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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民初艺术人学思想已经有了国民、平民、新民、立人等论述。相较于清末民初以民为中心的人学本体论和新实用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艺术人学思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进一步完成了自然（普遍）人性论和人道主義性质的“人”、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和历史主体性意义上的“阶级”三大发现，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终结后新民主主义艺术人学的“人的解放”“人民”的发现和文艺大众化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人学;艺术人学;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阶级的发现;人民的发现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逐渐加剧，与之相伴的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不断解放。这个解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其解放的程度与学习的力度、深度是成正比的。这一过程，内容上存在着从技术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新民、新文化这样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形式上存在着经由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再到全盘西化这样一个日趋激进的过程。
在这个理论脉络上，1915年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经1919年“五四运动”和“问题与主义”之争后逐渐分化，到1925-1927年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终结和革命文学阵营建立之前，存在着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的十余年时间。
一、概述
新文化运动对清末民初的艺术人学思想有继承①，也有内部充满张力的自我发展。
晚清到民初，虽然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三种变革形态，先后以器物、制度、国民为核心内容，使用过维新和革命两种手段，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个中国还是积贫积弱，看不到希望。相反的是，一方面军阀割据造成了全国市场不统一，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政治的道路;另一方面复古尊孔的思想逆流乃至封建专制复辟思想还有着很大的能量，这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有限成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普遍的“新人”环境，那么任何完美的社会理想都不可能实现，甚至连思想解放都不能施行。他们知道，传统的理想人格和完全依靠自觉的为学方式，不仅在内容上不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在形式上也无法满足快速、大规模地解放国人思想、培育新国民的迫切需要。
因此，辛亥革命前后，面向全民，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途径，培养新国民的任务就成为了资产阶级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最大的历史任务。但“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凌风飘动的‘自由’旗帜下，文学作者们却没有发现‘人’，只发现了‘国民’”，并且这一时期的“‘国民’并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国’，属于‘群’”[1]266。而新文化运动一代的思想家发动新文化运动，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教育和文学艺术甚至语言文字的革命，来进一步实现对国民精神的全面改造，以完成“吾人最后之觉悟”。
新文化运动将“思想、制度、新民”资产阶级三大革命目标整合在一起，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启蒙的整体性、总体性原则和特征。
具体到新文化运动开创之初，主要是要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层面，解决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提出的“新民”理论这一总问题。但前后二者在解决这一总问题的理路上有很大的差别。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民”思想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以国家、民族为本位，强调中西调和、古今调和，通过培养新民德的方式（包括美育）来培养现代国民，其总体目的是救国;这种“利群”思想甚至反过来压制了个性解放，“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龚自珍向后倒退了”[1]268。而新文化运动的“新民”思想深受后期卢梭、尼采、易卜生、弗洛伊德、托尔斯泰等的影响，它以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为本位，高举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大旗，重视个体启蒙和民智开启，主张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来培养现代个人，其主要目的是救人。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为旧邦“新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他们思想出发点的，却有着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的区别。因此，“十月革命”之后，更为激进的现实主义者选择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导致了新文化运动“新民”工程由培养现代个人到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急剧过渡。所以，“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两种类型“新人”观。
二、新文化运动早、中期的艺术人学
新文化运动之前，民主主义者一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社会、性别甚至体育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猛烈的进攻，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虽然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直在倡导改造国民性，但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大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新民”“新青年”还都是一个口号，只有特征没有内涵，还不能称之为“人的发现”。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初，首先产生的是新文化运动理论家对“人”本体的重新阐释，其本质是之前新民理论和改造国民性理论的继续，是资产阶级人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新文化运动前期是自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16年底。这一时期的艺术人学思想存在着从“新民”到“新人”过渡的特征。
对于为什么要搞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主将和“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916年2月在《青年杂志》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有详细说明。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把中西文明冲突和国人思想之觉悟的过程，自明代中叶以来分为七个时期，并自认为处于第六时期，也就是“共和政体”建立但不得以施行的时期，即“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而“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第七期也就是“民国宪法实行时代”。陈独秀认为，在开创“第七期”之前，国人已经完成了“学术”觉悟、“政治”觉悟，而要开创第七期之前的“最后之觉悟”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是“伦理的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思想者，主要是人与人、人与制度关系的认识，其实质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陈独秀认为，“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此将新伦理的建设视为实现共和政体的最后条件。在这里，陈独秀阐述了一种类似“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激进主义、全盘西化的态度：“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到了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就更为明确地指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是造成政治界三次革命“虎头蛇尾”的“其大部分”原因[2]。 因此，经历二次革命失败和流亡日本后，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他经过苦苦思索后的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而要思想革命，首选办杂志。因此，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立了《青年杂志》并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发刊词中，陈独秀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到了青年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他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但这个青年不是年龄意义上的青年，陈独秀号召的是能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青年。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新青年的六个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并以此为准绳，若有违反的，则“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论述上，《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对比的写法，尤其六项标准是逐条中西对比，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显示出非常激进的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②。
