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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香港回归祖国，倏而十年。十年不平凡的历程，扫除了港人对前途的将信将疑，坚定了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回归之路很艰难。曾驻英5年的大使柯华在为香港回归探路的过程中感触颇深。
回归之路很光明。从湖南省政协香港委员履职的一举一动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十年如一的浓厚湖湘情。
值此回归十年之际，我们重述历史，期待紫荆花植根祖国大地，更加绚丽辉煌！
欢庆的回忆
1997年7月1日零时，我坐在举行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大厅前排座位上，看着英国国旗在香港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高高升起，一切正按照事先商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一名曾为香港回归探路的人，我不由思绪万千！
我作为一名新中国外交官，曾经四任驻外大使，三任外交部司长，有幸亲眼目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为香港回归所做的一切。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把香港问题放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中考虑，实事求是地确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方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邓小平依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是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与美国、英国关系，特别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台湾2000万、香港600万人民的利益考虑而决定的方针。它符合香港的现状，有利于香港人民眼前和长远的利益……
我注意到万众欢呼的同时，交接仪式大厅外面，还有几百、上千人在冒雨表示“抗议”，还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我在到香港参加观礼的短短40个小时里，曾特意问一个熟人：“你赞同回归吗？”他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赞成。”我又问道：“那么你反对回归吗？”他立即回答说：“我当然不反对！”我还注意到，所有的人，包括像李柱铭那些“民主人士”，也没有一个公开表示反对回归的。我深为感慨：香港同胞需要时间！董建华先生说得好：“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又回到了19年前。
香港回归的路并不平坦。
出使英国 为回归探路
1978年9月16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来到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她的典礼官用一架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庄重、显赫、充满皇家气派。这是中国使节在伦敦受到的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收回香港，是100多年来中国人为之魂牵梦萦、奋斗不息的心愿。出于历史责任感，我出使英国后十分关注香港问题。特别是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统一、统一祖国作为今后三大任务后，我更加密切注意英国朝野在香港问题上 的动向，并将这些动向及时报告国内。
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向邓小平提出说，由于香港政府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过1997年，只剩下18年了，投资者不放心。很明显，英方意在试探中国政府对1997年后香港的态度。邓小平告诉他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容讨论。但是，中国政府会考虑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英国政府，不管采取哪种政治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邓小平还指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谈话，很快在英国朝野上下引起轰动。6月13日，英国下院就麦理浩访问中国的结果进行辩论。英国外交大臣发言说: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麦理浩北京之行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我注意到英国下院的态度。
7月5日，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这不仅是英方的再次试探，而且是英方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期限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中国政府毫不含糊地作出了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否则形势将引起对中英双方都不利的反应。”
1981年初，邓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
我组织中国驻英大使馆将了解到的有关英国的情况编写成材料报告国内。
1981年4 月3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对麦理浩爵士所说的，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请你注意研究我们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我们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统一台湾，台湾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的只是取消“国号”、“国旗”。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地说：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奉命开始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正式参与到为香港回归祖国探路的工作中。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坚持中英友好。年逾九旬的前首相麦克米伦就曾直接对我说：“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是不容争议的。”上议院议员索姆斯勋爵是举世闻名的丘吉尔的女婿，是欧洲共同体前任主席，他在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时大声说：“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我们将会为此大声疾呼。”在同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享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长坦劳勋爵，还有一些政府部长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以及英国舆论界如《卫报》等，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19世纪同清朝政府签订的3个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给中国。
