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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可力，蒙古族，1933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塔布子村（今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乌兰夫之子，火箭卫星技术专家，曾任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执行副总裁。1974年成功研制出无机耐高温涂料，填补了两项国内空白，为我国空间技术跻身国际市场作出了突出贡献。
已经88岁的乌可力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浓密，步伐依旧矫健。与记者聊天时，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举手投足间充满豪气。尽管离开家乡内蒙古多年，乌可力依然保留着爱吃羊肉、爱喝酒的习惯。“喝酒前先喝一瓶酸奶，不伤胃。白酒里搁上几片柠檬，去辛辣。”他对记者说。
从内蒙古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乌可力见證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
“五马奋蹄奔延安”
乌可力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延安了。年幼时，他和母亲、哥哥、姐姐、弟弟生活在内蒙古土默特旗的塔布子村。“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内蒙古归绥城，新三师在伊克昭盟地区坚持抗战。乌可力的父亲乌兰夫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简称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1939年，绥远地区党组织先后护送大批蒙汉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乌可力的哥哥、姐姐也去了延安，而他和弟弟因为年龄尚小，被留在了家中。从那时起，乌可力就对延安充满了殷切的向往。不久之后，乌兰夫派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到塔布子村接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前往新三师。
乌可力记得，那是个秋天的早晨，地下工作者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塔布子村接上了母亲、他和弟弟。“我那时候7岁，看着母亲收拾了些衣物用品，带着我和弟弟上了马车。我们从家出发走了四五个小时，来到黄河边的一个小渡口，在这里乘船过河。那时天很冷，黄河水流很急，船只在湍急的河流中一直晃啊晃，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很怕自己掉进河里。渡到了黄河对岸，我们又赶了两天路，在新三师驻地附近一个叫察洛图沟的地方见到了父亲。”在察洛图沟，乌可力一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共活动达到了高潮，乌兰夫被迫离开新三师，带着家人向延安进发。
这一路险象环生。乌可力回忆说，当全家来到黄河边上准备开船时，遇到4个巡逻的国民党士兵，这些士兵将他们拦住并带走了乌兰夫。乌可力和家人在岸边紧张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回了父亲。上船后，乌兰夫告诉家人：“幸好驻防司令是我曾经在蒙藏学校的老同学，要不然就危险了。”一家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黄河，上了岸，和奉党中央指示专程来接他们的同志接上了头。他们骑着马和毛驴，为躲避反动派，昼伏夜行，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41年8月到达了延安。
回忆起这段历程，乌可力感慨道：“我们这是‘五马奋蹄奔延安’。”
在革命熔炉中成长
初到延安，乌可力一家住在王家坪朱德总司令住的窑洞旁。不久，乌兰夫就在中共中央建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任教育处长。“第一批学员有200多人，其中蒙古族学员占到了总数的40%。”乌可力说，“我父亲根据延安民族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学员特点，协助院领导制定了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原则及有关制度。他还承担了一部分理论课程的讲授任务，课余时间会给学员们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
在延安期间，乌兰夫还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处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他以蒙古族代表身份参加了朱德总司令主持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1944年，由乌兰夫主祭，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祭奠成吉思汗，对外昭示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到蒙古族各界的欢迎。
“中共中央西北局非常重视我父亲在民族工作上发挥的作用，多次委派他到伊克昭盟帮助解决问题。”乌可力说，“当时，伊克昭盟是陕甘宁边区北部的门户，一直被国民党把持着，进行反动活动。伊克昭盟地方武装司令章文轩与定边、盐池、三段地等解放区处于对立状态，形势非常严峻。我父亲去了之后，经过实地调查，提出建议：选派有经验、懂政策的人，做章文轩和阿拉庙活佛的工作，向他们申明民族大义，维护抗日大局。他的建议实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5年，乌兰夫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他时常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锤炼革命者的熔炉。有不少有志之士和同志都是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苏联取经4年，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2年，正是延安的4年使两者熔炼到了一起。对我来说，要讲革命觉悟，讲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有了些觉悟和认识。”