与此同时，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3]。
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新青年”标准即是新文化运动早期人学“新人”的内涵，他们的人学观点体现了从集体国民向个体青年发展的特点。
新文化运动中期是自1917年初到1918年底及1919年初的新文学运动时期，这是新文化运动人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时期。
相比十几年前，王国维对人的知、情、意三分和审美无功利思想所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所受进化论、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期影响我国的西方资产阶级人学观念和流派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一般认为，五四前后对我国人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家有：尼采（“重新估价一切”的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论）、易卜生（个人自由主义）、后期卢梭（浪漫主义和无情的自我剥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性和潜意识学说）、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等。
1918年6月15日胡适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在文章中，胡适通过易卜生的戲剧，分析了法律、道德、宗教和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并且指出社会“舆论”也就是大多数的“公论”和各种理所当然的习惯，扼杀了各种先知先觉的思想志士（《国民公敌》可能涉及更多的是人性和利益的问题）。在文章中，胡适指责“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进而发出了“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的召唤。胡适对于这个价值理性的实现，有着自己非常完整的工具理性的想法。在文章中，胡适非常认可易卜生的自救救人的思路。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认为这种先“救出自己”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如果自己不先把自己救出来，谈何去救别人？而要救出自己、发展个人的个性，胡适认为：“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两个条件就相当于权利和义务的辨证关系一样，个人自由意志实现的前提是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因此，胡适说：“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从逻辑上来讲，胡适诠释的“易卜生主义”是非常辨证的，但遗憾的是后来大家只看到了其为我主义和自由主义，狭隘接受者有之，批评者有之，都失公允。
胡适之外，这一时期对艺术人学发展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周作人著的文学理论文章本身不多，主要有如下四篇：《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但这四篇启蒙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影响既大又远，对当时的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形成一种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引起了关于“平民文学”的一场争论。这其中，周作人所阐发的资本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人学观点对艺术人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资产阶级艺术人学理论的建构事业起到了收官效果。尤其是《人的文学》一文，和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一起，被列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纲领性宣言，是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人学理论的扛鼎之作。
周作人1918年底和1919年初发表《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和《平民文学》（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提倡人本主义的艺术人学思想。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开篇即主张“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就是人道的文学。周作人说人道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的发见。他认为人道是随着人生来就有的：“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根据文章内容，周作人是根据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分析，得出“人道”和“非人道”两种区分，那就是“灵与肉”是否一致：“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这是人道的。而“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是非人道的。人道和非人道做了区分后，接下来就要区分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因此他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人的文学”呢？周作人认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否则则是非人的文学。但周作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基本上是来自于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因此他把“利己”放在首位：“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周作人认为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因此他要求“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要“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周作人从人性、人道主义出发，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各种强加在人身上的、非自然又不人道的文学，反对的是二千年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与此同时，这一理论，还间接批判了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来最新形成的国民主义艺术人学（比如梁启超的“灵”克“肉”思想）。因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钱理群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评价说：“《人的文学》一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将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4]
由于受时代、理论资源和阶级立场等的局限，周作人的艺术人学思想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范畴。比如在实现“利己”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理解的利己其实是一种个体的解放，但他给的出路，一是物质，二是道德：“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艺术人学的局限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度落后、民族存在极大危机的民国之初，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思想。
《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思想的一种具体化。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后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平民文学》中，周作人首先将“平民”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提了出来：“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应该说，在理论上，周作人的这种艺术人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民主成分，比如他说：“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因此说周作人强调的文学的精神，就是文学精神的普遍性和真挚性。