1982年4月2日，英国和阿根廷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为富克兰群岛）爆发战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4月5日向议会宣布派出特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战争获得胜利后，英国一片欢腾。这时，撒切尔夫人决定访华。这是中英建交后第一位英国在任首相决定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于7月12日宴请撒切尔夫人。席间，撒切尔夫人礼貌、真诚地称赞中国的烹饪，盛赞中英友谊。接着，撒说：我将要访问中国，希望主要谈香港问题。我问道：首相对我国邓小平先生同希思先生的谈话有什么看法？撒说:我看过有关报告，但记不清楚了。我略一思忖，立即简要地向她重申了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讲话的要点。撒听后说：香港问题对双方都是很敏感的，中国政府所说的主权问题是不是指香港整个地区？我明确回答说：是的，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等全部地区。撒说：租借新界的条约到1997年就要期满。现在香港人和英国人都比较着急。我希望就这一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使投资者不至为他们的前途担忧而失去信心。中国主张不改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这对双方都有利。
谈话开始涉及香港主权回归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谈到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理时，撒说：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办法，保留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地位不变，持续现状30年、40年或50年，请中国注意英方的主张和意见。我根据中方一贯立场，特别是邓小平4月6日对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讲话阐述了中方的主张和立场。撒表示知道中国的有关政策，说：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应邀作陪的英外交部助理次官唐纳德单独对我说，撒切尔夫人访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性急不得。撒非常不愿意说“主权”这个字眼，最好在三五年后再提出主权问题，或者10年、20年、30年后再提更好。至此，英方的基本态度和他们一厢情愿的打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唐建议说：撒访华公报的措辞需要认真斟酌，可以写明双方各自的观点，但表示双方都愿意寻求共同点，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保持香港的繁荣。
不久，我开始就香港主权回归问题与英国方面进行具体接触。7月24日，我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就香港问题进行讨论。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提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我据理说明：主权和管理权是不可分的，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理权。双方争论了两三个小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尤德和麦理浩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一致怎么办？！”
我看着眼前的这两位英国绅士，陷入深思。在英国政府人士中，仍然沿袭着“炮舰外交”的衣钵，力图维持其既得利益。他们在外交上极其精明老练，同时又保持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绅士风度”，既能长时间与你争论，也能在一旦无法坚持的时候，善于寻找妥协的台阶。
于是，我轻轻地一笑，回答说：“这也很好办。你们不是出兵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不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海里，沿途有许多可以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 你们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试一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尤德和麦理浩一下子都愣了，稍一回过神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赶忙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是不行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中、英首脑首次会谈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来中国北京访问。
9月24日上午，撒切尔来到人民大会堂。她雍容华贵，笑容可掬，在新疆厅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交谈片刻，然后被引导向福建厅走去。快到门前时，厅门大开，邓小平迎了出来。宾主双方落座 。邓小平胸有成竹，安然半靠在沙发上。撒切尔夫人两手平放膝上，面含微笑，端庄凝重。中方在座人员有黄华外长和我，英方参加谈判的有尤德、巴特勒和柯利达大使。
此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议决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邓小平最后一锤定音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宾主一阵寒暄，对四川菜、广东菜和苏州菜的口味进行了一番比较。会谈初，气氛平和、融洽。
撒切尔夫人外号“铁娘子”，外国报纸称“她是资产阶级一名凶猛、狂热的斗士，她像一只铁蝴蝶到处飞舞”，说她坚持的是“鲜明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而邓小平，则是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很快，双方就为解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两个人谈笑风生，却挟电闪雷鸣；轻言漫语，无不字字千斤！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然又处处峰回路转，暗含转机。
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会谈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比原定时间延长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传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中国政府为谋求政治解决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以后谈判奠定了基础。
事出偶然，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不慎绊倒。
当天下午， 我和夫人陪撒切尔夫人浏览了颐和园。撒切尔夫人还即兴参观了海淀农贸市场，兴致勃勃地买了一袋葡萄。虽然上午的会谈气氛紧张，但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却很放松。
离开北京前，撒切尔夫人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仍坚持说：“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英国将依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9月27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她的立场。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