“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打我”
乌可力到达延安时，他的姐姐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哥哥则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乌可力被送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县，进入延安保育小学（保小）读书。
乌可力还记得第一天来到保小时的情形。“从延安市区骑马到保小时已是晚上，我被带到一个大窑洞里，里面睡着五六个小孩，没有我的床位。保育员阿姨就临时在一个大水缸上架了块门板，又找了床褥子，我就这么凑合了一夜。半夜起身出去上厕所时，我不小心把水缸给打翻了，被褥全湿了。”
第二天早上，阿姨喊孩子们起床吃饭，一人分了一杯豆浆、一个土豆，还有馒头。吃早饭时，乌可力因为弄湿被褥，心里害怕，就悄悄对同来的奎元庆（奎壁之子）说：“这里不好，咱们回家去吧。”奎元庆表示同意。于是，两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离开了学校，顺着庄稼地朝延安城方向跑去，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下午四五点钟回到了家。
乌兰夫和妻子云亭乍一看到乌可力，吓了一大跳，得知他是私自离校后，非常生气。乌兰夫不仅严厉批评了乌可力，还踢了他一脚。乌可力说：“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打我。”晚上9点多，学校的通信员找到家里，看到孩子好好的，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乌可力和奎元庆又被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们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学校还以此为例对大家进行了组织纪律教育。这件事给乌可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再也没有逃过学。不久之后，云亭也来到保小当保育员，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悉心照料孩子们，大家都叫她“云妈妈”。 在学校，乌可力学习数学、语文、美术等知识，还上体育课。每周六晚上，是讲故事时间。老师给他们讲邹韬奋、李公仆、闻一多等人的故事，还给大家读《罪与罚》等世界名著片段。“我小时候还爱看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那时候看的。”
有一次，延安保小举办小学语文比赛，10岁的乌可力写了首诗《保小我的家》：“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绿绿，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这首诗被语文老师谢永认真誊写收藏了起来。几十年之后，谢永的儿子程海将这首誊写的诗又赠给了乌可力。乌可力没想到老师居然一直珍藏着这首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保小，乌可力还结识了女同学朱湘梅，让他没想到的是，朱湘梅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于1960年结婚，此后相伴了一生。
学校放寒暑假时，乌可力便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种庄稼，“我学会了种土豆、西红柿，还学会了很多农活”。乌可力还喜欢去延安评剧院玩，他常常在那里看演员们练功。那些演员时常逗他：“小孩儿，你来跟我们一块儿练，以后跟我们一块儿表演。”乌可力就跟着他们舞枪弄棒，玩得不亦乐乎。
乌可力在延安度过了4年时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人们纷纷上街庆祝。“延安大街上的所有饭店门口都摆满了吃的，让市民免费吃喝。我走在街上，做生意的小商贩就冲我招手，往我手里塞零食，我说我没钱，他们就说不要钱随便吃。那一天，大家都开心极了。”
在延安的生活、学习经历给乌可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延河养育了我，保小培育了我，吃苦耐劳、百折不屈的延安精神一直陪伴着我，让我日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惧怕。”
让火箭升上万米高空
解放战争开始后，乌可力成为锡林郭勒盟的一名通信兵，后来又前往哈尔滨和北京求学。高中毕业后，乌可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兵器科。读大学期间，也就是1956年的夏天，哈尔滨发了洪水，乌可力和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抗洪抢险。
面对洪水，乌可力一点也不畏惧，连续两次抱着沙袋跳下大坝填了漏洞。他的优异表现让队长赞不绝口，当即给了他一张表，说：“乌可力，我们打算吸收你入党，同不同意？”乌可力开心地说：“好，同意！”他洗干净手，填了表，就这样入了党。回忆起自己的入党经历，乌可力自豪地说：“这在当时就叫‘火线入党’。”
1958年9月，乌可力转入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当时郭沫若是我们的校长，钱学森是我们的系主任，给我们讲课的有郭永怀、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在群贤荟萃的校园里，乌可力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后来他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办工厂技术组组长，负责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研制高温隔热涂料。“火箭要飞得高，就要推力大、装药多。火箭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发动机内的固体燃料就会产生1800摄氏度的高温，但发动机的金属外壳，受热1600摄氏度便会融化，我们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用涂料来隔热。”乌可力告诉记者。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和技术小组终于研制出了耐高温涂料材料，让火箭升上了万米高空。此后，乌可力带着技术小组在宁夏、四川、辽宁等地发射火箭，进行了多次人工降雨试验，均获得成功。郭沫若亲自授予乌可力负责的技术小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
