿着饭盒去食堂吃饭，打完饭后，他们就会光顾尤香的小摊。尤香摆这个摊好几年了吧，不到一个小时，她的菜会全部卖完。食堂大锅菜想来不好吃，尤香的小炒看起来干净，味道比餐馆的好，也不贵，两条三四两的鲫鱼才五块钱。我吃过她的菜，是那种有个人经验的厨子做出的味道，她非常熟悉食材的特性。精致，讲究，记得有一个细节是，她用手从盘子里拈菜让你尝，那个感觉就像，手就是道具本身，类似于筷子了。晚上，尤香在村子广场边摆起了夜宵摊，卖扎啤。麻辣烫、炒粉、炒田螺、小龙虾、毛豆、盐水花生，菜式不少。她老公陪她守着摊，帮着递菜也一直忙到深夜。午夜，麻将散了场，人们就会坐在她的摊前消夜。我常常在她摊前坐到午夜，甚至更晚，始终开不了口，这种事情，我如何开口问。
最终还是她先开的口。她知道我没有半点看不起她的意思。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愿意跟我聊起这个。
你知道吗？当初我要是贪钱，老校长有多少钱他都愿意给我的。
我怔住了，心想，你不贪钱，那图什么呢？她又说，你们有谁知道呢，老校长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哦，不仅是他，这村子里大部分的老人都可怜。
那个时候，老校长跟他老婆就有七八年没有性生活了。而且他是那样健康的一个人，他的夫人认为年纪这么老了还过性生活，是不正经的事。这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正常的性生活。都是人啵，谁知道谁的苦。
言尽于此。再往下，涉及具体的人，具体的细节就唐突了。猛然醒悟，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广袤的乡村，老人的性问题，这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当道德与生理机能相冲，大多数人会选择隐忍，而乡村的伦理压制以及老人们可供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极其有限，所以悲剧往往是，很多老人性侵了幼女，当我们强烈谴责人之兽性时，却总是忘记，困扰着乡村老人的性焦虑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的。最好的结局是，人们带着这样的焦虑与渴望痛苦而体面地死去。
那么，尤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人们除了唾弃她卖肉不要脸，谁会对她心生怜意？
消 失
黄村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黄村了。我听见一切的过往在内心崩塌的声音。而新生的那部分让我心生疑惑。在广东十七年，我的黄村在慢慢开始将我埋葬。我曾逃离过那里，而今，我已然记不清她的模样了。我的名字、姓氏依旧，如果我一直未婚，最终还可以葬在自家黄姓的祖坟山上，甚至可以挨着我的祖母。现在，我要努力地记起，那漫长漫长的童年，少女时代，从最初最清澈的眼神开始，最早的黑白记忆开始，我要回溯，我要画下最后那片未落的叶子，我要如何写出消失？写出曾经的告别？
我曾郑重其事地写过悲迓，楚人最古老的抒情，那最后的告别。今年除夕夜去祠堂守夜，在阁楼里，我看见积满灰尘的狮头和全套的狮拳兵器、锣鼓。黄村有多少年没有舞狮了？有二十年了吧。下一辈的人，没人教过，是没人会的。我忽然起了意，忙跟一旁的伯父说，伯父，你就在大堂给我们打一套占山拳吧。我们家这套拳开篇就是占山拳，但印象十分模糊了，只依稀记得有漂亮的扫堂腿，有刚劲的劈山掌，我叫来孩子们，让他们都来看看大祖父打的这套占山拳。
我的大伯父七十多岁了，身体挺硬朗，只是这拳，怕是也生了。他见我提起占山拳，一时间也来了兴致，他撸起袖管，拉开架式，准备要打了。
可是我的印象还停在他二十多年前打拳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他，一头黑发，胸膛饱满，拳力所到之处，呼呼生风。而今，年过古稀之年，他跃跃欲试，要在儿孙面前打一套家里的土拳。然而他的气息明显衰弱了，敬礼的时候，膝盖都不能弯到位。他倔强地重做了一遍，勉强刚刚好。最终，大伯父只能是完成了拳路，扫堂腿、凌空飞踢皆一一省去了。但他的招式做得很足，韵味保留了几分，总算，没有在儿孙面前丢脸。我知道，完成这种效果，他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
谁能不难过呢，已逝的青春岁月。
而这舞狮、那套拳、那套十八般兵器，注定也将埋葬在岁月深处。少女时，我选中的是一柄单刀，因为喜欢刀柄上的那块红绸，它舞动起来的样子非常帅气。母亲曾描述我舞刀的样子，咬着粗辫，瞪着个大眼睛，很是吓人。我那一辈的孩子，每人都认领学了一样兵器，我想，应该没有人记得招数了。往昔，归于尘土，不必挽留。
孩子们皆一律的普通话，我们的方言，也将归于尘土。在家过年，唯有祭祀的大礼是保留了，终究，祖宗是不能忘的。庙里的和尚，也只是初一、十五吃斋。年饭，已有不少的人家在市里的酒楼订了席位，不必操劳，三更起床，五更吃饭了。糍粑和腊肠去超市买，不再有人愿意听楚戏。拜年，微信视频，压岁钱，微信红包。即使是这最后的村庄，黄村，旧迹也在层层剥落。依然还有人不断地迁进来，那是不适应城市生活的人最后的退守，人们聚集在此，挥别最后的乡村文明，这最后的繁华、喧闹正像是一首挽歌，它把时光越唱越短，前方，城市高楼之阴影正碾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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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