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当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举行了抗议游行。香港许多报纸，包括一些英文报刊，以及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英国坚持“发了黄的条约”，拥护邓小平代表的中华民族发出的强有力的正义的声音：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不能讨论、不容讨论的！
离任回国 重申回归
1983年2月，我的任期将满，将要离任回国。我借各种饯别、辞别酒会等机会，向更多的人阐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主张，推动中英谈判。
我在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地华侨、华人的邀请，参加他们为我举办的饯别酒会时，反复说明中国政府的主张。华侨们为祖国日益强盛，洗雪国耻有日而举杯欢呼，坚决拥护祖国的正义主张。
2月6日，我举行酒会，一方面向英国华侨和文化界祝贺春节，一方面向他们告别。当地和香港的报纸纷纷详细报道，香港《星岛日报》从伦敦发出专讯，大字标题写道：“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三不变’、‘两原则’将维持繁荣安定。”文中报道说：“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但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日也不能延长。”
3月7日，我设酒会向英国官员和各国驻英使节告别，英国财政大臣豪尔夫妇、教育大臣约瑟夫夫妇、贸易国务大臣里斯夫妇、国防参谋长百拉摩尔夫妇、外交国务大臣鲍斯特、外交国务大臣许德夫妇、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夫妇、皇家典礼官理查士夫妇、工党副领袖希利夫妇和前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等100多宾客来到中国大使馆，我在同他们交谈中，一再阐明中国政府坚持中英友好谈判解决问题的立场和诚意。
3月8日，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在官邸设宴为我饯行，参与作陪的有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港督尤德爵士、前港督麦理浩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坎特伯雷大主教尼尔逊勋爵、鲁因元帅、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德霍加斯、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托诺夫顿爵士、登诺普公司董事长金宝·费里沙、英国宇航公司董事长皮雅士爵士、皇家学会会长卡臣爵士、保守党议员阿坚斯、贸易部次官高利、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泰晤士报》主笔察夏里斯等，我和他们坦诚交谈，争取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的坚定立场和所采取的照顾英方的灵活、务实的方针和政策。
16日，我去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告别，再度重申中英友好的愿望。
在北京，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定而明确的立场，中国政府合理合情的主张，使英方看清了中国不可动摇的决心。1983年3月3日，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来信，表示对中国的主权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提交议会重新讨论。从此，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历史按照其应有的逻辑继续发展，跌宕起伏，直到1997年6月30日午夜的回归庆典。
香港回归祖国，倏而十年。十年不平凡的历程，扫除了港人对前途的将信将疑，坚定了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回归之路很艰难。曾驻英5年的大使柯华在为香港回归探路的过程中感触颇深。
回归之路很光明。从湖南省政协香港委员履职的一举一动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十年如一的浓厚湖湘情。
值此回归十年之际，我们重述历史，期待紫荆花植根祖国大地，更加绚丽辉煌！
欢庆的回忆
1997年7月1日零时，我坐在举行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大厅前排座位上，看着英国国旗在香港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高高升起，一切正按照事先商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一名曾为香港回归探路的人，我不由思绪万千！
我作为一名新中国外交官，曾经四任驻外大使，三任外交部司长，有幸亲眼目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为香港回归所做的一切。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把香港问题放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中考虑，实事求是地确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方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邓小平依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是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与美国、英国关系，特别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台湾2000万、香港600万人民的利益考虑而决定的方针。它符合香港的现状，有利于香港人民眼前和长远的利益……
我注意到万众欢呼的同时，交接仪式大厅外面，还有几百、上千人在冒雨表示“抗议”，还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我在到香港参加观礼的短短40个小时里，曾特意问一个熟人：“你赞同回归吗？”他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赞成。”我又问道：“那么你反对回归吗？”他立即回答说：“我当然不反对！”我还注意到，所有的人，包括像李柱铭那些“民主人士”，也没有一个公开表示反对回归的。我深为感慨：香港同胞需要时间！董建华先生说得好：“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又回到了19年前。
香港回归的路并不平坦。
出使英国 为回归探路
1978年9月16日，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来到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派她的典礼官用一架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庄重、显赫、充满皇家气派。这是中国使节在伦敦受到的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收回香港，是100多年来中国人为之魂牵梦萦、奋斗不息的心愿。出于历史责任感，我出使英国后十分关注香港问题。特别是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统一、统一祖国作为今后三大任务后，我更加密切注意英国朝野在香港问题上 的动向，并将这些动向及时报告国内。