但我们要看到，周作人所称“平民”并不是指普通劳苦大众，更多指的是和封建贵族相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周作人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平民文学的意义，照上文所说，大略已可明白。还有我所最怕被人误会的两件事，非加说明不可，——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毫无疑问，周作人的立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肯定周作人的这些思想认识对艺术人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于“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精神的多种理解中，找到了以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利己再利他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艺术人学的理论建构，从而将基于人本主义和普遍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艺术人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因此，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而胡适在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为了剥夺“左翼”文艺运动的“五四”传统，仅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他自己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称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胡适这一说法固然招致了很多批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一样，他们的理论建树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周作人的艺术人学思想，对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一派产生了绝对的影响。1921年茅盾发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就持“人的文学——真的文学”的思想。
但资产阶级艺术人学有着它自身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这个时期他们所谈的“人”“平民”“国民”概念还只能是限于指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白话文指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口头语。新文学作品的读者也主要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隔阂和距离。而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一些艺术形式（比如电影、说书）则继续宣传着封建思想，实际上使得人民群众继续受到奴化教育。因此，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艺术人学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幕。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艺术人学
新文化运动后期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可上溯到“一战”结束即1918年11月）到1927年革命文学阵营建立之前的这个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战”结束后，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讲，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加之“一战”开始后陈独秀、李大钊对人类新文明的探索，“劳工”“庶民”很快成为知识界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体、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甚至是新文明的主体。
而“五四”运动之后，原先处于民主主义同一阵营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则开始分化。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取得了《每周评论》领导权后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由此，艺术人学和审美大众化理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中分头发展。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然要求。很快，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以文学艺术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各地革命风暴中也先后出现了大批革命文艺作品。比如1922年2月，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陆续发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1922年以后，在文学领域内，人们开始思考“五四”之后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在与群众革命运动的结合中，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以文学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并为此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理论建设工作。1923年6月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发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对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作了分析，即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并且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③。这些表述都明确涉及到了“五四”后文学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从1923年起，一部分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早期共产党员也在这个时期，利用《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如瞿秋白的《赤俄文学时代的第一燕》、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夏《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泽民的《青年与文艺运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代英的《文学与革命》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本位的“革命文学”口号，批判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些消极倾向，提出了文学和革命相结合的要求，并开始探讨文学如何为革命服务的途径。1924年8月1日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5年1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5月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连载于《文学周报》。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沈雁冰等人已经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五卅”运动之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进入后期，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1925年8月，《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鲁迅作前记）由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3月《创造月刊》创刊，5月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浪漫主义全面转向现实主义。在这些文章中，革命文学家开始全面探讨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开始了“革命文学”大规模的理论建设和创作的最初试验，走上了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确定为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指导思想并与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而以无产阶级为本位、主体的革命艺术人学理论，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后期艺术人学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转换。一是理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主体的转换。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大众化成为艺术人学新的时代内容。