正当乌可力放开手脚准备积极投入科研建设时，“文革”的爆发让他遭遇了牢狱之灾。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仍然不忘科研。劳改期间，乌可力把自己当年研制的高温隔热涂料进行重新调配，提升改进。1974年，高温无机防火涂料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应用于民用防火、各种物质的运输与储藏及大型建筑等方面，还被应用于毛主席纪念堂的装修工程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乌可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颁奖大会上，邓小平和乌兰夫都坐在主席台上，乌兰夫指着乌可力对邓小平说：“那是我家老二。”邓小平笑着说：“我认识他。”给乌可力授奖的陈永贵问他：“你父亲还没留胡子，你怎么留起了胡子呀？有意思！”
改革開放后，中国航天部决心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推向世界。1985年，乌可力调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裁。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利用“长征三号”火箭做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乌可力组建了一个10人团队，开始推销火箭。当年6月，国际航天航空展览在法国巴黎举行，乌可力将中国的火箭卫星送到了航展会上，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告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国际商业市场。许多外国人看了中国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世界一流的火箭！”
从那时起，乌可力带着团队走遍亚洲、欧洲、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火箭发射市场进行了详尽调研。从1985年至1995年，乌可力的团队共发射了5颗卫星，将中国火箭发射服务推向世界。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和空间技术跻身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尖端武器营销第一人。1992年，乌可力被航天部授予“航天大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退休后的乌可力致力于推动全国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他说：“延安哺育了我，延安精神激励了我的一生，让我尽己之力为国作出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延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已经88岁的乌可力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浓密，步伐依旧矫健。与记者聊天时，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举手投足间充满豪气。尽管离开家乡内蒙古多年，乌可力依然保留着爱吃羊肉、爱喝酒的习惯。“喝酒前先喝一瓶酸奶，不伤胃。白酒里搁上几片柠檬，去辛辣。”他对记者说。
从内蒙古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乌可力见證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
“五马奋蹄奔延安”
乌可力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延安了。年幼时，他和母亲、哥哥、姐姐、弟弟生活在内蒙古土默特旗的塔布子村。“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内蒙古归绥城，新三师在伊克昭盟地区坚持抗战。乌可力的父亲乌兰夫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简称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1939年，绥远地区党组织先后护送大批蒙汉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乌可力的哥哥、姐姐也去了延安，而他和弟弟因为年龄尚小，被留在了家中。从那时起，乌可力就对延安充满了殷切的向往。不久之后，乌兰夫派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到塔布子村接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前往新三师。
乌可力记得，那是个秋天的早晨，地下工作者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塔布子村接上了母亲、他和弟弟。“我那时候7岁，看着母亲收拾了些衣物用品，带着我和弟弟上了马车。我们从家出发走了四五个小时，来到黄河边的一个小渡口，在这里乘船过河。那时天很冷，黄河水流很急，船只在湍急的河流中一直晃啊晃，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很怕自己掉进河里。渡到了黄河对岸，我们又赶了两天路，在新三师驻地附近一个叫察洛图沟的地方见到了父亲。”在察洛图沟，乌可力一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共活动达到了高潮，乌兰夫被迫离开新三师，带着家人向延安进发。