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向邓小平提出说，由于香港政府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过1997年，只剩下18年了，投资者不放心。很明显，英方意在试探中国政府对1997年后香港的态度。邓小平告诉他说：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容讨论。但是，中国政府会考虑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英国政府，不管采取哪种政治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邓小平还指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谈话，很快在英国朝野上下引起轰动。6月13日，英国下院就麦理浩访问中国的结果进行辩论。英国外交大臣发言说: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麦理浩北京之行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我注意到英国下院的态度。
7月5日，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这不仅是英方的再次试探，而且是英方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期限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中国政府毫不含糊地作出了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否则形势将引起对中英双方都不利的反应。”
1981年初，邓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
我组织中国驻英大使馆将了解到的有关英国的情况编写成材料报告国内。
1981年4 月3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对麦理浩爵士所说的，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请你注意研究我们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我们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统一台湾，台湾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的只是取消“国号”、“国旗”。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地说：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奉命开始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正式参与到为香港回归祖国探路的工作中。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坚持中英友好。年逾九旬的前首相麦克米伦就曾直接对我说：“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是不容争议的。”上议院议员索姆斯勋爵是举世闻名的丘吉尔的女婿，是欧洲共同体前任主席，他在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时大声说：“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我们将会为此大声疾呼。”在同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享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长坦劳勋爵，还有一些政府部长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以及英国舆论界如《卫报》等，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19世纪同清朝政府签订的3个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给中国。
1982年4月2日，英国和阿根廷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为富克兰群岛）爆发战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4月5日向议会宣布派出特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战争获得胜利后，英国一片欢腾。这时，撒切尔夫人决定访华。这是中英建交后第一位英国在任首相决定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于7月12日宴请撒切尔夫人。席间，撒切尔夫人礼貌、真诚地称赞中国的烹饪，盛赞中英友谊。接着，撒说：我将要访问中国，希望主要谈香港问题。我问道：首相对我国邓小平先生同希思先生的谈话有什么看法？撒说:我看过有关报告，但记不清楚了。我略一思忖，立即简要地向她重申了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讲话的要点。撒听后说：香港问题对双方都是很敏感的，中国政府所说的主权问题是不是指香港整个地区？我明确回答说：是的，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等全部地区。撒说：租借新界的条约到1997年就要期满。现在香港人和英国人都比较着急。我希望就这一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使投资者不至为他们的前途担忧而失去信心。中国主张不改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这对双方都有利。
谈话开始涉及香港主权回归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谈到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理时，撒说：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办法，保留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地位不变，持续现状30年、40年或50年，请中国注意英方的主张和意见。我根据中方一贯立场，特别是邓小平4月6日对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讲话阐述了中方的主张和立场。撒表示知道中国的有关政策，说：希望在访华前再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应邀作陪的英外交部助理次官唐纳德单独对我说，撒切尔夫人访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性急不得。撒非常不愿意说“主权”这个字眼，最好在三五年后再提出主权问题，或者10年、20年、30年后再提更好。至此，英方的基本态度和他们一厢情愿的打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唐建议说：撒访华公报的措辞需要认真斟酌，可以写明双方各自的观点，但表示双方都愿意寻求共同点，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保持香港的繁荣。
不久，我开始就香港主权回归问题与英国方面进行具体接触。7月24日，我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就香港问题进行讨论。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提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我据理说明：主权和管理权是不可分的，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理权。双方争论了两三个小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尤德和麦理浩几乎同时说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一致怎么办？！”
我看着眼前的这两位英国绅士，陷入深思。在英国政府人士中，仍然沿袭着“炮舰外交”的衣钵，力图维持其既得利益。他们在外交上极其精明老练，同时又保持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绅士风度”，既能长时间与你争论，也能在一旦无法坚持的时候，善于寻找妥协的台阶。