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和十月革命胜利，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进化论（实质是文明优劣论）和历史阶段论的驱动下，迅速认同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目标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五四”后不久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决裂，前者成为了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力量;到了1925年，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发生论战，“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进一步分化，鲁迅等民主主义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二是“文学革命”迅速向“革命文学”转换。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本质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上层建筑性质的论断，迅速为革命文学家认同和接受，革命和文学的关系被重新定义，文学艺术的实用主义功能论被广泛接受。三是由抽象的国民、平民主体向无产阶级转换。在新兴起的社会阶级矛盾条件下，阶级本位赋予艺术人学或人民性更多的政治规定性，“国民”“平民”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劳苦大众化。四是审美大众化由知识分子向普罗大众转换，或者说，由文学革命的大众化向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转换。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白话文（新文言“欧化语”），而革命文学运动的大众化进行了白话的“二次革命”，将知识分子的白话转换为底层大众的日常白话，将文字从书面语向口语拓展;而且面对民众普遍文盲的现实，革命文学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口语文学和说唱等综合表演艺术，将文学拓展为文艺，最终将文学泛化为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5]。五是实现了由知识分子“化大众”向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双向教化”的转换。六是实现了批评范式的轉换，阶级论和党性原则开始成为主要的批评标准。而所有这些转换，相对于旧民主主义艺术人学来讲，都是根本性的。
四、结语
郁达夫在论及“五四”时期的文学运动成就时曾经说道：“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6]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复杂多样，但从启蒙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五四”运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整体上完成了两大发现——“人的发现”和“文学的发现”——这一说法。但我们这里说的“完成”“发现”不是指一个一次性封闭事件，不是说这两大发现是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并由新文化运动完成的，而是说他们继承了维新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之前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以来的“发现”工作，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人学和艺术学理论的建构，并且开启了以“阶级”“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艺术人学的发展之旅。
因此说，新文化运动艺术人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进一步完成了自然（普遍）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性质的“人”④、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和历史主体性意义上的“阶级”三大发现，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终结后新民主主义艺术人学“人的解放”（含阶级、民族、人类的解放）、“人民”的发现和文艺大众化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但鲁迅清末在日本时期的“文艺救民”“立人”艺术人学思想却是特例，有别于当时国内流行的国民主义艺术人学。
②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立场和态度，除了在当时就受到新旧保守主义者的批判外，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很快开始了反思和纠正。比如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这类文章中就已经开始纠正对传统文化（包括国故）的偏见，包括对西方文化也提到了“固然不能满意”的态度。
③《新宣言》，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④这一个发现过程涵盖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国民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人性论意义上“人”的发现，有别于之前族群、国家意义上的国民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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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
[5]方维保.论“革命文学”扩张的大众化立场与路径选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52-160.
[6]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5.
作者简介：刘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关键词：人学;艺术人学;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阶级的发现;人民的发现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逐渐加剧，与之相伴的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不断解放。这个解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其解放的程度与学习的力度、深度是成正比的。这一过程，内容上存在着从技术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新民、新文化这样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形式上存在着经由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再到全盘西化这样一个日趋激进的过程。
在这个理论脉络上，1915年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经1919年“五四运动”和“问题与主义”之争后逐渐分化，到1925-1927年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终结和革命文学阵营建立之前，存在着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的十余年时间。
一、概述
新文化运动对清末民初的艺术人学思想有继承①，也有内部充满张力的自我发展。
晚清到民初，虽然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三种变革形态，先后以器物、制度、国民为核心内容，使用过维新和革命两种手段，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个中国还是积贫积弱，看不到希望。相反的是，一方面军阀割据造成了全国市场不统一，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政治的道路;另一方面复古尊孔的思想逆流乃至封建专制复辟思想还有着很大的能量，这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有限成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普遍的“新人”环境，那么任何完美的社会理想都不可能实现，甚至连思想解放都不能施行。他们知道，传统的理想人格和完全依靠自觉的为学方式，不仅在内容上不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在形式上也无法满足快速、大规模地解放国人思想、培育新国民的迫切需要。
因此，辛亥革命前后，面向全民，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途径，培养新国民的任务就成为了资产阶级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最大的历史任务。但“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凌风飘动的‘自由’旗帜下，文学作者们却没有发现‘人’，只发现了‘国民’”，并且这一时期的“‘国民’并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国’，属于‘群’”[1]266。而新文化运动一代的思想家发动新文化运动，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教育和文学艺术甚至语言文字的革命，来进一步实现对国民精神的全面改造，以完成“吾人最后之觉悟”。
新文化运动将“思想、制度、新民”资产阶级三大革命目标整合在一起，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启蒙的整体性、总体性原则和特征。