这一路险象环生。乌可力回忆说，当全家来到黄河边上准备开船时，遇到4个巡逻的国民党士兵，这些士兵将他们拦住并带走了乌兰夫。乌可力和家人在岸边紧张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回了父亲。上船后，乌兰夫告诉家人：“幸好驻防司令是我曾经在蒙藏学校的老同学，要不然就危险了。”一家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黄河，上了岸，和奉党中央指示专程来接他们的同志接上了头。他们骑着马和毛驴，为躲避反动派，昼伏夜行，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41年8月到达了延安。
回忆起这段历程，乌可力感慨道：“我们这是‘五马奋蹄奔延安’。”
在革命熔炉中成长
初到延安，乌可力一家住在王家坪朱德总司令住的窑洞旁。不久，乌兰夫就在中共中央建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任教育处长。“第一批学员有200多人，其中蒙古族学员占到了总数的40%。”乌可力说，“我父亲根据延安民族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学员特点，协助院领导制定了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原则及有关制度。他还承担了一部分理论课程的讲授任务，课余时间会给学员们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
在延安期间，乌兰夫还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处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他以蒙古族代表身份参加了朱德总司令主持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1944年，由乌兰夫主祭，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祭奠成吉思汗，对外昭示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受到蒙古族各界的欢迎。
“中共中央西北局非常重视我父亲在民族工作上发挥的作用，多次委派他到伊克昭盟帮助解决问题。”乌可力说，“当时，伊克昭盟是陕甘宁边区北部的门户，一直被国民党把持着，进行反动活动。伊克昭盟地方武装司令章文轩与定边、盐池、三段地等解放区处于对立状态，形势非常严峻。我父亲去了之后，经过实地调查，提出建议：选派有经验、懂政策的人，做章文轩和阿拉庙活佛的工作，向他们申明民族大义，维护抗日大局。他的建议实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5年，乌兰夫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他时常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锤炼革命者的熔炉。有不少有志之士和同志都是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苏联取经4年，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2年，正是延安的4年使两者熔炼到了一起。对我来说，要讲革命觉悟，讲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有了些觉悟和认识。”
“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打我”
乌可力到达延安时，他的姐姐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哥哥则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乌可力被送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县，进入延安保育小学（保小）读书。
乌可力还记得第一天来到保小时的情形。“从延安市区骑马到保小时已是晚上，我被带到一个大窑洞里，里面睡着五六个小孩，没有我的床位。保育员阿姨就临时在一个大水缸上架了块门板，又找了床褥子，我就这么凑合了一夜。半夜起身出去上厕所时，我不小心把水缸给打翻了，被褥全湿了。”
第二天早上，阿姨喊孩子们起床吃饭，一人分了一杯豆浆、一个土豆，还有馒头。吃早饭时，乌可力因为弄湿被褥，心里害怕，就悄悄对同来的奎元庆（奎壁之子）说：“这里不好，咱们回家去吧。”奎元庆表示同意。于是，两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离开了学校，顺着庄稼地朝延安城方向跑去，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下午四五点钟回到了家。
乌兰夫和妻子云亭乍一看到乌可力，吓了一大跳，得知他是私自离校后，非常生气。乌兰夫不仅严厉批评了乌可力，还踢了他一脚。乌可力说：“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打我。”晚上9点多，学校的通信员找到家里，看到孩子好好的，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乌可力和奎元庆又被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们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学校还以此为例对大家进行了组织纪律教育。这件事给乌可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再也没有逃过学。不久之后，云亭也来到保小当保育员，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悉心照料孩子们，大家都叫她“云妈妈”。 在学校，乌可力学习数学、语文、美术等知识，还上体育课。每周六晚上，是讲故事时间。老师给他们讲邹韬奋、李公仆、闻一多等人的故事，还给大家读《罪与罚》等世界名著片段。“我小时候还爱看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那时候看的。”
有一次，延安保小举办小学语文比赛，10岁的乌可力写了首诗《保小我的家》：“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绿绿，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这首诗被语文老师谢永认真誊写收藏了起来。几十年之后，谢永的儿子程海将这首誊写的诗又赠给了乌可力。乌可力没想到老师居然一直珍藏着这首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保小，乌可力还结识了女同学朱湘梅，让他没想到的是，朱湘梅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于1960年结婚，此后相伴了一生。