于是，我轻轻地一笑，回答说：“这也很好办。你们不是出兵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不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海里，沿途有许多可以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 你们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试一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尤德和麦理浩一下子都愣了，稍一回过神来，几乎异口同声地赶忙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是不行的，对中国只能谈判。”
中、英首脑首次会谈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来中国北京访问。
9月24日上午，撒切尔来到人民大会堂。她雍容华贵，笑容可掬，在新疆厅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交谈片刻，然后被引导向福建厅走去。快到门前时，厅门大开，邓小平迎了出来。宾主双方落座 。邓小平胸有成竹，安然半靠在沙发上。撒切尔夫人两手平放膝上，面含微笑，端庄凝重。中方在座人员有黄华外长和我，英方参加谈判的有尤德、巴特勒和柯利达大使。
此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议决1997年必须收回香港，邓小平最后一锤定音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宾主一阵寒暄，对四川菜、广东菜和苏州菜的口味进行了一番比较。会谈初，气氛平和、融洽。
撒切尔夫人外号“铁娘子”，外国报纸称“她是资产阶级一名凶猛、狂热的斗士，她像一只铁蝴蝶到处飞舞”，说她坚持的是“鲜明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而邓小平，则是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的“钢铁公司”。很快，双方就为解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两个人谈笑风生，却挟电闪雷鸣；轻言漫语，无不字字千斤！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然又处处峰回路转，暗含转机。
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会谈原定一个半小时，结果比原定时间延长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传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中国政府为谋求政治解决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以后谈判奠定了基础。
事出偶然，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不慎绊倒。
当天下午， 我和夫人陪撒切尔夫人浏览了颐和园。撒切尔夫人还即兴参观了海淀农贸市场，兴致勃勃地买了一袋葡萄。虽然上午的会谈气氛紧张，但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却很放松。
离开北京前，撒切尔夫人回答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仍坚持说：“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英国将依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9月27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她的立场。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
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当天下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举行了抗议游行。香港许多报纸，包括一些英文报刊，以及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英国坚持“发了黄的条约”，拥护邓小平代表的中华民族发出的强有力的正义的声音：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不能讨论、不容讨论的！
离任回国 重申回归
1983年2月，我的任期将满，将要离任回国。我借各种饯别、辞别酒会等机会，向更多的人阐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主张，推动中英谈判。
我在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地华侨、华人的邀请，参加他们为我举办的饯别酒会时，反复说明中国政府的主张。华侨们为祖国日益强盛，洗雪国耻有日而举杯欢呼，坚决拥护祖国的正义主张。
2月6日，我举行酒会，一方面向英国华侨和文化界祝贺春节，一方面向他们告别。当地和香港的报纸纷纷详细报道，香港《星岛日报》从伦敦发出专讯，大字标题写道：“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三不变’、‘两原则’将维持繁荣安定。”文中报道说：“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但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日也不能延长。”
3月7日，我设酒会向英国官员和各国驻英使节告别，英国财政大臣豪尔夫妇、教育大臣约瑟夫夫妇、贸易国务大臣里斯夫妇、国防参谋长百拉摩尔夫妇、外交国务大臣鲍斯特、外交国务大臣许德夫妇、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夫妇、皇家典礼官理查士夫妇、工党副领袖希利夫妇和前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等100多宾客来到中国大使馆，我在同他们交谈中，一再阐明中国政府坚持中英友好谈判解决问题的立场和诚意。
3月8日，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在官邸设宴为我饯行，参与作陪的有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港督尤德爵士、前港督麦理浩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坎特伯雷大主教尼尔逊勋爵、鲁因元帅、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德霍加斯、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托诺夫顿爵士、登诺普公司董事长金宝·费里沙、英国宇航公司董事长皮雅士爵士、皇家学会会长卡臣爵士、保守党议员阿坚斯、贸易部次官高利、外交部助理次官当奴、《泰晤士报》主笔察夏里斯等，我和他们坦诚交谈，争取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的坚定立场和所采取的照顾英方的灵活、务实的方针和政策。
16日，我去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告别，再度重申中英友好的愿望。
在北京，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定而明确的立场，中国政府合理合情的主张，使英方看清了中国不可动摇的决心。1983年3月3日，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来信，表示对中国的主权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自己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提交议会重新讨论。从此，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出现转机。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历史按照其应有的逻辑继续发展，跌宕起伏，直到1997年6月30日午夜的回归庆典。