具体到新文化运动开创之初，主要是要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层面，解决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提出的“新民”理论这一总问题。但前后二者在解决这一总问题的理路上有很大的差别。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民”思想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以国家、民族为本位，强调中西调和、古今调和，通过培养新民德的方式（包括美育）来培养现代国民，其总体目的是救国;这种“利群”思想甚至反过来压制了个性解放，“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龚自珍向后倒退了”[1]268。而新文化运动的“新民”思想深受后期卢梭、尼采、易卜生、弗洛伊德、托尔斯泰等的影响，它以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为本位，高举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大旗，重视个体启蒙和民智开启，主张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来培养现代个人，其主要目的是救人。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为旧邦“新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他们思想出发点的，却有着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的区别。因此，“十月革命”之后，更为激进的现实主义者选择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导致了新文化运动“新民”工程由培养现代个人到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急剧过渡。所以，“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新人两种类型“新人”观。
二、新文化运动早、中期的艺术人学
新文化运动之前，民主主义者一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社会、性别甚至体育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猛烈的进攻，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虽然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直在倡导改造国民性，但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大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新民”“新青年”还都是一个口号，只有特征没有内涵，还不能称之为“人的发现”。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初，首先产生的是新文化运动理论家对“人”本体的重新阐释，其本质是之前新民理论和改造国民性理论的继续，是资产阶级人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新文化运动前期是自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16年底。这一时期的艺术人学思想存在着从“新民”到“新人”过渡的特征。
对于为什么要搞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主将和“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916年2月在《青年杂志》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有详细说明。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把中西文明冲突和国人思想之觉悟的过程，自明代中叶以来分为七个时期，并自认为处于第六时期，也就是“共和政体”建立但不得以施行的时期，即“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而“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第七期也就是“民国宪法实行时代”。陈独秀认为，在开创“第七期”之前，国人已经完成了“学术”觉悟、“政治”觉悟，而要开创第七期之前的“最后之觉悟”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是“伦理的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伦理思想者，主要是人与人、人与制度关系的认识，其实质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陈独秀认为，“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此将新伦理的建设视为实现共和政体的最后条件。在这里，陈独秀阐述了一种类似“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激进主义、全盘西化的态度：“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到了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就更为明确地指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是造成政治界三次革命“虎头蛇尾”的“其大部分”原因[2]。 因此，经历二次革命失败和流亡日本后，陈独秀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他经过苦苦思索后的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而要思想革命，首选办杂志。因此，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立了《青年杂志》并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发刊词中，陈独秀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到了青年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他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但这个青年不是年龄意义上的青年，陈独秀号召的是能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青年。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新青年的六个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并以此为准绳，若有违反的，则“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论述上，《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对比的写法，尤其六项标准是逐条中西对比，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显示出非常激进的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②。
与此同时，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3]。
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新青年”标准即是新文化运动早期人学“新人”的内涵，他们的人学观点体现了从集体国民向个体青年发展的特点。
新文化运动中期是自1917年初到1918年底及1919年初的新文学运动时期，这是新文化运动人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时期。
相比十几年前，王国维对人的知、情、意三分和审美无功利思想所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所受进化论、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期影响我国的西方资产阶级人学观念和流派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一般认为，五四前后对我国人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家有：尼采（“重新估价一切”的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论）、易卜生（个人自由主义）、后期卢梭（浪漫主义和无情的自我剥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性和潜意识学说）、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等。
1918年6月15日胡适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在文章中，胡适通过易卜生的戲剧，分析了法律、道德、宗教和社会对人性的戕害，并且指出社会“舆论”也就是大多数的“公论”和各种理所当然的习惯，扼杀了各种先知先觉的思想志士（《国民公敌》可能涉及更多的是人性和利益的问题）。在文章中，胡适指责“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进而发出了“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的召唤。胡适对于这个价值理性的实现，有着自己非常完整的工具理性的想法。在文章中，胡适非常认可易卜生的自救救人的思路。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认为这种先“救出自己”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如果自己不先把自己救出来，谈何去救别人？而要救出自己、发展个人的个性，胡适认为：“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这两个条件就相当于权利和义务的辨证关系一样，个人自由意志实现的前提是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因此，胡适说：“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从逻辑上来讲，胡适诠释的“易卜生主义”是非常辨证的，但遗憾的是后来大家只看到了其为我主义和自由主义，狭隘接受者有之，批评者有之，都失公允。
胡适之外，这一时期对艺术人学发展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周作人著的文学理论文章本身不多，主要有如下四篇：《人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但这四篇启蒙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影响既大又远，对当时的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甚至形成一种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引起了关于“平民文学”的一场争论。这其中，周作人所阐发的资本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人学观点对艺术人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资产阶级艺术人学理论的建构事业起到了收官效果。尤其是《人的文学》一文，和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一起，被列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纲领性宣言，是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人学理论的扛鼎之作。