学校放寒暑假时，乌可力便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种庄稼，“我学会了种土豆、西红柿，还学会了很多农活”。乌可力还喜欢去延安评剧院玩，他常常在那里看演员们练功。那些演员时常逗他：“小孩儿，你来跟我们一块儿练，以后跟我们一块儿表演。”乌可力就跟着他们舞枪弄棒，玩得不亦乐乎。
乌可力在延安度过了4年时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人们纷纷上街庆祝。“延安大街上的所有饭店门口都摆满了吃的，让市民免费吃喝。我走在街上，做生意的小商贩就冲我招手，往我手里塞零食，我说我没钱，他们就说不要钱随便吃。那一天，大家都开心极了。”
在延安的生活、学习经历给乌可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延河养育了我，保小培育了我，吃苦耐劳、百折不屈的延安精神一直陪伴着我，让我日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惧怕。”
让火箭升上万米高空
解放战争开始后，乌可力成为锡林郭勒盟的一名通信兵，后来又前往哈尔滨和北京求学。高中毕业后，乌可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兵器科。读大学期间，也就是1956年的夏天，哈尔滨发了洪水，乌可力和学校师生一起参加了抗洪抢险。
面对洪水，乌可力一点也不畏惧，连续两次抱着沙袋跳下大坝填了漏洞。他的优异表现让队长赞不绝口，当即给了他一张表，说：“乌可力，我们打算吸收你入党，同不同意？”乌可力开心地说：“好，同意！”他洗干净手，填了表，就这样入了党。回忆起自己的入党经历，乌可力自豪地说：“这在当时就叫‘火线入党’。”
1958年9月，乌可力转入中国科技大学现代力学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学习。“当时郭沫若是我们的校长，钱学森是我们的系主任，给我们讲课的有郭永怀、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在群贤荟萃的校园里，乌可力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后来他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办工厂技术组组长，负责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研制高温隔热涂料。“火箭要飞得高，就要推力大、装药多。火箭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发动机内的固体燃料就会产生1800摄氏度的高温，但发动机的金属外壳，受热1600摄氏度便会融化，我们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用涂料来隔热。”乌可力告诉记者。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和技术小组终于研制出了耐高温涂料材料，让火箭升上了万米高空。此后，乌可力带着技术小组在宁夏、四川、辽宁等地发射火箭，进行了多次人工降雨试验，均获得成功。郭沫若亲自授予乌可力负责的技术小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
正当乌可力放开手脚准备积极投入科研建设时，“文革”的爆发让他遭遇了牢狱之灾。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仍然不忘科研。劳改期间，乌可力把自己当年研制的高温隔热涂料进行重新调配，提升改进。1974年，高温无机防火涂料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应用于民用防火、各种物质的运输与储藏及大型建筑等方面，还被应用于毛主席纪念堂的装修工程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乌可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颁奖大会上，邓小平和乌兰夫都坐在主席台上，乌兰夫指着乌可力对邓小平说：“那是我家老二。”邓小平笑着说：“我认识他。”给乌可力授奖的陈永贵问他：“你父亲还没留胡子，你怎么留起了胡子呀？有意思！”
改革開放后，中国航天部决心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推向世界。1985年，乌可力调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裁。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利用“长征三号”火箭做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乌可力组建了一个10人团队，开始推销火箭。当年6月，国际航天航空展览在法国巴黎举行，乌可力将中国的火箭卫星送到了航展会上，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告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国际商业市场。许多外国人看了中国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世界一流的火箭！”
从那时起，乌可力带着团队走遍亚洲、欧洲、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火箭发射市场进行了详尽调研。从1985年至1995年，乌可力的团队共发射了5颗卫星，将中国火箭发射服务推向世界。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和空间技术跻身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尖端武器营销第一人。1992年，乌可力被航天部授予“航天大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退休后的乌可力致力于推动全国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他说：“延安哺育了我，延安精神激励了我的一生，让我尽己之力为国作出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延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