周作人1918年底和1919年初发表《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和《平民文学》（1919年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提倡人本主义的艺术人学思想。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开篇即主张“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就是人道的文学。周作人说人道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的发见。他认为人道是随着人生来就有的：“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根据文章内容，周作人是根据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分析，得出“人道”和“非人道”两种区分，那就是“灵与肉”是否一致：“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这是人道的。而“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是非人道的。人道和非人道做了区分后，接下来就要区分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因此他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人的文学”呢？周作人认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否则则是非人的文学。但周作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基本上是来自于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因此他把“利己”放在首位：“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周作人认为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因此他要求“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要“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周作人从人性、人道主义出发，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各种强加在人身上的、非自然又不人道的文学，反对的是二千年以来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与此同时，这一理论，还间接批判了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来最新形成的国民主义艺术人学（比如梁启超的“灵”克“肉”思想）。因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钱理群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评价说：“《人的文学》一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将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4]
由于受时代、理论资源和阶级立场等的局限，周作人的艺术人学思想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范畴。比如在实现“利己”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理解的利己其实是一种个体的解放，但他给的出路，一是物质，二是道德：“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艺术人学的局限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度落后、民族存在极大危机的民国之初，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思想。
《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思想的一种具体化。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后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平民文学》中，周作人首先将“平民”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提了出来：“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应该说，在理论上，周作人的这种艺术人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民主成分，比如他说：“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因此说周作人强调的文学的精神，就是文学精神的普遍性和真挚性。
但我们要看到，周作人所称“平民”并不是指普通劳苦大众，更多指的是和封建贵族相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周作人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平民文学的意义，照上文所说，大略已可明白。还有我所最怕被人误会的两件事，非加说明不可，——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毫无疑问，周作人的立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也肯定周作人的这些思想认识对艺术人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于“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精神的多种理解中，找到了以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利己再利他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艺术人学的理论建构，从而将基于人本主义和普遍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艺术人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因此，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而胡适在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为了剥夺“左翼”文艺运动的“五四”传统，仅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他自己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称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胡适这一说法固然招致了很多批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一样，他们的理论建树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周作人的艺术人学思想，对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一派产生了绝对的影响。1921年茅盾发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就持“人的文学——真的文学”的思想。
但资产阶级艺术人学有着它自身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这个时期他们所谈的“人”“平民”“国民”概念还只能是限于指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白话文指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口头语。新文学作品的读者也主要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隔阂和距离。而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一些艺术形式（比如电影、说书）则继续宣传着封建思想，实际上使得人民群众继续受到奴化教育。因此，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艺术人学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幕。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艺术人学
新文化运动后期是指五四运动前后（可上溯到“一战”结束即1918年11月）到1927年革命文学阵营建立之前的这个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战”结束后，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讲，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加之“一战”开始后陈独秀、李大钊对人类新文明的探索，“劳工”“庶民”很快成为知识界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体、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甚至是新文明的主体。
而“五四”运动之后，原先处于民主主义同一阵营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则开始分化。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取得了《每周评论》领导权后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由此，艺术人学和审美大众化理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中分头发展。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然要求。很快，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以文学艺术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各地革命风暴中也先后出现了大批革命文艺作品。比如1922年2月，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栏，陆续发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1922年以后，在文学领域内，人们开始思考“五四”之后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在与群众革命运动的结合中，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探讨以文学样式从事革命宣传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并为此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理论建设工作。1923年6月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发表的《新宣言》中，着重对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作了分析，即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并且明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③。这些表述都明确涉及到了“五四”后文学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从1923年起，一部分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早期共产党员也在这个时期，利用《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如瞿秋白的《赤俄文学时代的第一燕》、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夏《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泽民的《青年与文艺运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代英的《文学与革命》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本位的“革命文学”口号，批判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些消极倾向，提出了文学和革命相结合的要求，并开始探讨文学如何为革命服务的途径。1924年8月1日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5年1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5月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连载于《文学周报》。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沈雁冰等人已经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五卅”运动之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进入后期，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1925年8月，《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鲁迅作前记）由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3月《创造月刊》创刊，5月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浪漫主义全面转向现实主义。在这些文章中，革命文学家开始全面探讨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开始了“革命文学”大规模的理论建设和创作的最初试验，走上了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确定为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指导思想并与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而以无产阶级为本位、主体的革命艺术人学理论，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后期艺术人学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转换。一是理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主体的转换。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大众化成为艺术人学新的时代内容。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和十月革命胜利，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进化论（实质是文明优劣论）和历史阶段论的驱动下，迅速认同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目标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五四”后不久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决裂，前者成为了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力量;到了1925年，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发生论战，“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进一步分化，鲁迅等民主主义者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二是“文学革命”迅速向“革命文学”转换。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本质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上层建筑性质的论断，迅速为革命文学家认同和接受，革命和文学的关系被重新定义，文学艺术的实用主义功能论被广泛接受。三是由抽象的国民、平民主体向无产阶级转换。在新兴起的社会阶级矛盾条件下，阶级本位赋予艺术人学或人民性更多的政治规定性，“国民”“平民”进一步无产阶级化、劳苦大众化。四是审美大众化由知识分子向普罗大众转换，或者说，由文学革命的大众化向革命文学的大众化转换。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催生了知识分子的白话文（新文言“欧化语”），而革命文学运动的大众化进行了白话的“二次革命”，将知识分子的白话转换为底层大众的日常白话，将文字从书面语向口语拓展;而且面对民众普遍文盲的现实，革命文学将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口语文学和说唱等综合表演艺术，将文学拓展为文艺，最终将文学泛化为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5]。五是实现了由知识分子“化大众”向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双向教化”的转换。六是实现了批评范式的轉换，阶级论和党性原则开始成为主要的批评标准。而所有这些转换，相对于旧民主主义艺术人学来讲，都是根本性的。
四、结语
郁达夫在论及“五四”时期的文学运动成就时曾经说道：“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6]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复杂多样，但从启蒙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五四”运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整体上完成了两大发现——“人的发现”和“文学的发现”——这一说法。但我们这里说的“完成”“发现”不是指一个一次性封闭事件，不是说这两大发现是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并由新文化运动完成的，而是说他们继承了维新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之前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以来的“发现”工作，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人学和艺术学理论的建构，并且开启了以“阶级”“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艺术人学的发展之旅。
因此说，新文化运动艺术人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进一步完成了自然（普遍）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性质的“人”④、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和历史主体性意义上的“阶级”三大发现，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终结后新民主主义艺术人学“人的解放”（含阶级、民族、人类的解放）、“人民”的发现和文艺大众化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但鲁迅清末在日本时期的“文艺救民”“立人”艺术人学思想却是特例，有别于当时国内流行的国民主义艺术人学。
②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立场和态度，除了在当时就受到新旧保守主义者的批判外，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很快开始了反思和纠正。比如陈独秀1920年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这类文章中就已经开始纠正对传统文化（包括国故）的偏见，包括对西方文化也提到了“固然不能满意”的态度。
③《新宣言》，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④这一个发现过程涵盖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国民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人性论意义上“人”的发现，有别于之前族群、国家意义上的国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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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